大唐安国寺

　　大唐安国寺 史　夫
　　大唐王朝的文功武治为后人称颂不已，而佛教的鼎盛又给它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就建寺度僧来说，隋代已煌然可观，唐朝则有过之而无不及。长安的皇亲贵戚于诸坊舍宅捐地，建寺请僧，祈为功德。宋人宋敏求撰《长安志》所载的京城功德寺有53所，唐立32所。景云元年(710)，唐睿宗李旦将朱雀街东占长乐坊大半的宅邸舍立为安国寺，因他与太平公主诛权臣张宗昌兄弟有功，受封安国相王，故名安国；经数次营建，山池花木相映成趣，别院屋舍回环相连，殿堂楼阁庞然耸立于皇城以东，人称大安国寺。其中的大方丈、律疏院、红楼院、楞伽院因名僧居住，与皇室往来，遐尔闻名。 律疏院一味和合 　　唐睿宗年少时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王室屡有变故，帝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旧唐书》卷7)其柔弱性情与佛学一触即合。安国寺是皇家官寺，大德时至，有律学名僧崇业，挺拔刚毅，延请至安国寺，并于承明殿为唐睿宗授菩萨戒。藏用律师研习律文，循其奥妙，唐德宗时，于安国寺开讲律法，僧俗敬重，后应诏充临坛首席，广度弟子。《四分律》在北方大兴，京城律学因传承不一，渐起争执，终至出现“新佥定律疏”之盛举。
　　佛陀为修行者随缘制戒，戒律为出家众生活规范之禁戒，戒与律本有区别，后渐不分，律为调伏灭除诸恶之意；佛教传入中华，律典翻译及注疏传播日夕不断，至隋唐而复兴。《四分律》藉道宣、法砺、怀素、昙一等的弘扬，南山律、相部律、东塔律各守其疏文以解释戒体。法砺(569--635)讲说四分律，慨叹律文广博，遂折衷古师之说，依据《成实论》，唱戒体非色非心，兼具定慧二学，与慧休合撰《四分律疏》，其说盛行于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法砺再传弟子怀素(625—698)习其疏而觉未至尽善，即据新译《婆沙论》、《俱舍论》，于永淳元年(682)著成《四分律开宗记》(20卷)，细纠旧疏之失误，而成一家之新疏，又称新章，其传承一派称东塔宗。长安崇福寺西塔律师满意弟子定宾扶法砺旧义，破怀素新说，撰成《破迷执记》(1卷)及《四分律疏饰宗记》(20卷)，详解法砺旧疏。满意再传弟子昙一(692--771)开元初西游长安，于安国寺从印度沙门受菩萨戒，学通内外典，汇合律学三宗，撰《四分律发正义记》(10卷)，以破斥道宣所立南山律义。
　　至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新旧两疏学者众多，交诤不已，加之相国元载重怀素之律学，于是诏命安国寺、西明寺、崇福寺、荐福寺、天长寺、净住寺、章信寺、保寿寺三派律学大德十四人齐集安国寺律疏院“佥定律疏”，“一切僧俗，辄不得人”(《宋高僧传》卷15)；众推如净为宗主，与慧彻笔削润色，圆照笔受正字，宝意纂文，崇敬、道邃、超证、希照等证义。修疏期间，官府供给斋食、纸墨，以定夺新旧两疏是非，使诸宗水乳无乖，一味和合，定行一家。建中元年(780)，《新佥定四分律疏》完成，而原有两疏从学者所好，仍许流行；唐王朝护持佛教信仰之宽容精神于此可见一斑，大唐安国寺因此盛举而名垂史册。 红楼院主诗名盛 　　大唐帝国遭受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后，长安的官民渐又恢复往日的安逸。安国寺先后入住多位皇家征召的名僧子邻、真乘、广宣等，也称供奉僧。唐肃宗时，子邻人皇宫内殿，赐紫方袍，以充供奉；贞元年间，真乘炫赫京城，唐德宗李适屡访安国寺，向其请益。广宣之后有会稽好直博通百经律论，为江左名僧，唐文宗开成初年，游访长安，被内侍官留居于安国寺大方丈，倍受钦重。
　　广宣俗姓廖，来自蜀中，博学多才，尤擅诗文，住红楼院。元和时期(806—820)京城的诗人多来游访，乔木修竹，春花秋雨，吟诸涛篇，形神兼备地绘出广宣上人的好诗与为人。李益年过半百，方做起了京官，寂寥深秋，前去拜会上人。踏进红楼险，却不见广宣：柿叶翻红霜景秋，碧天如水倚红楼。隔窗爱竹无人问，遣向邻房觅户钩。(《诣红楼院寻广宣不遇留题》)院中美景正等着诗人来观赏呢!另一首《赠宣大师》道出了他们交谊之深厚：一国沙弥独解诗，人人道胜惠休师。先皇诏下征还日，今上龙飞人内时。看月忆来松寺宿，寻花思作杏溪期。因论佛地求心地，只说常吟是住持。
　　逍遥自在，结交名流的广宣一心要吟出佳作来，他去文名大噪的韩愈府上请益，使得这位汲汲于功名的官人也来安国寺“探秘”，无意间流露出他的心声：三百六旬长扰扰，不冲风雨即尘埃。久惭朝士无裨补，空愧高僧数往来。学道穷年何所得，吟诗竟日未能会。天寒古寺游人少，红叶窗前有几堆。(《广宣上人频见过》)他是无法了知高僧的心地了。
　　广宣身在尘世，触目朝野，诗兴非止一端，京中开科取士，他作诗祝贺，朝中大员王涯答谢：“龙门变化人皆望，莺谷飞鸣自有时。独喜至公谁是证，弥天上人与新诗。”(《广宣上人以诗贺放榜和谢》)京城高僧多矣，诗名传于公卿间者只有广宣上人。他的弟弟也是佛子，人称定法师，来长安与兄长游览名胜，交往名流，将要返归蜀中时，著名诗人杨巨源赠诗…首：“风城初日照红楼，禁寺公卿识惠休。诗引棣花沾一雨，经分贝叶向双流。孤猿学定前山夕，远雁伤离几地秋。空性碧云无处所，约公曾许剡溪游。”(《送定法师归蜀，法师即红楼院供奉广宣上人兄弟》)和李益一样，杨巨源把广宣视为南朝刘宋时颇富文才的名僧惠休，敬慕其人格，又赞叹其诗才。“诗豪”刘禹锡因“永贞革新”贬官朗州，时常思念京中故交，释子慧则将北上长安，言别之日，诗人托他以诗呈献“休公”广宣上人：“一锡言归九城路，三衣曾拂万年枝。休公久别若相问，楚客逢秋心更悲。”昔日的至交相隔千里，内心的痛苦可以想见……
　　岁月荏苒，世事无常。广宣诗集《红楼集》中的一些诗篇流失于人间沧桑里，我们仍可藉他的十多首应制诗直观地与他对话，领悟其高格诗韵。且看《安国寺随驾幸兴唐观应制》： 　　东林何殿是西邻，禅客垣墙接羽人。万乘游仙宗有道，三车引路本无尘。
　　初传宝诀长生术，已证金刚不坏身。两地尽修天上事，共瞻銮驾重来巡。
　　(《全唐诗》卷822)
　　好在诗人们已把他的盛名与品格留在了大唐的文明史里，我们不会以白居易的诗为过誉：“上人处世界，清净何所似。似彼白莲花，在水不著水。性真悟泡幻，行洁离尘滓。”(《赠别广宣上人》)在许多皇家的寺院名僧辈出，广宜独以诗名，正是时代造就他成了一位释家诗人。 如宾友常承顾问 　　安国寺于元和初年经权臣吐突承璀主持扩建后，既成上至皇帝，下至僧俗出入的长安大寺，皇家委派官吏如两街功德使与名僧担任的左右街僧录共同参与释门事务处理，皇宫中不时设立供僧人讲论经义，修行起居的内道场，皇帝与名僧往来更为密切，僧事、家事、天下事皆为话题，其中的利弊得失可为后人鉴诫。
　　唐玄宗时，曾遇玄奘法师于金梭岭而出家的西域利涉，机警过人，于安国寺讲《华严经》，四众赴堂，迟则无容膝之地。大理评事官韦玎见利涉讲筵施与币帛堆积，即生贪利之心，进言释道二教蠹害国政，玄宗诏三教各选百人齐集内殿辩论胜负，利涉与韦玎往复辩难，以“韦”谐“为”说偈曰：“我之佛法是无为，何故今朝得有为?无韦始得三数载，不知此复是何韦?”唐玄宗因韦玎轻蔑二教，将其贬为象州百姓，京城以利涉为最善谈讲者。名僧良贲(716—777)俗姓郭，河中虞乡人，外通坟典，内善经论，唐代宗李豫请为菩萨戒师，并于大明宫南桃园为其新译的《仁王护国经》修疏笔削；良贲学问高深，辞笔富赡，累朝应皇帝之命，供奉诗文；他在安国寺的讲筵官供不匮，数年之内，学者如林。
　　与皇帝亲密无间者当属端甫(769—836)，俗姓赵，天水人，高颡深目，大颐方口，超迈不凡，于安国寺受具足戒，习唯识等经论，勇智宏辩，无敌于当时。唐德宗时出入禁中，与儒道辩论，赐紫方袍；诏侍皇太子于东朝，唐顺宗李肃仰慕其风，同时卧起，恩礼特隆。唐宪宗李纯每到安国寺，与端甫相处如宾友，“常承顾问，注纳偏厚，……甫迎合上旨，皆契真乘。”(《宋高僧传》卷6)所得供施用于崇饰殿宇，而方丈单床，静虑自得，贵族工商，并来瞻仰。享有盛名的端甫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十余年；以为净众师范，他以佛门领袖与当时的皇权巧相为用，正显示佛教已具有相当的统一性与自主性。稍后的僧彻，曾从悟达国师问学，博恰似良贲，充左右街应制，值皇家诞辰，升麟德殿讲谈经论；唐懿宗于八斋日亲颂赞呗，僧彻升台朗咏；检校福寿寺缮写的大藏经及雕印的佛像，帝赐号“净光大师”。公元880年隆冬，黄巢起义军攻破潼关，逼近长安；不理政事，尤擅斗鸡、击球的唐僖宗于唐王朝分崩离析之际，由少数亲近护从，一路风尘，西逃蜀中成都，僧彻与长安道门领袖杜光庭即随行其中。他向悟达国师备述路途困苦，和杜光庭一样，居留蜀中，再也回不到大唐安国寺了。
　　安国寺正是唐代佛教兴衰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