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二十世纪初“佛教振兴运动”中的唯识宗地位

越南二十世纪初“佛教振兴运动”中的唯识宗地位
　　阮才书
　　玄奘(602—664)是世界著名佛学家，译经家，唯识宗创始人。他在东方各国包括越南在内的传播和发展佛教事业中有很大的贡献。他逝世1335周年之际，研究与他有关的唯识宗在越南二十世纪初里的地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一、“唯识宗”传播到越南之前的越南佛教情况
　　越南位于印度和中国航海线上的中间位置。公元一世纪，印度商人和传播佛教家来到中国中原以前要经过越南。有一些印度和尚在越南停留和传教一段时间，然后才到中国内地去。那个时候越南的佛教是有浓厚的印度佛教色彩。
　　可是在北属后一个阶段的越南佛教却是从中国来的，它带有浓厚的中国佛教色彩。这个时候中国的两个禅宗流派南下到越南国土来，并在这个领土上生根落实。六世纪传来的一个叫“毗尼多流支禅派”，九世纪传来的一个叫“无言通禅派”。这两个禅派在独立的越南国内一直延续到十三世纪初才被停止。十三世纪在越南出现的一部越南佛典，叫《禅苑集英》，对这两个禅派都有系统的记载。接着在十三世纪中叶，在越南国由陈仁宗皇帝创立的“竹林安子禅派”也形成了。禅宗在越南佛教史中有明显的地位。
　　除了禅宗以外，中国的其他佛教派也影响到越南来。其中影响大的有净土宗和密宗。净土宗的书籍，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往生论》等密宗书籍，有《大日经》《金刚经》，《苏悉地经》等，经常受到越南佛学和信徒念颂修行。这两个佛教派别对越南佛教徒的影响也不小。
　　在历史中的越南人对各教派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知识阶层一般是崇拜禅宗，平民崇信净土宗和密宗。深奥的、片面的禅理论不符合群众的要求。甚至知识阶层中的佛学者也受到净土宗和密宗思想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有净土宗和密宗派因素。因此，可以说，禅，净，密结合的现象是越南佛教思想史中的特征。
　　二十世纪以前越南人还不大了解“唯识宗”，还不知道玄奘和窥基对唯识宗经论的注疏工作，人们只知道明代吴承恩所创作的《西游记》小说中的唐僧人物。除了这些以外只有知识渊博的人才会读到关于玄奘赴印求法所编成的《大唐西域》书，对玄奘和了解只限于此，人们对他抱钦佩的态度，可是对他的思想还没有通晓。
　　有这些现象也许由于中国隋唐时期已经成立的一些佛教宗派，如夭台、华严、禅宗等宗派都是主张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得到人们的欢迎和信念而玄奘一系的唯识宗却有不能成佛的五种性说，与上边这些宗派思想背道而驰。这样的思想不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使得后来人家一步一步地把唯识宗忘掉了。从宋代以后，在中国的佛教宗派中，“唯识宗”是没有存在的余地。唐末宋初传到越南的中国佛教也不可能有“唯识宗”的思想。
　　二、二十世纪初在越南“佛教振兴运动”中，“唯识宗”有传播的机会
　　二十世纪初在法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越南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大变化。在政治上，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各个抗法的爱国运动，在经济上，法国殖民者加强对人民的剥夺使越南人日益对统治者的憎恨，在文化上，法国有意识地进行奴役教育政策，可是另一方面，法国和西方的科学知识也有传到越南来的机会。在这样新的情况下，越南的各个传统思想都受到新的考验。
　　二十世纪初，西方的启蒙运动思想，日本的维新思想，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思想通过汉字书籍和报纸传到越南来，这些思想给当时有儒学学问的越南士大夫带来新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生观。在他们中形成了“东游”，“东京义塾”，“维新”等爱国运动。这些运动给传统思想、传统宗教提出了更新的要求。
　　可是当时的越南传统佛教已经落到衰颓的地步。大部分和尚，居士不晓得佛教经典书籍中的思想，他们变成了寻常的迷信者，只会给佛子们作求鉴、跳神等。众生到佛寺里去也是为了求利、祈幸，别的是不管的。这样的佛教哪能应答得上时局的要求。
　　人们对佛教普遍抱不满的态度。他们纷纷地和佛教分手并去参加别的宗教，或者在他们的一部分人中出现了成立新宗教的意图。在这样情况下，在越南圻的区域上，从1925年底到1926年初期间，从群众中来了一个本地宗教，名字叫“高台教”(还叫“大道三期普渡教”)。该教大声向大家宣称“传统宗教已经腐朽了，高台教出现是为大家谋福”。一些原来是佛教信徒离开佛教去参加高台教。佛教由此碰到极大的危机，不得不在组织上、思想上来一个大转变。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佛教复兴运动不断地影响到越南，给有知识的越南佛教人士带来新的兴趣，新的改革动力。因此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里在越报纸上登载一些关于佛教要改革的消息，例如在“法属印度支那时报”上登载了几十篇关于“佛教略考”的文章。有人提出来“整顿国内的佛教”的责任。不过法帝国主义者和本国封建者不允许这个愿望的实现。他们害怕宗教改革会转变成爱国运动的倾向。到三十年代情况有转变。在越南领土上出现了“佛教振兴运动”。全国各地都有佛教研究会，各圻都有自己的佛教杂志。南圻有《唯心》《慈悲音》等杂志，中圻有《圆音》杂志，北圻有《慧火》杂志，担当宣传佛教改革运动的任务是佛教阶层的新一辈。他们是医生、教员、政府工作人员等。他们有新的科学知识，新的社会思想。他们会念汉文、法文，有的还会念英文。通过他们的努力越南佛教有新的发展。中国佛教复兴运动是当时越南佛教振兴运动的榜样，《海潮音》杂志上的一些重要文章被译成越文，太虚法师、章太炎、陈维东、蒋维乔等著名佛学者的一些重要文章也被译成越文，印成越文书报，广泛发行。同时“唯识学派”，《唯识二十论》经典著作以及玄奘等人对它们的注疏得到翻译并印行。在这个时候，玄奘的著作、玄奘的思想才会在越南读者中得到足够的认识。由此他的思想以及他对佛教发展事业中的贡献才得到高度的评价。玄奘这样的高僧和佛学者在越南爱好佛教的人们中获得超过任何外国和尚的威望。
　　三、“佛教振兴运动”中的理论问题以及“唯识宗”在这些理论中的地位
　　和过去任何时期对佛教的研究相对比，佛教振兴运动时期的研究有下面的特征：研究佛教不单纯是从书籍上着手而是在科学的成就和社会实践新情形的基础上来进行的，在这里可以举出几个例子。《圆音》杂志第14期的一个作者说“佛教要有坚强的道理，只有这样才能使科学复醒”。黎庆和尚在《唯心杂志》第8期(1936年8月)上说：“按照理学的性质，佛法就是科学，科学就是佛法；科学是“相”佛法是性，科学是“用”，佛法是体，科学是“形式”，佛法是“精神”。在《慧火杂志》上，每期都有人证明佛教是科学不是迷信，是先进不是保守，是救世不是厌世。正因为结合佛教与科学来研究所以发生许多要争论的问题。
　　这就是佛教是有神论还是无神论的学说?有没有不死的灵魂?有没能夭堂、净土国、西方极乐?有没有外介?唯识论是什么等问题?当然对上面的问题没有同样的回答。由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有不同的解释。可是总的研究方向是有两种。一种是依靠原始佛教原理来解答，另一种是依靠“唯识宗”理论来说明。
　　依靠原始佛教原理来解释也就是要回到因缘说里来，这样就承认没有创世界神，没有实相的外界，没有灵魂等观念。这个研究倾向虽然把迷信从佛学进程中排除出去，可是它仍然还是旧的观点的旧的修炼方法。
　　依靠“万法唯识”观点来解释世界的倾向，虽然在世界佛教思想史上是没有什么新鲜的事，可是对当时越南环境中又是一个第一次出现的事。因此经了解唯识理论不得不通过玄奘和窥基对这一宗派材料的注解。
　　这两位大师的一部分作品当时得到的翻译并在报纸上进行宣传。
　　用“唯识宗”的观点来解释事物和现象的方法，虽然有深入事物本质的优点，可是也不能超过历史中所碰到的难题，这就是物与心的关系问题和苦与解苦的关系问题。
　　对物与心的关系问题，参加讨论的一部分人的立场是有变化的，起初主张“万法唯心”，后来又主张“万法唯识”。“万法唯识”主张虽然比“万法唯心”主张是一个进一步的看法，可是事物还是事物，不由人的认识如何而能取消事物的存在，另外“唯识宗”的识中的末那识和阿赖耶识是极其抽象的很难形容的东西。正因为如此而在佛学者中有一部分人(如善照和尚)从唯识主义变到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这是当时佛教振兴运动中不能否认的一个发展方向。
　　对苦与救苦的关系信奉唯识主义的人，在承认人生苦的基础上，他们强调救苦的责任，强调佛理中慈悲，济世的任务。他们把佛教变成入世的宗教。有人说解脱的道路是在涅〖FJF〗?〖FJ〗境界上，可是也有人否认涅〖FJF〗?〖FJ〗境界的存在。后人认要注意到人间中的痛苦，并在尘世中寻找脱苦的出路。这是当时佛教振兴运动中的另一个结果。
　　二十世纪初越南“佛教振兴运动”所获得的理论结果是越南佛教思想史中的一个大进步。这些表现在两方面，属于理论方面就是内容丰富，论证严密，属于信仰方面就是有又相信教理中的信条，又相信人的主观能力的状况。这些情况的来源不能不考虑到“唯识学派”注解者的功劳，在这里是玄奘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