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元四明六志看宋代佛教在明州的流传、变迁及其特点

从宋元四明六志看宋代佛教在明州的流传、变迁及其特点
　　许序雅 庄圆
　　内容提要：本文试从宋元四明六志入手，结合相关的史料来简单地论述两宋时期明州地区佛教的流传、变迁及其特点。北宋时期，明州新建的寺院中，教院和律院的数量明显多于禅院，天台宗、净土宗和律宗比较盛行，尤以天台宗为盛。但天台宗也出现了分裂，出现了山家和山外的分化。南宋时期，明州的禅宗极为兴盛，尤以临济和曹洞两宗为盛。佛教在宋代明州流传的特点，一是本土化、世俗化的进程加快，二是寺庙改制频繁，三是高僧辈出，著述弘富。
　　关 键 词：宋元四明六志；宋代；明州；佛教
　　作者许序雅, ，1958年生，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庄圆，1984年生，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学生。
　　所谓宋元四明六志，是对现存六部宋元时期明州方志的总称，具体是指宋代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12卷），胡矩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20卷），吴潜修、梅应发、刘锡纂《开庆四明续志》（12卷）；元代冯福京修、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7卷）、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20卷）和王元恭修、徐亮纂《至正四明续志》（12卷）。宋元四明六志蕴涵了丰富的有关两宋时期佛教在明州流传、变迁等方面的史料。本文试从宋元四明六志入手，结合相关的材料来论述两宋时期佛教在明州地区的流传、变迁及其特点。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 北宋时期佛教在明州的传承
　　“明之为州,实越之东部,观舆地图,则僻在一隅,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①明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对外交往通道和贸易港口。民国《鄞县通志》记佛教沿革云：“鄞为浙东一大都会，西南近接天台，东北遥控补陀，故唐宋二代，鄞之城乡，淄流猥集，梵宇林立，且五代以后，台宗衰于台而盛于明，故明蔚为全国大丛林之一。”②由此可见，明州成为佛教流传的胜地绝非偶然。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地，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③明州亦是如此。唐代，日本、高丽等国僧人或随遣唐使、或随商舶，朝礼求法至天童、育王山，或转道天台山，明州佛教勃兴。其间，一批后来颇负盛名的寺院纷纷建立。如东津禅院，后为七塔寺，唐大中十二年（858年）曾任官明州的任景求舍宅建寺，请天童寺僧心镜禅师居之；瀑布观音院，后为雪窦山资圣寺，唐会昌元年（841年）建，大中十四年（860年）毁于兵，咸通八年（867年）张昱重建；国宁寺，后为天宁寺，唐大中五年（851年）建。这些寺院的建立为后来宋代佛教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北宋佛教的流传及明州新建寺院之统计
　　入宋以后，北宋王朝对佛教基本上采取扶植的态度。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诸王府侍讲孙奭转“对请减修寺度僧”。真宗曰：“（僧）道二门，有助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誉。假使僧道辈时有不检，安可即废也。”①可见，真宗对佛教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宋会要辑稿》保存了北宋中期以前一份完整的僧尼人数清单，择其相关内容于下：
　　国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十人，岁度二人。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至天禧五年（1021年），僧三十九万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万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两浙二千二百二十人。景佑元年（1034年），僧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万八千四十二人。庆历二年（1042年），僧三十四万八千一百八人，尼四万八千四百一十七人。熙宁元年（1068年），僧二十二万七百六十一人，尼三万四千三十七人。（熙宁）十年（1077年），僧二十万二千八百七十二人，尼二万九千六百九十二人。②
　　从北宋建国之初到天禧五年，是佛教势力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僧尼人数激增，唯疑“两浙（僧尼）二千二百二十人”之数有误，待考。
　　宋初，明州佛教更盛，一大批禅院、教院和律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寺院分为禅院、教院和律院。禅院，主要禅宗寺院。教院则是天台宗、净土宗诸宗寺院的总称，不同的教院之间又有着细微的差别和分歧。律院，基本上是律宗寺院。
　　据统计，北宋时期明州新建寺院共46座，其中禅院9座，教院20座，律院17座，具体分布如下：
　　明州州治（2座）：
　　教院：宝云寺
　　律院：广福水陆院③
　　鄞县（20座）：
　　禅院：普净院，白云延祥院，报忠福善院
　　教院：布金院，邓桥广福院，慧灯院，福圣院，清修院，普照院，辩利院
　　律院：法云院，多福院，资圣院，禅寂院，能仁院，崇法院，天寿院，国宁寺，净众院，多宝院④
　　奉化县（6座）：
　　禅院：九峰山灵鹫院
　　教院：禅悦院，法昌院
　　律院：广法院，告成院，广济院①
　　慈溪县（6座）：
　　教院：宝岩院，普济院，白岩院，妙应院
　　律院：华严院，妙峰院②
　　定海县（3座）：
　　教院：观音院，妙应院
　　律院：崇法院③
　　昌国县（3座）：
　　禅院：万寿院，回峰院
　　律院：潭石广福院④
　　象山县（6座）：
　　禅院：太平广福寺，护境广福院，灵岩广福院
　　教院：宝梵院，玉泉广福院
　　律院：瑞龙广福院⑤
　　上述各寺院分布见下表：
　　州治
　　鄞县
　　奉化
　　慈溪
　　定海
　　昌国
　　象山
　　合计
　　禅院
　　0
　　3
　　1
　　0
　　0
　　2
　　3
　　9
　　教院
　　1
　　9
　　2
　　4
　　2
　　0
　　2
　　20
　　律院
　　1
　　8
　　3
　　2
　　1
　　1
　　1
　　17
　　从表中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明州新建的寺院中，教院和律院的数量明显多于禅院，禅宗在明州并不具备独尊的地位，反倒是天台宗、净土宗和律宗在明州得以深入人心。因为，占绝对优势的明州教院基本上是以弘扬天台宗和净土宗教义为主的。
　　2.天台宗在明州的传播
　　“天台宗的兴起，可以说是江南佛教最辉煌的一页。天台之学，固可视为一全国意义上的佛教学派，然其仍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无论从其产生背景还是就其影响而言。”⑥入宋以后，“天台之学，独盛于四明”。⑦甚至一些禅宗、律宗的高僧也信奉天台宗。如鄞县慈福院（禅院）：
　　院有全师者，年六十余，日诵《妙法莲华经》，三十年如一日。以部计之，万五千矣。世目之为全，“法华清照禅师”臻公。黄山谷一诗云：“摄意持经尽劫灰，人家处处妙莲开。他时诵满三万部，却觅曹溪一句来。”①
　　曹溪（今广东韶关市南）由于六祖慧能在此弘教传禅，所以成为禅宗南宗的代称。全师以禅师的身份，诵《法华经》“三十余年如一日”，可谓精诚所至，同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北宋时期明州佛教台禅合一的倾向。
　　北宋时期，真正中兴天台宗法脉的是十七祖四明知礼（960—1028年）。“天台智者之学，礼为中兴焉。”②知礼十五岁“祝发为僧”，从“自三韩（今朝鲜）来，振誉中国”③的宝云义通传天台学。知礼在其门下，“居三年，辄讲席”，④继承了天台宗的衣钵。由于道行高深，天禧元年（1017年），朝廷又“赐紫衣，寻又赐法智大师”，⑤可谓恩宠有加。
　　但是，北宋时期，天台宗也出现了分裂。知礼在世时，围绕着智者大师《金光明玄义》广本的真伪，天台宗出现了山家和山外的分化。所谓山家是指四明知礼一系，力救广本为真。山外则指慈光晤恩一系，直斥广本为伪。
　　山家、山外的分裂虽然不利于天台宗内部的团结，但知礼中兴天台宗，并使之在明州得以发扬光大，其功仍不可没。
　　距知礼稍后的明州天台宗大师还有僧本如。史载：
　　本如，句章人。初学与法智（知礼），问经五义。法智曰：“如能为吾掌事三年，当语焉。”事毕，又请。法智喝之曰：“本如如。”遂有悟，为颂曰：“处处逢头路，路路是故乡。本来现成事，何必再思量。”法智肯之。请说教论，从者如归。⑥
　　从“请说教论，从者如归”一语，可知本如继承知礼的教法，使天台宗广播于四明大地。知礼“为吾掌事三年”以及棒喝本如的态度，颇有禅家的风范。尤其是本如顿悟之后写下的偈语，与当年禅宗六祖慧能在黄梅弘忍处与神秀呈偈比试时一挥而就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⑦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是观之，北宋时期，天台宗虽独盛于四明，唯台禅渐有融合的趋势已是不争的事实。
　　3.其他宗派在明州的传播
　　北宋时期，佛教其他宗派在明州的传播尽管没有天台宗那样声势浩大，但仍然各具特色。
　　禅宗自慧能后，真正得到发展的是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五代时，南岳一系分为沩仰宗和临济宗，青原一系分为云门、曹洞和法眼三家。北宋初，临济宗又为成两小派：黄龙宗和杨歧宗。以上统称五家七宗。北宋，明州新建的禅院尽管只有9座，但其基数十分庞大。据统计，仅鄞县一地，就有禅院22座。⑧其中著名的有阿育王山广利寺（阿育王寺）、天童山景德寺（天童寺）、大梅山护圣寺、报忠福善寺等。阿育王山广利寺主持怀琏（1009—1090年）传云门宗。“大觉禅师怀琏居之，法席鼎盛，名闻天下。”①至于雪窦，雪窦山资圣寺智觉禅师（904—975年）传清凉文益的法眼宗。“禅学由雪窦显而言辞振宏，智觉以妙密微旨，穷极践履，为洞下传学者难继之。”②吴越钱氏崇信佛法，智觉禅师“妙以觉应身，为其师范”。著《宗镜录》一百卷，“禅经律论与世间文字圆融和会，集佛大成”。③其后，得香林澄远（？—987年）一系再传的重显（980—1052年）主持雪窦，“驸马都尉和文李公表，锡紫方袍。侍中贾公又奏，加明觉之号”。④著有《洞庭语录》、《雪窦开堂录》等凡七集，重振云门宗，也加大了云门宗在明州的传播力度。
　　又有天童普交禅师（1048—1124年），亦是声名显赫。史称：
　　黄龙南禅师受法于慈明，传临济正法眼藏，丛席之盛，冠绝诸方。……又再传而天童（普）交禅师得之。颖川了翁赞之曰：“拶破黄龙第四关，世人犹问生缘法。”⑤
　　从中可知普交是秉承临济宗黄龙一支的法嗣，由了翁的赞誉也不难想见临济宗黄龙派在当时的兴盛。禅宗五家除沩仰入宋之初就已势微外，其他如临济、云门、法眼在明州都有传人，而曹洞宗则晚在南宋时期才得以在四明振兴。
　　“宋代一般佛教徒着重实践的倾向甚为显著，故禅净两宗最为流行。”⑥净土宗因其借他力和易行道两大特点，在民间的影响至深至广。“从广义上讲中国的净土法门包括阿弥陀净土和弥勒净土，前者的目标的西方极乐世界，后者的是兜率天国。更广义的还可把观世音崇拜包括在内。”⑦阿弥陀信仰、弥勒信仰以及观世音崇拜，在北宋时期明州的流传可以说都已经具备深厚的土壤。有学者认为，“（隋唐时期）在江南，净土法门的存在主要表现在与天台宗的结合上。”⑧ 从北宋的情况来看，明州的净土宗的传播依然如是，而且两者结合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如：
　　元丰中（1078—1085年），（知）礼曾孙中立世其教。比邱介然来，依道场修净土之法。募缘结屋六十余间，中建宝阁，立丈六弥陀之身，夹以观音、势至环，为十有六室。⑨
　　高僧介然“从明智中立师，居南湖，通观止”，可知其为天台宗高僧。而弥陀、观音和势至基本上都是净土宗所尊奉的对象。介然燃指建十六观，与其徒相誓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⑩以上这些都表明净土法门籍天台宗而得以振显，同样也反映出天台宗对净土法门的重视。
　　弥勒信仰在明州主要集中于奉化岳林寺。梁贞明二年（916年），布袋和尚契此于岳林寺东廊坐逝。留有偈曰：“弥勒真弥勒，化身百千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①时人认为契此是弥勒化身，于是加以供奉，故明州弥勒信仰也开始盛行。
　　至于观世音崇拜，当以昌国县的普陀山为著。
　　唐大中间（849—859年），有西域僧燔尽十指，顶礼洞前，亲感菩萨现大人相为说法，授以七色宝石，神通变化已显于此。厥后，日本国僧慧谔自五台山得瑞相，欲返故国。再抵新螺礁不为动。谔祷之曰：“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 ，当从所向建立精蓝。”有顷，舟行，竟泊于潮音洞下。有居民张氏，目睹斯异，及舍所居双峰山卓庵奉之，俗呼为“不肯去观音院”。郡闻，遣宾客迎其像置城中，为民求大吉祥。②
　　以此观之，明州的观世音崇拜自唐中期以来就已经是根深蒂固。在宋代则更是融入社会底层，为一般的民众所信受奉行。
　　二. 南宋时期佛教在明州的流传及其对外交流
　　宋室南渡以后，政府益加注意对佛教的控制。高宗时（1127—1162年），停止额外的度僧，以此希望僧侣数量能够自然减少。
　　（绍兴）十三年（1143年）六月八日……朕观昔人有恶释氏（佛教）者，欲非毁其教，灭绝其徒；有喜释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献言之人有欲多卖度牒以资国用者,朕以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过一二百千。而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其所失岂一度牒之利?若住拨放(度牒),十数年之后,其徒当自少矣。③
　　高宗皇帝认识到驱农为僧不利于国家的统治，故而试图通过停止拨放度牒以期僧数的自然减少。但他不得不承认“奚佛法自东汉明帝时流入中国，前代以来非不禁绝，然终不可废也”，④加上江南地区的佛教原先的基础就比较深厚，因此佛教在江浙一带一直兴盛至宋末。
　　南宋时佛教盛极，朱熹曾言：“今老佛之宫遍蒲（布）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⑤以明州观之，此时佛教的传播则又别是一番天地。
　　1．禅宗在明州的流变
　　南宋时期，江南禅风兴盛。宋元之际的郑思肖追述此前江南禅宗之盛云：
　　向者径山、灵隐、天童、净慈、育王、中竺、雪窦、蒋山、道场、能仁、东林、仰山、黄龙、开先、百丈、双林、鼓山、沩山、石霜、西禅、保宁、剌山、金龙、焦山、何山、夹山、福严、圆通、江心、大慈、华藏，名山百余，皆为法窟。大刹禅单近千数，小刹禅单亦不少。①
　　在这百余名山古刹中，明州的天童、育王、雪窦即占其三，四明盛禅由此可见一斑。
　　嘉定中（1208—1224年），南宋朝廷为了建立寺院的等级体系以便官府的控制，确定了禅院“五山十刹”。其中，阿育王寺（时称广利寺）、天童寺（时称景德寺）列为五山之第二和第三，雪窦资圣寺列为十刹之第五。②阿育王、天童、雪窦诸寺的地位从此牢不可破，禅宗在明州的传播更是如日中天。
　　阿育王寺的大慧禅师宗杲（1089—1163年）传临济杨歧派，“以辩说自高”，“平时自号‘善说法’”。③他提倡“看话禅”，主张“有解可参之言乃是死句，无解之语去参才是活句”，④其影响尤为深远。他尝著《正法眼藏》六卷，“不分门类，不分云门、临济、曹洞、沩仰、法眼宗，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入”。⑤不拘于一家之言，不泥于文字名相，接引后学，提携慧根，其功良多。
　　宏智禅师正觉，建炎间（1127—1130年）主天童寺，传曹洞正法。“洞下宗旨，以缜密纳息绝听，视守心如婴儿。学者难之，至（正）觉为再兴”。元代自谓宋遗民的袁桷亦云：“洞下之道，世不得闻，由宏智始兴。”⑥正觉不仅使曹洞宗在明州得以中兴，而且针对宗杲“看话禅”的烦琐，提出“默照禅”，即主张静坐看心，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禅学思想的发展。淳熙十六年（1174年），僧怀敞承临济宗法脉主天童，欲建千佛阁，日本国僧荣西“致百围之木，泛鲸波以至”。寺成后，“梵宇宏丽，遂甲东南”。⑦天童寺的影响得以进一步扩大，临济宗也开始远传日本。
　　此时，禅风之盛也波及东海之上的补怛洛迦。
　　辛亥（1131年），真歇（清）了禅师解会长芦南游，浮海于此结庵。榜曰：“海岸孤绝处，由是飞锡此山者，皆具曹溪正法眼藏，畴非禅林之秀。”⑧
　　绍兴元年（1131年），宝陀寺易律为禅，禅宗从此风行海上。由是观之，南宋初年，连偏居海上一隅的普陀山亦“皆具曹溪正法眼藏”，禅宗其特有的普世性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总之，南宋时期明州的禅宗是极为兴盛的。宗杲扬临济宗旨，倡“看话禅”；正觉传洞下之道，倡“默照禅”。可以说两者都对四明禅学乃至整个南宋一代的江南禅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曹溪之学倘无四明以佐之，想来未必能有昔日之盛也。
　　2.其他宗派在明州的进一步发展
　　南宋时期，佛教各派除禅宗外，其他如天台宗、净土宗、律宗在明州也得以继续发展。唯净土宗作为实践型的宗派，其“寓宗”（日本学者望月信亨语）的性质，使后来几乎所有的僧人都接受了净土的观念而极少有人专奉净土一宗的。如昌国县梅岑山观音宝陀寺历来崇奉观世音菩萨。绍兴元年（1131年）易律为禅后，不久“与五台之文殊、峨嵋之普贤为天下三大道场”，①法席鼎盛，天下瞩目。此为禅净双修之一证。然净土宗的流播头绪纷繁，方舆文献记载不详。
　　天台宗可谓是江南佛教的一根立柱。南宋以后，虽没有产生如知礼这样令后世难以企及的中兴名僧，但明州还是出现了一批天台宗高僧。其中著名的有圆照梵光（1064—1143年）和善月（1149—1241年）。
　　圆照法师梵光出生前就异于常人，“初，母王氏感异梦而娠，十有二月乃生。既生，室有异香”。年少之时，“髫龄警颖，不类常儿。授以儒书，一览辄诵”，可见是天资过人。北宋末年，天台教“盛于浙西，秀（嘉兴）有智普，杭有元净、梵臻。四海学徒，风驰霭合，惟恐其后”。相对而言，浙东的明州情况就有些不妙了。政和四年（1134年），梵光入主天台宗名寺延庆院，其原先广寿寺的弟子有一百二十人跟随，“于是延庆增至五百众，其盛殆过去法智之盛矣”。梵光一生，“手度弟子二人，曰正勤、正因，师孙八人，开堂入室禀法传道者二百余人。其余四方学者，殆不可圣纪也”，②为南宋一代天台宗在明州的传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善月出生前，“母梦月入于怀”，也是不同凡响。于是出家后，取法号为善月。想来天台一系的高僧是个个卧虎藏龙，与凡人不可同日而语。其一生著述等身，有《楞严玄览》、《金刚会解》、《圆觉略说》、《楞伽通义》等。从他对佛教各家经典的阐述，可见也是一位旁通各宗各派的大师。“嘉定（1028—1224年）至淳佑（1241—1252年），天台之学（善）月为冠”，③此论殆非虚言。
　　至于律宗，宋代“律宗是一系单传，其中心移于南方的杭州”。④然而，南宋时期，律宗在明州同样获得一定的发展。据当时的记载，仅明州州治即有十方律院6座，甲乙律院6座，⑤总计12座。而鄞县更盛，计有十方律院8座，甲乙律院36座，⑥合计44座。律宗在明州的势力并不逊于禅、台二宗，而且还涌现了一批高僧，著名的有僧妙堪、智愚和妙源。妙堪“持律甚规矩。僧有不式者，即挞之”。智愚则“为偈颂善出新意，辨说锋凑，丛林推之主育王”。而妙源得法于智愚，“愚晚岁在径山，源为演法，代其酬答，从者如林”。⑦可见在这三位大德的推动下，明州的律宗在一定时期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3.宋代明州佛教的对外交流
　　早在唐代中期，明州作为海上交通要津，成为日本等国外佛教徒入唐求法的集散地。如开宝二年（743年），高僧鉴真第三次东渡日本时，遇险得救后驻锡阿育王寺，随行的还有日僧荣睿和普照。①开宝十二年（753年），鉴真第六东渡，普照始离阿育王寺，与之同行。②
　　唐会昌法难及唐末战乱，致使佛教典籍大量散失，尤以天台宗为甚。五代时诸僧从海外取回典籍，天台宗入宋后方得以中兴。至于是从高丽还是从日本取回天台宗典籍，历来争议颇多。“宋元四明六志”有相关史料二则：
　　（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僧子麟禅师往高丽、日本并百济诸国传持天台教法。高丽国王遣使李仁旭辈送还明州。③
　　随僧子麟禅师回国的自然还有一批流失海外的天台宗典籍。
　　初，吴越天台智者教有录而多阙。师（延寿）谓钱氏曰：“日本国有之。”钱氏用师之言，贻书致金，求写其经本。今其教盛行江左，发信之士得而习证，师之力也。④
　　由以上两则史料可知，天台宗典籍很可能是从高丽、日本两国回归的。
　　北宋初，高丽僧人宝云义通应知州钱惟治之请，在鄞县弘扬天台教观20年，并培养了四明知礼这样一代天台宗中兴名僧。咸平六年（1003年），日本天台宗僧源信遣弟子寂昭等人携天台宗教义中有关疑问二十七条到明州投问于知礼。知礼依教答疑，著《问目二十七条答释》，深受日本国僧人的敬重。⑤至北宋末年，延照梵光重振天台教观，声名远播。史载：
　　靖康改元（1126年），高丽遣使修贡。及境，访师（延照），云：“国王问讯，翘伫大名，谨献法衣一并寄海东。晓师所著作疏论二百卷，属师流通。”名称远闻，虽蛮夷亦知向慕焉。⑥
　　以此观之，北宋一代明州佛教的对外交流基本上以天台宗为主，并且对高丽、日本等国的天台宗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中叶以后，宋与日本之间往来更加频繁，来华尤其是来明州的日僧日益增多。这些日僧学成回国之后开宗立派，使佛教在日本的流传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其中，著名的是荣西之于日本临济宗，道元之于日本曹洞宗。
　　上文曾提到，淳熙十六年（1174年），僧怀敞主天童，欲重建千佛阁。后来日僧荣西回国后航巨木以佐之，对天童寺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怀敞承临济法脉，“日本国僧荣西从敞游”。⑦荣西学成回国后，经过多年的努力，创立了日本的临济宗。“荣西所传为临济宗黄龙禅法，是日本临济宗十四派中建仁寺派的开山祖。”①应该说，这一派的禅法具有浓厚的中国禅法味道的。
　　至于道元，宋元四明六志中没有对他的确切记载。综合其他的史料，可知嘉定十六年（1223年），曹洞宗十三世祖长翁如净主天童，日僧道元从如净习禅。②道元回国后，创立了日本的曹洞宗，对禅宗在日本的进一步流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北宋时期明州佛教的对外交流基本上以天台宗为主，而南宋时期以传播禅宗主要是临济和曹洞两宗为鲜明的特色。
　　三. 宋代佛教在明州流传的基本特点
　　陈垣先生曾言：“佛教入中国一千八百多年，今日虽极衰落，然昔曾深入社会中心。佛教何以能得此，佛家说是佛力广大，有人说是帝王提倡。据我观察，有三种原因：一能利用文学；二能利用书画；三能利用园林。而帝王的提倡却不在内，因帝王有提倡的，也有毁佛的。”③先生之言，诚可谓真知灼见。然考诸宋代明州佛教之流传、变迁，此论似尚有待完善之必要。
　　佛教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其流传有着自身一定的特点。有学者认为，综观中国佛教的特点，可以说主要有三个，即调和性、融摄性和简易性。④笔者以为，明州佛教作为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既有佛教流传的普遍特点，更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1.本土化、世俗化的进程加快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一种复杂的文化载体，当其踏上中原大地之初就开始了本土化、世俗化的进程。而宋代明州的佛教则在此一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宋代，明州的佛教本土化、世俗化的最大特点是忏法、水陆法会的盛行。忏法的盛行主要赖于天台宗的介入。天台宗一贯主张讲禅结合、定慧双修。在修持法华三昧时，强调行忏仪，进行忏悔。天台宗从智者开始，即注重忏法的运用。入宋后，为推广忏法起了巨大作用的是四明知礼。知礼“尝结十僧为忏悔佛事，约三年共焚其身，以诸公言止”，⑤对忏法不可谓不虔诚。其“立誓自忏，举世莫敢废。天禧间（1017—1021年）修法华忏，现四净土之道”。他一方面极大地推广了忏法，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台净合一的趋势。至真宗时，“遣内侍修其法华忏仪三日”。⑥忏法从此也为官方所承认，其影响日益深入人心。
　　至于水陆法会，据《宁波市志》记载：乾道九年（1173年），鄞县人史浩仰慕镇江金山寺水陆斋法之盛，乃施田百亩予东钱湖月波寺，启四时水陆法会。宋孝宗赐“水陆无碍道场”御书，水陆法会流行于明州，演变成为战乱以后的一种超度法会。⑦道教也历来重视斋醮，南宋真德秀《代黄道珍黄箓普说》称：
　　窃惟道家之法，以清净无为为本，修斋设醮，特教中一事耳。然自汉代以来，修习至今，不可废者，以其习意在于救度生灵，蠲除灾厄，而开人悔过自新之路故也。①
　　佛教的水陆法会与道教斋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佛教的水陆法会的规模更大，影响更加深远罢了。
　　四明佛教本土化、世俗化另外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功德寺的大量涌现。功德寺的主要任务是为寺产主看守茔地，并作为斋醮祭祀的场所。严耀中先生认为：“这类寺庙成为家族的附庸，实际上起着补充宗祠的作用。它的世俗性十分明显，而和作为修道场所及宗教传播的寺庙原旨相去甚远。”②这一观点是非常有道理的。据统计，宝庆年间（1125—1127年），鄞县有禅院22座，其中功德寺5座；教院24座，功德寺3座；律院44座，功德寺5座。在这13座功德寺中，专门为鄞县名宦史浩、史弥远父子所立的功德寺即占了8座，③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地方宗族势力的强大对宗教的存在、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2.寺庙频繁改制
　　宋代正处于寺庙改制过渡时期。以明州为例，寺庙改制频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禅律两学相争，互有攻守；其二，甲乙寺大量地改制为十方寺。
　　宋代，禅宗和律宗在明州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由于两者教义之不相容，无法形成如禅净双修、台禅合一等宗派之间的兼容并包，故而禅宗势力的过度膨胀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两者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禅律两学相争，互有攻守。如灵龟山福源院，唐广明二年（881年）建，中丞舒亶游此有诗云：“一桥云借路双沼，月分秋后更禅刹。”“今改为律院”。④这是由禅院改为律院的一例。革律为禅的寺院比较普遍。如芦山普光院，本院轮藏云：“清泰开基，元丰革律。绵历绍圣，三世禅居。”⑤普光院是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革律为禅的。又有梅岑山观音宝陀寺，“绍兴元年（1131年），郡请于朝，革律为禅”。⑥更加奇特的还有禅律之间徘徊往复的。如慈溪华严院，端拱二年（989年）建，本为律院，“宣和初（1119年）改为十方禅院。绍兴二十年（1150年），本府保奏赐今额，复为律院”。⑦禅律之间的纷争大致如此。
　　甲乙寺（或称子孙寺）和十方寺（或称丛林）是佛教寺庙的两种基本建制。“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是前者纯由师徒关系构成和决定，后者可以收纳外来的挂单僧，其寺主等职的传承也不一定在师徒间进行，而可由众僧推选。”⑧可见，从某种角度而言，十方寺比甲乙寺更民主，更有利于寺院自身的发展。官方为了加强对寺院的控制，更倾向于甲乙寺改为十方寺，史志上这一类记载俯手可拾。如位于明州州治的经藏院，“嘉定十三年（1220年）毁于火灾，徙建于旧寺之东偏，本甲乙主持，今为十方常住”。⑨鄞县报忠福善院，唐光启二年（886年）建，“本甲乙徒弟院，乾道四年（1168年）改为十方禅院”。⑩慈溪妙应院，治平四年（1067年）建，“本甲乙主持，嘉定中（1208—1124年）改为十方教院”。①总之，寺庙由甲乙寺改为十方寺，反映了官方加强了对寺院内部事务的干预，同时客观上也推动了寺庙建制民主化的进程。
　　3.高僧辈出，著述弘富
　　有宋一代，明州名刹林立，高僧辈出。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明州历史上佛教发展最为鼎盛的时代。僧侣，尤其是有道的高僧，一定程度上是以佛教代言人的面目出现的。两宋时期的明州，高僧辈出，灿若群星。
　　据《延祐四明志》之《释道考》统计，立传的高僧共12人，其中天台宗5人，律宗3人，禅宗2人，剩下的僧传古和奉真，只提到前者“工画龙”，后者“善医”，②没有讲明他们的师承，因而他们所属的宗派只能存疑。其实，两宋时期明州涌现的高僧远远不止此数。现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粗略统计如下：
　　天台宗（9人）：
　　宝云义通、四明知礼、神照本如、介然、圆照梵光、正勤、正因、智连、善月
　　禅宗（8人）：
　　智觉延寿、大觉怀琏、雪窦重显、真歇清了、大慧宗杲、宏智正觉、长翁如净、怀敞
　　律宗（3人）：
　　妙堪、智愚、妙源
　　各家高僧除言传身教之外，更是著述等身。著名的如知礼著有《观音经义疏记》四卷、《观音玄义记》四卷、《四明十义书》二卷、《十不二门指要钞》二卷等20 多种，神照本如著《仁王忏仪》，圆照梵光著有关天台宗教义的疏论二百卷，智觉延寿编《宗镜录》一百卷，雪窦重显著《雪窦颂古》等七集，大慧宗杲编《正法眼藏》六卷等。这些煌煌巨著，不仅反映出作者自身所具备的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也为后学理解各宗各派的教义教规以及深入经藏铺平了道路。其功可谓大矣！
　　三 余 论
　　陈寅恪先生论儒佛思想云：“ 是以佛教学说，能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③
　　考两宋佛教在明州之流传、变迁，再思先生之言，若有所悟焉。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以其深刻的哲学体系和严密的僧团组织，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本土化、世俗化，与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交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成分。如水清珠，自净净他。佛教如是，明州佛教亦如是观！
　　① （宋） 张津等纂修：《乾道四明图经》卷一《分野》，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4887页。
　　②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壬编宗教，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影印本，第1268页。
　　③陈寅恪：《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载《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0、39页。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释道一之三八，中华书局，1957年，第八册，第7887页。
　　② 《宋会要辑稿》释道一之十三，第7875页。
　　③ （宋）胡矩修，方万里、罗濬纂：《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5130—5134页。
　　④《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县志·寺院》，第5166—5174页。
　　① 《宝庆四明志》卷十五《奉化县志·寺院》，第5192—5198页。
　　② 《宝庆四明志》卷十七《慈溪县志·寺院》，第5217—5222页。
　　③ 《宝庆四明志》卷十九《定海县志·寺院》，第5240—5242页。
　　④ 《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寺院》，第5254—5256页。
　　⑤ 《宝庆四明志》卷二十一《象山县志·寺院》，第5273—5275页。
　　⑥ 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8页。
　　⑦ （元）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导言》，见《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6360页。
　　① 《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县志·寺院·慈福院》，第5173页。
　　②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知礼》，第6360—6361页。
　　③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宝云院》，第5131页。
　　④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知礼》，第6360—6361页。
　　⑤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延庆寺》，第5130—5131页。
　　⑥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本如》，见《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第6361页。
　　⑦ 魏道儒：《白话坛经》，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⑧ 《延祐四明志》卷十七《释道考中·鄞县寺院》，第6372—6382页。
　　① 《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县志·寺院·阿育王广利寺》，第6166页；又见《延祐四明志》卷十七《释道考中·阿育王广利寺》，第6373页。
　　②《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导言》，第6360页。
　　③《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智觉禅师真赞》，第4967页。
　　④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雪窦山资圣寺明觉大师碑》，第4968—4969页。
　　⑤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天童山交禅师塔铭》，第4970页。
　　⑥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第389页。
　　⑦ 严耀中：《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7页。
　　⑧ 严耀中：《江南佛教史》，第241页。
　　⑨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延庆寺》，第5130—5131页。
　　⑩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介然》，第6361页。
　　①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布袋和尚》，第6360页。
　　② （元）冯福京修，郭荐纂：《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寺院·宝陀寺》，见《宋元方志丛刊》第六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6098页。又《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寺院·梅岑山观音宝陀寺》称：“因山为名，寺以观音著灵，使高丽者必祷焉。” 见《宝庆四明志》，第5255页。
　　③《宋会要辑稿》释道一之三四，，第7885页。
　　④ 《宋会要辑稿》释道一之三五，第7886页。
　　⑤ （宋）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十三《辛丑延和奏札七》，《四部丛刊初编》，第226册，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197页。
　　① （宋）郑思肖：《郑所南先生文集》，《四部丛刊续编》第70册，上海书店，1985年重印，第57页。
　　② 宁波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第2772页。
　　③《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正觉》，第6362页。
　　④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260页。
　　⑤（宋）宗杲：《答张子韶侍郎书》，见张天昱：《正法眼藏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年，第316页。
　　⑥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正觉》，第6362页。
　　⑦ 《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县志·寺院·天童山景德寺》，第5167—5168页。
　　⑧ 《大德昌国州图志》卷七《寺院·宝陀寺》，第6098—6099页。
　　①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宝陀寺》，第6364页。
　　②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延庆院圆照法师塔铭》，第4972页。
　　③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善月》，第6363页。
　　④ 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第389页。
　　⑤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见《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第5130—5134页。
　　⑥ 《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县志·寺院》，第5166—5174页。
　　⑦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妙堪、智愚、妙源》，第6362页。
　　① 宁波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下册，第2775页。
　　② 戴松岳：《鄞县佛教的对外交流》，载《浙江方志》，1991年第六期。
　　③ 《延佑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东寿昌院》，第6369页。
　　④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智觉禅师真赞》，第4967页。
　　⑤ 戴松岳：《鄞县佛教的对外交流》，载《浙江方志》，1991年第6期。
　　⑥ 《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一《延庆院圆照法师塔铭》，第4972页。
　　⑦ 《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县志·寺院·天童山景德寺》，第5167—5168页。
　　① 杨曾文：《日本佛教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2页。
　　② 宁波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下册，第2774页。
　　③ 陈垣：《佛教能传布中国之几点原因》，载《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65页。
　　④ 方立天：《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7页。
　　⑤ 《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延庆寺》，第5130—5131页。
　　⑥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知礼》，第6360—6361页。
　　⑦ 宁波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宁波市志》下册，第2772页。
　　① （宋）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四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4册，第808页。
　　② 严耀中：《中国宗教与生存哲学》，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44页。
　　③ 《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县志·寺院》，第5166—5174页。
　　④《宝庆四明志》卷十七《慈溪县志·寺院·灵龟山福源院》，第5220页。
　　⑤ 《宝庆四明志》卷十七《慈溪县志·寺院·芦山普光院》，第5218页
　　⑥ 《宝庆四明志》卷二十《昌国县志·寺院·梅岑山观音宝陀寺》，第5255页。
　　⑦ 《宝庆四明志》卷十七《慈溪县志·寺院·华严院》，第5220页。
　　⑧ 严耀中：《江南佛教史》，第263页。
　　⑨《宝庆四明志》卷十一《寺院·经藏院》，第5132页。
　　⑩《宝庆四明志》卷十三《鄞县县志·寺院·报忠福善院》，第5169页。
　　① 《宝庆四明志》卷十七《慈溪县志·寺院·妙应院》，第5219页。
　　② 《延祐四明志》卷十六《释道考上·僧奉真》，第6363页。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51—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