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时期佛教造型艺术品

汉魏时期佛教造型艺术品
　　《后汉书·孝桓帝纪》中记述，延熹九年(166年)秋七月庚午“祠黄、老于濯龙宫”①。又论曰：“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②这里引用《左传》“国将兴，听于人；将亡，听于神”之典。这些记述，表明当时皇帝在濯龙宫中祠黄、老时，所祠诸神仙中还有“浮图”。浮图，即佛陀，据《魏书·释老志》：“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③《孝桓帝纪》李贤注：“浮图，今佛也。”④这表明当时佛像是厕身于黄老神仙中被祠奉的，反映出当佛教初传人中国内地时，是与中国传统的早期道教、神仙思想杂揉在一起，佛陀是作为中国本土传统的黄老神仙像的补充，加以祠奉的⑤。在田野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有关造型艺术品，正说明这一问题。
　　在中国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中，首获有关佛教造型艺术品的实例，应是1941年在四川彭山江口镇豆芽坊沟M166出土的泥质灰陶摇钱树座，发掘报告将该墓的时代定为东汉中晚期。座高21厘米，在龙虎争璧造型的底坐上，是圆筒形插管，插管正面居中为高髻着通肩大衣的趺坐佛像，衣纹在胸前悬垂，衣裾垂遮双足，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平置。佛像两侧各立一供养者，夹侍左右。“左侍者着长裤，腰间裤之束结可见，上身似穿一件大袂上衣，右侍者著衣裤，右手屈向上，左手似置腰间”⑥。一般的摇钱树座多塑神山、神仙、仙兽等⑦，陶座上插置铜铸钱树，枝干分披，透雕玲珑，除饰钱纹以外，又铸有西王母、羽人、仙兽等像。到了80年代，又发现有在铜钱树干上铸出的佛像。
　　1989年发掘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晚期崖墓时，出土铜钱树的树干已断为4截，残长76厘米，树干自上而下纵列5尊趺坐的佛像，像的左右两侧各联铸出3枚光芒四射的方孔铜钱⑧。趺坐于钱丛中的佛像，各高6.5厘米，面容安详，有胡须，高髻，有扁椭圆形项光，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握持衣裾，着通肩大衣。将佛像纵饰于钱树干上，且侧绕铜钱，自非作为宗教敬奉的礼拜尊像，不过是祈福求财而设的仙人、神兽之一员。在铜钱树干上铸佛像，延续至蜀汉时期。1981年在四川忠县涂井卧马函发掘的蜀汉墓中，出土的一些残断的铜钱树干上也有纵置的坐像，造型大致与何家山的相近似，但缺少项光，坐像两侧除绕饰光芒四射的方子乙铜钱外，有的还有头朝上的蝉纹⑨。该墓群出土陶俑，有的头上有类似“白毫相。的凸起圆饰，或亦与佛教有关⑩。
　　除了钱树干和陶座上的佛像外，在四川的崖墓中的浮雕中也发现有佛像，至迟在1940年已引起注意，主要发现于乐山的麻浩1号崖墓和柿子湾1号崖墓11。1985年对麻浩1号崖墓进行了考古调查测绘，首次发表有关该墓结构和雕刻的完整资料，将该墓年代上限定在东汉晚期，下限定于蜀汉时期12。佛像刻于前室东壁门楣石上，通高37厘米，面部已残，高肉髻，头后作圆形项光，身着通肩大衣，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左手握带，衣裾遮足。不过与佛像平行布置的图像，却是一个赤足的垂钓者。将佛像与钓鱼人对应配置，很难说是受供奉的位置。至于刻成的时期，调查报告认为迟于该墓的始凿年代。
　　十分明显，上述四川境内发现的有关佛教造型的文物，缺乏表明东汉或蜀汉时该地区已存在佛教作为独立的有影响的宗教信仰的实物证据，也正反映佛教艺术初传人中国时附庸于传统的早期道教、神仙思想的实际情况。在国内其他地区东汉墓中发现的有关早期佛教艺术的资料，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
　　1954年发掘的山东沂南北寨村东汉末或晚至魏晋时的画像石墓里，中室八角柱上线雕的神仙奇禽异兽的画像中，可以看到项有圆光的人物立像，一在八角柱柱身南面，另一在柱身北面，报告称其为“童子”像。南面一像，“戴露顶的帽子，顶上用带结发，绕头有一圆圈，如佛光之状，着花领衣，衣下襟缘作花办状，腰束华巾，巾下还垂流苏，双手捧着一条像鲇鱼状的东西端立着。”北面一像，“头上用缨束发成髻，绕头亦有圆圈，如佛光状”，所着衣与南面人家相同13。与这两幅对应的东面和西面。分刻有坐于仙山上的东王公与西王母，此外柱上还有一些奇兽和带翼仙人。
　　1972年秋清理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东汉壁画墓中，在前室南壁上层，绘有一白象，立于红黑等色彩绘成的浮云之上，象背端坐一红衣人，可惜头部残泐，右上角墨书榜题：“仙人骑白象”五字，墨书亦有残泐。白象左绘有立凤，颈下方存墨书榜题“风皇从九韶”。这两幅图像外廓以梯形作边框14。或考定仙人骑白象图像，即释迦牟尼乘象降生故事15。又据说该墓室壁画中原有内置4个圆球的盘状物，左上方榜题“猞猁”二字16，可惜正式清理时对此已无从核实，因该壁面壁画已残毁无存。“猞猁”或即“舍利”的借字，或亦与佛教图像有关。
　　50年代以来，在江南吴地的考古发掘中，不断获得三国孙吴时有关佛教图像的文物。在铜质文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1956年发掘湖北武昌莲溪寺吴墓时出土的鎏金铜饰件17，形似杏叶，上刻立于覆莲台上的佛教造像，头后有圆形项光，着长裙，衣带飘飞，像侧绕莲蕾。同墓所葬青釉陶俑，前额正中塑有凸起的“白毫相”18。墓内出土的铅券，纪年为吴永安五年(262年)，所葬死者是校尉彭卢19。湖北出土的另一些有关佛教的图像，出现在铜镜背面的装饰图纹之中。1975年在湖北鄂城五里墩发掘的孙吴墓中，出土1面直径16.3厘米的佛像夔凤镜20，扁平圆镜钮之下，附有四办柿蒂形的钮座，每办内都有佛像，有三办内是趺坐于覆莲座上的佛像，座两端各伸出龙首，佛像头上有圆形项光；另一办内是三尊像，居中是半跏于莲座上作思惟状的佛像，左右各一供养像，左侧为立像，右侧为跪拜状，皆五项光。此外，在鄂城寒溪公路还出土过画文带佛兽镜，该镜直径15厘米，内区主纹由四组神像和叫神兽交互配置而构成，神像中两组各1像，为东王父、西王母；另两组为2像，一组为2个侍神，另一组为2尊佛像。二尊佛像一坐一立，立像颇为模糊，或为胁侍；坐像尚清晰，结跏跌坐于仰莲座上，头部或有项光，已不清晰了21。由这些出土地点明确的铜镜标本，可以推知流散海外的传世画文带佛兽镜和佛像夔风镜，产地应是长江流域的吴地22。1986年4月在鄂城西晋墓中发现的佛像夔风镜，表明这种图纹装饰的铜镜仍在吴地流行23。
　　孙吴时的陶瓷器上，也流行以佛像为装饰图纹，自50年代以来，在江南吴墓中不断被发现。发现时间较早的例子，如1955年在江苏南京江宁赵史岗第7号墓出土有贴塑佛像的釉陶谷仓罐(魂瓶)24，在罐腹贴附的模塑图案，有风鸟、持节仙人、神兽，铺首等，其间有一坐佛，头有项光，着通肩大衣，衣纹悬垂胸前，坐覆莲座上，座两侧伸出龙首，基本造型与前述佛像夔风镜上坐佛相同。该墓出土铅券，纪年为凤凰二年(273年)25。以后续有发现26，除腹部贴塑佛像外，也将模印的佛像立塑于罐口周沿及罐顶中央屋舍之中，1958年以后发现的南京甘家巷高场1号墓出土的釉陶谷仓罐最为典型27，在罐顶中央屋四壁各辟一门，门内各立塑一模塑出的坐佛像，屋外周绕一周立塑坐佛，其下层罐颈正中开一方门，门前塑一立佛，两侧各树一阙，其余三侧环凸沿设4小罐，罐与罐之间又立塑坐佛，最后在罐腹还贴塑有佛像，全罐共塑出坐佛30余尊，但均用同一模所塑，形貌相同。此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境内不断发现有孙吴乃至西晋时期附塑佛像的青瓷或釉陶谷仓罐28，表明这是当时吴地颇为流行的一种明器。除谷仓罐外，在其他青瓷器皿上也常发现有贴塑佛像的，常见的器形有双系或四系罐、鸡首壶、香薰、钵、唾壶等29，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83年在江苏南京雨花台长岗村5号墓出土的青釉褐彩壶30，壶体贴塑有两尊坐佛，在釉下褐彩绘出的持节仙人、云气等衬托下，凸出的壶壁佛像分外突出。佛像头有高髻，圆形项光，着通肩大衣，衣纹悬垂胸前，下为莲座，座的两侧各伸出龙首。
　　在上列孙吴乃至西晋时江南出现的佛像造型艺术品，只能表明当时的许多器物的装饰图纹，已受到佛教艺术的影响，并已将佛像列入传统熟知的神仙图像的行列，但还都不是人们虔信的宗教中顶礼供养的尊像。不能想象虔诚的佛教信众，会将佛像用于随意装饰什物，尤其是如武昌莲溪寺孙吴墓出土的刻有佛像的鎏金铜饰件，明显是用于马具中鞲带的饰件，佛教信徒何能将佛像用于装饰马具以及承痰的唾壶?!这或可说明，在孙吴西晋时期，江南地区并不像以后东晋南朝时期那样，佛教并没有成为自帝王乃至普通百姓虔信的主要宗教，这正是佛陀东来初始期的实际情况。而中国佛教艺术的真正步人繁荣，还是与石窟寺艺术的萌发和繁盛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