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与七塔寺

圆瑛大师与七塔寺

　　黄夏年

　　1953年9月圆瑛大师在天童寺示寂往生，使中国佛教界痛失了一代僧材。作为一位佛教领袖，圆瑛大师可说是当之无愧的。以学问而言，他通宗经教，禅净双修，又熟知法相、贤首、诸果、涅槃、般若之说无不通达，善知识大德具相十足。以行为而论， 他热衷于弘法利生，善举不缀，大义凛然，爱国卫教，是一位受人拥戴的高僧。正是由于他德行卓著，道风高超，行解双优，深孚众望，故曾七次被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理事长，解放后又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殊誉加被，众徒敬仰。圆瑛一生历经满清、民国，而对维艰的佛教，他勇于面对现实，站在时代的前列，振臂高呼。今天我们开会纪念这位大师，缅怀他的业绩，为我们今后的佛教发展，走出更加宽阔的道路。本文以圆瑛大师也七塔寺为中心，介绍圆瑛与七塔寺的种种因缘，谬误之处，欢迎方家补识指正。

　　一、生平与思想特点

　　释圆瑛(1 8 7 8一]9 5 3)，俗姓吴，法名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等，福建古田平湖端上村人。五岁时椿萱失阴，由叔父抚养长大。幼时曾习儒，熟读四书五经， 1 6岁参加乡试，中秀才。 1 7岁时因痛感人生如梦，离家出走，至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为师，取字圆瑛。2 0岁时依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先后从妙莲、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修习律仪、苦行。1 8 9 8年起参游各方，问道于名刹名僧。曾随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习禅五载，又依宁波天童寺敬安参禅六年。其后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学习，采众家之长，通佛法之妙，深得禅髓，造诣佛法。2 9岁时，在宁波七塔寺承慈运老法师法印，为临济宗第四十世传人。1 9 0 8年开始在涌泉寺讲经。次年于宁波接待寺创办佛教讲习所，培养人材。1 9 1 4年任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越3年任宁波佛教会会长。1 9 2 4年重兴福建泉州开元寺，创办佛教孤儿院。 1 9 2 9年与太虚法师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会长，并连任七届。1 9 3 5年在上海创圆明讲堂，辟为净土道场。抗日战争期间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励，曾在上海、宁波、汉口等地组织领导僧侣救护队，创建难民收容所。又到南洋各地募集经费，支持抗战。1 9 3 9年回国后，被日本宪兵逮捕，严刑拷打不为屈，诱迫许愿不为动，表现了中国人的民族气节和佛门弟子的爱国忠心。出狱后住在圆明讲堂，断绝与外交往，专事注经讲学。1 9 4 5年创办圆明楞严宗学院，培养僧人。1 9 5 2年代表中国佛教徒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议。1 9 5 3年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同年9月于宁波天童寺圆寂。

　　圆瑛一生为佛教事业呕心沥血，奔波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苏、天津、武汉、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地讲经，又到台湾、香港、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传教，生前又曾担任了七塔寺、天童寺、福州雪峰崇圣寺、涌泉寺、法海寺、林阳寺及马来西亚槟城极乐寺的住持，是国内外知名的佛教领袖，弟子无数。一生著述有《首楞严经讲义》、

　　《大乘起信论讲议》、《圆觉经讲义》及《一吼堂文集》、《一吼堂诗集》等近2 0余种，合编为《圆瑛法汇》行世。其著名弟子，已逝的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的明肠法师于近年又编撰了《圆瑛年谱》和《圆明讲堂》二书。

　　圆瑛大师曾自述：“少业儒，冠入释”。“十九岁出家，始修禅宗八载，后研究教理及天台宗。三十一岁开座讲经，并学贤首。至三十六岁，阅永明寿祖、莲池大师著述，始信净宗为无上法门，由是禅净双修。至六十岁，乃专修净土，自号三求堂主人，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可见，圆瑛法师的佛学思想是丰富的，他对佛教很多宗派的经典都曾不同程度地研习过，因此使他的佛学思想能够融汇各宗，取各家之长，不拘于本宗本派己见，同时又以兴办教育，改善人心为振兴佛教的契入，所以他是一个台、贤并弘，禅、净双修，入世救世，儒释兼通的人物。其佛学思想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台贤并弘 圆瑛认为天台宗的止观学说中，止是基础，观是正得，而观是不用眼去观，而是用智去观得，并把止观并重看作是而得定慧，不可偏废的参禅下手处，作为单提一句话头的前提。他对《首楞严经》研习至精，逐条参悟，被称为“楞严座主”。依贤首宗的以经摄教来判明佛性说，指出真如佛性就是六根之性，不生不灭，圆满周遍，将佛性的学说进一步予以直捷了知。

　　二、禅净双修 圆瑛强调以临济禅的如来藏佛性说来作禅法的原理，同时又主张自然任运，不废日用的传统禅法，他继承了宋代大慧的看话禅，但是他也指出文字语言也不可缺少，文字是成佛之基础。但是他又认为念佛也是重要的，念佛可以普摄群机，可以带业往生，可以横超三界，因此禅宗的高深和净土宗的稳当，禅宗的单刀直入和净土宗的诸佛护念完全可以互相配合，禅净双修是最有效的，最合理的办法。 ’

　　三、入世救世 圆瑛以佛教为本位，反对有人把佛教称为“消极”、“迷信”、“厌世”的看法，力主佛教是积极的，入世救世的学说。只因在当今物欲横流，人心不古的情况下，人们看不懂佛书，佛教宣传不够，贤举之士不出，乃使佛法不显，而不得昌明。所以欲要救世，就要昌明佛法，以大乘佛教菩萨行的实践，匡正人心，积极生活，以佛学为最高原理，为文化中心，提倡办僧教育，加强丛林建设，总之积极参与是佛教的入世特征。

　　四、儒释会通 圆瑛主张儒佛教理同归一辙。认为佛教与儒教在理论—上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例如佛教主张无我，儒家强调毋固毋我，二教圣人，同归一辙。佛教称地、水、火、风四大成我身，与儒家说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所成为一回事。又将佛教的慈悲为怀与儒家的博施众济之理并列。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加以对照。促进了儒释之间的融合。

　　二、圆瑛的师父慈运大师生平

　　圆瑛大师是临济宗第四十世传人，他接的是宁波七塔寺的慈运老法师的心印。释慈运(1826—1910年)，俗姓朱，字隆根，讳灵慧，号皈依，湖南湘潭人。母亲郭氏生下兄弟三人，慈运是第二子。慈运从小就显露了特有的灵性，对佛教非常亲切，充满了宗教情怀。为了养家糊口，慈运少年时代就出外做贩米生意，往来于湘鄂之间。他身材伟岸，腰粗膀圆，力大无穷，武艺高强。一天，贩米船泛行洞庭湖上遇上了打劫的强盗，盗匪惊异慈运魁梧身材和一身的力气与武艺，威胁他加入盗团，遭到慈运的严词拒绝。强盗感到震惊，不仅不气恼，反而对他更加敬重，最后不但没有抢了米船，反过来给他们不少的钱。

　　道光二十四年(1844)，慈运感概世事无常，人心不蛊， 目睹了人世间种种悲惨，决定走一条救世救心的道路。他先来到西义宁县福田寺，礼拜昌明长老，成为一位沙弥。2年后，他在义宁县五竺寺野禅和尚座下受具足戒。从此，他开始踏上南参北访的漫长路程，足迹遍历各大讲肆，求教禅席，努力学习佛教教法。道光三十年(1850)，慈运到了浙江普陀山，专程朝拜了观音大士，了却了多年的愿望。不久，他来到鄞县接待寺挂单，在寺院里担任香灯一职。这时太平军攻入浙江，盗贼峰起，僧人避匿各处。慈运法师一人独自留在寺院，焚香礼佛，气度闲恬，不为战事生添烦恼。一天，太平军士兵来到寺院，看见偌大的寺院就只有一人。士兵诃斥慈运：：“所有的僧人都跑掉了，你一个留在这里，难道就不怕我们把你杀掉吗!’慈运笑了笑说：”出家人早已生死度外，宁愿守护寺院受你们杀戮，也不能舍佛求生!”太平军首领觉得慈运是一个义气之人，充满了血气，敬佩之心由然生起，于是送给慈运一面黄旗，让他挂在寺门前的树上，这样其它太平军将士看到后，就不会再侵犯了。正是因为慈运法师的大智大勇，使接待寺躲过了一劫，因而保存下来，而当地的其它寺院，则遭到焚劫。太平军走后，慈运法师迁移到永宁寺居住。这座寺院一直香火萧条，佛事寥落，破败不堪。慈运来后，坚持晨钟暮鼓，礼诵不辍，寒暑无间，他的虔诚举动，感动了远近的信徒，人们争相传颂他的事迹，跑到寺院来看望他，给他供养，从此香火开始转盛。

　　同治二年(1863)，慈运37岁。他离开永宁寺到万寿寺居住。当时万寿寺只有斜立三间房屋，不蔽风雨，败椽破瓦，令人心寒。慈运法师坚信只要心诚，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于是他到处化缘，全身心投入寺庙恢复建设之中，在他的努力下，几年后，一座全新的寺院再次呈现在众人的面前，人们被他的一片古道热肠感动，更加敬重他的为人。

　　同治力，年(1870)，鄞县云龙寺的僧俗两众慕名请慈运大师前去住持，他接受了普洽皓公的祖灯，正式成为临济第三十九世正传弟子。

　　同治十三年(1874)，慈运法师48岁，被太白天童寺推举为推为主席。这一年，水灾蔓延，瓢泼大雨淹没稻田、冲毁桥梁，整个寺院损失惨重。慈运法师在危难中受任，不怨天由入，以一颗平常心来默默地践履佛教徒的天职。他以身作则带领僧众修复殿宇、重装佛像，整治水利，强调农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重新修复寺院的活动同时，他十分注意弘法利生的活动，首倡举行给佛像开光仪式，度僧发放度牒，建立水陆道场等等佛事，使天童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重新恢复了生气，佛气人气再旺。天童寺地区的地方官员和个别人士，反对佛教，挤压佛教，不准天童寺举行正常的佛事活动，要求停止水陆道场的经忏行为。慈运法师出面晓之以情，据理力争，感动了地方官员，将发布的禁令收回，天童寺得以挽救，起死回生。

　　光绪十六年(1890)，宁波七塔寺僧众礼请慈运法师前去主持寺务．这时他已经64岁了，过了不惑的年龄。慈运以荷担佛法，重兴如来家业，为己躬大事。他决定接下这座寺院，重新光大七塔寺。

　　慈运法师来到七塔寺后，百方集资，到处化缘，使建筑工程如期开工。他广纳人材，为寺院注入活力。这时寺里已有僧人上百，开支增大，入不够敷，全寺的人已经无米两个月了，慈运急在心里，毫不气馁，想方设法随处借贷，组织居士捐款，号召信众支持，在他的感召力下，筹得了善款，解决了吃饭的大事，稳定了人心，还让寺院开始盘活，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接着慈运法师不间断地将修复工程全部展开，先修客堂，解决僧人住的问题，让僧人们安下心来，再修库房、禅堂、云水堂、钟楼等建筑，寺院渐具规模，香火日益旺盛。慈运法师深知“法赖人弘”的道理，一座寺院建设的再好，如果说没有人才，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迅速迅速衰落，所以培养人才，使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大事。有了人才，还要有良好的管理制度跟上，没有制度，同样也是散沙一盘，无法将寺院推向新高。他招收了友法、月波、岐昌、一禅、本来、玉忠等法徒，设监院、知客、维那各职，让他们各负一职，执事各寮，负责寺院的管理。这些人在慈运法师的指导下，个个成才，后来都成为为寺一方的名僧，对四明地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寺院初具规模后，慈运法师又开始重雕佛像的工作，根据宁波地区佛教徒重视观音崇拜的特点，他重塑大殿千手观音圣像，又以南岳祝圣寺著名的五百罗汉像为粉本，塑罗汉像在观音殿周围。再接着修筑三圣殿，新塑三圣法身，佛像高二丈八尺，妙相庄严，闻名当地。整个工程历经三年才完工，慈运法师专门举行了为西方三圣像及千手观音圣像开光的盛典，各界名流政要和广大信众前来观瞻，人流如潮，欢声雷振，佛法重新，再续佛缘。

　　光绪十二年(1886)，慈运法师正好是七十寿辰，他开坛传授三坛戒法，皈依者甚众。他不顾年老体衰，亲自到北京，请朝廷颁发龙藏，朝廷对他的忠心与复兴佛法、弘化一方的事迹予以表扬，除批准颁发龙藏外，还敕赐“报恩寺”额。翌年，寺里为请来的藏经建立了藏经楼，将藏经全部安顿进去，提高了寺院的文化品位。

　　慈运法师吃水不忘挖井人，心系寺院，感念开山的前贤，重修开山祖师心镜祖塔。第二年，寺里新造自流井，建香积厨，又在湖南定做了一口重18000斤的大钟，浑厚的钟声几十里外都能听见，晨钟暮鼓，警醒人心，寺院更加庄严。

　　光绪三十二年(1906)，是慈运大师八十寿辰的诞日，寺院为了报答大师对七塔寺的贡献，专门开了一堂寿戒，各地的法子听到这一消息，纷纷前来受戒，凡是受戒的人，发给衣钵器具及海青。经过20余年的辛勤劳动，千年伽蓝七塔寺终于完工，新建的寺院不仅恢复了往日的气派，而且比过去更加宏伟与庄严。全国各地都在传颂大师的状举，慧炬高悬，佛光远照海内外。宣统二年(1910)八月二十九日，为了佛教献出自己一生的慈运法师在他生前为之奋斗，实现理想的七塔寺圆寂。世寿八十有四，僧腊六十有七。消息传出，四明为之动容，信众排着长队依依向他告别。慈运大师荼毗后，弟子们将他的舍利塔安在天童玲珑岩下。他的四十八位法嗣，继承乃师遗志，宏法传道，播及四面八方，分布在湘、滇、蜀、陕、闽、浙、苏、赣、皖、豫等大部分地区。南洋、印度、日本、台湾等地也有他的不少弟子。四明地区的天童寺、育王寺、观宗寺、雪窦寺、施祥寺、接待寺、总持寺、龙圣寺、看经寺、德云寺、大隐寺等大小数十百寺主持寺院工作的法师，大多数都出于他的门下，或受其恩惠。他们有的擅长于随机应化，有的擅长于开堂秉指，有的擅长于谈经宏教，有的擅长于精通禅奥，有的擅长建立寺刹。后人撰写塔铭赞曰：

　　“维岳降神，诞彼三楚，湘南潭北，朱氏巨族。厥生大德，豫章剃度。大菩提寺，潜修默悟。化缘甬上，说法天童。中兴七塔，道化邳隆。中外信仰，缁素皈崇。灵山法侣，雨霈云从。清朝民国，继续兴隆。化被海外，道播寰中。法灯晃耀，彻照无穷。光光回互，法法宏通。临济妙旨，踞地称雄。慈力三昧，弥塞苍穹。光明幢子，永曜浙东。分映沙界。如日之中。”

　　三、圆瑛大师在七塔寺

　　圆瑛大师与七塔寺结缘是在2 9岁的时候。圆瑛自幼慕道，向佛心诚，17岁出家后就一直在全国各地遍访高僧，先后依止过兴化梅峰寺增西上人、涌泉寺妙莲和尚、福州大雪峰寺随达公和尚、天宁寺冶开和尚、天童寺敬安，以及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等尊宿。“飘然衣钵访高贤”，“毒龙来制且安禅”的生活，使他能采众家之长，深得禅宗的精髓，为接慈运老和尚的法，取名宏悟，成为临济第四十世的传人，奠定了基础。

　　慈运老和尚是甬东地区德化一方的尊宿，时人曾经赞曰：“维人生立命，必有其地：地方当兴，必有其人。，’慈运法师居甬五十余年，以崇高的威望，收徒无数。“中外商贾，乃至劳动工役，无不知有皈依长老者。每一见之，顶礼问讯，供养如活佛。”圆瑛的学识与慈运的威望成为他们二人之间的最佳组合，所以圆瑛能够成为运法师的弟子，正是历史的必然，更是佛门的光荣。

　　圆瑛大师自从在七塔寺接了慈运老法师的法以后，一生之中即与七塔寺有了不解之缘，七塔寺成为他的佛教生命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起到过重要作用。

　　一、修寺立塔的寺院建设

　　慈运大师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他生前虽然声名显赫，伟立丛林，但是他自接手七塔寺后，却不担任寺院的住持，在世时曾先后委任了宏淳、宏禅、宏辉、宏修、宏道、宏权、宏训等七位弟子做住持，而且每位只能任期三年。慈运法师圆寂后，这种风气仍然继续下来，并得到了光大，七塔寺被正式定为“法派选贤丛林”。它不仅开了佛教之先，而且对全国的佛教也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后来许多寺院废除子孙庙，改为丛林，不搞寺院住持传嗣制，改为选贤制，皆可以归源于此。《七塔寺志》载：

　　“慈老在日，迨宣统二年庚成，慈老圆寂，七塔定为法派选贤丛林。其遴选住持之仪式，大致如此：首先发布通告，召集散居各地之慈老派子孙，约期七塔会议，无分地位高低，诸山长老或清众，均得与会。人给选票一纸，可任意写宏字辈三名，戒字辈两名，为候选人，违例或多写人数，为废票。集众监票，唱票如仪，以得票最多者，取宏字辈三名，戒字辈二名，为正式候选人。择日(一般为农历正月十五日)云集两序大众，于韦陀前举行上供仪式，中途暂停，将事先备就五柱桂圆，每枚墨书一候选人，投入尺余长之竹筒中，择一非法派之清众，用特制长筷，夹出其中一枚桂圆。记下名字，重又投回筒中，次又夹出一枚，记名后，投回筒中，如是反复进行，以名字先满三次出现者，当先住持。三年一届，不得连任。获任七塔住持而称‘神人双选’者以此。”所谓“法派丛林”，即指由本派法子为主的丛林。七塔寺的僧人来源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在本寺出家的人，二是外来挂单的僧人，这二种人都可以并且担任过七塔寺的住持。文中所说的“于韦陀前举行上供仪式”，圆瑛法师为此专门撰写了《七塔寺韦驮菩萨面前卜选方丈祷告文》，全文如下：

　　伏以十劫童真，内秘菩萨之行；三洲感应，外现将军之身。仰’尸，天慈，俯垂昭鉴!爰有七塔报恩禅寺众等至诚叩祷，扩法韦驮尊天菩萨座前。切念佛门秋晚，世道日非，欲期法化以昌隆，端在住持之选举。人能宏道，道不远人，不得其人，安云乎道?盖荷担大法，非驽马之力所胜；运载群生，岂羊鹿之车能事?心行解相应，宗说俱通，庶缁素咸钦，人天共仰。。但某等肉眼罔知去取，初选五人。惟

　　天聪洞悉圣凡，重卜一位。伏愿，不负灵山咐嘱，卫教安僧。全凭天将威神，摧邪辅正。

　　三番掂卜为定，一寺兴败所关。众等无任恳祷之至!

　　可见，七塔寺“法派丛林”膺选住持，关系到一寺的兴败，特别是在“佛门秋晚，世道日非”的情况下，佛教的法化昌隆， “端在住持之选举”。所以寺里对人选的要求很高，只有“心行解相应，宗说俱通，庶缁素咸钦，人天共仰”的人才有资格做住持。

　　慈运大师的圆寂，七塔寺众僧悲痛万分，一时群龙无首。慈老嗣法数十人，寺里的僧人们以为只有岐昌法师可以继承慈老，以竟中兴伟业。圆瑛作为七塔寺僧伽的一员，他在关系寺运的大事面前，勇敢地承担起责任，撰写了《请岐昌和尚住持七塔寺启》，文曰：

　　伏以

　　克绍真宗，必假法王之子；

　　欲担大法，须求宗匠之人。

　　恭维

　　岐昌法兄大和尚，解行双圆，智悲并运。夙植菩提之种，久修般若之因。云盖一方，密敷道化，不离两浙，遍透禅关。德茂三空，心明二谛。同入报恩之室，独得临济之宗。缁素咸钦，誉望隆于各界；弟兄交赞，道行迈乎同伦。兹者时机既至，因缘现前，请转法轮。继老人未竟之志；高提祖印，慰大众久慕之衷。惟冀俯顺与情，默然允许，现身度世，以法利生。不胜恳祷之至。

　　岐昌法师是鄞县江东钱氏子，亦名水月法师。从小出家，“诗文学六朝而能端庄，书法赵松雪而姿媚中而有苍劲气，故甬中文学士靡不推重。具戒后，八指头陀、谛闲法师等为友，乃于宗禅、教理亦深入玄奥。尤擅音声佛事，逊光绪间，川、湘、皖遥及晋、冀之修水陆道场者，皆礼聘师为内坛正表。……全国知名佛教缁素之诣四明者，必造访师居。师乃能潜隐斗室中，遍参当代之善知识，德望亦以日隆。” (《海潮音》十四卷十二期)“宗匠之人”岐昌法师不负众望，将七塔寺建成与天童、育王鼎足而三大刹之一。岐昌法师对七塔寺的贡献，受到了寺内僧人们的怀念，在他的祭日，寺内专门举办祭辰法会，圆瑛又亲自撰《岐昌法师退居祭文》曰：民国八年岁次己末，越十三日辛酉，乃迎龛之辰也。弟宏灿泊法眷大众等，谨备斋宴香敬茗烛帛之仪，致祭于：

　　·本寺退隐岐昌莲公法兄老和尚之灵龛前曰：

　　明州廖廖，甬主洋洋，古称佛地，法化弥彰。我兄应迹，慧日辉煌，童真入道，戒定芬芳。入报恩室，心印舒光。得正知见，解行翼张。慈悲作室，智能为粮。方便普济，宏愿难量。佛教秋晚，波旬逞狂，与吃 梨，协力赞襄。悍劳忍苦，降魔伏怨，兴学卫教，济物有方，利生念切，普驾慈航，何期一但，哲人云亡。神栖安养，托莲花乡，法幢顿折，缁素感伤。法门今后，孰为金汤，兴念及此，涕泪成行，慈云西返，虔熟辨香。伏维：尚享

　　圆瑛法师是慈运法师的弟子，属于七塔寺的人，根据七塔寺“神人双选”，每三年一任的制度，1929年4月，52岁的圆瑛大师经过“神人双选”，任宁波七塔寺住持。七塔寺的僧人早就选举过圆瑛大师为七塔寺的住持，但是当时他在南洋，无法回任，只好力辞不赴。这次面对祖庭僧众的厚望，时机也已成熟，他前去就任。圆瑛大师到七塔寺任住持，“群情慰悦，四众惧腾。钧等谊关桑梓，有不能已于言者，乃为颂曰：得正法眼，主梵王宫。衲子云集，万派朝东。频施棒喝，启瞆发聋。心灯续焰，丕振宗风!”(《七塔寺志》)圆瑛大师在担任七塔寺住持时，以寺为家，致力于寺院的环境和文化建设，时时刻刻关心众僧的身体，建殿修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看见天王殿梁栋腐朽，破败不堪，决定重修，撰写了《重修天王殿缘启》，说：

　　详夫灵鹫说法，须达多广辟僧园；白马驮经，汉明帝崇修佛刹。此支那天竺，梵宇所由兴也。即考天王宝殿亦厥有因，梁时寇乱中原，集诸沙门讽诵《摩诃般若波罗密多》，择吉闪师，以求神助，果得天大太子率兵御敌，寇见胆裂，指日奏功。帝因感扩国之功，发帑金，建宝殿，敕与丛林共垂千古，此天王殿之因由也。鄞东七塔禅寺建自某代，早称补陀，累朝兴废迭更，志乘备载。迨前清末运，颓败已极，禅西鞠为茂帅，绀宇化作劫灰。爰有本城陈氏，沿门募化，发愿重兴，其子事母至孝，晴雨之天，躬随扶侍。因大愿大孝，感动信施，修建正殿，并砌基起造三圣殿。奈钜功未竣，大梦俄迁。时先氏慈老人天童退院，栖锡镇之万善寺，经就地绅耆延主斯寺，甫廿载，高提祖印，大开丛席，而与天童、育王合成鼎足。老人示寂，由法眷公举岐昌法兄承继师席，重修七塔以竟未尽之怀，庄严道场，恢复古迹。达踵其后，窃思天王殿几经风雨飘零，梁栋朽腐，名观虽善，内念难安，拟欲重修，以期永固。预计浩大，究非独力能支，所望大绅善士，乐解施囊，圆修檀度，等为功于种玉，冀集腋以求成裘，福有攸归，名垂不朽。是为启。

　　人之一生，生老病死是不可躲避，特别是僧人生病，情境悲惨。圆瑛法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直牵挂着七塔寺僧人的生命危险。正好这时有一位护法陈大居士，在圆瑛大师的启发下，捐资修建僧院，常年累月给僧人购药，使有病的僧人得到了很好的医治。圆瑛大师为此专门撰写《七塔寺病僧院记》，说：

　　原夫菩萨三祗炼行，百劫修因，欲期四智圆成，必假二严俱备。二严者，福之与慧也。究之不出正助二行，正行以修慧，助行以求福。是知求福之端，不一而足。然虽方便无量，古云：百福田中，以看病为第一。至若成就病人，则更有不可思议者焉。倘能成就乎超尘绝俗，立志修道者，其功德判若天渊。昔薄拘罗尊者，以阿梨勒果，施一病僧，遂感五不死之报。初生现异，母以为怪，置之熬盘，火不能烧；复置釜中。汤不能煮；复抛江中，水不能淹：巨鱼吞之，鱼不能噬：鱼为人获，剖腹得之，刀不能伤；投佛出家，证阿罗汉果，即此可为布施病僧，获福之明确证也。盖三界无安，众苦逼迫，生老病死，举世皆然。惟舍俗出家，参方访道之士，山川跋涉，冒寒暑以云游，病恙萦缠，罹痛苦而莫告，形影相吊，举目无亲，匪怙匪依，最可怜悯。衲窃念乎此，不禁恻然!每欲创建病僧院，安处往来病僧，以便医养幻躯，滋培道器，无奈经费艰，有愿莫偿。迨今秋有本寺扩法，陈大居士，内秘外现，性善心慈，来寺修建道场，兴谈及此，遂感夙因顿发，独力赞成。创日庀材，起造房舍，复相赀置产，以为常年医药之需，由是十方病僧，受其惠泽，岂浅眇耶!凡养病诸师，当然感谢，应生惭愧。须念四大无常，身为病本。浮生若梦，幻质匪坚，色力刚强固宜勤修道业；疾苦困厄，尤当力敌病魔，趁此一息尚存，因事具足，击破末后牢关，跳出生死苦海，庶不负出家之志，并护法成就之功也!聊摭数语，用泐诸石。

　　他还为已经圆寂的僧人们建造塔苎，安置灵骨，历二年完成，解决了僧人们的后顾之忧。1931年，圆瑛任七塔寺住持职位期满，本舟法师继任住持。圆瑛虽然退居离职，仍然心系七塔寺，关心七塔寺的建设。1935年又在普同塔院边上增建了养老院，为退休的僧人提供了颐养天年的安居地方，撰写《七塔寺普同塔记》云：

　　夫出家之法，割爱辞亲，离尘舍俗：参方访道，拔草瞻风。仆仆风尘，专为己躬之大事；迢遥云水，惟凭只影前踪。从上诸祖，建设丛林，虽为十方衲子参学起见，亦为老病死计。庶养生就医，各得其所：安身立命，自有其处。而我七塔报恩禅寺，自前清光绪间，由地方绅耆，公请先师慈运老和尚住持，遂矢志中兴十方道场，不十年，百废俱举，规模完成。虽有如意寮，以为诊病之区，而养老堂、普同塔、尚付阙如。(圆瑛)民国十八年接主报恩法席，遂与监院德轩议及此事，适有东乡同岙山庵庄严大师，与余为道义交，闻悉此事，欲以该庵献与常住，起建普同塔。(其地山水清明，峰峦秀丽。)集议两序，均表同情。由是监院德轩，努力进行。(阅二寒暑而塔告成，分三间中间安住持及诸山或班首职僧之灵骨，左右大众与客僧。)民十九，圆瑛移主天童，报恩一席，以本舟和尚当选，迄今数载，塔院亦成。今者拟办养老堂于院内，尘氛寂静，竹木深幽。晚年乐道，实得其所，(诚一举而两得也)。因记缘起，用勒诸石。

　　民国二十四年夏，退居圆瑛宏悟撰记[1]

　　1928年，七塔寺创建了七塔报恩佛学院，按惯例七塔寺住持兼佛学院长。圆瑛法师曾任过一届院长。1934年溥常长老任七塔住持兼佛学院院长。年冬，寺里传三坛大戒。这是自慈运法师圆寂后，寺里举行的最大的一次传戒活动，参加受戒的人数过700余人，场面盛大。圆瑛大师这时已经是天童寺的住持，但是他对七塔寺举办的活动热心支持，高兴地接受了任传戒活动的教授阿瘏梨一职。

　　1935年，国内抗日救国活动形势高涨，58岁的圆瑛大师在国难之际，勇敢地走在前面，他号召全体佛教徒起来以佛教大无畏精神，保国安民， “人人为大丈夫，个个为奇男子”，

　　(《国民应尽天职》讲演)。为了保卫宁波城，圆瑛来到七塔寺筹组“宁波僧伽救护队”，用实际行动为抗日战争作出应有的贡献。一 圆瑛大师还是一位注意工作方法，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专家。他听说七塔报恩佛学院主讲谛文法师与方丈指南和尚关系不睦，谛文法师想提辞职而去，决定挽留谛文法师，清除两人之间的芥蒂。1935年，他来到七塔报恩佛学院，受到了全体学僧的热烈欢迎，请他发表开示，他一进教室，就满面笑容地对谛文法师说：“ “莘莘学子孜孜学习，为佛门未来栋梁，此为汝园丁辛勤劳动之成果，余代表学院向座下致敬”。全体学僧热烈鼓掌。谛文法师觉得得到了尊重，一肚子怨气顿时消释。圆瑛大师又语重心长地说： “余以《四书》为题，《四书》有成语，每句均有先生两字： ‘先生何为出此言也?先生以仁义，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以利，先生之号则不可。从先生者七十人，未见其与先生并行也。’”这时已到了用斋的时间，众人齐集法堂，过堂时，圆瑛大师拿起筷子，继续以“先生”为题，指着桌面说： “有酒食，先生馔，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先生将何之?” (以上《圆瑛年谱》)他的连珠炒语，引起满堂大笑，指南方丈和俐闲》夫师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两人重归于好。

　　1950年，圆瑛大师已经73岁的高龄，他听说宁波地区三大寺的僧人衣食不继，吃不饱饭时，心里不安，遂于10月，与妙真、志恒等人于《弘化月刊》发表《为维护四明名刹天童、育王、七塔寺修法设位筹募道粮启》，文云：

　　四明为佛法兴盛之地，而天童育王二寺，蔚为浙东名篮。千载以还，代有高人。禅堂讲席，暮鼓晨钟。经楼灵塔，精蓝名胜，夙为我佛教同人所景仰向往者也。七塔寺亦重要十万丛林，近一年来以地邻舟山，兵灾特重。除育王房舍毁损较多夕卜，所幸殿宇古迹，均尚无恙。僧侣多系数十年住山清修之众。劳动修持艰苦维持之状，言之至堪动人。天童除七八十龄之耆德四十余人专精修养外，余均分任农作、樵采、运贩三组，辛勤力作，而不废早课晚禅。任劳作者得一餐干饭，余均三餐薄粥而已。如此刻苦劳动，仅得一半开支。(因尚未分得自耕之田，目前自种者仅三十余亩，而樵薪所得甚微故也。)目前天童住僧二百三十余人，育王一百五十人，七塔一百六十人。预计须待半年后，土改完成，均得从事农作，及希工商各业好转时，则可自给自足。此半载中，须补筹白米三百石，则此三大丛林五百余众，庶克刻苦清修勉度难关。此其实际情况也。

　　同人等窃思欲期佛教昌明，正法久住。则于名山道场之维护，清修僧伽之供养，自是当务之急。况此三大名篮，驰誉遐迩，自昔闻风景仰，远道朝礼者络绎不绝。今则目 其辛劳终日，不得一饱之艰困，而有不慨施 资供养维护者乎?凡吾同道，固多布金输粟之士，即景仰名山心怀向往者，亦必能节朝礼之资，用作当机福田之施也。用特披陈实情，发起筹募，仰祈海内同伦，共培胜因。务期香积早充，道粮无虞。三宝绍隆，四生普佑，法界众生，同增福慧!

　　李思浩 方子藩 释妙真 乐慧斌 释圆瑛

　　发起人

　　董杏生 释志恒 赵朴初 黄涵之 郑颂英等同谨启

　　二、讲经教学的寺院文化活动

　　1910年圆瑛大师33岁，适逢慈运老法师圆寂，圆瑛在七塔寺讲《金刚经札上堂云：

　　今朝般若法筵开，妙法灵台绝尘埃。诸相本来同梦幻，要从非相见如来。

　　“般若“是佛教“智能”一词的梵文音译，开“般若法宴”就是讲经的活动，因为佛教经义深奥，名相繁芜，令人难入，所以历史上佛教界一直有宣讲佛法的任务，并把它看作是一种向民众推广佛法的重要传统。圆瑛法师就是在七塔寺里盛开智能法宴，诱导群生生向道之心。佛教又以教理玄妙，有不可思议和无法比较的妙用功能，《法华经》将此称作“妙法”： 佛教又说澄明清净之心，“无幽不烛，有法皆知，察密防微，穷今洞古，故谓之灵台。”(《宗镜录》)“灵台”的特点就是“心为神灵之台”，所以“般若真智，乃灵台妙性，达此而即到涅槃彼岸，昧此而住生死迷津。”(《宗镜录》)亦即((J濑瓒和尚歌云，莫谩求真佛，真佛不可见，妙性及灵台，何曾受熏练。”(《宗镜录》) 众人只要以“智灯而高挂灵台，步步现无尽法门，念念成六波罗蜜。”(《宗镜录》)圆瑛法师在这里指出了不可思议及妙不可言的佛理，和原本就有的清净灵台之心不受染污的特点。佛经《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如来法身，究竟清净，不可以有相见，不可以无相见。若能双离有无二见，自可亲见法身。圆瑛法师强调了此岸世界的虚幻性与不真实性，彼岸世界的真实性，要人们超越“有无”二种见解，从“非相”中看到究竟清净的如来法身，亦即找回本来清净的“自我”，“与诸如来，把手同行，同一鼻孔出气。”所以他最后举柱杖说：“请看：诸佛如来，向诸上座，眼根出现了也。会么?”以反问的口气，指出了众人的迷惘，点出了人们认识的盲点和要害!此外，1920年圆瑛法师又在七塔寺开讲《无量寿经》。

　　1929年，圆瑛法师任七塔寺住持，赴任时上堂法语云：

　　今离一吼堂，来住七塔寺，好与诸同参，举扬第一义。

　　若论此事，须问山僧未进院以前，荐取始得。若至升座拈香，早巳落第二第三。更待摇唇鼓舌，何止白云万里。古德云：妙高顶上，从来不许商量；第二义峰，诸祖略容会话。圆瑛自愧，少参少学，今日忝主法席，信口横吹无孔管，未免识者见笑。其余且置，现在升座一句，又作么生道呢?卓柱杖云：

　　直截根源佛所印，摘叶寻技我不能。

　　“一吼堂”是宁波接待寺讲堂的题名，圆瑛大师在1918年8月该堂建成时所题，这一年他4l岁。但是就在11年后，圆瑛大师从接待寺来到了七塔寺，与全寺的僧人一起生活，举扬至高无上的佛法。他在上堂法语里，以恭敬的谦逊姿态，指出他之所以能够进院，全赖寺僧的“荐取”。 “无孔笛”是禅林用语。原意指无孔之笛是无法吹出声来。但在禅林中则用这个公案来喻指禅宗所悟的境界是无法以心思或言语来表达的，就像这无法吹出声来的无孔笛，根本不能表达出来美妙的声音。圆瑛法师用“信口横吹无孔管(笛)”来表达自己进院的心情，实则是低调地表达了自己的谦逊态度，与“圆瑛自愧，少参少学，今日忝主法席”的心情相呼应，但是他在举扬佛法的态度上，立场是非常坚定与明确的，这就是：发扬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基本态度，不在枝叶蔓藤上面缠绵。

　　圆瑛大师进院之后，专门写了《宁波七塔报恩禅寺进院二首》勉励众僧：

　　第一义谛不思议，无相无形无名字；视之不见听不闻，悟之头头无不是。

　　万法由来只一心，分明直截报知音：堂堂露出真消息，春满人间花满林。

　　按佛教所说，第一义谛简称第一义，即为无上甚深妙理，其体湛寂，其性虚融，无名无相，绝议绝思，离语言文字相也。圆瑛大师勉励众生，学佛以取得第一义为究竟，要努力去参，努力去学，直探心源，分明印证，即得果报。只要众人认真地去参去学，每一堂功课都能取得进展，透露出点滴消息，最后达到“春满人间花满林”的美好境界。

　　圆瑛法师又在七塔寺冬至日升座时说法语曰：

　　“一阴增极一阳回，气候循环任运推；变化密移人不觉，但看律管动飞灰。”

　　诸上座： 阴阳递改，一物不迁；岁序如流，一真不动。即此不动不迁，为诸佛之本源，乃众生之慧命，万化靡不资始乎此!古德云： “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逐四时凋。”若向这里会得，始信江河竞注而不流，日月经天而不动。其或未然，但见云驶月运，舟行岸移，以轮回心，起轮回见。彼圆觉性，即同流转。然既如是，即今冬至陛座一句，又什么生说呢?(卓柱杖)云： “当初只道茅长短，斫去原来地不平。”

　　阴阳相生，冬去春来，四季交替，时运斗转，这是世界万物变化的自然规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不知鬼不觉的过程中悄然来到，又悄然离去。我们在感觉到各种声音时，灰尘也在飞扬起来了，哦，这时天气已经变了。古代传说，黄帝手下有七人，其中苍颉造书字，大挠造甲子，隶首造算数，容成造历，岐伯造医方，鬼申区造占候，奚仲造车作律管。《史记正义》郑玄注云： “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宫、商、角、征、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可知“律管”即指的五个音阶(宫、商、角、征、羽)和十二音律。广而扩之，则泛指一切音声。声音又是最敏感的，每当季节变化时，最早感受的是声音， “山雨欲来风满楼”，有了它的变化，再会感受到其它的变化到来。然而，这所有的一切变化，在佛家眼里看来，都是世俗的“不真”认识，佛教认为，诸事诸物的迁流斗转，只是暂时的，是一种假象或表面现象，事物最终的真象或实质是不动不转的，永不变化的，永远存在的。这种不动不转也就是诸佛本源，众生的慧命所在，世界万物皆由此产生而生灭。佛教又说，万法唯识，整个世界万物都是由于心识的波动而存在了。这就像当年六祖慧能在光孝寺里看见僧人之间就风动幡动发生争论时，指出“不是风动，不是幡动，而是心动”一样，皆缘因自己的心动而产生了幻觉。因之古德说“葭灰未动，律管先知。暗去明来，未尝迁谢。所以衲僧家，就理就事。”(《虚堂和尚语录》卷之二，《婺州云黄山宝林禅寺语录》侍者惟俊法云编)圆瑛大师在冬至日的法语，旨在说明人们日常认识的虚妄，就像世人只看见茅草长短不齐，但是当你割去了茅草后，才发现这长短不齐是因为地不平整的原因，实际上草的长短都是一样的。由此推之，人就要坚守诸佛本源，把握慧命所在，不要痴迷迁流动转，最后消灭“以轮回心，起轮回见”的认识，

　　圆瑛大师又在七塔寺除夕升座说法语云：

　　“忙忙又是一年周，内外勤劳未暂休；只见事从眼底过，不知全在此中收。”有说“每日从朝至暮都是空过，与本人分上有何交涉；，，(‘有说平时烧香换水，都是禅机，本地风光，何处不现。”据山僧检点起来，许他各具一只眼!何以故?动也得，静也得，动静双离恁么得，若向这里见个亲切，可谓灵光独耀，法眼双明。既然如是，即今除夕一句，又什么生道?(卓柱杖)云：“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来，不生分别见，新旧绝安排。”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年岁岁何相似，日日月月岁不同。世人像蚂蚁一样，不知疲倦地劳苦顿作，忙忙碌碌将一生渡过。而人生中的人人事事，也无不是在这忙碌中从眼皮底下走过，悉数收尽。对待人生的意义，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整日空过，与己无涉。有人认为日常生活充满了禅机，随时可得。圆瑛大师针对这种种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上述各说并没有错，但是这只是从某一方面来看的，所以“各具一只眼”。世俗人以为，动静皆能自得。但佛教更说要离开动静两得，若达到这种认识，就可以超越一切，进入“灵光独耀，

　　法眼双明”的境界。禅宗主张一切现成，本来具足，所以今朝事今朝尽，明日事自然来，我

　　们没有必要去生起分别心，非要分出今日明日来，其实，新旧之间的转换本来就已早安排好

　　了。

　　1935年圆瑛大师在七塔禅堂起七法语：

　　今朝七塔寺，重振旧家风；不落言思路，单提向上宗。葛藤都斩断，但觅主人翁。忽于无觅处，觌面恰相逢’。(卓香板云： “起!”)

　　七塔寺原为江西分宁令四明任景求私宅，唐大中十二年(858)任景求舍宅为寺，心镜祖师居之，初名东津禅院，奉敕改名为栖心寺。之后“历年既久，兴废迭更”，到了宋代大中祥符元年，赐额崇寿寺。明洪武十九年，成为普陀山前寺，名宝陀寺，是为观音道场也。到了永乐年间，改称今名。清咸丰同治年间，寺再度倾圯，到了光绪年间，慈运法师将其重兴。到了慈运法师后人的手里，七塔寺香火渐旺，成为宁波三大寺之一，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气势。七塔寺的开山祖师心镜大师是慧能南宗弟子马祖道一的法嗣，其师五泄灵默直接得法于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两大师，马祖的大机大用，石头细密平稳的禅法都在七塔寺里出现过，但是后来到了慈运大师时，七塔寺已经按照中国佛教的发展规律，成为临济宗的寺院。圆瑛大师所强调的七塔寺僧人的单提向上，直指心源，无觅而现，睹面相逢的自由禅法，就是临济宗单刀直入，机锋峻烈的禅风!

　　七塔寺的历史悠久，有丰厚的文化底蕴，但是现代对七塔寺的历史文化进行整理和发掘，注重七塔寺的佛教教育，致力于培养人才，提高佛教徒素质的人，溥常法师就是一个有突出贡献的人物。1934年，溥常法师任七塔寺住持和七塔报恩佛学院院长，他在任期间，整理了寺志，修续了宗谱，出版了佛学院院刊三件寺院史上的文化大事，使七塔寺的学术文化勃勃生机，开创了一代新风。然而溥常法师的所有这一切活动，无疑得到了圆瑛法师的巨大支持。圆瑛大师支持溥常法师修宗谱，撰写《报恩堂宗谱序》云：

　　夫拈花一笑，妙契佛心；面壁九年，高提祖印。不立语言文字，教外别传：直接上根利智，当下顿证。由是一花现瑞，五叶流芳，宗风丕振于中华。法乳远注于临济。而我七塔报恩禅寺，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九世，先师慈运老和尚，从光绪十六年，入寺中兴，甫拾稔，而丛林之规模全具，传法四十八人，或主持法席，多皆为匠为师；或分化诸方，到处宏宗宏教。法门既广，须溯流源，宗谱未成，莫知系统。何聿而有溥常法兄，不惜精神，发心登记，编成宗谱，印发执持，俾同系共仰祖庭，常住尽明支派。本寺既定为法门选贤丛林，而宗谱为不可少之事，兹既编成，嘱余为序，只得略叙缘起如此。

　　民国二十四年春，报恩退隐圆瑛宏悟谨序。

　　圆瑛大师在“序”里强调了修宗谱对七塔寺追宗溯源，保存法脉系统的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这件事情对寺院的“俾同系共仰祖庭，常住尽明支派”的作用，特别是对七塔寺实行的住持选贤制的人选考察有不可缺少的意义。他又应七塔报恩佛学院的要求，撰写《报恩佛字阮阮刊题词》：

　　超九界以独尊，踞一乘而而无上者，佛也。降迹阎浮，诞生印度，应机示现，说法利生。其学理之渊宏，宗旨之纯粹，久为东西各学者所公认，于世界亚洲有伟大之史绩。溯自金人应梦，圣教西来，白马驮经，慧光东照。历千余年，贤哲继起，宏宗演教之士，代不乏人。必及叔李，去圣时遥，正法寝衰，科学发达，指佛教为迷信，视僧侪为废民，其故皆由缺乏僧才，宏扬大化。故使三藏圣教，晦而不彰。则佛学院之设，固不容缓也。而我七塔报恩禅寺，为浙东古刹，甬上丛林，自慈老人中兴以来，百废俱举，有欲培植僧材。荷担佛法，阐扬大乘，普利人群，故有报恩佛学院之出世。经云，假使预戴恒沙劫，身为床坐遍三千，若不说法度众生，是则不名报恩者。频年诸方宏法，未得相兴诸生，晤对一堂，但望既为佛子，自当爱惜光阴，立志学佛，从闻而思，从思而修，从修而证，依此学佛之途径，一直往前，解行相应，品学双优。他日堪为人天师范，续佛慧命，报佛深恩，是所望焉。今者，本院院长溥常和尚，同教务主任谛闻法师，欲将办学情形，学生成绩，汇出院刊一册。俾令见闻随喜，爰述数词，以示忻忭云尔。

　　民国二十五年秋本寺退居圆瑛题

　　清末民初，中国佛教已经步入了衰微，佛教僧团内部一盘散沙，寺院割据。一些僧人文化素质不高，持戒不严，据说当时江南名刹镇江金山寺的僧侣中，连找一个会写字的僧人都没有。人才的匮缺，影响了僧团的发展，也使整个佛教界缺少生气，受到了社会上各种力量及不同人士的攻击与批评。有人指责佛教是“封建迷信”和“消极主义”。有人主张“庙产兴学”，驱逐僧侣，封闭寺院，打击和限制佛教，致使教案经常发生，屡屡不绝，引起了僧伽内外人士的关注。圆瑛大师对此深有体会，并指出了要害所在。他说： “现在我们的佛教，就是缺乏人才，无论哪一方面，都期待着人才去做事。我主席中国佛教会，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在在处处都感觉得人才的需要。” (《报恩佛学院院刊》)所以他对年青的佛子非常爱护，勉励青年学僧“立志学佛，从闻而思，从思而修，从修而证，依此学佛之途径，一直往前”，做一名“解行相应，品学双优。他日堪为人天师范，续佛慧命，报佛深思”的人。每当年青学僧去看望他时，他都热情接待，谆谆教导，开示说法。1935年，大悲法师在天童寺升座，圆瑛大师特地通知谛闻法师将七塔报恩佛学院的学僧带到天童寺参加升座典礼。其目的并不是要学僧们前去捧场，而是想要学僧们通过参加升座典礼的活动，树立起学佛向上的信心，更加努力学习，做未来的佛教栋梁。学僧们参加完仪式，来到了圆瑛大师的寮房参拜，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你们都是青年有为的人，切不要流于经忏，被恶习所染，个个立起大志，向着振兴佛教的目标走去。” “你们青年的人，第一要立志向上，不可飘流。一生事业成就，就是成佛作祖，全在青年时代作基础。现在我们佛教的一切，均待着你们青年学僧去努力。我觉得在这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佛教，正是你们青年学僧表现好身手的绝好时机。现在我们的佛教一切落人后，一切都不如人。在佛教声誉方面，当然是不好的。不过世间任何事情，都是由落人后而赶到人前，由不如人而做到胜过于人的，所以我们的佛教，一时的落人后，一时的不如人，并不足为羞耻，而不赶不做，因此而永落人后，永不如人，这才是佛教的大耻辱。这种赶与做的工作，就要你们青年学僧去担负起来。” (《报恩佛学院院刊》)

　　四、结 语

　　七塔寺是宁波地区三大寺之一，它在佛教界的影响得自于慈运法师的用力和感召力而致。圆瑛大师作为慈运法师门下的一名法匠，与七塔寺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他全面地继续了慈运法师的遗志，对现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七塔寺作为圆瑛大师生前住持过的寺院，对圆瑛大师的一生有过特别重要的影响，也是圆瑛大师在佛教界内的教务生涯的转折点。圆瑛大师在佛教界的崇高地位就是在七塔寺接慈运老法师的法以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他虽然一直活跃在佛教界里，但是这时他并没有在教界里担任地位比较高的僧职。以后，由于他取得了临济宗传人的心印，为他在教界的地位和传教生涯打下了有利的条件，圆瑛大师在七塔寺经过“神人双选’：，之后，担任了七塔寺的住持，又在退居七塔寺住持之后，再去就任宁波最重要的寺院天童寺的住持，以后又担任了雪峰寺的住持等等，以及宁波接待寺、福州大雪峰寺、宁波七塔寺、闽侯大雪峰寺、林阳寺、鼓山涌泉寺等多座名刹住持，重兴泉州开元寺、福州法海寺，促使“太白争迎”，“雪峰公聘”的现象，说明了他在佛教界的影响至深。他还创办了“宁波佛教孤儿院”、“宁波接待寺佛教讲习所”、“泉州开元慈儿院”、“宁波普益学校”、“镇海僧立国民学校”等多所慈善教育机关，乃至担任“宁波市佛教会会长”、发起组织“中国佛教会”，亲任会长，主持会务六载，以及解放以后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等要职，所有这些，都与圆瑛大师的崇高地位是分不开的。圆瑛大师重视七塔寺的发展，修建七塔寺的建筑，积极参加七塔寺的各项活动，关心七塔寺僧众的生活，支持七塔寺的佛教教育和文化出版事业，七塔寺能在慈运长老之后仍然保持一个朝气逢勃的向上势头，取得好的成绩，无疑与圆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参考书目：

　　《圆瑛年谱》，明 主编，上海圆明讲堂，1989年版。

　　《圆瑛法汇》(九)，北京广济寺，1999年2月版。

　　《报恩佛学院院刊》，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编辑部。佛历二九六三年、1936年10月出版。宁波钧和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七塔寺志》，张秉全主编，1994年七塔寺出版。

　　[1]关于此文，《七塔寺志》与《圆瑛法汇(九)》略有不同。凡在括号里句，为《七塔寺志》所衍。本文依《圆瑛法汇》文录。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