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佛教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以《宋元禅宗史》为中心

关于佛教史研究方法的思考——以《宋元禅宗史》为中心
　　陈 洁
　　20世纪初，佛学研究作为独立和系统的学科得以确立以来，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一直是)《中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佛教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亦日益凸现。前辈学人于此道中多有所探索和创新。胡适的实证主义、汤用彤的“同情之默应，心性主体会”、欧阳渐的“结论后之研究”、吕澂的“实事求是，分析批判”、印顺的“超时空和现实时空”等。而杨曾文在其新著《宋元禅宗史》中则体现丁“历史、文献、思想三结合”的研究方法。
　　《宋元禅宗史》，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全书80万字，共分八章，分别梳理了宋元的社会和佛教、禅宗概况，宋代儒者：士大夫和禅宗，北宋法眼、云门、临济、曹洞宗各宗以及元代曹洞和临济宗的历史情况。
　　杨曾文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秦汉史专业科班出身，史学功底深厚，素以历史考辨见长。杨曾文先生的“历史、文献、思想三结合”研究方法，是指“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首先应明确其历史背景和脉络，其次必须搜集、考辨并整理第一手相关资料，最后才对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思考、概括。”(《宋元禅宗史·序》)
　　历史。《宋元禅宗史》首先体现了“还原历史”的能力，清楚地表明杨曾文先生的佛教史观：禅宗在宋元之际的兴盛、禅宗与其他宗派以及儒家的融合，无不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历史上的禅僧们的行为和思想，也无不与他们当时的社会交接有丝丝入扣的关系。为此，杨曾文先生专门用一整章的篇幅介绍宋代儒者士人大和禅宗高僧的交往及对彼此的影响。对论及代表人物(如延寿、子聪等)和特殊现象(如看话禅、默照禅和念佛禅等)时，都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下进行考察，既注意纵向的禅宗师承法系，又重视横向的“外护”影响，并联系当时的历史事件和文化思想界形势，尽力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例如在论及范仲淹礼遇禅宗高僧时，杨曾文先生并没有将此事简单地当作范仲淹的个人行为或爱好，而是进一步结合史实分析认为，宋代规定皇帝生日前两天必进新经祝寿，范仲淹的奉佛礼僧即受当时这一风尚的影响，他迎请承古禅师入住荐福寺的时间也与祝寿的时间墓本吻合。这里体现的就是在历史中还原、分析和理解历史的方法，体现了厚重的历史感。
　　文献。禅宗一方面标榜“不立文字”，一方面却白五代以来，直至宋代文字禅，留下了繁复的语录、拈古、颂古、评唱等，杨曾文先生对这些禅宗史第一手资料都注意搜集和整理，利用的资料非常广泛，既有传统的史书、禅宗语录、各类灯史，也有文集、碑铭、地方志、寺志，还旁涉和参考了大量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对涉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史实作仔细的核查或考证。
　　《宋元禅宗史》言之有据、立论谨慎，还因为杨曾文先生在治学中善于考辨真伪，进而加以梳理概括，做好资料汇编，真正做到’了“论由史出”、“史论结合”、“以论带史”，而不是“以论代史”、“孤史出论”。比如古塔主承古的籍贯，一般都根据史籍直引为“西州”，并不再追究西州在何处。事实上，唐以高昌为西州(治所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北宋时回鹘在此建有政权，史称西州回鹘，可见承古的籍贯不太町能是此西州。忽滑谷快天的《中国禅宗史》谓西州即今陕西汉中府沔县，而《宋元禅宗史》并不人云亦云，而是再核实《宋史·地理志》，得知宋之汉中下辖四县，其中有“西县”，而无“西州”。所以文中以注释方式辨析并存疑“说西州即是西县，不知所据””。书中还有很多细节都足见作者的考据功力，如对契嵩《辅教编》中五书撰写时间的考订(第178页)，对契嵩《谢李太尉启》所针对的李姓外戚究竟是谁的分析(第174页)，以及梳理出来的七份“临济宗传承世系略表”和两份“曹洞宗传承世系略表”等。
　　思想。在理清历史脉络和掌握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杨曾文抓住了宋元禅宗思想的本质，即从超越到现实。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关于如何解脱和如何修行的，禅宗作为佛教宗派之一，虽然本质上不离其宗，但显然更富有现实主义的性格，主张佛与众生、菩提与烦恼、染与净、出世与入世的“相即不二”，提出“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和“随处作主，立处皆真”，对宗外世界采取开放和接受的立场，更投入和关注俗世现实社会，立足在现实世界里求解脱。正是这一思想本质，使得宋元间禅教和儒释会通成为可能，也开启了后世延传至今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书中对于延寿的心性论和禅教会通思想的解析，对于契嵩、善昭、克勤等人禅学思想的分析等都很有见解。 ’
　　史德及其它。除了“三结合法”，杨曾文先生也注意博采众长。欧美和日本通行的佛学研究方法，有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等，近年来又涌现出宗教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新方法，这些方法在杨曾文的《宋元禅宗史》中都有或多或少的运用。既有对重要人物思想的分析和辨析，又有社会学的统计和分析等，以期尽可能地再现和还原宋元期间历史的真实面貌。比如从云门宗创始人文偃的史载88个弟子的名字前所冠地名，推测云门宗在五代后期和宋初的地理分布情况和影响所及，再结合《宋会要辑稿·道释》等文献记载的当时全国僧尼人数及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从而梳理出当时云门宗的影响大小和地理分别。这样细致的典籍钩沉、丝丝入扣的分析，既需要古地理学的功底，又运用了社会学方法(如统计)，充分展现了历史还原和史料分析、迁移能力。
　　最后，如果说历史、文献和思想分别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史才和史识，那么杨曾文的三结合法还体现’了历史学者的“史德”。杨曾文自称“在撰写过程中对宋元时期那些对中国历史和宗教、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僧人，以肯定和赞扬的笔调予以表彰。同时，在对佛教、禅宗思想和禅僧修行、悟境等所作的描述中，注意选择适当的措词和用语，尽量防止因表达不当而伤害佛教信众的感情。”本着同情的理解，杨曾文避免了“现代性的傲慢”，体现了一种温柔敦厚和平议同情的学风。
　　杨曾文先有《唐五代禅宗史》问世，新著《宋元禅宗史》承袭其后，可以说这两部断代史比较全面地概括和体现了各个时期的禅宗历史和特点。而从《唐五代禅宗史》到《宋元禅宗史》，“历史、文献、思想三结合”的研究方法一以贯之，体现了杨曾文先生在从事佛教史研究中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
　　(作者陈洁，1975年生，哲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