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纪佛学泰斗吕澂
十世纪佛学泰斗吕澂
近代研究佛学的学者当中,以吕澂的贡献最为睥睨世人。吕澂通晓多国文字,佛学著作等身,半个多世纪以来,吕澂以其探隐抉微,穷原竟委的治学精神,深为后人所敬重,而他研究领域的广袤,在中国佛学界中亦少有人堪与比拟。他诲人不倦,甘于淡泊的出世情怀,以及不慕荣利的高洁情操,至今令人景仰,可谓近代佛学巨擘。
绝世天资佛学启蒙
吕澂(西元一八九六--一九八九),原名吕渭,后改名澂,字秋逸,也作秋一、鶖子,江苏省丹阳县人。自幼天资聪慧,刻苦向学,初级师范学校毕业后,便能独力阅毕大英百科全书,又利用余暇自修,精通英、日、法、德、梵、藏等各国语言。当时他的胞兄吕凤子任教于两江师范学堂,是江苏著名的画家,尤其喜欢绘画佛像,常往金陵刻经处听杨仁山居士讲学,返家后即为吕澂复述,此为吕澂接触佛法的开端。
一九一一年杨仁山逝世,欧阳渐继其业,负责金陵刻经处的编校。当时在全国的刻经处中,以金陵的校勘规模最大、最精。吕澂至刻经处购书时得晤欧阳渐,遂虚心请教。吕澂才思敏捷,欧阳渐甚为激赏。此后,吕澂便常与之信札往返,讨论佛法。
一九一四年,欧阳渐在金陵刻经处设研究部,吕澂与邱晞明、姚伯年、徐钟峻入学就读,同为第一批学人。一年后赴日留学,进入日本高等预备学校深造,继而在日本美术学院专攻美术。吕澂学习认真,成绩优异,博得日本教师一致的夸赞。第二年,因与留日学生共同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而罢学回国。
金陵事师创新讲学
一九一六年吕澂归国后,旋被刘海粟聘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务长。任教期间,吕澂撰著《美学概论》、《美学浅说》、《现代美学思潮》、《西洋美术史》以及《色彩学纲要》等,对二○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传播西方美学,有重要影响。(先锋佛学注:陈独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口号,最早就是吕先生提出的,后来两人联合撰文)
一九一八年,欧阳渐欲在刻经处筹办"支那内学院",邀请吕澂协助。筹备之初,经费极度窘迫,吕澂曾随欧阳渐四处奔走,向当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北京政府铁路督办蒯若木募款。筹备时间前后达四年,吕澂逐渐放弃美学,专志于佛学的研究。
一九二二年,支那内学院在南京半边街(今公园路)正式成立,欧阳渐为校长,吕澂任学务处主任。因吕澂字秋子,欧阳渐尝称他为"鶖子",鶖子是释迦牟尼佛座下智慧第一的弟子舍利弗的译名,由此可见欧阳渐对吕澂的倚重。欧阳渐曾说道:"先师咐嘱渐十余年来,得超敏缜密之秋一可以整理,得笃实宽裕之黄树因可以推广,吾其庶几乎!"吕澂从此矢志佛学,追随欧阳渐左右,未曾暂舍。往后支那内学院一切的成就,以及在佛学学术上的贡献,与吕澂的努力密不可分。
支那内学院藏书数十万卷,其研究学风是从学术意义上研究佛教文化。因此,在开课之初,学人荟集,人才鼎盛,如吕澂、王恩洋、汤用彤、聂耦耕、邱晞明、景昌极等,均在院任教。在开办"法相大学特科"后,支那内学院一时声誉鹊起,与太虚大师创办的"武昌佛学院"遥相辉映,成为全国两大佛学中心。
除行政教学工作外,吕澂还从事大量佛学研究、佛典校勘与整理的工作。这段时期,吕澂撰写《声明略》、《佛典泛论》、《佛学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和《因明纲要》。吕澂的授课方式与众不同,他根据欧阳渐的《院训释.释教》,将佛学分成五科(后人称其为五科佛学),以毘昙、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组成内学院院学。这个教学体系涵盖整个印度佛学,可谓近代佛学教学史上的创举。
勤奋研究扬名国际
吕澂追随欧阳渐二十余年,深得其学问之精髓。他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加上聪敏的天资,曾被熊十力慧眼识才,指其学识较之欧阳渐"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并在给吕澂的信中赞叹说:"较师更加精详。"
一九二六年后,由于北伐方酣,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都先后为军队占用而停办,上百多间房舍的金陵刻经处只留下存放经书及日常作息的空间,支那内学院也只剩下吕澂和邱晞明陪侍欧阳渐,继续未完的研究工作。
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未几,战火蔓延到南方。欧阳渐率领部份门人弟子,由吕澂护送大批重要资料前往四川,在江津成立支那内学院的"蜀院"。蜀院并未招生,只是继续著述研究工作。正值四十二岁壮年的吕澂,在入川后数年间,于处理院务之余,更全心投入学术研究。他对梵文、藏文原典的解读,尤为特出,曾校勘藏文《摄大乘论》、《因明入正理论》,及梵文《楞伽经》,并完成《杂阿含经刊定记》、《因明入正理论讲解》等重要佛学著作,及若干篇重要学术论文。吕澂同时与法国东方学者莱维,及日本佛学家木村泰贤等往返论学,解决历史遗留的许多问题,为内学院在国际学术界中树立声誉,也为中国佛教争得光荣。
著述研究为教忘我
一九四三年二月,欧阳渐逝世,各方弟子回江津奔丧,门人组织院友会,公推吕澂继任院长,王恩洋等担任院友会理事。
吕澂继师遗志,继续办理蜀院,开始聚众讲学。其间曾与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合编《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权,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吕澂续掌院务。三年后(西元一九五二),该院院友开会决议自行停办,自此创立三十余年,中国高等第一佛学院--支那佛学院宣告停办。
一九五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吕澂被选为常务理事。由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对他颇为重视,自第三届起,吕澂便获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二年后,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邀请各国佛教学者合作。中国佛教协会当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推举赵朴初为主编,吕澂任副主编,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撰稿。吕澂同时撰写百万字的《中国佛教》,获得国际间的肯定和荣誉。
一九五六年,吕澂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兼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六一年,吕澂受科学部委托,在南京开办一个为期五年的佛学班,为北京、上海、内蒙古派来的三个研究生,开设"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两门课程,后整理讲课笔记,辑成《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和《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两书。
一九六二年,吕澂希望中国能出版一部优于日本《大正藏》的大藏经,翌年即开始编写《新编汉文大藏经录》,它是吕澂数十年读经的心血结晶,不只将经籍内容分类,还勘同出一百七十七部佛籍,历时三年完成。后因大陆文革开始,编印藏经的弘传计画被迫中止。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佛学班及多年研究成果、资料全数毁坏殆尽。七十一岁的吕澂遂避居江苏故居,后再迁居北京清华园,直至一九八九年七月逝世,享寿九十三,这二十三年间形同退隐,不曾再有佛学著述问世。
振响当世流韵未来
吕澂在佛学研究上的贡献,除了在唯识研究上独树一帜外,并沟通汉藏佛学,重视藏传佛学的研究,同时发扬唯识与因明学。他在学术上主要成就有:
一、在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最后二十卷中,发现《摄事分》的大分是引用全部《杂阿含经本母》,因此明白瑜伽一系学说真正来源为上座部禅法。他更订正翻译后弄乱的《杂阿含经》次第,写成《杂阿含经刊定记》,此一见解,远比日本佛学界早六十年左右。
二、在《瑜伽师地论》里发现引用《小品宝积经》的旧注,而刻成《宝积经瑜伽释》一书,不仅看出大乘学说前后的联系,且订正旧译《宝积经论》的错误。
三、认清梵、藏本唯识论书的文义自成一系,与玄奘所传不同,而确定唯识古今学说分歧之所在,从此,唯识学前后变迁迹象一目了然。
四、寻出《俱舍论》与南北双方《毘昙论》的关系,判明小乘毘昙学说的系统。
五、校勘编印《藏要》一书,凡四百余卷。此书整理考订各地所发现历代大藏经刻本,因而廓清藏经版本源流,确定文字正谬的标准。又从国外校印的梵、藏文佛典,和康、藏各种刻版的西藏大藏经比较研究,而见到汉文翻译的优劣。《藏要》被用作校释佛籍的重要参考本,更是日本佛教大学教科本,及印度国际大学研究资料。
吕澂个性纯厚,律己甚严,据学生张春波所描述:"先生已六十六岁,那么大年纪,每天都是凌晨四点起床,漱洗毕,即开始工作,或研究学问,或备课。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工作、学习、研究和教学上。这恐怕是先生在学问上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原因。"
吕澂治学精神令人赞叹,对佛学界的贡献照古耀今。
(上述文章来自先峰佛学论坛之吕澂纪念馆,深深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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