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研究佛教禅学史的一些问题

关于研究佛教禅学史的一些问题
　　高令印
　　禅或禅学，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犹如般若学、唯识学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一样。因为禅有佛教禅和外道禅，不是佛教所独有，故这里题为’佛教禅学”。
　　2005年7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拙著《中国禅学通史》。这部书笔者花了10多年的时间，现将本人研究佛教禅学史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提出来，就教于大家。
　　一、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禅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笔者研究禅学(宗)史的初期，由于接受胡适先生禅宗史考证的某些观点，如对达摩到僧粲一段‘称为南天竺一乘宗’与史实不符，认为是神话传说式的，以史学的观点难于成立。因此，笔者禅学史的研究就卡在这些问题上，无法继续了。
　　后来，笔者到天柱山考察了三祖僧粲、马祖道一等的历史事迹，深入体会《信心铭》等典籍。此外，又读了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其中有谓，禅宗的传统法统既有史料的根据，又有禅者“充满热情的传说”。由此笔者体察到，应该以禅学的意蕴研究禅学(宗)史。以慧能为代表的中国禅，是直证实相般若的，超越了言语文字和时间空间。它以顿悟的方式以心传心，所证得的是内在的生命境界，如果在生命的外在活动上兜圈子，即着眼于社会历史，就远离了禅，摸不着边际。禅的境界是空而不空，真空妙有，没有体现于社会人际的事实之中。因此，这种“心传”史‘禅学史’，不能固滞于“心传”中某一环节具体事实的有无问题上，只用历史考据的方法是不行的。作为“心传”史，即使原始事实记载有所出入，甚至违反逻辑、理性，不符合历史事实，而却反映出其时代的宗教情感和宗教价值，代表了其时代该宗派的思想意识，应视为是正当的，是研究禅学(宗)的根据。
　　上述以禅学研究禅学(宗)史的方法，不完全是“以禅乱史”，是研究的对象本身所决定的，它是史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在禅学史的研究中，历史考据的方法仍然是很有必要的。
　　二、掸学与儒学
　　禅学是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修行方式和祈求境界，即行理两个大方面。这正如唐僧宗密所说的，“禅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禅理，忘情契之是禅行，故云理行”。
　　笔者认为，人类文化从产生以至于今，宗教是其基础和核心之一。任何宗教都有自己的修行方式和祈求境界。也就是说，禅是人类的自然要求，是众生的本能呈现。
　　佛教认为，真如实相之先于天地、先于人类之存在；当人类出现后，自然人人具有佛性。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华民族的原始祖先最先产生的观念是祈求崇拜神灵，由多神到一神，这其中就应该有禅的显现。子思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中国远古儒家一开始就讲，人先天具有善端，后天必须反求诸己，经过培育、修养才能成为善——天人合一境界。此外，中国远古哲人提出的”坐忘”，即主客观融合为一。这种祈求境界可以说是中国禅的萌芽。中华民族自羲、黄、尧、舜起，就建立起一个全民族共同遵循的代代相传、心心相印的道或生活准则，即“允执厥中”的中庸。后来禅宗的“以心传心”，很似上述儒家的“心传”，且两者都叫做禅。
　　上述可以说是佛教所说的外道禅。外道禅可以变为佛教禅。印度外道禅瑜伽就是印度佛教禅的前身。所以，有谓中国是禅的国度，就是因为中国有禅的传统，禅为中国所固有。
　　此外，佛学与儒学的诸多命题，如心性与佛性、言不尽意与不立文字、无与空、德性之知与顿悟、人人皆可成圣与皆可成佛等，是应该有直接关系的，可以说大都是以儒学的形式填入佛学的内容。
　　三、类似达摩禅与达摩禅
　　在达摩来到中国之前，或者说刚到中国之初，类似达摩禅者中国已有之。此类似达摩禅未见其与达摩有关系的记载。由此说明禅为中国所固有。
　　例如，南朝宋齐间的宝志(生卒年不可考)，亦称保志，本姓朱，金城(今河南金城)人。依僧俭出家，修习禅业。居止无定，饮食无时，发长数寸，执一锡杖，杖头挂剪刀及镜，或挂一两匹帛，跣行街巷。数日不食，亦无饥容。时或赋诗，言谶记。齐梁帝谓其惑众，收驻建康。其答梁武帝所问，俱为达摩禅之机锋，不可以心思意解。宝志还作有{大乘赞》10首、《十四科颂》14首、 《十二时颂》12首等。词意内涵，与后时禅宗旨趣多所冥符，禅宗门下诸相师多有引用之。宝志实开达摩禅之先河。
　　再如，约与宝志同时的傅翕(生卒年不可考)，自号“当来下生善慧大士”，不知何许人士。出家后居松山顶，躬耕以为生。见有人盗其菽麦、瓜果，便帮盗者盛于篮笼而去。偈日，“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由此可见，全似后来禅宗机锋语。傅翕著《心王铭》，长达344字，对后来的禅学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有日：“心王亦尔，身内居停，面门出入，应物随情。自在无碍，所作皆成，了本识心，识心见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念。欲得早成，戒心自律。净律净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无别佛。”除此之外，僧传文献中所记载的如此者甚多，还有些不载于僧传文献者。这就能充分说明在达摩来中国之前，类似达摩禅在中国已十分流行。
　　四、如来禅与祖师禅
　　按照早期学者黄忏华《佛教各宗大意》、万叔豪注杨仁山《佛教宗派》等著述的解释，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别、内涵通俗易懂，似乎没有问题。读了一些近年出版的新著，却与黄、万等人的讲法大不相同，使笔者大为困惑。如有的说，如来禅禅法，自达摩开始，经慧可、僧粲、道信、弘忍、神秀，以4卷本《楞伽经》印心，递相传授。如来禅是达摩自居的新禅法。 “从初祖到六祖，历经梁、陈、隋、初唐，可称如来禅时期。”如来禅概念出自早期佛经《楞伽经》，是经论所说、六度所据之禅法，怎么说是专指后来的达摩至神秀一系(楞伽宗)的禅法呢?
　　释迦牟尼所传之言语，后来由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下来并加以论述，便形成经律论三藏。历代学徒从三藏中修习到的禅学，叫做如来禅。以经律论所说、六度所摄之禅为如来禅。因为如来禅为六度所摄，如来禅是渐修的禅法。此禅法的范围一般规定在“四禅八定” (四禅加四念处)上。释迦牟尼离开言语文字以自心直接传入其大弟子摩诃迦叶之心(即以心传心，心印，默契)的禅法，诸佛代代相传，叫做“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传授至其第28代菩提达摩于南朝来到中国传授，达摩为中国此禅(禅宗)之初祖，叫做祖师禅。祖师禅，以名命义，是达摩祖师所传之禅。但是，由于达摩之禅仍是印度渐悟之禅，或者说是由印度渐悟禅过渡到中国顿悟禅的中间阶段，因此达摩禅仍是如来禅。这点神会、宗密等都有十分明确的论说。真正的祖师禅是以慧能为代表的中国化佛教禅宗之禅。祖师禅概念也是在慧能之后才出现的。
　　如来禅与祖师禅的区别不是在“见性”、“无念”禅之境界上，而是在实现、达到“见性”、”无念”禅之方式上，即如来禅是渐修而悟，而祖师禅则是顿悟。
　　基于如来禅与祖师禅之别，便出现宗与教、意与语、心与口等之分。禅宗教徒自称是教外别传，而把以经律论立宗的叫做教，包括禅宗以外的所有宗派。由此，便出现“经是佛语，禅是佛意”，“望口名教，望心为禅”等说法。
　　五、中国禅之整体梗概与发展趋势(现代化)
　　在漫长的中国禅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禅的正式出现是道生禅学，慧能禅学标志着中国禅的真正形成，而中国禅义理体系和践履规范之完善是圭峰禅学和百丈禅学。慧能、道生之前的达摩禅学等只能算是中国禅的先驱。禅本来有理和行两个方面的意义。印度禅重行，中国禅重理，或者说中国禅把行融合在理中，禅慧一体，达摩禅学是由重行的印度禅过渡到重理的中国禅的中间阶段，呈现出印度佛教中国化的禅学形式。在慧能禅学、圭峰禅学、百丈禅学之后，中国禅诸如公案禅学、文字禅学、看话禅学、默照禅学、儒佛道融合禅学等，在世界观上没有开创出来多大的新境界，大都是在认识论即“如何见性成佛”的问题上兜圈子。不过，其中的默照禅学有回复到正宗禅学——内证禅学的特征，又为近现代社会所需要，故为近现代禅净结合之“人间禅学”所发扬，有在刚刚开始的新世纪所繁盛的趋势，为中国禅之复兴和发展开辟出新方向和新领域。
　　中国禅2000多年来的丰富多彩的发展过程和意蕴深邃的思想内容，呈现出中华民族精密的思维特征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国禅是讲“明心见性”的，类似儒道所追求的健全人格、成熟心智、安身立命之道，是人的生命内核。因此，中国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儒、佛、道三大组成部分中，大乘佛教境界最高，它充分地表达出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中国禅的“见性”精神，启示出了人们从各种桎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通过破除迷信而充分发挥内心蕴藏的生命力。中国佛教强调智慧解脱，由智慧而觉悟，以至于净土而成就佛道。这就是说，通过真正的自我跟外界和谐统一，由理性和理想相结合而把理想变成理性，再由理性变成现实，在实践中把人生的价值和崇高人格实现出来。中国禅的这种内在价值，就是文化，就是中国人的过去文化、当前文化和未来文化。这是研究和体认中国禅的基本内容和目的。
　　研究中国禅的发展过程和内容意蕴，是为了探讨其现代价值和发展趋势。中国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骨髓，它的一些主要特征已经凝聚于历代中国人的思想品格和行为之中，包括现代中国人。
　　当今现代化过程中所触及到的一些问题和现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或隐或显地关联着禅学问题。就拿佛教四谛之苦谛来说，当初佛陀是用自己所观察到的世界“生老病死”四种人的苦难现象来描绘“苦”相的。在医学科技极速发展而福利日益改善的今天，生、老、病等三种苦，没有古代佛教徒所感受到的那么严重，而今天唯独死亡问题仍构成“一切皆苦”之中最难解决的内在问题，涉及到心理(死的恐惧)、精神(死的解脱)、实存(死的态度)等三大层面。专就这一点说，宗教解脱论或所谓的“生死智慧”说即是现代人最切实需要的精神食粮，不但丰富，而具有深度。中国禅以简易的觉悟工夫，彻底解消人的内在问题，而以无心无念、无得无失的大彻大悟，体认“生死即涅架”或“日日是好日”得出“平常心是道”的结论。这种人生哲学具有永恒的价值，永远是解决人际关系的良方，社会稳定团结的前提。中国禅之核心命题“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等，通过现代诠释，就可以作为现代人的生命原则和规范。
　　我们要摆脱传统的佛教研究宗旨和方法，如把佛教看成是单纯宗教，是唯心论(甚至认为是迷信)。上面讲到，中国禅所强调的“禅即生活”、“平常心是道”等，是人间佛教，它是出世的，亦是入世的。
　　因此，要从多元世界宗教现象的角度来综合审视中国佛教禅学的现代价值和发展趋势。知名学者傅伟勋说：“要从宗教心理学、宗教现象学、比较宗教学、心理分析、精神医学等崭新观点重新探讨佛教思想与文化之种种……佛教已到了不得不脱胎换骨的地步了，其中最大的关键是，佛教能否经由中道与真俗二谛现代化诠释建立它本身的社会伦理学，能否挖深‘生死即涅架’的哲理，以便重新发现生命奋勉的每一时刻即是涅架解脱的后现代意义出来。”傅伟勋强调，研究评价中国佛教禅学必须立足于现时代，这是出发点。佛教的生命体验和个人直观及其本体论，最具有现代价值，应予以深入发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最具有“哲学性”的除了先秦诸子与朱(熹)、王(阳明)之外，许多都来自中国的大乘佛学。中国大乘佛学为中国哲学中分量最重的部分之一。我们如要开拓更广更深的中国哲学之路，绝对不能忽略佛学，否则就谈不上创造性的现代化综合。这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保守的注释学方法，参照西方解释学、比较哲学、语义分析等，建立起适合于中国人思想的方法论，才能开拓出佛学研究的新境界。
　　对于中国佛教禅学的研究，在中国应该说还是刚刚开始。我们相信，这一课题将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重建起着重大的作用。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