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发布时间:2009年04月12日
佛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佛教哲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两汉以前,中国哲学的发展与古代的传统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在魏晋以后,中国哲学在儒、释、道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以儒、释、道文化为主体的哲学系统。佛教哲学自两晋的格义化、玄学化,逐渐影响中国哲学,到隋唐佛教哲学高度发达,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
二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一) 宇宙论的扩展
儒家以天地四方为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道家以“道”来表示宇宙的无限性。佛教以“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多元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多元阶段性,并以“华藏世界”的宏观宇宙哲学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佛教的宇宙观注重生命体在自然中的地位,认为有情生命和无情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情生命为有情世间,无情界为器世间,二者圆融一体,相互依存,协调统一。
(二) 本体论的深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甚发达,佛教形而上本体论传入,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隋唐佛教后,因受到佛教涅槃佛性说和般若无知说的影响,儒家哲学也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 人生论的提升
佛教有丰富的人生论,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着重认知这个世界的真相为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念,并要求面对苦难的世间,去探寻苦的根源,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最终导致永恒的快乐。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和积极济世的六度思想,丰富了人生智慧,使人从现实中得到超脱,获得不为凡情所动的保持自我能力,对中国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五)认识论的推进
佛教的法相唯识学长于名相的分析,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有极为细致的研究,以八识学说剖析精神现象,并以“种子说”、“薰习说”、“变现说”等阐述了系统的认识论,从而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之不足。
(六) 辩证法的丰富
佛教辩证法以华严学的“圆融无碍”思想为代表,打破一切人为的界域,将差别、矛盾、对立统一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规律,是高度发达的辩证法。
第三节 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
一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说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现实的想像力,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
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宋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园地。如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译文宏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陀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传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遍文学。这两部佛经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的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发展。
(二) 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和律体诗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一方面是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印度声明论,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学空宗理论和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
(三) 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影响,比对诗歌的影响还要显著。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三种宣传教义的方式。由于诵读、讲说、歌唱、赞叹等形式多样化,说唱结合不仅开佛教俗唱的风气,而且有变文之作,继之有宝卷、弹词、鼓词等文学艺术出现。
(四) 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佛教对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故事来源,启发艺术构思。我国上古文学作品注意“辞达”,风格质朴,不利于小说的创伤和发展。而佛教典籍则广取譬喻,以寓言、故事来说明教义,往往把佛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利于打破中国小说的博物、逸闻、笑话等传统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打开文阔的天地。六朝时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等。
(五) 佛教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
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了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新词汇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为中国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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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宇宙论的扩展
儒家以天地四方为界,六合之外存而不论。道家以“道”来表示宇宙的无限性。佛教以“三千大千”说和“劫波”说揭示了空间上多元层次性和时间上的多元阶段性,并以“华藏世界”的宏观宇宙哲学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佛教的宇宙观注重生命体在自然中的地位,认为有情生命和无情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情生命为有情世间,无情界为器世间,二者圆融一体,相互依存,协调统一。
(二) 本体论的深化
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甚发达,佛教形而上本体论传入,如“二谛圆融”和“事理相摄”的理论,即分析本质世界和现象世界的相互辩证关系,使中国的本体论思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心性论的开拓
隋唐以前,中国哲学侧重于天人关系的阐释,隋唐佛教后,因受到佛教涅槃佛性说和般若无知说的影响,儒家哲学也重点转移到心性之学上来,强调本心的清彻明觉和返本复性的功夫,形成一套系统的性理之学,这是接受佛教心性论薰陶的结果。
(四) 人生论的提升
佛教有丰富的人生论,如以悲苦人生论为基础的“四谛”说,着重认知这个世界的真相为苦、空、无常、无我的观念,并要求面对苦难的世间,去探寻苦的根源,寻求解脱诸苦的方法,最终导致永恒的快乐。以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和积极济世的六度思想,丰富了人生智慧,使人从现实中得到超脱,获得不为凡情所动的保持自我能力,对中国的人生哲学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五)认识论的推进
佛教的法相唯识学长于名相的分析,对人的心理活动和认知过程有极为细致的研究,以八识学说剖析精神现象,并以“种子说”、“薰习说”、“变现说”等阐述了系统的认识论,从而弥补了中国哲学缺乏独立的认识论之不足。
(六) 辩证法的丰富
佛教辩证法以华严学的“圆融无碍”思想为代表,打破一切人为的界域,将差别、矛盾、对立统一沟通起来,恢复世界的整体性和普遍联系的规律,是高度发达的辩证法。
第三节 佛教对中国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贡献
一 佛教与中国文学
佛教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文体,新的意境,新的命意遣词方法,也就是带来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重大变化。在形式方面,佛教对于律体诗和俗文学(包括说唱文学、通俗小说、戏曲等)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在内容方面,主要主张就人生而观其无常苦空,就宇宙而知其变转幻化,从而为文人开拓了新的意境及超现实的想像力,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 佛教翻译文学的形成
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宋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的园地。如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译文宏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陀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传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遍文学。这两部佛经的文学色彩极为浓厚,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的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代的文学发展。
(二) 佛教推动音韵学的和律体诗的产生和发展
佛教对于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分巨大,一方面是伴随着佛教而传入的印度声明论,导致南朝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制定,从而推动了唐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一方面是佛教的思想,尤其是般若学空宗理论和禅宗思想,给诗歌的内容以强烈的刺激,丰富了诗歌的意境,使诗歌的面貌更为多姿多彩。
(三) 佛教导致说唱文学——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的相继产生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佛教对于说唱文学和小说的影响,比对诗歌的影响还要显著。自南北朝以来,佛教为了弘法的需要,开始推行经文的“转读”、“梵呗”的歌唱和“唱导”三种宣传教义的方式。由于诵读、讲说、歌唱、赞叹等形式多样化,说唱结合不仅开佛教俗唱的风气,而且有变文之作,继之有宝卷、弹词、鼓词等文学艺术出现。
(四) 佛教为古典小说提供了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佛教对我国古代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提供故事来源,启发艺术构思。我国上古文学作品注意“辞达”,风格质朴,不利于小说的创伤和发展。而佛教典籍则广取譬喻,以寓言、故事来说明教义,往往把佛理融化在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取得形象教化的成效。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利于打破中国小说的博物、逸闻、笑话等传统题材的束缚,为小说创作打开文阔的天地。六朝时佛道盛行,形成了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从而产生了许多志怪小说。如干宝的《搜神记》等。
(五) 佛教为中国文学语言宝库增添新的词汇
随着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佛教典籍中不少优美的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被引进了我国六朝尤其是唐以后的文学作品,其中源于佛教的成语,几乎占了汉语史上外来成语百分之九十以上。印度和中国佛教的新词汇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使汉语言的表现力更为灵活,为中国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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