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座”与“佛迹记碑”铭文题记考

“金刚座”与“佛迹记碑”铭文题记考
　　陕西铜川市玉华玄奘纪念馆 仵禄林
　　内容提要：玄奘法师在玉华寺译经、创宗、弘法、圆寂、遗留下大量弥足珍贵的佛教文物遗存，其中金刚座与佛足印石为玄奘亲自督工雕刻，铭文题记为玄奘法师手书，两篇题记的发现，为玄奘与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
　　关键词：玄奘法师 金刚座 佛迹化碑 铭文题记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物工作者先后在位于陕西省铜川市西北的玉华寺遗址中发现和发掘出土了数件与大唐高僧玄奘法师相关的重要佛教文物。其中在器物铭文中明确提及玄奘法师的有两件，即“金刚座”和“佛迹记碑”。
　　玉华寺是唐代皇家大寺。永徽二年，唐高宗李治废太宗离宫玉华宫为佛教寺院，是为玉华寺。显庆四年(659)冬，敕玄奘法师在此译经。在此后的四年多时间里，玄奘在玉华寺设立译场，翻译出包括六百卷煌煌巨典《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在内的浩繁经典14部682卷，占其生平译经总量的半数以上。他主持开凿了玉华寺肃成院石窟，并雕造佛像；虔心供养，至敬至诚；他与弟子窥基共同糅译了唯识论的一本十支，撰成了十卷本的《成唯识论》，并以此论与《瑜伽师地论》为基础，创立了中国唐代佛教的重要宗派——法相宗。法相宗在初唐曾盛极一时，并东传日本、朝鲜等国，对东亚地区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麟德元年(664)二月初五日，玄奘圆寂于玉华寺肃成院。玉华寺作为玄奘法师译经、创宗、弘法、圆寂之地而在中国佛教史和文化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一 “金刚座”的发现
　　1956年，在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陕西省文管会对玉华宫(寺)遗址进行了调查。在玉华寺肃成院遗址石窟中发现了一件唐代石雕莲花佛像座。座为青石质，上圆下方，中空凹下。基座为方形，其上承以双层束腰莲台。上层莲台周围剔地形成肥硕的仰状莲瓣，下层覆莲瓣上雕饰如意云头一周。石座宽51厘米，高43．5厘米，保存基本完好。方形基座前方左侧刻有二十字的楷书铭文，竖行，每行四字，内容为：“大唐龙朔二年三藏法师玄奘敬造释迦佛像供养”，此石座随即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金刚座在印度佛教中特指释迦牟尼佛证道时的座处，在古印度摩揭陀国的摩诃菩提寺南边，尼连禅河西岸的“菩提树垣”内。菩提树垣正中，是一株枝繁叶茂的高大的菩提树，四周砌有高峻险固的城墙。树下便是金刚座。当年佛陀释迦牟尼就是静坐其下成道的。按照印度佛典记载，在佛陀释迦牟尼之前，已有千佛在此座上成道，故称此座为“金刚座”，能够“上达地面，下据金轮”。玄奘法师游历印度十七年，曾于贞观五年专程到“证圣道场”至诚礼拜。其后唐使臣李义表、王玄策等人于贞观十九年来到印度菩提树垣，瞻仰道场并勒碑留念。玄奘回国后，移居玉华寺期间，在肃成院石窟开凿完成之际，敬造了这尊释迦佛像供养。石座上的佛像今已不复存在，仅存莲花石座。座上佛像的佚失应与唐、五代时期几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有关。据史料记载，唐武宗灭佛，“拆天下寺院四千六百所，拆私人小寺四万余所。”使二十六万五百僧尼还俗。收寺院奴婢十五万人，令其种田纳税，销毁铜像、铜磬铸钱，用铁像铸农器，收良田数十万顷；周世宗灭佛，废佛寺三万三百余所，销毁铜像用来铸钱。两次毁佛事件，尤其是武宗灭佛，对处于京畿之地的玉华寺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寺内佛像多遭损毁，寺僧离散。玄奘大师敬造的这尊佛像，极有可能在这次毁佛活动中遭毁，或者是寺僧们为了保护佛像而将其傅、座分开埋藏，至今未见佛像出土。
　　二 “佛足印石”的发现
　　20世纪60年代，文物工作者在玉华寺肃成院遗址发现了一通佛足印刻石。刻石为青石质，阳刻图纹，残宽72厘米，残高66厘米，复原宽度为88厘米。佛足长50厘米，宽20厘米，佛足五指微张，大指刻莲花，其余四指刻卍纹，掌心刻千辐轮纹。大指下刻三钴，二指下刻双鱼，四指下刻宝瓶，五指下刻螺王纹。千辐轮纹右侧上方刻月王纹，下方刻月牙纹。这些刻画纹样在佛教中分别有不同的寓意。莲花是纯洁的象征，宝瓶是智慧的标志，双鱼代表解脱，花木表示永生，象牙则孕育着报恩。碑左下方残存“匠(近)李天诏”四字。发愿文仅见“供”字，余皆残损，图纹因风雨剥蚀已漫漶不清。
　　佛足印，原是佛陀释迦牟尼去世前，留在印度故乡石头上的脚印。在石头凹形的印迹里，密刻着具有各种寓意的佛教花纹图案。佛教典籍《观佛三味海经》记载：“若人画佛足迹，令人见之生欢喜，除百亿那由他恒河沙劫生死之罪。”对佛足迹的崇拜，是早中期佛教相当普遍的重要佛事活动。早期佛教徒认为，佛陀的形象，是不能也无法用俗人的形象来表现的。佛教徒在修行的时候，多以佛座、佛发、菩提树、法轮或佛足迹来表示佛的存在。因此，在古印度，雕造佛足印成为佛教艺术中的独立题材，礼拜佛足也成为佛教最重要的敬礼法。留存至今的佛足印石在印度有三处，即今巴尔胡特僧院遗址、山奇大塔遗址的佛足迹及摩揭陀国波吒离城石上印留的足迹。另外还发现公元前一世纪祗园出土的红陶质佛足印等。对佛足迹的崇拜一直延续到后世的大德高僧。8世纪，日本僧人金刚三昧游历印度时，还看到印度寺院中画有玄奘法师穿过的麻鞋，并以彩云烘托，每至斋戒之日众僧无不顶礼膜拜，当做佛足印一样供养。由此可见印度僧徒们对佛足印的崇敬。
　　《义楚六帖》(卷一)载：“《西域记》云：佛在摩揭陀国波吒离城石上，印留足迹，玄奘法师亲礼胜迹，自印将来，今在坊州玉华山镌碑记之，其佛足下五足趾端有卍相……跟有梵王相。”
　　上述资料明确无误地记载了玄奘在玉华寺镌碑刻制佛足造像的事实，而其所记载的佛足印刻画纹饰与发现的实物佛足印石完全相同。而且实物佛足印石中佛足的长度折合唐尺与玄奘法师所记印度摩揭陀国波吒离城石上佛足尺寸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确定，此印石应为玄奘西游印度游学取经时，亲礼佛足胜迹，虔诚拓印回国，在玉华寺译经期间，精心雕制而成，平日谨敬供养朝夕礼拜的圣物。这通佛足印石的雕制年代应在唐显庆四年(659)至麟德元年(664)间(即玄奘住居玉华寺期间)。玉华寺发现的佛足印石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足造像，其后由玉华寺留学僧、玄奘弟子等人传人日本、朝鲜等国，并形成了多个种类的造像形式。佛足造像的具体雕制者根据碑石题记应为石匠李天诏。
　　三 “佛迹记碑”文字题记
　　1999年，在玉华寺肃成院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带有脚印纹饰的文字题记残石。题记文字为楷书竖行，内容为：“佛迹记摩揭陀国波吒离城释迦如来蹈石留迹奘亲观礼图……”后部文字不存。将新发现的文字题记残石与原佛足印刻石拓片相对照，两者图文基本吻合，内容相互衔接且字体大小、书体结构同一，二者石材质量完全相同，出土地点也相距不远。应为同一件器物。该段文字应为前所发现的佛足印石的文字题记部分。今依此题记，可将传统称谓“佛足印石”更名为“佛迹记碑”。
　　四 “金刚座”铭文题记考
　　“金刚座”铭文题记共20字，书体为遒劲有力的楷书。其作者应为大唐高僧玄奘法师。关于这一点，已有多位学者明确指出。著名史学家、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在《史树青金石拓本题跋选》中“玄奘造像石座铭记”条中题道：“陕西西安玉华宫遗址出土，佛教造像，以示敬礼。玄奘以贞观十九年取经回国，在长安译经。此为奘师造释迦佛像石座。原像经变佚失，座身题铭为仅存人间之奘师书法，庄严典重，近褚遂良。启功先生咏为唐楷佛像础，赵朴初先生嘱为流布墨本，广结善缘者也。”臧振在《玉华宫遗址考察．记》中提出：“(金刚座)方形基座左侧，刻有……二十字(铭文)，应为玄奘法师手笔。”王仲德《玉华寺》一书亦采此说法。本文作者也认同这一观点，其理由有三：
　　(一)金刚座是玉华寺为数极少的石雕莲花造像底座，是专为玉华寺肃成院石窟的开凿完成而精心雕制的。目前所见到的唐代玉华寺佛教文物中，青石质造像仅见金刚座和佛迹记碑。这是因为在玉华寺周围数百里的范围内，没有适于雕制佛像的青石质石材。铜川北部地区大多为泥石流地质结构，山体结构为砂岩和砾岩，石质酥脆，不宜雕制佛像。只有在距此六十公里的耀县和富平一带才有青石质石材。玉华宫创制过程中所使用的青石质柱础、石灯等建材均是从外地加工搬运而来。而建筑所用的大量辅材，如条石等则使用当地砂石。废宫为寺后，唐玉华寺所雕造的佛像多为砂石质。如1999年发现于玉华寺的唐代浮雕菩萨立像。此外，1976年在玉华宫珊瑚谷发现的北魏时期的石刻造像碑也是砂石雕刻而成。而后世玉华寺所雕制的佛像和碑刻均为砂石雕刻。另外，泥像应是唐玉华寺造像的重要题材。玄奘法师圆寂前，弟子嘉尚录其平生功德，计造具胝佛像、弥勒佛像各一千帧，又造素像十具胝(一百万张)。麟德元年正月23日，玄奘从昏迷中醒来，令随同其一起来玉华寺的画师、塑工宋法智以香涂香木竖菩萨像骨架，备塑佛像。由此可以看出，玄奘法师平生所做功德，大量的佛像是纸质印制或泥塑(以香涂香木竖菩萨像骨架是泥塑佛像的第一步)。北宋时期，陕西副使蒋之奇游历玉华宫，在其题咏诗{题留坊州玉华宫)中提及“龛岩塑像在，神骨粹且温”，说明一直到北宋时期，玉华寺石窟内尚有泥质塑像供奉。而初唐时期盛行的“善业泥”像是玄奘在大慈恩寺建造大雁塔时首创。因此，在缺乏适用的石材而交通运输又不便利的情况下，玉华寺塑制泥像供奉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只有在十分重要的场所，才会置奉青石质的石雕像。金刚座作为非常重要的石雕佛像底座，由玄奘法师亲自督工刻制，自然意义非凡。其铭文题记由玄奘法师题写应是顺理成章的，而当时的皇家大寺玉华寺，也只有玄奘法师这位“法门领袖”堪担此重任。
　　(二)从行文语气上分析，该题记也应是玄奘法师亲书。铭文题记按照行文习惯首先说明时间“大唐龙朔二年”；接着介绍作者“三藏法师玄奘”；最后说明事件“敬造释迦佛像供养”。说明此石雕造像的督工制造者为玄奘法师。而题记对作者的称谓为“三藏法师玄奘”，这种称谓应是在一个非常正式、严肃的场合玄奘法师的自称称谓。我们可以看到，玄奘在上呈皇帝的表、启中，句首多为“沙门玄奘言”。沙门玄奘是玄奘法师的自称称谓。其句法结构与“三奘法师玄奘”完全相同。“三藏法师”是指在佛教界精通五十部以上经、律、论的大德高僧，是僧侣研习佛教理论达到一定程度后获得的荣誉称号，是一种职务称谓。玄奘法师游历印度十七年，经过多次学习、交流、辩论、讲习，在印度佛教界获得了极高的荣誉，被大乘教派尊称为“大乘天”，小乘教派也尊奉他为“解脱天”，成为印度那烂陀寺的十位“三藏法师”之一。
　　玄奘法师回国后曾向昔日印度同行智光、慧天法师捎书问慰。在《答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书》中，玄奘对智光的称谓为“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智光法师”，而自称“大唐国比丘玄奘”。在《答慧天法师书》中，玄奘法师称慧天为“摩诃菩提寺三藏慧天法师”，同样自称“大唐国比丘玄奘”。这种比较正规的文体用语写法比较严格，如果将称谓、职称写在名字之前，则应是作者本人所写，而由其他人书写尊者，或后来人、弟子书写前贤、师父，则应将名字写在前面，后附有职称、荣誉称号或法师等语。这也是中国古代通行的行文习惯。
　　(三)从金刚座被发现以后各界的重视和反应，可以看出金刚座的地位和影响。金刚座(当时被称为莲花石座)于1956年全国文物调查时被发现，在陕西文物界引起很大的轰动，随即被调往北京，陈列于刚刚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心展柜中，作为中国历史和中国佛教发展史的重要见证。在中国浩渺如烟的大量文物中，同种类型的唐代莲花纹装饰佛像石座出土很多，有题铭或题款者也为数不少。唯独玉华寺出土的这件石雕受到青睐，至少从文物的角度来说，是有它的独特性。一方面是因为它与大唐高僧玄奘法师有直接的关系，另外一方面，也与这篇铭文题记应为玄奘法师亲书有关。
　　1964年，纪念玄奘法师圆寂1300周年国际法会在西安大慈恩寺召开，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居士，为玉华寺遗址出土的莲花石座铭文拓片题诗一首《题金刚座铭文拓片·短按》：“片石勒银钩，象教赖不堕。虽失天人师，犹留金刚座。想见翻经手，磨勘往复过。千载如晤对，心光照天破。” “按，龙朔二年，为公元六六二年，时奘师在玉华宫译《异部宗轮论》等经。”法会将此题诗及短按印制在莲花石座铭文拓片上，作为珍贵礼物分赠给国内外佛教界人士。此后，玉华寺出土的这尊莲花石座就被国内外佛教界称为‘‘金刚座”，将它与印度摩揭陀国摩诃菩提寺“菩提树垣”内释迦牟尼佛证道时所坐的金刚座相提并论。这件石雕莲花座铭文能受到如此重视，说明当时佛教界对于其作者的尊重与认同。而能够获得如此尊重与认同的大德高僧，非玄奘法师莫属。
　　五 “佛迹记碑”文字题记考
　　如前所述，佛迹记碑文字题记记述了玄奘法师观礼佛迹，亲自图画拓印佛足刻石(“奘亲观礼图”)的过程，并介绍了印度摩揭陀国波叱离城释迦佛足印的来历(“释迦如来蹈石留迹”)。该段文字按照中国古代行文习惯，应该明确无误是玄奘法师亲书。因为其中明确提到“奘亲观礼图”。“奘”即玄奘的自称，这在玄奘法师的著述中不乏其例。在玄奘所有的表、启中，玄奘法师均自称“沙门玄奘”、 “玄奘”、“奘”。而其弟子、门人及后世著作对玄奘的称呼则多为“玄奘法师”、“奘师”等。
　　另外，我们可以对“金刚座”及“佛迹记碑”铭文文字进行对比，虽然两者的字体略有区别，金刚座铭文是规整的楷体，而佛迹记碑铭文略带行楷，不是十分规整二但其中有四个相同的字，即“奘”、“释”、“迦”、“佛”。详细观察四个字的结构，其间架结构及写法是完全相同的。
　　综上所述，“金刚座”与“佛迹碑”是玄奘法师在玉华寺敬造的弥足珍贵的佛门至宝，两者均为玄奘督工敬造，其铭文题记也应是玄奘亲书，两篇题记的发现，为玄奘研究，佛教文化研究以及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