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太虚大师生平的回忆

我对太虚大师生平的回忆
　　雪嵩
　　太虚大师（1889-1947），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浙江省桐乡县人（原崇德县）。他5岁丧父，6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祖母笃信佛教，对他影响很大，他9岁时，随外祖母朝拜安徽九华山，13岁又随外祖母朝拜浙江普陀山，16岁在苏州平望小九华出家。同年冬季，到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
　　清朝末年，大师阅读了孙中山、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和严复的译作，受革命思潮影响，毅然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
　　1909年，太虚随寄禅参加江苏僧教育会，从杨仁山居士学《楞严经》。1911年，赴广州讲学，任白云山双溪寺住持，与革命党人交往甚密，其中有邹鲁等。曾写诗吊唁黄花岗烈士。
　　1912年，大师在南京设立中国佛教协进会，该会后并入中华佛教总会，由寄禅任会长。不久，寄禅在北京逝世，大师在追悼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等口号，撰文鼓吹佛教革新运动。1913年，任中华佛教总会机关刊物《佛教月报》总编辑，发表了《宇宙真理》、《致私篇》等论文。1914年，在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治学，钻研天台、华严、法相、三论、禅、律、净、密等大乘八宗，旁及东西古今学说。在阅读《大般若经》时颇有所悟。
　　1917年，太虚大师赴日本考察明治维新以来佛教的情况。回国后与陈元白、章太炎、张謇、王一亭等居士在上海成立觉社，主编觉社丛书（1919年改为《海潮音》月刊）。1922年，在武昌黎元洪故居创办武昌佛学院，有日本僧侣来留学。
　　1924年，大师在庐山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日本、德国、美国、芬兰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佛学家都赶来参加。他在会上宣传大乘佛教的利他教义，以阐明他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1925年，他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927年，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
　　1928年，大师得到蔡元培、戴季陶、李子宽等人的赞助，在南京成立中国佛学会。秋天，去英、法、德、荷、比、美等国宣讲佛学。在英国，曾与著名哲学家罗素会谈。在法国，应法国学者的建议，在巴黎筹组世界佛学苑。回国后，写成《寰游记》。1929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大师任中国佛教会常务委员。1931年，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创办汉藏教理院，并任院长。1932年，任奉化雪窦寺住持。
　　自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起，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大师多次函电日本佛教界，本着佛陀“大悲兼利”的精神，联合日本人民，向日本政府抗议，呼吁停止对中国的侵略。大师到四川、云南、贵州等省讲学，号召佛教徒参加抗敌救国运动，并组织僧伽救护队，分赴各战区服务。1939年秋，他率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等地，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在中国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争取国际佛教徒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1943年，同于斌（天主教）、冯玉祥（基督教）、白崇禧（回教）等筹组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并任常务委员。1946年，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6年，大师到南京时体质很虚弱，说话声音很小，几乎听不清楚。因而喜静怕动，深居简出，曾说“色壳子（佛家语，指身体）坏了，要回炉了”。先在毗卢寺住了几天，嫌烦，后住普照寺，不久就应宁波、杭州、上海佛教界的邀请，离开南京了。在南京期间找他的多为受贪官污吏迫害的僧侣。大师对他们的困难一筹莫展，只是说：“雪嵩法师懂法律，找他用法律解决。”（我当时任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秘书）然而，在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下，哪有什么法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中国佛教会建立党团组织，大师不同意，对我说：“佛教会不要有党派色彩，不要建立党团组织。”大师兼任中印（度）学会理事，理事长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一次，教育部召开中印学会理事会，大师懒得去，派我代表他出席。还有一次，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开会，大师也派我去。大师还任命我为《太虚大师全集》的编辑委员。很惭愧，我没有尽到编辑委员的责任，全集出了10本，只收入部分学术论著，至于讲稿、书信、诗词、游记等均未收入。我说，全集二字不恰当，应改为选集，但已出版，无法更正。
　　爱国爱教是太虚大师的长处，但他也有短处，对国家十年内战，谁是谁非，真相不明。但我相信，大师如能活到今天，亲眼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新旧社会对比，一定能够弄清是非，同情革命，拥护革命。遗憾的是他于1947年患脑溢血，逝世于上海玉佛寺，只活了59岁，未能目睹新中国的诞生就与世长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