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册子本《坛经》之性质及抄写年代试探（1）

敦煌册子本《坛经》之性质及抄写年代试探（1）
　　马 德
　　根据专家研究介绍，迄今发现的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的五个《坛经》写本中，一个卷子本（北冈48号），一张残片，其余三个是册子本（2）。其中伦敦本（S．5475）为单行本，敦煌博物馆本（敦博77号）与旅顺博物馆旧藏本为相关文献的合集。这些写本中，尤以敦煌博物馆本为最佳写本。2004年8月，笔者在敦煌市博物馆整理该馆藏敦煌藏文文献期间，在傅立诚、杨俊等先生的帮助下，有幸阅读了敦博077号《禅籍》原件，快慰平生。周绍良先生经研究后断定：敦博77号写本中的《坛经》为《六祖坛经》之原本（3）。但由于旅博本有“显德五年”（西元958年）的抄写题记，这个时间上距《六祖坛经》的产生近的时间两个半世纪。因此，敦博本《六祖坛经》的抄写年代问题显得十分突出。本文就此提出一点个人看法，向研究《六祖坛经》的高僧大德及专家学者们求教。
　　（一）册子本的流行时代
　　首先，我们从册子装帧形式的敦煌写本的流行年代说起。
　　截止上世纪末，中外研究敦煌本《六祖坛经》的著作，称得上是汗牛冲栋了。邓文宽先生曾就此作出过总结，并列举出比较重要者12种（4）。论文则更多。另外，法国著名汉学家戴仁先生曾就敦煌写本的册子本装帧形式问题发表两篇专论，其中也提到《六祖坛经》的装帧形式（5）。先达们的这些成果，都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敦煌册子本《六祖坛经》的抄写年代提供了研究基础和便利。
　　敦煌写本中册子装汉文写本约近百件，形式也有小型正方册子与中型长条册子两种。与卷子本的性质、特点和用途不同的是：册子本一般是在民间流传较广的小型佛经经文，以及相关的佛事活动的应用文本，它便于随身携带，随地诵读和讲演；因此一般供僧尼或其他佛教信士个人使用。另外，它还可作为教科书使用。这就是册子本在当时敦煌佛教界及社会上的性质和用途。《坛经》册子本便具有这些一般的功能和作用。
　　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敦煌汉文册子本年代最早者，为敦博053、S.5451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P.2876b《大身真言》，为唐天祐三年（906）正月至四月间，一位“八十三岁老人刺血和墨手写”，P.2876b题记地云：
　　天祐三年（906）岁次丙寅四月五日八十三老翁刺血和墨手写此经，流布沙州一切信士，国土安宁,法轮常转。以死写之,乞早过世，余无所愿（6）。
　　这里讲的十分清楚：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写此册子本的目的，是“流布沙州一切信士”，是赠送给“信士”个人的便携本，而不是为寺院或官府所写。题记中还强调了“佛教治国”这个连一般老百姓都有深刻认识的社会话题。这就是册子本写经在敦煌的出现、传播及其性质和用途的展示。当时，册子本所抄一般广为流布的大众化佛经，以普遍适应民间信仰的需要。如观音经、十王经（均为上图下文）等。这种册子本均为不太规则的正方形小册子，边长尺寸一般在10一15公分以内（7）。
　　从整个敦煌写经看，册子本这种装帧形式最早出现于晚唐时期，在敦煌地区虽广为流布，但并不是很普及。因为同时期的写本，佛经也好，其他文书也好，卷子本的数目远比比册子本为多。
　　册子本写经多为敦煌本地经生或其他文人所写，在敦煌最早出现的时间约为西元九、十世纪之交的唐代末年。《坛经》册子本在敦煌的抄写时间上限亦如是；便是晚于此近百年之后的册子本《坛经》。既如此，其他几个《坛经》册子本的抄写年代据此不会太远。
　　（二）敦博77与上博48号的关系
　　随著时间的推移，册子本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由单一的佛经变成民间喜闻乐见和广泛使用应用文集。近年刊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第48号册子本，存文43件，包括经文、念佛文、经文、咒语、赞叹文、戒文、劝善文等佛教应用文件等，还有当时使用过的专为曹元深安葬其父曹议金灵柩所写祭文（8）。是一份值得重视的册子本文献。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上博册子本在格式和尺寸方面都与前述有所不同。既由正方形小型本变为长方形本：上博48厚白麻纸100页，每页纸幅宽10.4、高30.5cm；这个尺寸比原来的方形册子面积大一倍。这种形式的册子在敦煌写本中并不多见。毫无疑问，长条式册子本出现的时间要晚于方形小册子本出现的时间。
　　有趣的是，敦博77号亦为长条式册子本，与上博48号在装帧形式上完全一致；尺寸为高32.2CM，宽11.7CM；与上博48十分接近。因此有理由认为，上博48与敦博77在装帧上属于同一时代之作。
　　我们还发现：敦博77与上博48内容无重复，显然属于同一时期的写本；上博48有西元937年2月10日所用过的《曹元深安葬父柩祭神文》，因些其抄写时间当在此后不久。文中称“孤子”，是曹元深的文字游戏，或发泄对已经担任归义军使的其兄元德之不满；或指安葬灵柩者只自已一人。元深执政后此抄本流传，以宣泄情绪。从上博48中曹元深称“孤子”看，当抄写于元深执政前的937—939年间。这期间，曹元德执掌归义军大权，曹元深任节度长史；此后不久，也是在西元939年间，元德死，元深权知归义军节度留后，执掌归义军大权；943年正式受后晋任命为节度使（9）。
　　由现在资料可以推知，这种长方形的册子本，是曹元深执掌归义军政权之前出现的独特装帧写本，而且都与曹元深本人有关。无论是作为应用文本，还是作为佛教文献的合集，应该都是曹元深本人所使用过的。
　　（三）敦博本《坛经》与曹元深的关系
　　既然这种册子本是曹元深使用过的，我们就可以找几件曹元深相关的其和煌写本来作比较。
　　S．0707同光三年（925）三界寺学仕郎郎君曹元深写《孝经》，从这里可以看出元深年轻时候的笔迹。
　　P．4046天福七年（942）《曹元深回向疏》，正文非曹元深所写，卷首眉批之字迹与S．0707相一致；当然，作为节度留后的中年人，字迹显然比十七年前成熟和流畅，但基本的间架结构和运笔方式还能看出相同之处。
　　我们将上博48、敦博77号写本字迹，与S．0707、P．4046相比较，惊喜地发现，敦博077号写本字体的间架结构与S．0707、P．4046二卷之曹元深笔迹完全一致！原来敦博77号《六祖坛经》及前后相关的“禅籍”（10），竟是出自曹元深之手！
　　{插图：左上S.707，右.P4046，
　　左下敦博.077}
　　即如此，敦博77号与上博48号这两种相同装帧的写本，是同一时间的写本；敦博77号为曹元深自己抄写，上博48则应该是元深的随从文吏所写。两件文书都写得十分工整。上博48号的第一份文献为《观音经》，原告设计为上图下文形式，并且已经画有开首部分的说法图数幅（有的只是线图），而后面大部分留出的画图位置都空著，说明这是一件没有最后完成的写本。
　　敦博本《六祖坛经》及相关文献属于正楷抄写，S．0707、P．4046则是行书。看得出，曹元深是在十分安静的环境下抄写敦博77的，而他的随从文吏陪同他写了另一份上博48号。当时元可能没有多少军政事务，有足够的时间来潜心向佛，静写经书。从敦博本及伦敦本《六祖坛经》文末的“大乘志卅，大圣志卅，大通志五十，大法志七十，大德志八十” 等记录看，他们一起抄写或收藏的经文及相关抄本远不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可能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上博48没有完成便没能再继续下去。可能是在家中静修的曹元深突然有了特殊任务，即接替其兄元德执掌归度军大权，走马上任，其随从也不得不停下手头的抄写事宜，但还是把尚未完成的写本带在身旁，以便日后补成。这一年是公元939年。遗憾的是，这份文献到最后也没有全部完成。
　　至于敦博77号包括《六祖坛经》在内的文献的来源问题，先达们的论著论文中多有涉及，基本上都众口一词，即从中原传至敦煌。那么这些文献后来又如何落到曹元深的案桌上呢？我们知道，元深曾是三界寺的学仕郎，而三界寺是当时敦煌诸大寺中收藏佛经的寺院，又是归义军的官寺；曹元深作为归义军节度使的继承人，从寺里带几本佛经出来，是常理中事。而后来三界寺的道真和尚在重新搜集和整理三界寺的藏经时，再将曹元深的抄本收入其中，也合乎情理。
　　（四）相关问题
　　从西元939年到西元958年，敦博本与旅博本的《六祖坛经》有20年的时间差，因此也导致了内容上的一些差异。这就是邓文宽先生在后来的《六祖坛经》写本，如伦敦本、旅博本等里面发现的河西方言。曹元深抄写的敦博本是一个比较正规的本子，这当这个本子流传到社会上或者是寺院里以后，再行抄写的僧俗文人们，为了让其通俗易懂，便在其中揉进了河西方言。敦博本与其他与本的区别主要就在这里。从这里也可以证明，敦博本抄写的时间早于旅博本。
　　至于敦煌本《六祖坛经》或敦博本《六祖坛经》是否《坛经》之原本，前辈专家已有较多论述。笔者以为，原本与否，与抄写时间关系不是很大。换言之，是否原本不能以抄写时间的早晚来认定。所以，尽管抄写于十世纪前期，可并不影响敦博本《坛经》之内容为《六祖坛经》原本之论断。不过，笔者在这里比较同意邓文宽先生的说法：敦煌本《六祖坛经》的绝大部分内容为法海记录的原本，而附编部分为后来的传抄者所加内容。
　　（1）本文的提要曾提交2001年9月在澳门与广东新兴两地举办的“六祖慧能思想学术研讨会”，文中关于敦煌博物馆本《坛经》写作时代的论点，得到与会专家学者及高僧大德的重视，并写进会议述评（张子开《2001年“六祖慧能思想学术研讨会”述评》，《新国学》第四卷，巴蜀书社2002年12月，第251-252页）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2001—2002中国宗教研究年鉴》（黄夏年，《2001年中国大陆佛教会议综述》，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58页）。今根据新发现的资料，对全文整理并修改，借《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十周年纪念专号一角将全文发表，以飧学界。
　　（2）邓文宽《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整理与研究》，载《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一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439—443页。
　　（3）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
　　（4）同注（2），第438-460页。
　　（5）戴仁《敦煌写本中的册子》，《敦煌学论文集》第一集（法），日内瓦1979。
　　（6）053、S.5451之《金刚经》为906年正月之写经题记，与本卷为同一人所为。
　　（7）敦博053唐天佑三年（906）写《金刚经》小册子高13。6，宽11cm；伦敦藏图文本《观音经》S6983为高17.3，宽10cm；伦敦藏画Ch.xxii.0026高13。5，宽14。5；Ch.xi.001-2高14.2，宽10.6cm；还有更小的，Ch.00213高6.4，宽6.5cm。
　　（8）郝春文《〈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读后》，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
　　（9）参见荣新江《归义军军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10-113页。
　　（10）邓文宽、荣新江《敦博本禅籍录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发表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