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开拓敦煌研究的新领域

　　试论开拓敦煌研究的新领域
　　马德

　　内容摘要：本文从敦煌历史文化的价值意义研究、敦煌历史文化的借鉴与创新、设立敦煌预防医学研究体系和敦煌艺术设计学体系以与新兴学科的接轨、敦煌石窟与学科交叉、对敦煌佛教文化的重新认识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开拓敦煌研究的新领域的设想。
　　关键词：敦煌精神　敦煌交通文化、敦煌艺术设计学、多元化、敦煌佛教文化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开启以来，敦煌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走过了一丰多年的研究里程，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目前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也在进行之中。作为一个从事敦煌研究工作三十年的学人，现就如何开拓敦煌石窟的新领域，谈几点自己的看法，向各位专家学者请教。
　　一、关于敦煌历史文化的价值意义研究
　　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工作的意义，应该在于不仅在搞清楚历史上所发生的人和事，说明在史发展的过去，更重要的是要能够对现在和有所作用和意义。研究敦煌的历史文化遗产与社会发展关系，探讨敦煌文物的价值意义和历史作用，过去一直做得比较少。为此，笔者在这里以敦煌为例，提出文化遗产作为精神财富的永久价值，不仅说明过去，而且对现在和未来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的作用和意义。
　　敦煌首先是一种精神。几千年来，敦煌的几十代的劳动人民，特别是从事各种手工业劳动的工匠们，用他们的聪明和智慧，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敦煌历史文化的同时，把他们的精神一道留给了我们。了解敦煌的历史文化，是重要的就是要了解创造了敦煌历史文化的历代列祖列宗。几千年来，他们为我们创造了这样伟大的敦煌艺术和敦煌历史文化。而且在创造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体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强劲地吸收融化能力。通过文献记载可以理解他们的奉献精神，而通过敦煌石窟艺术可领略他们的创造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体现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聪明智慧和吃苦耐劳的创造与奉献精神。敦煌事业培养和造就了敦煌精神和民族精神，同敦煌宝库一样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无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到什么程度，这种精神永远是促进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而且在发展中不断得到升华。这就是我们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古代文化的全部意义。因此，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化和敦煌精神，特别是也将我们的精神留给后人，是历史赋于我们的神圣使命。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种精神更应该不断地发扬光大。
　　而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要求我们从事敦煌研究工作的每一个人，首先要具有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无私的献身精神。要进一步的认识敦煌作为精神财富的永久价值，进而认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认识我们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敦煌文物的价值。具体地说，就是敦煌文物作为文化遗产的精神财富的价值，由此正确认识新世纪的敦煌工作者们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这一点，老一辈敦煌学家已为我们作出了榜样；而且，老一辈敦煌专家们的献身精神，与敦煌的历史文化一样，也是我们一笔宝贵和精神财富——这是我们甘肃敦煌学界所独有的。要把敦煌研究进一步推向前进，不能光靠功利思想的驱动，奉献与创造精神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基础的基础。对大家、对全社会、对历史负责，而不只是对某个人、对某件事、对某一时间内负责。这在我们敦煌的故乡甘肃，是从事敦煌事业的必要条件，也是甘肃敦煌研究的独特本色。通过了解敦煌，认识敦煌，进而把敦煌事业作为自己神圣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为敦煌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在敦煌事业中体现人生价值。这方面已经有了成功的范例，这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六十多年来，为敦煌事业默默无闻地奉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是他们让老祖宗留下的敦煌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且让这种精神的境界得到升华。
　　二、借鉴与创新
　　这里以敦煌交通文化的研究为例：
　　交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人类交通的起源，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同时产生的生存方式之一。而交通道路的开辟的交通工具的制造使用，是人类交通史上的两次飞跃。因此，交通的发达，便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几千年来，作为交通要素的交通道路和交通运输工具有一个不断进步和改善的过程，但是直到今天，无论交通道路如何发达，交通工具如何先进，包括人类已经进入太空，仍然脱离不开道路与工具这两大基本的要素。而交通要道上的重镇，则是这一标志的集中体现。敦煌就是这样一处交通要塞和历史名城。
　　自公元前1世纪末以来，在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建设下，敦煌地区经济繁荣，商贸发达，同时形成了汉文化为基础的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丝绸之路”的开拓，使中国与国外及海外也有了联系，象征中国同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历代为保卫这条交通大道的畅通所做的努力，今天也都历历在目。佛教的传播，以敦煌莫高窟为主，包括敦煌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处的敦煌佛教石窟群的创建和发展，又使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化得到发扬光大，同时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财富。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一千多年间，几十代敦煌艺术的创作大师们，分别用他们熟悉的社会生活场景，去描绘和表现佛教世界的景象和佛教人物和事迹，以及上自帝王将相，下呈贩夫走卒的善男信女们礼佛参拜的情况，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留下丰富的形象资料，成为今天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的一大资料宝库。在此一千年间，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内容之一的交通情况，也在敦煌石窟壁画中得以记录和保存。当然，这些资料，以中国北朝和隋唐时期为主。
　　我们从敦煌石窟群现存的我国十六国时期至元代创建的近600座洞窟中，看到了古丝绸之路的开拓、经营和发展的历史面貌，看到了公元五至十世纪，中国北朝至隋唐时代的六百年间，来往于这条大道上的各族、各国的各类人物，以及他们历尽千辛万苦的情景；看到了为管理和守卫这条大道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一代又一代的经营者们的形像。同时，我们在壁画中还看到了中国中原部分地区的古代交通状况，看到了马、牛、驼、象、驴等各种载人和驮运货物的牲畜。而且，在其中的百余座洞窟中，有作为交通工具的车、船及辇舆等珍贵图像资料400余幅。耐人寻味的是，敦煌是陆上中西交通的要塞，石窟壁画上绘制陆上交通状况及交通工具自然顺理成章；但壁画中还同时出现在江河湖泊等水上交通运输的图象资料，而且是比较系统的图像资料！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车、船制造和使用的记载十分丰富，但留存至今的实物资料却如凤毛麟角，极为罕见。虽然近年考古发现了不少古代车船遗物，可惜都比较零散。相比之下，敦煌壁画中的古代交通工具图象资料，则比较集中和系统地反映了公元4到14世纪，特别是隋唐时期交通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情况，我们从中可窥视中国古代交通工具制造和使用的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敦煌壁画展示的古代交通工具中，有向来人们以为中国古代极少制造和使用的四轮车、多轮车图象，有只是在文献中读到过的通 牛车图象，有出现于宋代家具变革前几百年的亭屋式豪华椅轿图象，有唐代制造和使用的沙船和大型舟船图象。凡此种种，都可以印证或补证历史文献的记载。
　　当然，研究敦煌交通文化，不仅仅是为了追忆过去，更重要的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引以借鉴，从中吸取对我们现在和今后有益的东西，古为今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创新。就交通建设来讲，无论是道路还是工具，都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顺应自然，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环保意识。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各方面条件（当然主要是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吧，古人做得比我们要好。这在敦煌石窟壁画等各类文献中可以看到。
　　敦煌石窟中的交通史料，是以艺术品的形式向我们展示的。交通道路、交通工具、交通运输形式，都体现着古代艺术匠师们的智慧、才华以及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事实上，我们今天的交通道路和设计建设和交通工具的设计制造，也是十分讲究艺术性的。一条道路，一台车一条船，一处车站码头，以及更大更广阔和交通环境，都可以作为一件艺术品来欣赏。所以应该设立一门专门的学问：交通艺术学。这也是我从多年从事敦煌交通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得到的一点的启示。
　　因此，敦煌交通文化是一块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
　　三、接轨新型学科
　　利用古有的资料与新型学科接轨，是学术发展的另一方向。这里我主要谈两个方面：敦煌预防医学研究与敦煌设计艺术研究
　　预防医学(preventive medicine)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以环境、人群、健康为模式。预防医学针对人群中疾病发生发展规律，运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环境卫生科学理论、知识和技能研究社会和自然环境中影响健康和造成疾病的主要因素；应用卫生统计学方法和流行病学的原理和方法，探求病因和分析这些致病因素的作用规律，给予定量评价；并通过公共卫生措施实施预防，以达到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目标。只有做好预防才能保证个体健康。人类为求生存而在适应环境以及与自然界各种危害因素作无止息的斗争中，通过医治疾病和创伤，掌握了防病养生之道，逐步形成了以个体为对象进行预防的医学。《黄帝内经》中早已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如临渴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治未病，就是防患于未然，主张从生活起居、饮食劳动、精神情感等方面进行调养，以保持“正气充足，外邪无从干犯”。这是预防医学的思想基础。
　　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有大量的医学资料，其中大部分可以看做是预防医学文献。归纳起来主要可分为运动（含生产劳动）、保健、营养、预测四类。前三类好理解。而将敦煌的预测文化纳入预防医学范畴，是我这些年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眼下是敦煌预测文化的研究盛期，有相当一批专家学者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这对我们进一步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预测活动是人类在总结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一项民间活动，以提醒人们在今后的活动中加以注意，这在人类自身的建设与抵御各种灾害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将敦煌的预测文献作为敦煌预防医学的一个分支来进行研究，应该比较接近这类文献的原意。同时，从人类的健康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建议敦煌预防医学研究体系，显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今后当在这方面做出详细的研究。当然，预测活动在后来被蒙上各种封建迷信的色彩，披上迷信的外衣，甚至站到科学的对立面。这就需要我们在石窟过程中认真加以鉴别，去伪存真，科学分析，还预测活动以本来面目。
　　设计作为人类生物性与社会性的生存方式，其渊源是伴随“制造工具的人”的产生而产生的。而设计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并且被学者门作出思辨的归纳和论理的阐述，则是20世纪以来的事件。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它有着自己的研究对象。由于设计与特定的物质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关系，这使得设计学本身具有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特征；而设计与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艺术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又使得设计学有着特殊的意识形态色彩。
　　艺书设计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交叉的、实用性的艺术学科，其内涵是按照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规律，创造人类生活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一门科学。艺术设计涉及的范围宽广，内容丰富，是功能效用与审美意识的统一，是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直接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方面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
　　我国设计史上，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佛教的传入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大批佛寺、佛塔、石窟等佛教建筑被兴建起来。和其他佛教美术形式一样，佛教建筑也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些外来建筑类型一经与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建筑形式。敦煌石窟即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佛教建筑。而在中国美术史上，中国画技法中的“六法”之五“经营位置”，即是我们所理解的绘画设计。六法是绘画创作之法，但创作中也需要构思和设计。敦煌石窟作为中国的佛教石窟，其壁画的绘制也是中国式的。
　　就敦煌石窟讲，无论是大型石窟群，还是每一座洞，以及每一面墙壁，每一幅画，都体现着艺术设计的要素，涵盖了艺术设计的诸多领域，都可以从艺术设计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如：
　　1、视觉传达设计是指利用视觉符号来传递各种信息的设计。设计师是信息的发送者，传达对象是信息的接受者。视觉传达包括“视觉符号”和“传达”两个基本概念，所谓"视觉符号"，是指人类的视觉器官――眼睛所能看到的能表现事物一定性质的符号；如敦煌石窟建筑壁画、彩塑等都是用眼睛能看到的，都属于视觉符号。所谓传达，是指信息发送者利用符号向接受者传递信息的过程，它包括“谁”、“把什么”、“向谁传达”、“效果、影响如何”这四个程序；敦煌佛教艺术的设计创造也是这样的传达过程。
　　2、环境设计。是对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的设计，环境设计的对象是构成人类生存的空间，而产品设计创造的是空间中的要素。环境设计首先要注意协调各对象之间的关系，使其趋于和谐与自然。在设计过程中，要将分离的人与环境用“设计”来加以连接、调合；将人的主观目的性与环境的客观规律性之间的矛盾或和谐都在设计中反映出来。设计的中介性表明它是人与环境之间的过渡和联系者。中介的唯一性更意味着在艺术设计中，只有通过设计行为或设计作品才能将人与环境沟通起来。敦煌石窟无论是石窟群整体，还是一座洞窟、一尊塑像、一幅壁画，都体现着环境设计的这些意识和要素，更值得深入研究。
　　3、设计美学
　　设计自其产生起就与审美有着不解的渊源，生活质量的提高使人们重视设计物的美，精神追求是人类高层次的追求。设计美学的主要内容，即设计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设计作品的美学性质、设计过程的美学问题、横向的设计美学和纵向的设计美学。敦煌石窟就是一部设计美学史。通过研究敦煌石窟的设计美学问题，探讨敦煌石窟设计美学的中心问题，如：敦煌人与敦煌石窟的关系，敦煌石窟的功能与形式的关系，敦煌佛教艺术设计的主观创造性与客观约束性的关系等。
　　4、对设计的创作约束
　　艺术设计也是一种社会行为，受到每个时期的社会环境的制约。这里主要是艺术创作与艺术设计的比较。第一，艺术创作可以看作是艺术家个人的行为，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无视作品的社会价值，可以不在乎人们是否喜欢；而设计也有一定的自我表现色彩，但设计必须把厂家是否接受、广大消费者是否喜欢摆在第一位；第二，艺术创作基本上是个体劳动，而设计则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动；第三，艺术创作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对要小些，而设计则要大的多，直接的多；第四，艺术创作虽然也要接受社会时尚、审美趣味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是宏观的、内在层次的，而设计受时尚的影响则相当迅速、相当敏锐。所有这一切，使得设计师的工作有更多的客观约束。设计师的高明就在于将这许多的客观约束转化为主观的自由。他们都是在戴着镣铐在跳舞，而且要跳得与没有戴镣铐一样好。敦煌石窟创建与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切。
　　从敦煌石窟看，艺术设计的成分要比艺术创作的成分多得多。尽管敦煌历代的艺术匠师们在在敦煌艺术的制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作自由，但他们要考虑更多的客观要求，如佛经内容、社会需要、窟主施主的要求等等，他们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艰辛，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也正是敦煌石窟佛教艺术的亮点之一。敦煌的历代艺术匠师们都是在戴着镣铐在跳舞，而且要跳得与没有戴镣铐一样好，甚至比没戴镣铐都跳得更好。
　　5、文化对设计的影响
　　艺术设计是一种文化创造。这其中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艺术设计是社会历史文化积淀到一定程序后的产物；二是优秀的艺术设计是对人类文化的新贡献，并构成文化的一部分。相应地，设计美的文化性也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即设计美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既是社会文化积淀的产物，同时又是促成人类文化不断生成、发展的动因。
　　文化对设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文化对设计内容的影响。文化（知识形态）设计内容的直接来源，不同的文化知识形态客观上限制着对设计内容的选择，敦煌石窟是以佛教为内容的艺术，佛教思想在艺术设计方面起主导作用。第二，文化传统对设计风格形成的影响。文化的弥散性决定了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特点，文化传统深藏于设计者的心理中，是一种具有内在制约作用的强大力量。敦煌石窟是建造在中国大地上的佛教研究群，尽管佛教是外来的文化，但敦煌石窟艺术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即在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和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设计和建造的中国式的佛教建筑。
　　6、设计风格，主要体现在时代风格、民族风格和作品产品风格方面。
　　设计中的民族风格取决于这一民族生活的环境。环境、地理、气候、物产决定了这一民族的最古老的设计。审美习惯和生活用具的设计风格时时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由于地理环境、气候和物产的不同，也使各民族具有特有的生活习惯及精神面貌。民族文化的差异，地理、气候与材料以及宗教观念的不同等原因，对设计风格的影响是深透而潜移默化的，正所谓“润物细无声”。敦煌石窟的设计建造，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风格，在大漠戈壁这种气候环境下的体现，和敦煌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中心地理位置中的展示。
　　民族风格又并非一成不变，物质文明进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设计风格的变化，同时现代科技、现代生活方式，现代审美意识、现代信息技术等因素使各国的设计风格在不断趋同，在这种趋同中，谁坚持了自己的民族风格，谁就确立了设计的地位，所谓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敦煌文化也是世界性的文化，敦煌石窟艺术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遗产。敦煌石窟的艺术设计风格就体现着这一点。
　　7、求变是设计的永恒话题。
　　纵观设计，任何一种设计作品都不可能是永恒的。虽然历代设计师均创造了足以流芳百世的经典之作，但是，后人的评价往往是站在充分理解当时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背景下，而称之为“永恒”。因此，不变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的设计观念、设计方法和设计实现过程体现在设计作品中都无不印有那个时代特殊的烙印。
　　敦煌石窟一千多年和创建和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五六百座洞中，找不到二身相同的塑像，也找不到二幅画完全相同的壁画。至于时代特征就更明显。敦煌艺术大师史苇湘先生曾密切注视到这一点，并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论断。这一切都体现着设计艺术的“变”的原则、内容和意义。
　　8、设计思维
　　思维是人们头脑对自然界事物的本质属性琢其内在联系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而设计则是通过改变自然物的性质，形成为人所用的物品。人借助于思维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因此设计与思维在设计的过程中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设计”是前提，限定了的思维的范畴，“思维”是手段，借助于各种表现形式，最终形成设计产品。设计思维不仅要求设计师有较高的审美敏感度和扎实的形象表达技能，心手协调，而且要求设计师能对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作出思考和研究，通晓与设计有关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不断地激发直觉和创造力，提高设计的文化品味。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想象，是设计师对已有的感性形象综合分析、提炼、加工，创造新艺术形象的思维过程。想象是创造力的源泉，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想象。创意，要以想象为先导，然后去拓展，去升发我们对事物的理解，最后获得创造的启示。
　　无论从事哪一类的艺术创造，都离不开艺术家的想象思维。这是被许多优秀设计作品的创作经历所证明的。敦煌艺术更不例外。“这些壁画、塑像的构想灵感和形象诞生，完全出自古代匠师们充满想象力的头脑和能够这些想象力的高度熟练的双手，是他们创造了中国式的佛、菩萨与弟子天王诸像，是他们设计并描绘了别具风格的净土世界。”
　　四、交叉科学：敦煌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敦煌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所体现的并不是单一的某件事情，而是多元化的特点，包涵的丰富的人文内容，涉及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环境、农业、牧业、手工业等各个学科领域，展示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研究敦煌文化，不能单纯的就事论事，而是全面、深入地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探讨，真正把事情研究深、研究透，搞清楚它的本来面目。这就需要我们有各方面的基础知识，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手段，综合研究。这也是当今人文科学的潮流。
　　交叉科学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哲学等大门类科学之间发生的外部交叉以及本门类科学内部众多学科之间发生的内部交叉所形成的综合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因而有利于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尤其是全球性的复杂问题。当然也可以研究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重大问题。敦煌就是需要用交叉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深入研究的历史文化。
　　敦煌历史文化的文化内容十分丰富，人类历史上所有发生过的社会问题，敦煌历史上都有，保存下来的文献相对集中和系统。敦煌的历史文化囊括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全部内容，涵盖文、史、哲、经、法、教、理、工、农、医等各方面，涉及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古代史、历史文献、历史地理、考古、宗教、经济史、经济管理、法制史、教育史、科技史、天文、数学、中国手工业史、农业经济、中国农业史、中医药、医学史文献、藏医药等广泛的研究领域。例如研究敦煌的某一座洞窟：就包括洞窟建筑的工程技术，绘画与雕塑，窟施主、建筑者、历史背景和意义，宗教信仰，民俗风情，至少需要历史、艺术、宗教和自然科学技术等学科的内容。研究一尊造像，研究一幅壁画，研究一份文献，研究一座遗址，研究一个专题，研究一段历史，等等，同样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敦煌历史文化属于人文科学的范畴，石窟敦煌首先需要奠定历史、佛教与艺术三大基础知识。从内容方面讲，敦煌的学问都是遗留下来的历史，我们所研究的敦煌的一切，文化艺术也好，经济政治也好，科学技术也好，民族关系也好，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都已经成为历史。因此，敦煌学是以历史学科为主的学科交叉，或者说是在历史学科范围内的各学科的交叉。
　　从方法方面讲，敦煌的研究多以实证为主，思辨的成分比较少。因此，实证前提条件下的交叉。敦煌的历史文化都是一种现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求我们搞清楚是什么、为什么，然后在此基础上去给我们的启示。
　　在这里我也顺便谈谈自己对“敦煌学”这个名词的看法。一直以来，有很多人花费了很大精力去论述“敦煌学”的定义、内容、特点、意义等。一般的说法：“敦煌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很明显，敦煌学（敦煌研究）作为一门学问是不成问题的。但有人说“敦煌学是什么什么学科”、“敦煌学包括了几十种或者是一百多种学科”，显然他没有弄清楚什么叫学科、应该怎样给学科下定义，而是先入为主。学科有一二三级之分，一级学科叫学科，二学科也叫专业，三级学科叫研究方向。不分级别和类别，而仅仅以 “多少种”来概括学科问题，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敦煌学”是因地名而喊叫起来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但它不是任何一级学科；尽管它博大精深，包括了许多学科的内容；但这并不是说它是这些学科的统领者。而且，每一级学科都不存在用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书名等来命名的问题。说得俗一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在做学问。每个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的专业，但专业不可能界限分明，跨专业跨学科的研究在当今是普遍现象。以前人们曾经用边缘科学去解释“敦煌学”，但并没有做出什么说明，只是把这个词套上了事。今天，我们希望能够从科学的角度，用科学的态度，对敦煌学做出科学的解释。我认为用交叉科学来诠释敦煌研究，给敦煌学一个定义的话，那就是：敦煌学是一门包涵众多学科和多学科交叉的学问。
　　五、重新认识
　　新的历史时期，学术观念需要不断更新，许多学术方面的问题也需要重新认识。这就算是我们所说的与时俱进吧？与时俱进这个名词反映的主要内容表现了一种消极和盲目，与我们讲的开拓进取是截然相反的概念。但反过来讲，消极也好，盲目也好，总得先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吧？另一方面，对于宗教来讲，与时俱进可以说是非常恰当和合理的。宗教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就会被时代的发展所淘汰。所以，宗教本身要讲与时俱进，我们研究宗教当然也要与时俱进。这里，我专门谈谈对敦煌佛教文化的研究，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如何重新认识。这里我谈几个问题。
　　一是佛教的所谓世俗化问题。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首先是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在理论方面有一定的地位。尽管在佛教的实践活动中会渗入一些民间的内容，但这不应该说成就是世俗化。对世俗化这个提法应该慎重研究。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都信仰佛教，并不是因为佛教是世俗化的宗教，而就是因为她的神圣感与对人世（自然、社会与人）的深刻认识。如果今天老是用世俗化这个字眼，不用说佛教信众在感情上不能接受，就从科学性方面讲，也是不妥当的。我个人的意见是用“社会化”比较好，即科学又确切。
　　二是对敦煌佛教文献的更科学的分类研究。百余年来，敦煌佛教文献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也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以往对敦煌佛教文献的分类研究，经籍类文献主要是按原始佛教部派和中国佛教的宗派来进行；而有关佛教实践活动的文献，分类研究的成果不多，甚至有一些没有纳入佛教文献的范畴之内进行研究。敦煌佛教文献的分类问题，是对文献的性质进行再认识。敦煌的佛教文献可以分为经籍类和佛事活动类两大部分。就经籍类文献来讲，敦煌写经基本上不反映佛教宗派问题。因为敦煌远离中原，敦煌佛教史上没有形成专门的佛教学派。敦煌地区所藏佛经，一部分是由中原朝廷赐给的，一部分是敦煌当地经生们写的；这些经文大部分翻译和抄写于中原佛教宗派形成之前，在它们里面并没有多少宗派和烙印。至于佛教活动类文献，以往的研究多是从文学体裁方面做过一些，内容方面也是近年才有成果问陆续世，使敦煌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出成了新局面。
　　佛教文献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界与教界的合作。以往的研究很少注意这方面，因此有些成果纰漏较多，甚至往往出现一些在双方看来都是常识性的错误。许多单位已经在这方面作出有有益的尝试，学界教界珠联璧合，取长补短，互相促进。
　　三是敦煌佛教与敦煌民间信仰研究
　　在敦煌石窟早期的壁画中，出现过一些似乎是非佛教题材的画面。前贤曾对此做过不少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段文杰先生提出的道教题材进入佛教石窟之说。而史苇湘先生则认为是佛教表现其内容而借用了一些传统的绘画题材。还有很多研究者们提出过种种观点。但截止目前，还没有见到能够有人从中国民间信仰的角度去研究这一问题。道教题材是不可能进入佛教石窟的，不管是东王公、西王母，还是什么仙人、上士之类，原创性的佛教石窟中表现的绝对不是那些的道教之神。佛教借用了其它的题材来反映自己的内容，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些题材都来自于民间，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影响了佛教石窟的建造，也是佛教石窟为更清楚更明白地讲述自己的道理，选取了民间喜闻乐见的题材来表现。比如出现在早期石窟中的“神怪画”，如玄武、风伯、雷公、电母等，都不属于任何一种宗教的神，而是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自然崇拜与信仰，没有任何宗教的印迹。至于所谓的东王公、西王母，实际上是佛教的帝释天与梵天，贺世哲先生已有精辟的论述。当然，帝释天和梵天在形象上也可能借鉴了东王公、西王母的形象，但东王公和西王母也并不完全是属于道教的神祇，也是民间信仰的因素居多。这些说明了当时中原民间信仰对石窟的渗入，也是佛教界为争取更多的信众而采取的相关措施。再如公元8至10世纪，佛教成为敦煌地区全社会的活动，但又是几乎在所有的佛教活动中，都穿插着一些古老的民间传统的信仰活动，而且这些活动又都打上佛教的旗号，如上元燃灯等。所以，敦煌佛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问题，应该是敦煌石窟以及敦煌佛教文化的一个新课题。
　　四是把敦煌佛教文化置于敦煌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综合考察，研究敦煌佛教文化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敦煌佛教文化是敦煌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它们的价值意义早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佛教文献本身的范围。它展示的不仅是佛教发展的历史，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佛教中国化与中国社会，佛教社会化与社会制度对佛教的制约，佛教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与反作用，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努力。
　　具体地讲，敦煌的每一份佛教文献，如寺院的入破历，所体现的并不是单一的某件事情，而是包涵的丰富的人文内容，涉及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环境、农业、牧业、手工业等各个学科领域，展示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因此，研究每一份敦煌的佛教文献，不能单纯的就事论事，而是全面、深入地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探讨，真正把文献研究深、研究透，搞清楚它的本来面目。这就需要我们有各方面的基础知识，运用学科交叉的方法手段，综合研究。这也是当今人文科学的潮流。
　　五是通过敦煌就佛教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进行重新认识。
　　首先，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佛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就敦煌讲，敦煌石窟给人们提供了一处精神追求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在敦煌历史上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同时，佛教对处于奴隶制上升时代的野蛮民族的进化的作用也相当明显，如吐蕃统治敦煌时代自身的社会变革就是历史的铁证。
　　第二，佛教在启迪人的智慧、激发人的力量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佛教使人间力量深深发挥出超人间的形式，敦煌石窟艺术的伟大卓绝即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佛教在人与人之间表面形式上的平等思想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三，佛教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民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人类最先进的技术常常最早运用于军事，其次才运用于生产和生活。而自从有了宗教，许多先进技术也是宗教活动最先运用，或者是因为宗教活动的需要，才有了某些发明和创造。如敦煌古代的印经、版画等，就是佛教内容的，它们在中国科技史、美术史上可占得一席之地，同时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敦煌古代佛教寺院有过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可以证明佛教对与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第五，佛教丰富和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而文化艺术的发达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之一，敦煌的佛教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和世界人类的文化宝库。
　　第六，佛教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人类共同和发展进步方面起到过重大的历史作用，敦煌历史上更是如此，而且可以为新的历史时期佛教本身和的生存和发展所处社会的进步提供历史的借鉴，就是敦煌佛教研究的现实意义。
　　总之，从敦煌看佛教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是值得今后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顾学箕等：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第1卷，预防医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91
　　凌继尧、徐恒醇 著：《艺术设计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
　　史苇湘：《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
　　贺世哲：《敦煌石窟北朝图像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
　　马德主编《敦煌石窟全集交通画卷》，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0年12月第1版。
　　马德：《敦煌佛教文献的再认识》，《法源》（中国佛学院学报）2004年总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