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开福寺比丘尼的研究

长沙开福寺比丘尼的研究
　　吴中蓓
　　摘要: 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焰口”是在我国流传很广的一种佛教仪式。“焰口”仪式中所用的音乐结构庞大严整，是一种融“赞、偈、咒、器乐”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具有一定情节性的佛乐套曲，因此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作者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在对开福寺及其焰口仪式多次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其仪式及音乐进行整理和记录，对其仪式的功能及音乐的特点进行分析；运用性别研究的观点，对开福寺的出家女性进行研究。
　　关键词：开福寺、焰口、仪式、音乐、比丘尼
　　作者简介：吴中蓓，讲师，湖南商学院美育教研室，研究方向：社会性别与民族音乐学。通讯地址：长沙市望城坡湖南商学院，邮编：410205。
　　一、 开福寺比丘尼的生活
　　1、开福寺比丘尼的出家原因
　　作为一名女性，要选择出家的生活是不容易的，我想，要了解开福寺比丘尼的生活和思想，首先就应该了解她们为何选择出家，选择僧侣生活。笔者对开福寺比丘尼的研究，是从她们的出家原因开始的。
　　开福寺有100多名比丘尼，她们出家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作为一个外人，要弄清楚并不容易。近一年来，我这个经常拿着录音机来寺院听佛事诵念、在寺院里找师父聊天的外人逐渐被她们所了解，有的师父还和我成为了朋友。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对于她们出家的原因，有了一些认识，我认为，开福寺比丘尼出家的原因包括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
　　比丘尼们在选择出家前，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在客观上都具有某种和佛教的联系，受到过佛教信仰的影响。她们有的是长辈、家人信佛，有的是朋友信佛；有的是住在寺庙的附近；有的是通过各种渠道（如：看佛教的书籍、去寺院拜佛等）了解到了佛教的信仰和佛教的知识，等等。总之，她们在选择出家前已经是和佛教具备了一定的关系，用师父们的话说是“和佛法有缘”。
　　在受到佛教影响，“和佛有缘” 这个客观原因，是导致比丘尼们出家原因的一个方面，客观原因在某些主观因素成熟的时候，便使她们选择出家为尼的生活。因人而异的主观原因，是十分复杂。通过深入的了解，我大体将她们出家的主观原因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生活上的贫困
　　一部分开福寺比丘尼的出家原因是由于家庭生活的困苦，她们家境贫寒，经济困难使她们没有办法生存，为了能有个活路，有一口饭吃，只好出家为尼，这些比丘尼往往是在幼年时候就出家了的。在开福寺，因贫困而出家的比丘尼，多数是年龄较大的，出家已经有六、七十年老师父，她们几乎都是在解放前，家庭生活太贫困，在幼年时就被送到了寺庙。例如郭爷爷（了尘师父）和巫爷爷（善果师父）的出家原因就是这样。
　　郭爷爷（了尘师父）：今年８２岁了，她的老家在长沙县郎黎镇，俗家姓郭，家里叔叔伯伯有八个之多，家里房子太少，不够住，就租了附近庙里的房子住，在房前屋后种菜为生。她在郭家词堂小学读过四年书，后来因为家道中落，生活贫困，终止了上学。由于她年纪小时便在庙里居住，家里无法养活，十三岁时便在庙里剃头为尼，至今出家已有70年了。
　　巫爷爷（善果师父）：善果师父今年83岁，出家有七十多年了，俗家姓“巫”，因此庙里的晚辈都叫她巫爷爷。她的祖籍是福建，祖辈做生意到了湘潭，在湘潭的一个镇定居，建立了巫家祠堂，巫家祠堂人丁并不兴旺，因此亲戚不多。善果师父的父亲在她不满十岁时，便因病去世了，父亲生前信佛，临去世前对善果师父的母亲说，你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除了出家，是没有活路的。于是善果师父的母亲便带着女儿一块在湘潭出了家。善果师父还说，在旧社会孤儿寡母两人一块出家的现象很多。
　　第二、家庭、婚姻状况不理想
　　通过采访，中年的师父们告诉我说，她们这个年龄层次的比丘尼，基本上是在宗教政策落实以后出家的。她们中由于家境贫寒出家的人就不太多了。很多人出家是由于家庭的原因：有的是婚姻失败，家庭破碎，有的是在家庭中吃苦操劳，却没有地位，是丈夫的附庸，甚至在家中受到虐待。当愿望中美好的家庭生活遭到破坏时，她们就会“看破红尘”，通过佛教来寻求心灵的解脱。
　　例如知洁师父：她每天负责收集庙里功德箱和观音池中的功德钱，非常地辛苦。她告诉我自己是北方人，来自山西，她说起北方女人和南方女人的不一样，她认为北方女人在家庭里是很没有地位的：“哎，在北方，女人啥事儿都不用干，只要伺候好老公就行了……我就是不愿一辈子只是在家伺候老公，我想自由地干一些自己的事儿，我真是感到能够出家，是我的幸福。”
　　在开福寺我还了解了几位年龄在40岁左右的中年师父，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婚姻家庭的原因而出家的。
　　第三、对佛教有浓厚的兴趣，信仰佛教
　　在开福寺，有一些比丘尼出家的原因很简单，她们就是对佛教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产生了佛教的信仰，坚定的信仰使她们抛开世俗生活，选择皈依佛法的修行人生。开福寺中有一些年轻的师父告诉我，她们中有很多人，家庭经济并不困难，有一些还是很富裕的，而且年纪轻轻的，在感情方面也没有受过什么刺激，选择出家，就读佛学院的原因，是因为佛教本身的吸引力。寺院中古雅的建筑、庄严的佛像、悠扬的佛曲，令人心旷神怡；佛法的伟大慈悲，让人向往。出家修行，是她们自愿选择的结果。例如知证师父、圆定师父、允净师父等。
　　知证师父：２５岁，湖北人，家中有三姐妹，父母、大姐、姐夫经商，家庭条件较好。因为二姐（开福寺诚志师父）出家修行，受到了影响，接触了佛教知识，对寺院生活十分向往，20岁时，在开福寺就读湖南佛学院而出家。2004年毕业后，常住开福寺，2004年冬在重庆受三大戒。
　　圆定师父：２３岁，甘肃省张掖人，家庭中佛教信仰的氛围浓厚，家中历代均有一名男丁出家，圆定师父的父亲慧峰法师，是在她三岁时出家的，曾在五台山修行。受父亲的影响，圆定法师十三岁也出家为尼，至今已经有十年了，她是湖南佛教学院学生，曾在辽宁营口严楞寺受“具足戒”、“比丘尼戒”、“菩萨戒”三台大戒。
　　允净师父：２０岁，浙江人，湖南佛学院学生，已经出家四年。小时候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她是由奶奶在带大的，奶奶信佛，常带她到寺庙里去，她也十分喜欢在寺庙里玩，尤其对庙里的唱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听说可以进佛学院学习佛法，于是就选择了出家修行。
　　通过以上的归纳，我们可以发现开福寺的老、中、青三代比丘尼出家的主观原因是不同的，从多数年老师父小时候因为“家庭贫寒”出家，到很多中年师父为“追求自由生活”而出家，再到大部分年轻师父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出家，这些主观上的出家原因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变化。可以说是国家的发展，时代的进步，造成了这种变化。我们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女性选择出家的原因，正逐渐从旧社会的无奈发展到现代的一种个人自主的精神追求。
　　2、开福寺比丘尼的寺庙生活
　　在开福寺的比丘尼们的日常集体生活是充实的，每天有很多工作。首先是每日的“早晚功课”，早课在夏季是清晨四点上殿，冬季是清晨四点半，晚课是下午四点上殿。除了早晚功课，开福寺的常住师父还有“放焰口”、“水忏”、“梁皇宝忏”、“地藏经”、“金刚经”等等佛事要做。佛学院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课，佛学院的课程除了佛教方面的知识，还有语文、历史、英语、电脑、书法，等等。开福寺由于历史悠久，目前还是长沙市的旅游景点，常住师父们每人每天还要承担一份庙里的工作，如知证师父负责“念佛堂”的整理打扫、布置，诚志师父每天在“观音寿面馆”值班，知洁师父每天负责清理功德箱里的钱，有的师父负责接待，有的负责采买，等等。开福寺的住持能净法师说：“100多人的一个大庙，每天都有很多事务要处理”。能净师父的确十分忙，我采访的时候，好几次见到她，她都在忙碌着，我常想应该用“很有敬业精神”来形容她。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我到了很多师父的宿舍，宿舍可以反映她们个人生活的一些情况。我发现各年龄层次师傅们的宿舍是有些不同的：老师父房间的神龛香案，中年师父们房间的电视机，青年师父们房间的电脑，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庙里照顾年长的师父们，安排她们住在方丈室的一楼，是小型的一室一厅，还有卫生间。老师父的房间很朴素，房间里的东西很多，墙上大多是挂满很多的佛像，客厅的主要位置是很庄重的佛龛和供台，上面有油灯和各种塑料花或绢花，每天都供着水果，香炉里时时烧着香。
　　中年师父们的宿舍都很整洁，她们的宿舍里大都有电视机，说到电视机，有位中年的师父告诉我，出了家就有些与世隔绝，这样不好，出家人也要对社会有所了解，才能为社会做一些贡献，因此无论是为长沙社会福利院的捐款，还是为印度洋海啸灾区捐款，她们都在尽自己的努力。看看电视，在宽慰有些人生遇到坎坷的香客们时，也知道该说些什么。庙里中年的师父们人数并不多，但大多数香客和居士遇事都是找中年的师父，因为她们宽宏、善良、又比较了解现实社会的生活，是很会开导人的，可以说她们都是很好的“心理医生”，只是和医院的心理医生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有些不同，她们为人排忧解难的方法，是立足佛法禅理的。
　　青年师父们的房间里都有书桌和书柜，上面放着佛学院的教程和各种书籍。她们有的在房间里养着小植物。好些年轻的小师父的房间里都有电脑或笔记本电脑。和年老的师父们房间隆重的神像神龛比较起来，很多年轻师父房间里没有佛像，有的在墙上简单地贴着几句咒语，个别墙上挂着佛像的，也没有像老师傅们那样的神龛，供几和香案。我曾经跟知证师父讨论过佛像佛龛的问题，她说：“年轻的僧人更重视的是修心，我们晚上也是要在各自房间诵经打坐的。尽管房间里没有佛像，佛却是无处不在的。”
　　3、开福寺比丘尼众的音乐生活
　　老一辈比丘尼的焰口音乐学习
　　在开福寺，还有8名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师父，她们都是在解放以前出家的，在旧社会，比丘尼是不能放焰口，也不能学习焰口唱段的，因此开福寺会唱焰口的几位老师父都是在当时“偷学”来的。
　　听寺院的师父们介绍，巫爷爷（善果师父）是开福寺最擅长于焰口唱念的老师父。2005年4月7日二下午，我来到开福寺采访了她，她十分高兴地说起自己小的时候学习佛事唱念的经历。当自己还是一个刚出家的小孩时，就很喜欢佛事里的唱念、敲打。尤其喜爱唱腔丰富的焰口，但当时焰口中的唱诵是不能学，也不能唱的。她就只好在庙里请了和尚放焰口的时候在一旁“偷艺”。
　　那时夏天时候，她常常利用机会为来庙里放焰的男师父们递茶水、摇扇子。站在和尚后面边摇扇子边听，听多了，就慢慢会了。有的和尚看她一个小孩子家，扇子一摇就是一下午，很辛苦的，她既然想学，就教她唱几句。有一次，她站在一位打鼓的师父后面为他摇扇，打鼓的师父打完一段后，停下来厕所，就说叫小善果来替他打一会儿，善果说“不行，不行，这个我哪里打得！”师父说：“小善果能打”。于是善果只好顶替在那儿打鼓，一直打了很久，焰口都快放完了，也不见打鼓的师父回来，善果扭头看去，打鼓的师父正笑咪咪地站在小善果身后，并说“善果的鼓打得好，点儿没敲错一下”。我问善果师父，那时既然会打鼓，为什么还会说“我哪里打得”，而不肯打鼓呢？善果师父说，那时候，女的不能放焰口，都说女的放焰口会“背罪过”的，所以很怕。
　　善果师父说自己十几岁的时候，听师父讲浏阳县一位法师唱得很好，她就央求师父带着自己去浏阳拜访那位法师。善果师父说，“一见面法师的面，我就跪下给他磕了三个头”。法师见她诚心，就问她的师父，“这小孩能否学得出来？”师父说“孩子聪明，喉咙又好，一定学得出来！”于是，在浏阳，善果师父又学了很多唱腔和唱段。
　　从善果师父学唱焰口的经历，我们看到了开福寺老一辈比丘尼对音乐的喜爱，她们正是有像善果师父这样，对焰口仪式中唱诵的强烈爱好，在焰口仪式还她们的一个禁区的时候，便偷偷地学习焰口音乐，掌握了其中的唱诵。文革以后，落实了宗教政策，开福寺的佛事能够顺利地恢复，焰口仪式还能保持较为传统的唱腔，都跟善果师父等老一辈比丘尼对其中唱诵的精通是分不开的。
　　比丘尼们的音乐爱好
　　尽管开福寺不同年龄层次的比丘尼，在个人生活方面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在年长还是年轻的师父，她们都有各中佛事唱诵的磁带和唱片，房间里几乎都有录音机、影碟机或ＣＤ等放音的设备，这些设备是帮助师父们学习梵呗的工具。可见，开福寺的师父们对佛教音乐是很爱好也很重视的。
　　开福寺的师父都很爱好音乐，很多师父都有民歌或民乐的磁带或CD，除了听佛曲，大多数师父都爱听民族器乐曲，像《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梅花三弄》等都很受她们的欢迎。在诚志师父的房间，我见到了一把古琴。而圆定师父则在去年买了一台古筝，但还不会弹，几个小师父知道我会弹筝，每次我到开福寺采访时，她们都会叫我抽空去教一段。
　　通过教她们学习古筝，我发现允净小师父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接受能力很强，她说自己过十岁生日的时候，父母曾送给她一台钢琴，现在出家，钢琴也就送给表妹了。允净师父收集了很多佛曲的乐谱，其中《觉群之歌》是上海的一位出家人朋友给她寄来的，她还收集了《同一首歌》的乐谱，她认为《同一首歌》的旋律优美，歌词的意义也很好，只要是引领人们向善的音乐，都可以称之为“佛曲”。她说自己曾经听过一首佛曲，就是将抒情的流行歌曲《真的好想你》填写了佛教意义的歌词而成的。
　　在庙里的在佛事中负责起腔，领唱的师父称“维那”，是寺院八大执事之一。庙里的妙勤师父最近当上了“维那”，听说我是学音乐的，一天我去庙里采访，妙勤师父就很虚心地向我请教唱歌的问题，比如声音怎样才能拖得长一些，怎样才能发出较低沉的声音等等，我把在大学声乐课中学到的练习气息的方法，和一些简单的练声曲介绍给她，她十分的高兴，并用复读机录下了练声曲，她说：“把练声曲录下来，可以经常练习，虽然现在的佛事中，维那基本上都已经使用麦克风了，但是还要把声音练习好才行”。
　　二、 开福寺比丘尼的思想观念
　　一次采访中，笔者见到自己熟悉的一位师父，她的气色很不好，在走廊里生一个小煤炉正着熬中药，我问她生什么病了，才知道因例假而导致的痛经一直在困扰着她。这些在寺院修行的比丘尼们，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心理上的烦恼，作为女人在生理上所要承受的痛苦，即便入了佛门，也是摆脱不了的。这些皈依佛门的女子，是怎样看待自身性别的呢？笔者对她们的性别观念进行了了解。我认为要了解出家女性的性别观念，还必须先从佛教对妇女的态度入手。
　　1．佛教中的性别观念
　　在宗教对妇女态度的历史概括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除个别情况外，绝大多数流行于各种文明社会的宗教都明显存在歧视和贬低妇女的倾向，包括信仰内容和教义的直接歧视；另一方面，世界各文明社会中，女性信教者比例又最高，女性教徒普遍多于男性，所谓“善男没有信女多”，而且女性比男性更为虔诚，这种现象被称为宗教与妇女的“悖相关系”。这种悖相关系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历史的产物，即父权制社会的产物……父权制社会必然以自身的形象来塑造宗教，男女之间社会的不平等，必然表现为宗教上的不平等，然而，又是这种不平等的驱使更多的妇女信奉宗教，试图从中寻求摆脱现实遭遇的出路，或追求来世不再生为女人[1]。佛教中的男女不平等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佛教教义上，对女性的要求比男性严格。
　　出家男性称“比丘”，女性称为“比丘尼”，在佛教的教条上规定的比丘戒有250条戒律，而比丘尼的戒律却有34８条之多[2]。佛教与创始之初是不允许女性出家的，后来女众也能出家，但女众出家，除了要持比“比丘戒”多1/3的“比丘尼戒”，还要遵守释迦牟尼佛所制的八敬法。所谓的“八敬法”是：（1） 为了表示尊重，比丘应领先于比丘尼。（2） 比丘尼在结夏安居时，其住处应和比丘众分开。（3）比丘尼必须先向比丘请示举行布萨的日期和有关佛法的教导。（4） 当比丘尼犯戒时，她必须先在比丘众和比丘尼众面前表白。（5） 比丘尼若犯了严重的戒律，她必须先在比丘和比丘尼众前接受惩罚。（6）比丘尼必须在比丘与比丘尼众的集会时接受剃度。（7） 比丘尼不得辱骂比丘。（8） 比丘尼不能教导比丘。
　　第二、 对妇女生理上的歧视：
　　女性在生理上的自然现象，被佛教视为不洁，佛教中对女性的月经和生育看成是“不洁之物”，把它当成神圣的对之而加以歧视，佛教中的《血盆经》就体现了这一观点，“它使不少台湾妇女至今还相信难产而死的女人统统要进血池地狱，为此而祈求神灵宽恕和保护的人十分常见”。[3]
　　第三、否定妇女有独立获救的资格
　　印度教一直主张，任何种姓的妇女都不能直接获救，除非来世转生为一个男人，有了男身，才有向神靠拢的先决条件，印度教的这一主张也影响到了佛教中女身能否成佛的看法，早期佛教一般都认为，作为女身的人要直接或佛教么不可能，要么十分困难。后来兴起的大宗教派对这一态度有所改变，承认女性可以成佛。
　　2．开福寺比丘尼对于自身性别的态度
　　年长师父们的性别态度
　　她们基本都是解放前出家的70岁以上的人对于“八敬法”和“女身不能成佛”是比较笃信的。在采访的时候，郭爷爷（了尘师父）和我说起做自己年轻时候，出经做佛事的往事，在旧社会她常常随庙里的女师父们挑着担子，担子里装着佛像、法器、经书等，去俗家做经忏，请做经忏的一般来说是大户人家，经忏就在堂屋里做。当我问起当年女师父们接的俗家佛事里有没有焰口时，她说在旧社会基本没有女的放焰口的，因为放焰口时，金刚上师、上文、下文他们都要代表菩萨的身份，而过去女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不能放焰口。比丘尼做的佛事多为地藏经、水忏，梁皇宝忏等。
　　精通佛事的善果师父也说女身“阴气太盛”，抵挡不了“孤魂野鬼”，因此在放焰口的时候，比丘尼不能参加，如果参加会使焰口不圆满，比丘尼自己也会背罪过。对于现状，有的老师父还说，现在已经好多了，生活举止，比较自然一些，过去是一举一动，每时每刻都有好多规矩，一下都随便不得。
　　年轻比丘尼们的性别态度。
　　在开福寺的年轻比丘尼多数是湖南佛学院尼众部的学生，这些学生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有的刚出家不久，有的是已经出家将近十年的比丘尼。我常常和她们聊起怎么看待自己女性身份的话题，她们对佛教中的一些不平等教义有着自己的看法，大多数认为现代社会中男女平等的趋势，在佛教中也不应例外，女性地位的提高，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在采访圆定师父时，她就曾说：“八敬法”是佛陀的时代制定的，现在社会已经与佛陀的时代有了巨大的不同，全社会都在主张提高女性的地位，佛教也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不能一成不变。对于她们现在可以参与焰口仪式和学习焰口唱诵，她们也认为是时代进步的大潮带来的，一位小师父的说法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可以学焰口，跟现在女子可以参加足球比赛，不是一样的吗？”
　　小师父们对佛教旧有的视女性为“不洁之躯”的观念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她们说，科学知识都已经如此普及的今天，人们对“月经”之类的正常生理现象，因该有较为正确的态度，有一位小师父说：“我们上学度过《生理卫生》书的嘛！如果月经流血很脏，有罪过，那么如此说来流鼻血呢？也是不是有罪过呢？”
　　目前，在开福寺的比丘尼在例假期间也能够照常上殿，做每日的早晚功课，听老年比丘尼说，这在旧时也是不允许的。
　　开福寺比丘尼对参加放焰口的看法
　　善果师父少年时候由于聪慧好学，唱念敲打样样精通，但在放焰口的时候，她却只能在男僧的后面，为其打扇、递茶，她自己曾经参加过一次焰口——放焰口的时候曾代替一位男僧打鼓，对于这段经历，善果师父现在还说“感到有些自责”。当问到她们对佛教中男女不平等的看法，她们有的不以为然，有的则为这些并不是不平等，不让比丘尼放焰是对比丘尼的保护，因为放焰口是一件“凶险”的事。
　　允净小师父年龄较小，但却对佛事中的唱段和法器的节奏都很感兴趣，在学生中，她是在唱念方面比较突出的一个，在采访她的过程中，她十分高兴地告诉我，去年七月，她也参加过好几次焰口，有的时候做香灯师，还有一次她还唱了陪座，敲鼓。开福寺的学生中，只有她是在念佛堂坐在瑜伽台唱过焰口的。允净师父在给我说她曾唱过焰口的经历时，充满了自豪感，她的神情，让我想起了善果师父对曾经参加过焰口的自责态度，这一个自豪、一个自责的两种情感，体现在开福寺年轻一代和老一辈比丘尼的身上。
　　两位同样精通唱念，在音乐方面有着很高的天赋，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音乐爱好与能力的两位女师父，对于曾经参加过一次的放焰口经历的看法的迥然不同，让我感到社会的变化，人们（包括男性和女性）对女性性别的看法的逐渐变化，渐渐表现出对于比丘尼放焰口的宽容态度。
　　这种宽容也为开福寺中有着爱好音乐天性的比丘尼们，提供了学习她们爱听的焰口音乐的机会，由于时代的改变，比丘尼们对焰口音乐的学习，已经从过去她们知道自己不能参加焰口仪式时的“偷艺”，发展到了现在的“公开授艺”（见本文1.2.4中的介绍）。女性出家人正逐渐取得社会的认同，这种认同带给开福寺比丘尼焰口仪式的参与权，同时也就带给了她们焰口音乐的学习权。学习焰口的唱段，并参与到仪式中演唱，现在她们看来已经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了。
　　结 论
　　在近一年的采访中，本人了解到了开福寺作为一座千年古刹的悠久历史，和近几十年来开福寺成为比丘尼寺院后的不断发展和兴盛。笔者以开福寺比丘尼们的焰口仪式和仪式中的音乐为考察对象，详细地了解了焰口仪式的程序，通过对仪式前、仪式中的过程的了解，发现了：焰口仪式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对于斋主有着心理安抚的作用，同时也是寺院的经济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对焰口仪式的实地采访、录音以及对唱段的记谱整理，笔者也发现了开福寺焰口音乐的诸多特点，同时在其音乐唱腔的来源方面，笔者发现了它与江浙一带地方音乐的关系密切，特别是和江苏常州天宁寺的焰口唱腔有着十分相似之处，因此可以推断常州天宁寺是长沙开福寺焰口唱腔的重要来源。从开福寺焰口音乐的来源和传承体系可以看出，虽然地方民间音乐通常对当地佛教音乐有着重要影响，但宗教仪式音乐中某些通用体裁的唱腔（如：赞、偈、咒等），仍然是在宗教体系内部有着自己的传承渠道。
　　同时开福寺焰口仪式突破了佛教中“出家女性不能参与放焰口”的惯例，除了金刚上师以外的角色，都允许比丘尼在仪式中担任，这是在佛教仪式中是一个特殊的现象，笔者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了探讨，并通过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将目光引申到开福寺的主人翁——比丘尼们的身上，通过对她们的深入采访，笔者了解了她们的生活、思想、观念，特别是音乐生活和性别观念。笔者发现，开福寺比丘尼正过着一种积极向上的集体生活，她们不仅重视佛事中唱诵的学习，同时也爱好音乐，听音乐、弹琴，都被她们看成是一种修行的方式。
　　她们对自身的女性生活处境有着进步的看法，这种进步尤其体现在一代年轻比丘尼的身上。笔者认为正是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带动了开福寺比丘尼对自身女性地位的自我肯定，因此才会在焰口仪式的“参与权”上有了突破，而这种“参与权”的获得，为比丘尼们带来了学习焰口音乐的机会，这种“学习权”的获得，使她们可以发挥自己的音乐天赋，在焰口仪式中演唱。
　　在撰写本文的时候，开福寺的另一座新建筑，雄伟的“大悲殿”即将落成。开福寺这个完全由女性出家人组成的比丘尼寺院，在住持能凈法师的领导下，寺院里百余位比丘尼共同努力，在完成了寺院的修缮工作之后，更加扩大了它的规模，使寺院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这种欣欣向荣，反映的不仅是有形的寺院建筑的规模化，更反映了开福寺作为一座比丘尼寺院社会地位的提升，反映了现代社会对女性出家人及其宗教音乐活动的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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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家族中的女性人物研究
　　骆晓戈
　　摘要：曾国藩曾在楚地民间营建的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湘军的组建除了军事的意义之外，在活跃湘乡乃至激活湖南的政治、教育与经济的改革，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催化和影响作用。推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重视家教家规家风，包括重视对于家庭中女性的教育和培养，中国第一位女院士曾宝荪，第一位女博物馆馆长曾昭燏以及早期投身革命的女革命家，叶剑英的夫人曾宪植均为曾氏后裔。从性别视角来分析，不难发现曾国藩的妇女观既有落后陈腐的糟粕需要剔除，也有积极健康的合理的精华值得肯定和发扬。
　　关键词：曾国藩 家书 女性
　　一．一块政治经济活跃的热土
　　曾国藩曾在楚地民间营建的湘军，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湘军的组建除了军事的意义之外，在活跃湘乡乃至激活湖南的政治、教育与经济的改革，都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催化和影响作用。
　　至今流传在湘乡有一句很形象的话，说某人发了财，不直接说他发财，而是说成“某人打到了南京”。可见当年曾国藩的部下打下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时，有多少金银财宝流入了湘乡。靠战争起家的新富们在县内买田置地，湘乡的土地资源矛盾激化，在此几乎同一时期，县内多次爆发农民起义，当年的湘乡，成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之中一块社会急剧分化的热土。据湘乡县志记载，“截至同治十三年（1874），县人在军种以战功叙官见于旧志者共7890人，其中文职知府以上88人，武职副将以上1153人，这些人中有不少靠战争中的掠夺发家①”
　　“大批湘军将士的饷银以及1．5万余人的伤亡抚恤金不断汇入，则在客观上活跃了城乡经济②”湘乡县藉1．5万人被追认为烈士，与曾国藩有着直接的关系。
　　同治年间，湘军的崛起，名声震撼海内外，曾国藩恐怕清政府朝廷忌刻，于同治三年奏请陆续解散。“其后，湘军士卒及下层军官参加哥老会反清者众，”这时的曾国藩陷于两难之中，湘军浴血奋战，10年转征南北，他对于部属不可能没有感情，更何况这是他亲手缔造的，由他的亲人和他的乡亲为骨干的一支民间武装。但是他身在朝廷，假如这些民间力量酿成政变，他是罪责难逃的。于是，曾国藩一方面指示在湘乡搜查哥老会要“专主一‘宽’字”，另一方面，他为了安抚湘军将士及其家属子弟，在县城建忠义祠，为阵亡将士发放抚恤金。
　　随着资金流入湘乡，一时间，县城多出了许多户钱庄来。湘乡的历史上又没有经商传统，资金流向何方？
　　兴办教育，成为当时湘乡上层社会风气。因为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湘乡的“文武学额有原来的27名增至53名，私学也随之增多。”于是在清末的维新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湘乡成为兴办新学传播新思想的富有生气和活力的县份。这里出现了中国早期的新学堂东山精舍，提出了废科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主张。在湘乡县城郊创办的周南女校，堪称为中国早期女子教育的先声。
　　县志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总结是这样的：
　　“成千上万的县藉官兵。先后转战18行省，从几千年的封闭状态中走向了更广阔的天窗，随着海禁日开，在与外界的交往与接触中，扩大了视野，开拓了思想。湘军将领的子弟承先人馀绪，多以优越的社会地位。经济实力和教养条件，或居军要职，或兴办实业、教育，或学有所长，旁及亲友邻里，人才辈出，如链如环，历久不衰。”
　　由此受到新学接受西方文化的风气的浸染，湖南成为中国明治维新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祥地之一，据一些史料记载，像谭嗣同与曾国藩的家人有着直接联系，从湘乡县曾经走出我国最早赴日本的留学生10余人。后来相继出现一批有志之士从事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革命活动。在20世纪初期的“5．4”前后，活跃在湘乡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萧三。蔡和森。蔡畅等人与毛泽东等人成立新民学会、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革命团体，推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
　　二、曾国藩与家族中的女性
　　曾国藩及其后的五代，数十人各有成就，勘称人才辈出，其中好几位是女性。这与曾国藩重视家庭教育，对于子女督责甚严分不开的。曾国藩在重视子弟教育和培养的同时重视妇女教育，重视妇女在持家和教育子女中的作用。在唐浩明先生点评曾国藩家书中就特别指出，在曾国藩的家族中，女性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曾国藩是深受祖父的影响成长起来的，而他的祖母比祖父整整大了７岁，他的母亲又比父亲大５岁，可见在这个家族中十分看重女辈在主内、齐家、相夫、理财方面的作用。在曾国藩的后人中，五个女婿均是他亲自看中的亲家，可谓门当户对，这些亲家的父辈与曾国藩是至交，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可是没有料到的是他相中了好的亲家，却没有择选如意的女婿，子不承父业，五个女婿均不像他们父辈，没有大的作为，而从始自终为曾国藩所看重，起到了支撑曾氏家族作用的是他的二媳妇。
　　在曾宝荪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写道：“关于我的祖母，我要多说明些，因为没有祖母，我们孙辈的教育便会毫无成就。①” 曾宝荪女士于民国五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是我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性，著名的教育家。她的祖母正是曾国藩的二子纪鸿的媳妇郭筠。我们平时谈到曾国藩的家族五代均有人才辈出。曾氏的后裔全出纪鸿一房。
　　她的爷爷曾纪鸿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生有四子一女，其后代多有人才，但他本人三十三岁便去世了，将家庭支撑起来并给予子孙以良好教育的，则是他的夫人郭氏。”同治四年，郭氏与纪鸿成亲后，曾国藩曾经亲自指导她读完了《十三经注疏》和《御批通鉴》，培养她良好的文化修养。在曾宝荪的回忆录中还谈到：“我祖母是一个最公平的老人，她带了她每个儿子的最长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归她教养。我是大房的长女，大姐是二房的长女，二弟是五房的长子，三弟是七房的长子，恰好两个孙男两个孙女。我祖母的教育总之也很特别，她不赞成八股文章，也不愿两孙去考秀才，但她要我们学外国文学……②”“我和大姐并未习女红烹饪，却要画画、读诗、学做诗。③”当然我们还缺乏对于曾国藩家族女性所起到的作用的深入了解和研究。但是从目前对曾国藩的研究资料表明，曾国藩完全依靠家族的力量，在体制外来缔造和运作这样一支勇猛善战蜚声大江南北的军队的。加上曾国藩重视家教家规家风，当然其间包括重视对于家庭中女性的教育和培养。唐浩明先生曾经在桂林举办的全国2004年度图书书展的论坛中指出，湘军是一支由家族组成的民间力量，理由有三，一是所有的军费是自己独立筹备的；二是军队的纪律和管理模式是自己规定的；三是军队的将领和人员的调配也是由曾国藩调配任命的。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出自民间，你完全可以想见在山高皇帝远的楚地，民间的空间有多大？
　　民间空间的营造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发展，无疑都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个家族承担起营造强大军事力量的重任时，其间妇女即便担负的是相夫教子的责任，也是需要相当的综合文化素质和政治眼光的。中国历史上延续上千年的民间社会自治，给男人同时也给女人各种各样的心智创造提供了“在朝”“在野”的空间和“内助”“齐家”平台。妇女在家族中的作用尽管社会地位低于男性，却又因人因事因地而宜，曾国藩的家书常常在台头以“禀父母”“禀叔父母”来称谓的，可见家族中女性作为母权的地位，他还在家书中写道：家书以“烦琐为贵”，其意思当然是不将“主内”的家务琐事当成不重要的，而是看成和“主外”“兴社稷”同等重要的事情。
　　三、曾国藩的妇女观的局限性
　　湘军在湖南这样一块土地上孕育、壮大当然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当我们涉及到了民间社会、人权、社会组织与乡村自治，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认真地解剖中国社会的一个家庭或家族，就能发现中国人的本土妇女观是一个与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紧密相连的问题。也许这是仍然得回到中国有着与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这个问题上来。即传统中国的农耕社会与西方游牧社会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
　　英语的Family.源于familia,拉丁词，它出现在罗马，从famulus(拉丁文，意为“仆人”)派生出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英语的Family.意为“在同一屋顶下的仆人或依附于一个主人、一户人家的全体仆人,①与我们平常对这个词的理解并不相符合。Familia在德文直到16世纪Familie才是来指妻子儿女或家宅。
　　同样，在配偶来源及婚配形式上，西方社会也具有游牧社会的特征：１６世纪之前，西方男性成亲，是通过三个渠道：靠抢婚、买卖和赠送。由此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语言中寻找到一些历史的痕迹。例如德语的nepōt。有侄子也有孙子的意思；又如oncle.在德语中是舅父，而不是叔伯父，另一处auunculus舅父从祖父auus演化而来。②据语言学家的分析，这种语言的模糊混淆，正是男女家族谱系不清晰所致。家族成员的流动和分散，使得辈分不那么被看重。同时也留下了游牧社会将女性奴化的痕迹，女子在某种程度上是男人交换的“方便”的东西③。或者说是历史上婚姻的商品似的局部交换或者全部交换留下来的印证。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婚姻是家族家长包办的大事情。作为个人，无论男女，几乎在为成年之前，都是由家人中的长辈来决定的。而长辈讲究的是亲家的门户相对，教养和社会身份的匹配，以及知根知底，这样一些关系在成年人看来，是事关婚姻成败的主要系数，而个人的意愿基本不起作用，当然，在一个人尚未成年的时期。也不具备择偶的能力。这种家长包办的婚姻恰恰避免了西方古代的乱伦现象。
　　在传统的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亲戚中娶了不同辈份的女性，才会出现这种身份的交叉，而这种现象，在很早开始聚族而居的中华民族，婚姻被当成礼教中的最大的礼，由此对于辈分亲戚的称谓被规范得周全而细致，如果一个人既是长辈又娶晚辈为妻，一般是众人排斥的，被称之为乱伦。从这个细节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女性在传统中国没有西方游牧社会完全奴化的历史背景。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所谓世界大同，便是实现“男有分，女有归”的政治理想。这里的归就是“家”的意思。女人一旦有了家，往往是扮演着内当家的社会角色。
　　当然追溯传统中国的性别角色，我们还应当注意到传统中国的哲学思想的所谓阴阳说，注意到家国同构，将“妻道”等同“臣道”的齐家治国谋略，甚至传统中国的礼教中对于男性和女性均有一定的规范，剖析中国家庭的社会功能，可看到它既是国家政权的基石和中继站，也是贯彻礼教的社会基层组织，中国传统女性既受到男权的挤压，社会地位普遍低于男性同时阴阳之合为万物之始，又有普遍的讲辈分讲孝道作为晚辈男性对于女性长辈的尊重（甚至带有宗教意味）。在传统中国的礼仪上有：媒妁之言；定亲；接亲举行婚礼等一系列礼仪规范；又如民间习俗中有出生婴儿的洗礼，满月，百日等仪式的举行，甚至在家庭中还有类似宗教的葬礼、祠堂祭祖、祭坟等活动。年长的妇女往往是这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教、政治、经济、教育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
　　曾国藩的家族谱系完整，作为中国家庭的各案分析，尤其对于了解楚地的家庭婚姻和妇女状况有着代表性和典型性。分析曾国藩家族中的女性，既有像他的祖母、母亲以及他的夫人、儿媳妇这样在传承家风振兴家族中起到积极作用的女性，也有在新学东渐过程中得风气之先，成为海内享有声誉的代代英才，从而被誉为人才长盛之家；同时也有因为家庭包办婚姻陷于人生悲剧不能自拔的女性。在这里，曾国藩的妇女观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受到历史的局限。在他主持家政的年代，家族对于女性的尊重，并没有基于女性也应具有和男人一样具有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当一位女性嫁到曾家，她的命运与家族兴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她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家族的重视，包括对她的教育和培养，当她被命定嫁到别的人家的时候，婚姻无论如何不幸，家族却再也不容纳她了。追究到底，在曾国藩的儒家正统观念中，维护妇道是摆在维护女儿的生存权利之上的东西，他的大女儿多次要求回娘家住，都遭到他的拒绝。他甚至可以不认女婿，也不要女婿认他这个岳父，但是女儿回娘家却万万不能了。在曾国藩看来，女儿守妇道才是不辱门庭的事情。
　　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由于在当时订婚对象双方的年纪都小，也看不出对方本人的品行和禀赋来。这种“娃娃亲”难免给女性带来婚姻上的不幸。
　　记得清代的大诗人袁枚就曾经疾呼过女人摆脱不幸的婚姻。他曾经建议他的几个妹妹摆脱婚姻关系，争取独立的人身权利，结果他的妹妹不能接受这种观念，宁愿从一而终。
　　可见在那个时代的正统主流社会中，曾国藩的婚姻观和妇女观受到了维护家庭伦理观的局限。妇女从根本上不被当成具有完整人格和人权的能够独立自主的人，而是家庭这个群体中的一员。而且进入了某个家庭或者不进入某个家庭，都不是妇女可以自己决定的事情。曾国藩作为当时维护儒家观念的一名重臣，他尽管看到了妇女在家族中的作用，但是也难走出历史的局限，他对于几个女儿的态度，以及最后几个女儿酿成的人生悲剧，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许为女儿择婿而酿成几个女儿的人生悲剧也促使曾国藩反复思考如何教子，如何齐家，如何使家族中的事业后继有人？
　　也许正因为如此，使他格外重视对后代的（尤其是对儿子的）家庭教育。当然，从曾家的后人成长的情况可以看出，曾家的后代的女性没有重复前人的悲剧，曾国藩的后裔中不仅仅有曾孙女曾宝荪成为中国第一位在西方获得学位的女院士，曾国潢的曾孙女曾昭燏也是英国伦敦大学硕士，德国柏林大学研究员，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等职。是一位著名的女考古学家。这两位女性都是大学问家，亦终身未嫁。可以说曾家对于后代教育方面，在妇女观方面也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唾弃了传统观念中陈腐落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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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陈麟书、袁亚愚主编：《宗教社会学通论》第25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第３３６页，“僧伽制度”词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3]、参见陈麟书、袁亚愚主编：《宗教社会学通论》第257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① 《湘乡县志》5—6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湘乡县志》6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①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106页，岳麓书社，2002年版。
　　②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106页，岳麓书社，2002年版
　　③ 《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106页，岳麓书社，2002年版。
　　① 〔法〕安·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上册）袁树仁 姚静 肖桂译，第13,420页，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② 〔法〕安·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上册）袁树仁 姚静 肖桂译，第132页，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③ 〔法〕安·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上册）袁树仁 姚静 肖桂译，第44页，生活·读书·三联书店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