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毗卢藏》、《崇宁藏》的收经及总函数问题

关于《毗卢藏》、《崇宁藏》的收经及总函数问题
　　何梅
　　本文通过考证，纠正了以往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佛教学者在《毗卢藏》和《崇宁藏》的收经数及总函数问题上的错误说法。同时纠正了认为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后所附之经籍为《毗卢藏》所瞩的错误看法。从而为《中华大藏经》最后部分的目录的编定提供了依据。
　　作者何梅，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笔者有幸参加《中华大藏》（汉字部分）正编的编辑工作，近年来在定稿过程中发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其一是见载于日本《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一册的《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第583函至595函，千字文编次会字至颇字，共13函，8部经籍，是否为《毗卢藏》所收经目？解决这一问题材，不仅关系到《毗卢藏》的收经总函数，而且涉及到《崇宁藏》的总函数。而收经函数问题，又是研究大藏经版本必须论及到的问题，所以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二是《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卷未附载的旦字号至营字号，共13函，18部经籍，是否亦为《毗卢藏》所收经目？
　　一、《毗卢藏》、《崇宁藏》的总函数
　　依据《〈中华大藏经〉（汉文部文）版本总目录》初稿，准备收入两部《毗卢藏》独有之经籍，即颇字函中的《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四卷和《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一卷。由于宋版《毗卢大藏经》在国内几乎已散佚不存，而日本却保存了此藏的大部分经卷，并编有《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东寺经藏一切经目录》、《知恩院一切经目录》等，以资查考。所以我们在定稿时，首先必须核准某部经属于何种版本之大藏经。笔者在查对《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时发现以上两部经籍均有清楚的刻经题记：“绍圣三·正”（笔者按：为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正月刊）。同时还发现与这两部经同函的其余部经也是绍圣三年正月刊。不仅如此，再向上推12函，至第583函，会字号，所收《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一百二十卷，也是在其前不久的绍圣二年六月刊。
　　《毗卢大藏经》全称《北宋福州开元寺大藏经》，简称《福州开元寺本》、《开元寺本》或《福州藏》、《毗卢藏》。据此藏中《新华严经》卷八题记云：“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同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壬辰岁十月日，劝缘沙门本悟谨题。” ①另“据南宋理宗景定元年再雕之本藏《大般若经》卷第二十（东京堀口苏山氏藏）刊记云：‘开元寺经板于政和壬辰创刻，绍兴甲戍完成。’”② 由此可知《毗卢藏》始刻于1112年，完成于1154年。而我们要收入《中华大藏经》的《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疑论》和《大方广佛华严经感应传》两部经籍，以及前文提到的另外观部，共13函，则刊刻于1095年至1096年，早于《毗卢藏》天刻十六年，无疑非属《毗卢藏》所收经藏。
　　为了搞清楚问题产生的原因，笔者进一步查阅了海内外学术界及有关论著和大藏经目录，了解到长期以来在《毗卢藏》的收经总函数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说法。
　　（一）周叔迦：《漫谈大藏经》：“统检全藏刊刻题记，自天字至勿字凡564函，始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迄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凡四十年而后完成。全藏总为595函，1451部，6132卷。”③
　　（二）童玮：《汉文大藏经》：“北宋政和二年（1112）开雕，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竣工。全藏函，1451部，6132卷，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颇字。”④
　　（三）方广倡：《佛教典籍百问》：《毗卢藏》“开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其后，在隆兴二年（1164年）、淳熙三年（1176年）曾两次续雕，共计全藏收经1451部，6132卷，分作595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颇’。”⑤
　　（四）宽忍：《汉文〈藏经〉》政和二年（1112）至南宋二十一年（1151）刻成。全藏595函，1451部，6132卷。”⑥
　　（五）蔡念生：《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宋徽宗政和五年（1151）福州开元寺悟等募刻大藏，至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大正藏略符标为1101—1148）完成。孝宗乾道八年，补刻禅宗部，是为毗卢藏。内容与崇宁稍有出入，增践字至牧字十二函”。（笔者按：总共596函，因牧字号缺，故实存595函。）⑦
　　（六）小野玄妙：《佛教经典总论》：与《崇宁藏》完成于宋徽宗皇帝政和二年（A·D·1112）同时，“福州之于元寺，复雕造大藏经一藏，至南宋绍兴十八年（A·D·1148）始告完成。”又说：“东禅大藏与开元大藏为组织完全相同之藏经，唯开元寺大藏经于虢字号之下，有左列二帙追加入藏。
　　践 传法正宗记（自卷第一至卷第八） 八卷一帙
　　土 传法正宗记（卷第九至卷第十二） 辅教编三卷七卷共一帙
　　上述正宗记为隆兴二年（A·D·1164）年印造。”（笔者按：总共582函）（8）
　　（七）小川贯式：《大藏经的成立与变迁》：“福州闽县城的东芝开元寺住持本明禅师，于政和二年（1112）二月，计划出版《毗卢大藏经》印版一套共五百余函。”“全藏遂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正月完成。其后，在隆兴二年（1164）住持祖解大师慧明之时，刊行契崇的传法正宗记与辅教编，在淳熙三年（1176）又刊行天台三大部，此为其续藏。”。（笔者按：总共582函）（9）
　　（八）道安：《中国大藏经雕刻史话》：“开元寺住持本明禅师，在政和二年（西藏自治区112）二月，计划出版《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共五百余函。”“全藏乃至绍兴二十一年（西1151）正月完成。其后，隆兴二年（西1164）住持祖解大师慧明之时，将契崇之传法正宗记与辅教编以及在淳熙三年（西1176）之时，将天台三大部刊行，是其续藏。”（笔者按：总共582函）（10）（九）吕澂：《中国佛教源流略讲》：《开元寺版》“从政和二年到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12－1151年）经四十年，依照东禅版的规模刻成（南宋隆兴初曾补刻两函指践字和土字函，总共582函。）（11）
　　（十）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毗卢藏》“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始刻”，及至南宋绍兴二十四年，千字文编次“自天至勿字，雕刻完志了564函。”⑤又南宋淳熙三年（1176）福州开元、东禅二寺将天台宗教部雕刻入藏。（笔者按：总共580函）（12）
　　（十一）台湾《佛光大辞典》：《毗卢藏》于“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一说政和五年），……至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一说绍兴二十年），刻成564函。至孝宗乾道八年（1172），绍玉又追刻禅宗部三函。总计567函，6117卷”。（13）
　　（十二）于凌波：《佛经翻译与藏经编修史》：“宋徽宗政和年间，福州开元寺本悟和尚等募刻了一部《毗卢藏》，到高宗绍兴年完成。孝宗乾道年间又追刻禅宗部，前后合计6117卷，567函。”（14）
　　综合考察以上诸家之说法，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毗卢藏》的雕刻年代始北宋政和年间，迄南宋绍兴年间（虽然诸家所记之刻藏年代稍有差别，因不妨碍本文的阐述，故从略不论，以后又续刻。然而在总计《毗卢藏》的收经函数时，却存在着台湾《佛光大辞典和于凌波的567函之说；日本《望月佛大辞典》的580函之说；日本小野玄妙，小川贯式、道安、吕澂的582函之说；周叔迦、童玮、方广锠、宽忍的595函之说。由于本文所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见录于《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第583函至595函，标有“绍圣”年号的题记的8部经典，是否属于《毗卢藏》所收经典？故而此处首先需解决的与周叔迦、童玮等人之说的冲空问题，为此，笔者又查阅了见存的诸种大藏经目录。试图寻找595函之说的根据所见如下。
　　（一）《南禅寺经藏一切经目录》：会字函翦字函，收《释大方广佛华、严经合论》一百二十卷，分装12函，此部经典主要采用日本《天龙寺版》本，同时保存了南宋淳祐二年至三年（1242－1243）刊本共22卷。又颇字函仿《宫内图书寮一切经目录》相同函所收经目，唯《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肄论》四卷，其中“卷第二（决帙）第四宋本”外，余皆为写本。（15）
　　（二）《唐本一切经目录》：于未函，即第582函，土字号后，仿《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会字至牧字函所收经目，收入“合论四合百二十卷、决疑论等一合、慈悲忏一合十卷”，但均未标千字文函号。（16）
　　（三）《福州东禅大藏经目录》：于未函，即第580函，虢字号后，仿《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会字至颇字函所收经目，收入“合论一百二十卷、决疑论四卷，师子章、感应传、法界观各一卷，行愿品、长者事迹、十明论各一卷。”但均未标千字文函号。（17）
　　分析以上三段录文，后两段只列出经名，未标明千字文函号、刊刻年代及版本归属，故无参考价值。前一段于《华严经合论》虽有淳祐年刻经题记，但示注明是何种版本。又因此部经所用本主要为日本刊本，故所标千字文编次是否亦为宋本所有，尚不可知。因而疑为宋刻单行本。此外，《决疑论》虽然卷第二、第四使用宋本，但卷二之千字文注为决帙，有误（决字非千字文用字），因此均不能作为595函之说的依据。
　　综上所述上所，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只有《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中记载的《华严经合论》至《李长者事迹》共8部经籍，既有明确的千字文函号，会字至颇字，又有绍圣年刻经题记，同时此目录亦明示包含东禅等觉院本，即《崇宁万寿大藏》本，简称《崇宁藏》本。至此，本文提出的第一问题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这就是见载于《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第583函至595函，千字文编次会字到颇字，共13函，8部经典，因其问世早于《毗卢藏》开雕十余年，故非《毗卢藏》所收经目，实为《崇宁藏》所有。我们知道《崇宁藏》刊刻于北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徽宗政和二年（1080—1112），以后又有续刻。而绍圣二年至三年（1095—1096）正是《崇宁藏》雕造时期，故属《崇宁藏》所收经目，当无可置疑。
　　为什么会产生《毗卢藏》有595函的错误说法呢？这与《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录有关。此目录卷首有注文，云：“北宋板开元寺本，其所缺本以东禅等觉院本补之。”这就告诉读者，此目录是以《毗卢藏》本为主，并以《崇宁藏》本补缺的一个混合目录。倘若未注意到这一点，尤其是忽视了此目录中会字至颇字函收入的标有“绍圣”年号的13函经典，就必然会得出《毗卢藏》总共有595函的错误结论。
　　那么《毗卢藏》究竟收有多少函经卷呢？据小野玄妙抄录的有关题记判断，当为582函。现将小野玄妙在《佛教经典总论》中抄录《传法正宗记》卷第十二的全部题记摘抄如下：
　　“契嵩嘉祐之辛丑岁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记、辅教编（进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赐入大藏，使与经律偕传”。
　　“旨宣赐入大藏，建炎间兵火散失，逮绍兴庚辰秋，福州太平寺正言长老固（疑作“因”——笔者按）游东山龙首涧，得正宗记十二卷，仍以辅教编三册增之，重新校勘。谓开元解空明禅师曰：吾家之嵩，辅教定惠，操修冬夏，唯一衲，常坐不卧，日止一食，夜顶戴观音像行道，诵菩萨号十万声，以为常。宋之高僧，北斗以南一人而已。虽殚竹帛下可纪其道行。于是卒诸禅，同力刊板于福州开元寺。大藏流传，利益无穷。住寿山广应禅寺嗣祖佛灯大师法珊跋。”
　　“正言比率同志刊正宗记辅教编，佛灯禅师欣然作跋。预示副本工乐竟而师归寂。今书其后以成师志。隆兴甲申六月中澣太平禅寺信持嗣祖比丘正言谨题，教忠崇报禅寺信持嗣祖比丘道印校正，西禅长庆禅寺住持嗣祖比丘惠舜劝缘，开元禅寺住持嗣祖解空大师慧明都观缘。”（18）
　　笔者认为，根据以上题记，《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第581、582两函，千字文践字、土字号所收之《传法正宗记》和《辅教编》，因刊板于福州开元寺，并有开元寺住持慧明都观缘，所以确定为《毗卢藏》所收之经典。又因是隆兴甲申（1164）刊本，故为续刻本，并且是此藏中见存的最后两函经卷。
　　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它还直接涉及到《崇宁藏》的总函数问题。上述认为《毗卢藏》有595函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同一部著作中，在论及《崇宁藏》时，都认为《崇宁藏》总共有580函，这就又错了。错就错在他们没有把本应增加给《崇宁藏》的13函，算入《崇宁藏》的总函数内，反而把不属于《毗卢藏》的13函，计入《毗卢藏》的总函数。
　　分析他们错误的原因，与他们只简单地把《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看作是《毗卢藏》的目录一样，他们又单纯地把《东寺经藏一切经目录》看作是《崇宁藏》的目录。《东寺目录》收经580函，千字文编次止于虢字号。我们知道《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一册在收载《东寺目录》时，有注文云：此目录为“北宋版东禅等觉院本，又名崇宁万寿大藏，其所缺者以开元寺本补之”。这就是说，此目录是以《崇宁藏》本为主，而以《毗卢藏》本补缺的一个混合目录。正如前文所述，《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也是此两藏的混合目录。因此，要了解《崇宁藏》与《毗卢藏》所收经目及总函数，就必须将《东寺经藏一切经目录》与《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为什么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和各寺所收藏的宋刻福州版藏经均为两藏之混合本呢？经学者们研究认为，在日本平安末期至鎌仓时代，日僧赴福州请藏之时，为利用季节风关系，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将全藏印刷、装帧完毕，然后装船运回日本。
　　据笔者了解，认为《崇宁藏》有580函的还有日本小野玄妙、小川贯弌和道安、吕澂。
　　至此，本文要特别指出两个问题：第一、虽然日本小野玄妙等四人认为《毗卢藏》总共582函，但由于他们没有搞清楚《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第583-595函所收典籍究竟属于何种大藏经本，所以在谈及《崇宁藏》总函数时，便误认为只有580函。
　　第二、尽管台湾《佛光大辞典》提出《崇宁藏》“总计595函”，但在记述此藏之续刻时说：“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慧明加以修补，孝宗乾道八年（1172）及淳熙三年（1176）均有增刻，共增刻三十一函。”（19）我们知道据记载慧明修补及乾道八年、淳熙三年增刻的典籍，分别是契嵩的著作，2函；禅宗部，3函；天台三大部，13函，共18函。但绍兴二十六年刻经，不知指何典籍？据《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有绍圣二年六月至次年正月（1095-1096）刻经13函，即第583-595函。如果此文所言“三十一函”续刻经，其尚缺部分即此13函的话，那么它们既不是绍兴二十六年刻，也不属续刻经。此外，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也认为《崇宁藏》是595函。此训书是唯一指出绍圣二年至三年刻《华严经论》等到8部13函典籍，是《崇宁藏》新增刻的唐开元以后入藏诸经之一部分。但由于此书的编者按纂者不知道契嵩的《传法正宗记》和《辅教编》的刊刻年月，（20）故将《毗卢藏》的总函数误记作580函。
　　总之，关于《毗卢藏》和《崇宁藏》的总函数问题，在以往的诸多著作中，都没有完全说清楚，而且尚无一部同时记述了两部大藏经的正确函数。
　　二、《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附载之经目
　　根据《〈中华大藏经〉（汉字部分）版本总目录》初稿，还准备收入被认为是《毗卢藏》独有的另外10部经籍，它们是：
　　（1）《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三卷；（2）《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八卷；（3）《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科分》二卷；（4）《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八卷；（5）《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八卷；（6）《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科分》二卷；（7）《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济缘记》八卷；（8）《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十二卷；（9）《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科分》三卷；（10）《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十六卷。 笔者在定稿的过程中发现这10部经籍存在着两个问题，因而怀疑它们是否为《毗卢藏》所收经籍。其一：这部分经籍从版式上看，非《毗卢藏》本。《毗卢藏》本为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而上述10部经籍中，除去（三）部科分，第一部每版20行，每行17字，除了天地横线外，尚有行间竖线；第二、第八部每版30行，每行19字；第四、第七、第十部每版35行，每行22字；第五部每版30行，每行21字。其二：查寻此10部经籍，未见一处标有千字文函号。为解决以上两点疑问，笔者考察了有关经录著述。
　　在详述考察结果之前，先介绍一下这10部典籍撰出的概况。唐代南山律宗的创始人道宣自高祖武德九年至高宗永徽二年（626-651），先后撰成《四分律行事钞》、《四分律羯磨疏》、《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世称“毗尼三大部”，为南山律宗所依擗之重要典籍。至北宋有浙江余杭沙门元照于哲宗元祐三年（1088）前后撰出注释道宣“三大部”的三部书：《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以及“三大部”之科分，（21）致使南山宗的宗旨得以弘扬。再加上道宣的《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共10部书，因未经皇帝诏准入藏，故自宋代至清代的历代木刻本大藏经均未收录。据《佛祖统纪》卷第四十八记载：“淳祐六年十一月，临安明庆闻思律师奏，南山澄照律师《戒疏》、《业疏》、《事钞》等，并大智律师述三部诸记，共七十三卷，乞附入藏。制可。绩据省部下诸郡经坊，镂板颁行。”（22）而事实上，如下文所叙那样，只见有经坊镂板的单行本行世，而未见入藏。
　　为什么会认为这10部书是《毗卢藏》本，而且收入营字函中呢？经查阅有关经录，找到了根源，它们出自日本《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卷末附载的旦字号至营字函的18部就经籍中。由于此经录在旦字号至营字号后依次列出18部经籍中。如果不仔细观察和分析，就会很自然地认为这部分经籍统统收入在旦、熟、营字三函中。而且又记录在《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中，便认为当属《毗卢藏》所收入经目了。例如台湾蔡念生在《三十一种藏经目录解说》中说：“毗卢天函至虢函较崇宁减五部，次增践函至牧函十部，牧函全缺。后附旦至营函十八部，当系补遗性质。增减相抵，毗卢增二十三部。”（23）
　　究竟旦字至营字函的18部典籍是否为《毗卢藏》所收经目？为论述方便起见，本文将此18部典籍分成三部分，逐一探讨。
　　第一部分是第一部典籍《宋高僧传》三十卷。据此部书目之注文“南宋湖州思溪本”。看来，知其非《毗卢藏》本。经查《湖州思溪圆觉禅院新雕大藏经律论等目录》（24）和《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寺大藏经目录》，（25）此部书确实均为旦、熟、营字三函所收。
　　第二部分是第二部至第十二部及第十五部，共12部典籍，全部为唐道宣与宋元照撰四分律的典籍。首先应指出，《宫内省图书寮一切经目录》所列这部分经目有两处错误：一是《昙无德部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为入字函重出经籍；二是《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记》当属误分，笔者发现《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各版间的小字经题为“羯磨疏记”，可见《羯磨疏记》是《四分律羯磨疏济缘记》的略名，非另外一部经籍。而且《羯磨疏记》只存卷二下，又正好补《羯磨疏济缘记》之缺，也可证明这一判断无误。减去以上两部，本部分实收10部经籍。
　　为编辑出版《中华大藏经》，编辑局委托杨曾文教授，在日本考察讲学期间，将现藏于宫内厅书陵部的这10部经籍全部拍照。因此笔者得以亲眼目睹了这批在国内久已失传的、珍贵的宋刻本典籍。从而为本文论述第二个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翔实的资料和证据。现据实物反映出的情况，归纳成三点：
　　首先关于刻经地点问题，这10部经籍几乎每卷尾之经题下均有一长方形戮记，记文作：“四明姚家印造经书”，共8字，分为两行。“四明”当系四明山，在浙江鄞县西南一百五十里，余姚县南一百十里。而“姚家印造经书”，可见为私人经坊之刻本。
　　其次关于刻板时间，仅有两则题材记可供参考：（1）《四分律行事钞》卷下之四：“癸丑绍兴三年五月十六日，明州奉化香严兰若重开。”（2）《四分律含注戒本疏行宗记》卷一下：“前文第十纸释仲尼字文悮（疑作“误”--笔者按），嘉定癸酉夏安居日四明沧洲首座比丘德森校正。”从以上绍兴三年（1133）和嘉定癸酉（1213）两年号看，均属南南宋时期，但相隔八十年之久。由此可见这10部四分律典籍，不是有目的、有计划地一次雕造完工的，考试而应视为零散本。虽然绍兴三年与《毗卢藏》刊刻时期吻合，但是地点却在明州奉化（26）（今浙江宁波市）。又嘉定癸酉年，虽为校勘经文之记时，但推测其付予刊行，当在癸酉年后不久。
　　再次何处何人资助刊行，现摘抄部分题记如下：
　　《四分律羯磨疏》卷一下：“住赭山（今浙江余杭县东南）清果院嗣律比丘子潜三板，明律比丘昙省二板，……戒香寺忏院住持传教真寂大师法锠刊三板，妙明大师元瑀刊二板，……比丘尼法珣、梵微……各施长财共开此卷，功德奉答，恩有。”
　　《同上疏》卷三上：“明州定海县（今浙江镇海县）崇丘乡长山管滃江里江桥头保居住弟子周谭，妻季氏，十三娘，阖家等谨施净财，镂一十板，功德奉答，恩有，乞忏罪根，庄严净报。”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中一上：“明州昌国县（今浙江定海县）弟子陈达可施一十贯省，……女弟子张氏净修募到六十贯文，已上施财，共刊此一卷。”
　　《同上记》卷中四上：“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临坛宗师住普济寺华严院嗣法慈慧梵行大师宗暐谨施长财一百贯文，刊此一卷，以永流通，期律范玄纲（以下字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