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往圣继绝学——《文殊智慧哲学精义》解读

为往圣继绝学——《文殊智慧哲学精义》解读
　　景天星
　　宋儒张载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为学术之宗旨。何言“绝学”？“绝”，妙也，又独一无二也。“学”乃学术，此指精粹之学术。有科学家言“立于巨人之肩而视高远”，故“为往圣继绝学”可解为“览往圣之学术而开新学术”。钩沉传统而注以现代之理念，以新掘旧，以旧开新，此为“绝学”。
　　概览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学术之传承，历久弥新。自先秦子学，历两汉经学，经魏晋玄学，继隋唐佛学，开宋明理学，成清之汉学，中国之学术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自“五四”以来，东西交汇，诸家之思想复又碰撞，又出兼容并蓄之新学术。逢改革开放，中外交融，中国学术之挑战愈大，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乃当代学术之使命。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五台山文化研究也肩负重大使命。今肖黎民先生、秦亚红女士研究五台山文化过程之中炼其精髓（即文殊智慧）予以重构，并行以哲学化、现代化，乃出《文殊智慧哲学精义》（以下简称《精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8月版）。该书引经据典，谈古论今，雄视内外，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佛家文殊智慧为核心，用现代哲学方法予以重构，先梳理文殊智慧哲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次析其内在逻辑和体系结构，而后进一步提出现代化之使命，最后精炼出文殊智慧哲学与现代化结合的最高理论形态——“元学”，而欲建构并发展“元学”，书中又在“现代判教”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元学”的实践形式——“文殊智慧现代学派”，至此，可以窥见五台山文化之核心价值。正如《精义》导言所言，“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东方绝学，这是一笔尘埋已久的佛学遗产，但同时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刚刚才开始挖掘的智慧宝藏和文化资源”、。尽管“刚刚开始”，但学术发展和社会现实情况已经在呼唤我们：当代之人，着实需要一门得以使自己安身立命的“绝学”。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它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无悲世悯人之情怀，无博大爱人之胸襟，无学术文化之底蕴，无理论创新之勇气，何以出此大手笔之《精义》？即被其精神所感染，又为其《精义》而颤动，故提拙笔而解析。
　　一 《精义》产生的背景分析
　　1、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物质富足，生活殷实，不同于晚清之开国门，乃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之潮流而与外国交流之所需。我们为自强而引进其先进的管理制度、技术，但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亦输入中国而冲击国人固有的价值体系与观念，而“西方的价值系统在现代化的后期的今天已面临严重的危机”，况分析中国之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困难之一即源于价值观念的混乱”。然而“价值系统的观念如果长久的不获澄清，会对中国文化招致毁灭性的后果，更不必说什么现代化的空话了”。诚如《精义》所言：“自近代以来……在出现了生态危机的同时，也出现了心态危机、价值危机和道德危机”。二者都呼吁找寻更适合国人根基的“价值体系”。倘余英时先生的“面临种种共同的危机，也许全人类将来真会创造出一种融合各文化而成的共同价值系统，但在这一天到来之前，中国人还必须发掘已有的精神资源”是一种发自肺腑呼唤的话，而《精义》通过对已有的文殊智慧的挖掘“为现代文明的重构提供一种别样的价值参照”便是一种十分自觉而殊胜的现代回应。
　　2、中国佛学研究的背景
　　乘改革开放之东风，学者佛学复又活跃。然近观几十年中国佛学研究之现状，重于史料之搜集与整理，而在义理阐发和思想建设方面较为薄弱，更何奢谈佛教的现代化，况比之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佛学探究，大陆之佛学尚需赶超。近几年来，亦有学者论及佛教现代化问题，如楼宇烈先生之《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和智慧解脱》、方立天先生之《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以及杨曾文、陈兵、邓子美、温金玉诸先生的相关研究等等，蔚成当代佛学研究的一个新潮流。在佛教史料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基础上，有学者强调：中国佛教研究应该由史料积累为主转向义理阐发为主。《精义》顺时代之呼唤，循学术之规律，高瞻远瞩，重构佛学，力倡“元学”，发智慧之幽义，唤文明之重构，不啻为佛学现代化研究的一部力作。
　　3、 五台山文化研究之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五台山作为一门文化现象被研究，有学者梳理五台山之佛教，探讨五台山之寺庙，整理五台山之碑文，挖掘五台山之名僧，剖析五台山之旅游，为五台山文化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取得了可圈可点之成就。历经20余年，以其为核心的区域文化早被定位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了。而在当今学术领域林林总总的区域文化现象中，它似乎是隐蔽而又羞涩的，前沿文化探究中没有它的地位，哲学领域内也没有它的领地。有学者呼吁五台山文化的基础研究研究已达规模，应该转向建设性研究与应用研究了。循这一规律，五台山文化研究须有重大学术方向之转变：以史为基，阐发义理，适现代之所需。众所周知，五台山文化之核心乃文殊智慧，然诸多人“只闻智慧文殊之名，而昧于文殊智慧之实”。《精义》直探其核心，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综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哲学与佛教，运用诸多研究方法，阐发“文殊智慧之实”，为五台山文化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并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实乃五台山文化研究史上的创新之作。
　　二 文殊智慧哲学范畴诠释
　　《精义》为构建文殊智慧哲学体系，从文殊元典中精炼出“六妙法门”，一并纳入哲学范畴体系予以统摄。六妙即妙达“第一义谛”、妙圆“不二法门”、妙入“自在三昧”、妙转“烦恼菩提”、妙言“不即不离”、妙喻“淤泥莲花”，分别构成了文殊智慧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和价值论，作者缘何如此建构且在书中反复言说？“文字般若”之中，细细咀嚼，深有感触，故诠释如下。
　　1、文殊智慧哲学本体论诠释
　　本体论者，究世界之本源，寻第一之存在也。哲学的本体论，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古今中外学者，答案颇多，古希腊自然哲学家以火、水等物质实体为万物之源，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归于“上帝”，而中国道家之“道”，易学之“阴阳”，理学之“理”、“气”，亦是对终极之理的本体层面的回答。文殊智慧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有其精到的本体论范畴。
　　“第一义谛”，即“毕竟空”、“自性空”。《佛学大辞典》释：“谛者，真实之道理也，此道理为诸法中第一，故云第一义谛”。文殊妙达“第一义谛”，归根结底，是其“般若智慧的极具个性化的体现”，是“让人们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对于此，当代佛教学者方立天说：“事物是缘起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实体存在，由此也就没有独立的自性，本性是空，即性空。这也就是著名的缘起性空说。这里，缘起是就存在的现象而言，性空是就存在的本性而言，前者是有，后者是无，是事物的一体两面；而体悟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中道’则是人生把握宇宙真实和获得解脱的思想前提”。所以就其本体论来看，文殊之“第一义谛”，实为佛家般若空慧，乃“空”之所化现。“空”作为大乘佛教终极之理，蕴有本体论内涵，它作为一种最高的、绝对的真理，统摄万物之有。万物之产生、变化、发展概不离“空”，而又复归于“空”，万物于空中所生、空中所长、空中所灭，所谓“诸法空相”是也。于“空”的基础上，它又把一切存在释为“假有”或“妙有”，而诸多事物，不论好丑，似为“空”的一种规律性、和谐性存在，它对一切或是或非的存在都给予肯定和重视。故言，一切事物“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妙达”者，诚如《精义》所言，“顿悟”也。妙达“第一义谛”，依佛家言，即“顿入空门”，其实依常理看，它是要人一下子把握事物的真相。可见，取妙达“第一义谛”为其本体论范畴，实为妙中之妙，即涵括大乘佛教“空”之内涵，又彰显文殊“顿悟”本色，其哲学体系中独具特色的本体论跃然而显。而这，构成了文殊智慧哲学体系中最基本的哲学范畴。
　　2、文殊智慧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诠释
　　哲学家不能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必须进行逻辑论证，使其具体化并获得知识形态，从而构成其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 “第一义谛”作为一种“体悟万物性空，觉证世界实相，解脱生死烦恼”的大智慧，其“超绝之思”能否被认识？如何去认识？或者说通过怎样的途径来认识？对诸问题的回答即构成的文殊智慧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
　　关于“不二”，历代诸家多有注解，隋慧远说“不二之性即是实性”，其实，“不二”就是“无差别”，是对世间出世间所有的矛盾解构之后的“归元”与“趋一”，趋向平等、归于一元。吉藏在《净名玄论》卷一云：“有人言，不二法门则真谛理也；有人言，不二法门谓实相般若；有人言，不二法门则性净涅槃阿梨耶识；有人言……”这是说“不二法门”的认识论本质和在佛教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所以说 “不二法门”为悟入“第一义谛”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认识门径。即说“不二法门” ，亦是“第一义谛”，亦名“般若空慧”。通过“不二法门” ，可以更好的把握“第一义谛”。“不二法门”蕴涵圆融无碍之精神，一切成败、美丑等等皆“不二”，它从认识的层面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精义》有言，“所谓不二法门，就是彻底破除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可见，文殊为使众生悟入终极之理，把“不二法门”这种认识门径提高到何等超绝的程度？故《精义》又曰“不二法门看到事物在差异背后的同一性、平等性和圆融性”，可谓是一种迅速切入真谛的殊胜而又超绝的辩证法。
　　缘何入“不二法门”？妙入“自在三昧”是也。何谓“自在三昧”？《佛学大词典》曰“心离烦恼之束缚，通达无碍，谓之自在”，“一动不动故曰定”，而“定”乃梵语“三昧”之意译。故“自在三昧”即“于禅定之中入不思议境界”，为妙入“第一义谛”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它涵摄禅定与智慧，应当“以智慧指导禅定，以禅定增发智慧”。而得此“三昧”以后，“可以照见一切明了甚深佛法”，“了达诸佛世界无有障碍”，足见“自在三昧”在文殊智慧哲学体系中之重要地位。
　　而文殊智慧哲学毕竟要在实践中体认，否则就真成为“哲学僵尸”了。从理性的层面看，佛法本身就是对治人生烦恼，说一切，道一万，终归还要回归于实践。故提出于生活实践中妙转“烦恼菩提”，在把握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上，应当“在烦恼中解脱烦恼”。实际是一种实践中的真谛之悟、生命之思。在“第一义谛”的本体基础上，将“贪嗔痴”三毒置于性空之中进行深观，并认识到其与“正念、正住、正道”的同一性和平等性，烦恼就也作为一种终极存在之表现形式而被正确认识了。所以不但要“行于道”，也要“行于非道”，才能更好地实现人生的崇高目标，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间佛教”思想。
　　3、文殊智慧哲学价值论诠释
　　倘说诸上之论从形而上层面构建了文殊智慧哲学体系的话，紧接着作者从形而下即价值论的角度予以补充。综观妙言“不即不离”和妙喻“淤泥莲花”，立见文殊智慧哲学的价值论核心：“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和塑造“清莲人格”。分别从人的社会性和个体存在的角度予以阐释。 书中说，“出世是对入世的一次空化解构和虚化处理，是对宇宙和人生的本质性还原”，而真正达到如此境界的话，“他已经能够站在新的境界和新的层次上重新俯视所有的存在”，并且“以这样一种出世的超越心态重新入世”，他会更加“勇猛精进，无私无畏，不粘不滞，清新拔俗”。有了“清莲人格”，就有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信念”，“通天接地的终极关怀”，“冰清玉洁的人格操守”，“悲天悯人的价值坚守”。由此，文殊智慧哲学实乃人生哲学，它的价值理论意义就在于对治人类精神之“空虚”和“烦恼”。
　　至此，五论俱全，“绝学”而立。文殊智慧哲学以超逻辑的方式分别回答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各种问题，构建了一种紧密而完整的内在逻辑关联。
　　三、文殊智慧哲学与现代化的交融
　　——“元学”
　　倘说文殊智慧哲学体系的建构乃《精义》之绝妙的话，那么更进一步看，把这种传统而又特殊的哲学类型与现代社会结合，并在“现代判教”和“文殊智慧现代学派”基础上构建“元学”，才是绝中之“妙”。
　　文殊智慧哲学是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的精粹，在当今社会必然要行之以现代化，否则把它从史海中钩沉出来的意义就会大为减损。故《精义》曰：“综合文殊智慧的哲学体系和精神意蕴，根据其特有的智慧语法和内在逻辑，结合其自然引申出来的现代意义，我们可以由文殊智慧哲学的原构脱胎而出，重构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元学”。
　　由此可见，“元学”即刚刚建构的文殊智慧哲学的再次建构。它是五台山传统文化、文殊智慧哲学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所以《精义》之绝就在于重构其“建构”，即“它同时又在现代归元中完成了一次新的‘哲学转世’”。
　　1“元学”体系与方法论
　　元，“包含着最初、最后、最高的循环往复的创化理念”，具有明显的本体论色彩。 在此之前，《精义》活用佛教判教体系，对大乘佛教的内在精神进行了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判教，提出“四德三圣”（悲、智、愿、行和三圣圆融）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文殊智慧现代学派”形成的可能，并以“学术团队的力量共同致力于文殊智慧绝学的历史传承和现代转换”，而后归之与“元”，升级为“元学”。
　　关于“元学”体系建构，《精义》概括为“123456”，即“一元复始”（第一义谛），“两种智慧”（量智和性智），“三种境界”（存者、智者和爱者），“四种层次”（血缘社会、地缘社会、物缘社会和情缘社会），“五维和谐”（人与天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身和谐），“六个时段”（物论时段、子论时段、场论时段、波论时段、气论时段和元论时段）。可见，“元学”是在文殊智慧哲学的框架基础上，完成的一次脱胎换骨的彻底重构。囊括了大至宇宙，小至微粒子、涵摄天、地、人、自然、社会的种种存在，并以人为核心，是现代意义上的“人学”。它“回答了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社会应当发展为怎样的社会，最高的境界应该是怎样的境界，我们现在处于怎样的层次等基本问题”。所以，“元学归元第二十五” 尽管单列一章，但这才是《精义》核心之所在。
　　那么通过一种怎样的活动方式构建“元学”，《精义》提出成立“文殊智慧现代学派”，并“综合借鉴和运用阐释学、现象学、语言分析学、文化学、比较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古今中外一切先进的哲学研究方法，系统的对其作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整理、挖掘、分析和梳理”，把其作为一种真正的学术使命和责任来看待。“文殊智慧现代学派”的提出本身也是学术研究方法的一大革新，提出采取学派内的“辩难、讨论、辩论”的方式阐发义理，这样克服了伏案冥思的弊端，调动了集体的力量，发挥了个人的能力。须知有价值的学术思想往往在学派的争鸣和摩擦中诞生，故力倡构建学派之方式而推动“元学”之发展。
　　2、 “元学”建构的重大意义
　　2.1理论创新意义
　　“元学”的提出与建构，不仅仅是中国佛教哲学的重大理论创新与发展，同时也在中国哲学史上划下浓浓的一笔。给中国学术思想发展注入一股鲜活的生命力。它成功衔接了传统与现代，融摄了东方与西方。
　　当代中国哲学“正处在这一中西融合、古今交会的转型期”。而“展望21世纪，中国哲学必将在‘返本开新’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新哲学体系”，而要“开新”，“一方面必须对我们的传统哲学作出新的合乎时代的解释，另一方面需要用我们传统哲学的资源来对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创造出新的哲学理论”、。《精义》以一种高瞻远瞩的姿态在立论于现实社会的基础上，以其理论创新之勇气，对中国区域佛教进行了一次哲学体系革新，对五台山文化作出了“新的合乎时代”的诠释。
　　另外，它找准了五台山文化研究的核心软件，它为现代文殊智慧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义理基础，它还给现代文明提供了一种别样的价值参照，其中有着丰富的思想含量。它既是一部学者之专著，也是一部富有强烈文化使命感的当代思想者的著作。它“首次运用先进文化理念和多种研究方法，对文殊智慧哲学进行了系统性梳理、体系化重构、创造性阐释和现代化转换，底蕴深厚。创见迭出，文笔清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殊胜的人文意义，是文殊智慧哲学现代研究方面的开山奠基之作”。
　　2.2 现实意义
　　任何学术思想之构建，无不立足于社会和人生的现实基础上，《精义》也不例外。出于“形而下”的“形而上”之学势必又回到现实社会与人生之中。当前，世纪之交，风云变幻，人们“进化了智商，退化了智慧；发达了科技，淡化了人文；追逐了时髦，却遗忘了古代智者早已提醒的原初语词”。现实的社会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寻求精神安乐与清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精义》炼文殊之精髓，警醒世人妙转“烦恼菩提”，呼唤社会进入“众生普度，众生安乐，万有和谐的情缘社会”，正确定位了人的自然与社会地位，从而为“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际和顺、社会和谐、人间和美、社会和平”提供了一套非常有用的价值参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进步发展的今天，党中央提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根结底也是以人为本。所以，《精义》与时俱进，其塑人塑社会之辟见，势必促进社会的更加和谐和个人素质的重大提升。
　　综上所述，《精义》立论于现实社会和五台山文化的基础上，以对五台山文殊智慧的甚深理解，对五台山文化作出了“新的合乎时代的”诠释。可以看出，五台山已经被超越了，它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名山，还是一种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理论存在和广泛意义上的价值参照。从地理或物质意义上的名山中，抽象出一种精神上的理论和价值，不能不说是五台山学术发展史的重大里程碑，是提升五台山文化品位的学术见证，是五台山文化从基础研究转向义理研究、应用研究的标志性著作。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学术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精义》还呼吁进一步的阐释和解读，它在构建的过程中，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
　　《精义》以严谨的逻辑体系构建了一种特殊的佛教哲学类型——文殊智慧哲学，以悲世悯人的博大胸襟呼唤一种新的学术思想——“元学”，以其超绝的理论勇气“为往圣继绝学”，博大精深而又论证严密，实为阳春白雪之作，惟愿吾之下里巴人能传其真谛。所谓“涉浅水者得鱼虾；涉深水者得蛟龙”。今诚惶诚恐初涉“深水”，盖因学识浅薄未得“蛟龙”而惟望“龙影”，故今现“龙影”于其上，是否得其肯綮？不得而知，还请各位《精义》之读者批评指教。倘有欲得“蛟龙”者，涉《精义》而直取其髓即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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