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空海

论空海
　　作者 夏应元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空海既是一位佛教大师，又是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日本文化史名人；他将源自大唐的文化宝藏，用之于日本文化的再创造上，产生极为丰硕的成果。　　
　　空海是在西元七七四年（日本光仁天皇保龟五年）出生在赞岐国多度郡（今香川县善通寺市）的郡司佐伯直家。这一家系负责的职司是带领地方部民上京，守护宫门，从中央贵族的角度来看，是属于非主流系统的中下级地方家族（郡司为八位）。但由于赞岐（今香川县）和中央交通便利，是文化上的先进地带。他的父母双方都是属于知识阶层中人。他的舅父阿刀大足是一位儒学家，曾经充当桓武天皇的皇子伊予亲王的侍讲。因而他所生长的环境，具有一定的文化教育气氛。他自幼向舅父学习汉文、《论语》、《孝经》和史传、文章等。在他十八岁时，入京城的大学明经科，主要学《左氏春秋》、《毛诗》、《尚书》等儒学书籍。在他青少年时期所受的这些儒学的薰陶和中国文字、文学的训练和素养，为他后来在各文化领域的广泛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众所周知，空海是一位佛教大师。他日后的突出贡献，皆源自于入唐时拜著名的密教僧人惠果为师，得传密教真谛，归国后在日本创立真言宗。这在日本佛教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件。但对于空海来说，是不是在入唐前就已经非常明确，入唐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密教呢？由于涉及这一问题的直接材料不够充分，故而许多学者难免见仁见智，各持己说。就以日本学界而论，大体上有‘偶然说’（及认为由于偶然遇到惠果，得以接受密宗衣钵）、‘目的说’（认为他入唐目的就是明确为了学习密教）二种主张。笔者对佛学和佛教史是外行，这里只想谈一点肤浅的门外汉的看法。　　
　　我想，空海入唐学密教，恐怕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由浅入深，由模糊到明确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说，我斗胆提出一个‘过程说’。　　
　　空海在十八岁之前，无论向舅父，还是入大学明经科，主要都是学儒学和文章。但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接触佛经；同时，作为一个有广泛求知欲和上进心的年轻人，他愤慨于当时弥漫于政界和南都佛教的腐败作风和官僚子弟们承袭家荫、不求上进的怠惰习气，因而逐渐对佛教教义产生兴趣，开始钻研佛法。此后，大约在十八岁之后的某一天，他从某一个沙门手中得到《虚空藏菩萨求闻持法》。这个法门倡言，如果朗诵密教胎藏界曼荼罗虚空藏院的主尊——虚空藏菩萨的真言一百万遍，则无论任何教义均能暗记不忘。空海笃信此法，从此脱离儒家入仕的轨道，成为‘优婆塞’（在家的修行男众），转入山林海滨，刻苦修行（注一）。从此，他背儒向佛，无疑具有转折点的意义，但还难以说，他从此就完全下决心笃信密教。因为在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修行此法是一个时尚，颇为流行，并非密宗所独有（注二）；而且，当时密教只是片段传来，尚未独立成宗。　　
　　后来，当他二十四岁（西元七九七年）时，撰写了他的名作《聋瞽指归》（后改题为《三教指归》）。书中通过儒、道、佛三方的辩论，论证了佛教的优越性，反应他当时决心皈依佛教。因此，此书又被称为‘出家宣言’。也有资料说，他在此之前或其后，在和泉国槙尾山寺受沙弥戒，即剃发成为见习的徒弟僧（注三）。　　
　　另外，在传称是空海遗书的〈御遗告〉中，以他自述的语气谈到：在撰写《三教指归》之后，有一次，梦中有人指引，告诉他，有名为《大毗卢遮那经》者，正为汝所需要者。醒后，果然在日本高市郡（今奈良县高市郡）久米市之东塔下，喜获此经中之王。拜读之下，发现有许多不解之处，问谁均不能作答，于是决心入唐请益（注四）。对于这一‘遗书’，有人疑其为伪书，怀疑它的真实性。即使此遗书是真，空海当时已是日本真言宗的创始人，密教的初传始祖，面对众多的门人弟子，当然要强调自己与密教的久远渊源。其实上述说法，充其量只能当作传说看待。因为上述经典即《大日经》，是密教最主要的经典之一，是西元七三三年入唐僧玄昉携归日本的，因而六十余年后空海得以阅读，也是可能的。若是如此，则空海与密教的关系又明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总之，从各种资料判断，空海在入唐前已接触到密教的某些经典，领会了一些教义，留下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有将来入唐请益的想法。但在他决定入唐请益时，是否专门为学密教？则尚无明确的资料可以确证。　　
　　有的日本学者，列举空海入唐在福州两次向地方官上书的情况，引以为他入唐后企图去长安是为学习密教的佐证之一（注五），笔者对此尚有保留，因为这两次上书的情况不大相同。第一次是唐贞元二十年（西元八○四年）十月，当他们的船只到达福州时，因为福州地方官以他们未带国书为理由，阻止使团登陆，因此空海受大使之托而写；第二次是在当月，由于福州刺史只准大使一行人上京，不准空海同行，致使空海上书请愿而写。由此可知，只有第二次反映了他个人的愿望。纵然如此，对于当时入唐的人来说，想去唐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乃是人之常情。别的使团中也曾有过，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据。　　
　　空海到长安以后，曾努力学习梵文。日本学者曾指出，当时唐代长安的大部分佛教都是以汉语为中心，无须重视梵文，唯独密教是极少数印度色彩浓厚的教派，故其经典多用梵文的音译。由此似乎可引申出：空海的学习梵文是为了学习密教（注六）。当然，我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我们还须注意到另一情况，亦即从其行止的时间来看，以藤原葛野麻吕为首的大使一行，是在唐顺宗永贞元年（西元八○五年）二月十日离开长安，踏上归途的；与此同时，空海离开宣阳坊官宅，移往西明寺。一直到六月上旬（有说为五月下旬）（注七），在西明寺的志明、谈胜等人的引导之下，到青龙寺拜访了惠果和尚；其间，相隔近四个月之久。在此其间，他一方面在长安醴泉寺向罽宾僧人般若三藏学习梵文和婆罗门教等知识，另外在〈上新请来经等目录表〉中说：　　
　　二十四年（日本延历二十四年，即西元八○五年）二月十日，准敕配住西明寺，爰则周游诸寺，访择师依，幸遇青龙寺灌顶阿阇梨法号惠果和尚，以为师主’。（注八）　　
　　从时间上看，显然向般若等学梵文在前，而拜访惠果在后。也就是说，拜见惠果是经过近四个月‘周游诸寺，访择师依’的结果。当然，像般若三藏那样著名的印度僧人，虽然他主要的工作是译经，但他通晓密教，教给空海以梵文和印度佛教的各种知识，为向惠果接受艰深难懂的密教教义打下了基础。因而有的学者认为空海是有意识这样的安排的（注九）。而惠果第一次见到空海时所说的：‘我早知汝将来此，相待汝久矣’那句话，也许是惠果从般若那里得来关于空海的消息（注一○）。　　
　　正因为空海在日本期间已经读了密教的一些经典，对密教有了若干初步的理解，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入唐后，经印度僧人般若三藏、牟尼室利三藏等人的教导和介绍，才进一步明确坚定了向密宗著名僧人惠果学习密教的决心。也正因他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汉文、梵文、印度婆罗门教等各方面的基础，而密教又恰有‘佛梵合一’、十分庞杂的特点，正符合学习上的需要。也许惠果像鉴真那样，有把正在唐土日渐衰微之势的密教传弘东土的想法，因而在他见到空海之后，在六、七、八这三个月内，出人意料地迅速授他胎藏界、金刚界灌顶，最后又授他传法阿阇梨的灌顶礼，并授与‘遍照金刚’的灌顶名号。　　
　　当然，说空海之在唐接受密教有一个过程，丝毫不贬低他创立真言宗、传播密教，在日本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日本的密教——真言宗的产生，一方面有其历史的需要。因为自九世纪以后，律令制逐步废弛，私有的庄园制逐步发展；在此基础上，贵族正逐步抬头。原有以奈良为中心的南都佛教日趋腐败与衰落，以平安京（今京都）为中心，需要平安时代的新佛教。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空海顺应历史的潮流，创立了日本的密教——真言宗。它与最澄创立的天台宗，一起成为平安时代佛教的两大支柱。特别是密教倡言能在现世消灾增益，致使朝野上下都信仰此教。使得在天台、真言、南都三家佛教互相对抗中，密教逐步渗透到其他两家中去（天台密教化，形成‘台密’；南都佛教实行‘显密兼修’），从九世纪末到十一世纪二○年代，形成密教鼎盛的局面。后来，密教在空海死后虽然渐渐分裂为许多派，但直到今天，真言宗仍在佛教中是有力的一支。其中，空海手创的高野山真言宗仍是较大的组织，空海的著作仍是各派教理和组织实修的依据。所以，他在日本佛教史上是有极其重要贡献的一代宗师。　
　　空海不仅是一位佛教大师，由于他自幼受到中国汉文化的薰陶，勤奋攻读，根柢深厚，在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又兼有入唐的机会，实地体验，并与文人相交游，因而他能在归国后，除佛教以外，在其他各个领域都做了很多贡献。其中，既在学术领域，把中国文化传承到日本的土壤上，流传后世；也有实际的建设功绩，造福当代。　　
　　在汉文学方面，由于空海自幼下过苦功，因而他的汉文学修养，不仅在日本僧人中是个中翘楚，即便在中国僧俗人中而论，也是相当出色的。如前所述，当他随遣唐使团在福州上岸受阻，无计可施之际，以其善属文，受大使重托，代撰陈情书信，这就是著名的〈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福州地方官阅罢之后，大为欣赏，于是得以上岸。并由于第二封信〈与福州观察使入京启〉，进一步获得了入京的机会；这些过程与他一生的成就，都是紧密相关的。在他向惠果和尚拜师学法之后，不过半年，当年十二月惠果即告圆寂。在青龙寺众弟子中，他作为一个异国僧人，并与惠果相处不过半年，居然被推选撰写〈大唐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碑〉，据说唐顺宗看了以后也颇为满意。这显然说明，他在当时中国僧人中也是被公认为文采出众的。他在唐期间，与唐的文人多有交游，在诗文方面互相唱和。当时就有人在诗中赞誉他‘文学冠儒宗’。　　
　　他不仅汉文学修养好，而且还是汉文学的理论家。他在唐获崔融《新唐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髓脑》、皎然《诗议》等书而归。参考这些书，在西元八二○年写成《文镜秘府论》六卷。书中对于汉诗文的音韵、体势、对仗、文意、论病等均有所论述。他在总结中国由汉、魏到隋、唐文学作品的基础上，阐明汉诗文的规范和法则，是研究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修辞指南。对于日本来说，他是第一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著述。对日本人掌握汉诗文，乃至以后日本民族诗歌理论的形成，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文字学方面，他根据中国梁朝顾野王所撰的著名字书《玉篇》，著有《篆隶万像名义》一书，共三十卷。书中对每个汉字都标出其篆、隶等各种字体及标音、释义等，是日本第一部关于汉字的辞典。对于日本人掌握汉字的字体、来源、意义都有重要的作用。　　
　　空海是日本古代开创期著名的汉字书法家。他和嵯峨天皇（西元七八六～八四二年）并称为日本书法的二圣，再加上橘逸势（西元？～八四二年）并称为擅长书法的‘三笔’；空海自己还曾被人称为‘书圣’。他在入唐之前的青年时代，主要是临摹中国书法家的遗帖，特别是效法晋代王羲之的风格。他年轻时所著《聋瞽指归》，现有他自笔原本留存，系用楷行、草等不同书体书写，是代表他年轻时效法王羲之的作品（现为日本‘国宝’）。入唐以后，曾拜盛唐著名书法家韩方明为师，学习他的《执笔要说》等著作。又得见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等家的真迹，潜心摹拟；不到两年，书法大进，对于篆、隶、楷、行、草等五种字体都很擅长，故有‘五笔和尚’之称（另外还学会了飞白体）。其中，他又最擅长草书，号称‘草圣’。当时，唐正流行颜（真卿）体，纷纷学习颜的笔势、笔力，空海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在他归国后的壮年时期，代表作一是‘风信帖’，系手书致最澄和尚的信，是他三十八至四十岁之间所写成；在王羲之的风格上加入颜体的影响，在现存的书法作品中显示最为圆熟的笔致。另一代表作是‘金刚般若经开题’，是他四十岁左右所写的流利草体，其书风可与中国著名书法家怀素的名作‘千字文’媲美，是他草书的代表作。他自由阔达、流丽巧妙的书风为后来书法界‘三笔’中的小野道风、藤原行成所继承，为继起的柔和的‘和风’书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甚至一直及于后世，宗法者被称为‘大师流’。　　
　　与此相关，在唐期间他还曾学会了制笔。归国后，还曾制狸毛笔，进献给嵯峨天皇。　
　　在佛教美术方面，关于密教，正如惠果所说：‘真严密藏之经疏为隐密之物，不藉图画不能相传’。因而，他在授受思想时，注意运用佛像和佛画，以为重要的工具。所以，比较其他宗派，密教美术在传法中有其重要地位。在空海入唐时，惠果曾授与他真言七祖（即金刚智、善无畏、大广智、惠果、一行、龙猛菩萨、龙智菩萨）像，以为传法之证明；还赐给他‘大毗卢遮那大悲胎藏大曼荼罗’等七种曼荼罗图像，归国后被尊为真言宗所用的根本曼荼罗，并广为摹绘流传。空海回国后，还根据密教教义，亲自创造一些体现密教特点的美术活动。例如：参加寺院建筑和布局、佛像的雕塑、佛像的绘画等。所有这些，都为日本的佛教美术注入了新的内容。　　
　　空海在实践生活方面，有两件事应该提及。一是开设‘综艺种智院’，对庶民子弟广开教育之门。在平安初期，按照大宝令的规定，其教育制度是在平安京（京城）设大学、地方设国学，但这些都是培养官吏的教育机关，而且其入学有严格的身分限制；贵族阶级为培养本氏族的子弟，也设立了一些私立学校。所有这些，都与普通庶民的子弟无缘，即其所谓：‘贫贱子弟，无所问津’。当他入唐后看到，中国不仅有国子监等为培养贵族子弟而设立的官方高等学府；同时，在长安每个坊都设有‘塾’，每个乡设乡学，以教育幼童。正如他自己所说：‘大唐城，坊坊置闾塾，普教童稚；县县开乡学，广导青矜。是故才子满城，艺士盈国。’（注一一）空海归国后，基于密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皆平等的教义，在天长五年（西元八二八年）开办了日本第一个对庶民开门的学校——‘综艺种智院’。这个学校的特点是‘普济童蒙’，‘不论贵贱，不看贫富’，即向一切庶民子弟开门，而且学校免费供应全体师生们的生活。再者，当时学校一般都是只学儒学，而这里根据‘兼综众艺’的宗旨，教授儒、道、佛教及其他各种学问。后来，由于经济困难，在坚持二十年之后，于空海圆寂的西元八三五年宣布停办。但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他肯为贫贱子弟打开通向文化的大门，也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另一件是修建满浓池，为故乡人民造福。在弘仁十二年（西元八二一年）在空海的故乡——赞崎国修建满浓池，当时由他人督建，因工程困难，迟迟不得进展。地方官员协议结果，向朝廷请求，请空海担当此任。同年五月，他被任命为修筑别当；六月初，他由京都回到他的故乡。在他的率领下，费时三个月修建了赞崎平原南部的满浓池，以灌溉周围的农田。当地百姓十分感念他的功绩。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空海既是一位佛教大师，又是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突出贡献的日本文化史名人。由于这些成果，是将源自大唐的文化宝藏，用之于日本文化的再创造上；因此，他又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其成就可与鉴真媲美。所不同者，空海所处的时代（主要是九世纪上半叶）是日本律令制将了未了，遣唐使将停未停，由‘唐风文化’向‘国风文化’过渡的转折点。空海源自大唐的这些文化建树，一点一滴皆融入日本文化的长河中，成为下一历史阶段建设‘国风文化’的养料。因而，他在日本民族文化史上是居功厥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