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四川的发展

隋唐直到宋代，是我国佛教辉煌发展时期。中国佛教的天台、华严、净土、法相、禅宗等先后兴起，使中国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之路。四川佛教在这一时期也处于鼎盛阶段，并以禅宗独盛的形式，显示了四川的特点。在唐代，四川出了几位对全国佛教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的高僧:资州的智诜，是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什邡的马祖道一，简州的德山宣鉴，西充的圭峰宗密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禅宗大师。玄奖大法师在唐初曾入川求学，并于唐武德五年 (公元622年)在成都受戒。唐代皇帝与四川的僧人关系也较为密切。中宗曾诏益州慧义寺清虚入宫祈雨;玄宗入蜀时应僧人之请，敖建成都大圣慈寺;僖宗曾诏休梦禅师问法，并赐额改建元寺为昭觉寺，后来避乱入蜀时又诏知玄问法，并赐号"悟达禅师"，赖建新都宝光寺及舍利塔。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频繁，王建在四川称帝，川境再次处于相对安定局面，佛教得以继续发展。如著名的诗僧贯休入川，王建为他修了龙华寺，赐号 "禅月大师"。王建之后的后蜀政权孟氏父子也崇信佛教。
　　宋统一中国后，禅宗继续发展，四川的许多官吏士大夫大都爱兼修禅宗佛理，四川成为佛教禅宗的重要基地之一。宋太祖开宝四年 (公元971年)，在成都刻印了我国第一部雕刻版的《大藏经》(即《蜀藏》)。太平兴国五年 (公元980年)，宋太宗命人在成都造铜普贤像，高达两丈六，送置峨眉山，并下诏重修峨眉山寺院。
　　唐宋时期四川佛教兴盛中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密宗在唐代末期于中原一带逐渐消失，但在四川，却从五代到南宋末年，一直或秘或显地流传了近400年。典型的例证就是著名的安岳和大足石刻中不少密宗造像。
　　四川佛教的第二个兴盛时期是明末清初，而且因与当时全国佛教并不兴盛的情况相对照而显得相当突出。主要是聚云、双桂两大禅系的"突起"和 "康乾盛世"时期官方对四川佛教的推崇。聚云禅系是忠县聚云寺吹万广真禅师 (1582—1639)创立的;双桂禅系是梁山(今梁平县)双桂堂破山海明禅师 (1597一1666)创立的，他们为弘扬四川佛教作了很大的贡献。破山是大竹县人，19岁出家，对佛学造诣很高，曾在川住持多处寺庙。清顺治十年 (公元1654年)开创梁山双桂堂，收徒传法，名徒甚众，四川、云南、贵州的许多大丛林住持都是他的弟子，远至越南龙山、万寿等地也有其传人。双桂禅系鼎盛西南，佛教史上称为"双桂堂弘法"，双桂堂也被奉为西南禅宗祖庭。
　　清代的康、雍、乾三代，对峨眉山、昭觉寺、文殊院等著名丛林多有赖赐。各任督抚大员对各大寺院的恢复建设常予文持，道府州县建庙修寺的劲头也高，这使得四川的佛教活动发展很快。据有关资料，清代中期全省的大小寺庙有一万多座，仅峨眉山一处就多达100多座，在全国也是少见。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期，省内形成一股 "废寺兴学"的风潮。占用庙宇办新学，使许多寺庙停止了宗教活动。如我省最古老的龙渊寺 (成都)，就被改为"尊经书院"而从此废寺。面对这种情况，四川佛教界曾进行过大量工作，对保护一些名刹古寺很起作用。但是，随着四川的战乱迭起，佛教也受到影响。
　　四川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地区，向有 "言禅者不可不知蜀"之说。佛教在四川传播的近2000年历史中，对四川的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民众生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四川有佛教圣地峨眉山，有世界第一大石刻佛像乐山大佛，还有不少闻名遐退的佛教寺院。所谓:"上有文殊宝光 (指成都的文殊院、宝光寺)、下有金山 高文(在江苏省)即可见一斑。四川历史上出现过不少高僧大德，除前已述及的圭峰宗密、马祖道一、德山宣鉴、破山 海明等人之外，还有宋代禅宗巨匠圆悟克勤 (成都昭觉寺僧人)，他开创了"文字禅"之先河，他对日本禅宗的发展作出过极大的贡献，昭觉寺至今仍被日本禅宗临济宗尊为 "祖庭"。直到现代，绵竹僧人能海、僧人正果、成都僧人隆莲 (女)都是中国佛教的领导人物 (三人均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此外，成都文殊院宽霖法师、乐山乌尤寺遍能法师、成都昭觉寺清定法师等都是海内外知名的高僧。在佛教居士中，宋代眉山的苏东坡、新津的张商英、清末民初的颜楷、现代的王恩祥、贾题韬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