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佛学团

　　近代上海的佛学团
　　吴　平

　　近代上海佛教界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僧人和居士先后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佛学机构。他们在这些机构中聚众讲经，注释经典，研讨佛学义理，培养佛学人才，弘扬佛法，大力发展佛教文化事业，推动了上海近代佛教的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佛学机构有：
　　1、觉社
　　1918年8月，太虚法师应陈元白邀请，来到上海，与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等人一道组织觉社，推选蒋作宾任社长，太虚任编辑，史一如任驻社总干事。觉社的初期任务暂定为出版图书，编发丛刊，宣传佛学思想。同年11月，觉社创刊《觉社丛书》(季刊)，由太虚法师任主编，并发表《觉社丛书出版宣言》，称：“当此事变繁剧，思潮复杂之世”，“惟我佛无上正等正觉之教”，方能“立人之极”。太虚法师希望以佛陀无上正等正觉之教，平等流入人类心中；以六度、十善的菩萨行愿，创造人间净土，企图拨一代之乱，图永世和平。可见觉社的成立与《觉社丛书》的出版，均为目睹时艰的产物。同时，太虚法师又与蔡元培、章太炎等所组织的爱国学社互相策应，以佛法启迪青年，导归正途。
　　1919年2月，蒋作宾因奉派参观欧州战迹离沪，太虚法师任社长，社址迁至恺自迩近路(今金陵中路)长安里269号，觉社内专设佛教讲习部，由太虚法师自三月初一起依次开讲《八识规矩颂》、《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观所缘缘论》、《因明入正理论》等唯识宗的基本典籍(未依次讲完)。太虚法师在讲习中提出了人生佛教的要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义代替残杀，以义利代替偷盗，以礼节代替邪淫，以诚信代替欺骗，以节制饮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推而广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和平友好代替战争仇恨，这样人间人人都是神，处处都是佛国。
　　1919年12月，太虚法师住持杭州西湖弥勒院，觉社亦从上海迁至该院。《觉社丛书》出至第5期即停刊，改名为《海潮音》月刊。
　　2、法苑
　　1927年，太虚法师依照《整理僧伽制度论》的精神，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与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之间，建立佛法僧园——法苑。经济上主要由玉慧观居士赞肋。法苑是为改良寺庙经忏(除去其迷妄，扩大其内容)、革新僧寺组织而树立新僧伽制度的僧团组织。内设愣伽学社、佛化教育社。太虚法师撰有《法苑宣言》，称：“今世穷奢物质，极欲竞争，形体疲于奔命，精神失其宗主。本苑弘扬佛化，实行佛事，使存者生活裕如，逝者往生净域，而共得精神之安慰。”这年的2月13日，举行开幕典礼，到会者600余人，章太炎、王一亭等知名人士前来参加。先由新僧奏佛乐，太虚法师率中外信徒上香祝福，然后致开幕词，章太炎发表演说，谓当以佛教之大施主义以救人救世。
　　法苑以阐扬佛法真义、改善僧众生活、福国利民、救人济世为宗旨，与一般寺庙不同，布置得中西合壁，庄严雅洁。入门为花园，园后为三层楼房，底楼是礼堂，二楼是佛殿，三楼是修持室。法苑内分研究、宣讲、图书、修持、法事、疏食六部。法事部为改良经忏法事，作为法苑的经济基础。蔬食部经营素斋，为法事斋主及佛教徒服务，章太炎、丁福保、王一亭等人常到法苑聚餐集会。
　　法苑还举办过佛化婚礼。礼堂中央供玉观音像一尊，桌上铺金线绣“佛”字之红毯。新郎穿黄色哔叽西装大礼服，左手套念珠；新娘长纱曳地，手捧鲜花。设黄缎领帐二，上书信士(新郎)、信女(新娘)姓名。六位新僧穿浅色袈裟，在磬鼓中宣诵佛号，法师居中，为之证婚，祝新婚夫妇，结成菩提姻缘。这种佛化婚礼，显得既朴素，又庄重，于佛教为前所未有之事，遭到佛门守旧派的猛烈反对，因此法苑的经忏来源也大受影响，以致新僧运动难以为继，仅两个月，法苑即告结束。
　　3、中华佛化教育社
　　1926年2月，太虚法师应刘仁宣等人之请，约熊希龄、章太炎、王一亭、丁福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佛化教育社，以提倡佛化教育、改善人心、消灭战争为宗旨。太虚法师任社长，胡瑞霖、吴壁华任副社长，王一亭任董事长，刘仁宣任总务主任，丁福保等人任评议员，新址设在塘山路。4月，该社编辑的《心灯》旬刊出版。该刊由太虚法师任主编，悦安任编辑，共出31期。
　　7月24日，中华佛化教育社在功德林召开新闻招待会，由刘仁宣报告社务工作，近期主要有以下八项：1、发行佛教教育新闻杂志及其他刊物；2、编译各种佛化教科书；3、提倡各寺院设立佛化学校；4、提倡各学校开佛学专科或增授佛化学科；5、组织化装宣传团巡游各地；6、提倡各省、区各大名山设立佛化图书馆；7、派遣专员赴各国考察教育现状以资改良；8、收罗保存佛教历史古迹等物。目前已在上海、苏州、杭州各办了一所学校，《海潮音》也移交该社，佛化图书馆正在筹办之中，其余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
　　9月2日，中华佛化教育社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加入全国佛教停战和平会。又由于曾任该社评议员的东南大学教授唐大圆来沪，故由董事章太炎、史量才出面开会欢迎唐大圆，并请他演讲佛化教育要旨。
　　太虚法师自南洋弘法归来后，中华佛化教育社约集上海新闻界戈公振等人，由太虚法师发表南洋弘法的谈话。此后，太虚法师对社务之进行不遗余力，于11月9日召开干部会议，决定组织佛教演讲团先赴南京宣传佛法，选举团长2人，团员5人，并刊行印刷品。
　　中华佛化教育社也很重视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曾将日本佛教视察团所赠东亚佛教大会的纪录片，赴各地放映。1927年1月9日，日本人古井澄来沪视察佛教，太虚法师在中华佛化教育社接见了他。
　　1927年2月，中华佛化教育社社址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法苑后，积极进行佛化教育新运动，颇有成效。已在虹口圆通寺设佛化教育讲习所，在阐北观音堂、虹口雪窦寺等处设宣讲所，在法藏寺设佛化教育社电影宣传团，在龙华寺设难民收容收。
　　1927年3月，随着法苑的结束，中华佛化教育社的社务活动也就停止了。
　　中华佛化教育社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作为太虚法师佛教改革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近代中国佛教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4、法明学会
　　法明学会于1935年成立，发起人为胡厚甫、黄涵之、方子藩、赵朴初等人。会址设在常德路觉园上海佛教净业社内，是当时上海一个具有国际性的佛教团体。法明学会定期讲经，研究佛学，着重弘传唯识宗和禅宗，亦弘传净土宗。会长胡厚甫是金陵大学教授，专研禅学多年，通英文，擅长翻译佛学典籍，与国际佛教徒之间常有文化交流活动。副会长黄涵之，为上海著名居士。
　　1947年下半年，法明学会与菩提学会在汉口路金山饭店五楼联合举办电台佛学讲座，星期四由黄涵之播讲他撰述的《阿弥陀经白话解释》，星期五与星期日由胡厚甫播讲宝志禅师的《大乘赞》，星期六由万少石居士播讲禅宗。
　　1948年1月，法明学会请静安寺佛教学院教导主任本光法师来会开讲《唯识三十颂》、《唯识观修法》，并随发讲稿，以便听讲者实际修学。本光编有《唯识学大要》讲义，除由大法轮书局出版外，并由胡厚甫译成英文，分送欧美各佛教团体。
　　5、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
　　1941年，真达、妙真、德森同上海僧俗二众，为永久纪念印光大师，在上海觉园法宝馆内成立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公推真达为会长、妙真、德森为副会长。该会的中心工作为维护灵岩山净土道场和扩充弘化社流通事业。妙真当时任灵岩山寺住持，他在寺内创办了西有研究社，后扩充为净宗佛学社，培育了一批弘扬净土宗的僧才。同时创立了后山农场、义务诊所、义务小学。弘化社也从苏州报国寺迁回上海觉园，规模进一步扩大。同时为弘扬净土宗风，发扬印光大师遗教，又发行《弘化月刊》，作为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会刊。印光大师的皈依弟子还在天津、武汉、成都等地建立分会。1949年后，该会工作方告结束。
　　6、弘一大师纪念会
　　1942年9月，弘一法师圆寂后，上海佛教界人士悲痛不已，遂由震华、白圣、窦存我、夏丐尊等人发起成立弘一大师纪念会，会址附设在上海佛学院内。经常有沪上名人到该会集会，研讨佛学。由于弘一法师生前擅长艺术，作品精绝，故该会又向社会征集到一些弘一法师的艺术作品，设立弘一大师纪念会图书馆收藏。
　　7、法相学社
　　范古农、方子藩、蔡济平等人为培养佛学研究人才，发起成立法相学社，社址设在今陕西北路慈惠北里6号，范古农在《法相学社缘起》中阐述了创办法相学社的重要意义：“唐玄奘法师游学印度，归译诸论，弟子传习，为法相宗，此盖与他宗对立而言。论其实际，法相乃佛学之通途，凡学佛者皆当宗之矣。……然以教诲汪洋，莫之能涉，诸宗既各有所长，契机亦难一致。唯法相学，则摄三乘以为教，遍五性而普益，抉择所得，学有攸归。爰议组织法相学社，以资进修。”
　　法相学社于1948年12月7日正式开学，学员有沈心师、许国培、章伟川、佘雷等数十人。范古农亲自制定修学课程，主要根据法相宗一本十支，分为六期。
　　第一期：《大乘五蕴论》、《广五蕴论》、《显扬圣教论·五蕴章》、《显扬圣教论·五法章》、《百法明门论》、《二十唯识论》。
　　第二期：《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大乘阿毗磨杂集论》、《摄大乘论世亲释》。
　　第三期：《显扬圣教论》、《辨中边论》。
　　第四期：《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大庄严经论》。
　　第五期：《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瑜伽师地论·摄叙分》等三分。
　　第六期：《成唯识论》、《成唯识论料简》、《成唯识论述记》。(以上一至三期课本已出版)。
　　范古农每星期二、四、六下午按时亲自讲课，并办通讯研究，编辑《法相学社刊》，刊登法相宗讲义及通讯研究问答中有关法相宗的重要论文等，以作学员研究之助。其社刊还特约上海《觉讯》、《觉有情》两刊另辟《法相学社刊》专栏发表(约出至十余期)。
　　1951年3月，范古农刚讲完第三期课本《显扬圣教论》，就患病不起，于4月12日逝世。后经学社同学佘雷、章伟川等重新结集，借世界佛教居士林为社址，请游侠居士继续讲授范古农手订的第三期课本《辨中边论》，每星期三、五讲课两次。后因游侠回南京内学院工作，法相学社缺乏教师，遂无形停顿。
　　近代上海佛教界创办佛学机构的风气，对当时中国的佛教界产生了很大了影响。各地佛教界纷效法上海，一大批佛学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