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国古代佛教艺术

略谈中国古代佛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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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它起源于古印度，大约于公元一世纪前半期传入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与中国本土文化相接触，由依附、冲突逐渐到融合协调，成为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它不仅对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古代学术、艺术等方面也起着积极促进作用。而艺术一旦纳入佛教文化体系，佛教思想必然给它打上深刻的烙印，使其成为不同于一般世俗艺术的佛教艺术。佛教艺术传到中国，必然受到中国社会生活影响，必然受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熏染，从而逐渐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艺术体系。中国佛教艺术不仅为中国艺术宝库增添了夺目的光彩，也在人类艺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业绩。佛教艺术涉及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众多领域，大大地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提升了它的品位，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万分。本文拟从建筑、雕刻、绘画、音乐四个方面，评介中国古代佛教艺术。
一、建筑
　　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艺术也相继传入。反映在建筑艺术上，主要表现在塔、寺院和石窟的建筑上。其中以佛塔出现较早，后来才发展成为寺庙的主要建筑物。
　　（一）塔。塔，曰塔婆，中文为方坟。或曰支提，中文为灭恶生善处，等等。塔起源印度时，是世尊入灭，弟子哀思，而广建法塔，以表崇敬。我国佛塔之始，是在汉代时期。根据《魏书·释老志》载，东汉永平十年，在河南洛阳白马寺所建的塔，“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这就是说中国出现较早的佛塔，是仿天竺佛建造而成。后来随着佛教广泛传播，良工巧匠不断地探索，吸收印度“窣堵坡”（浮图）的某些建筑特点，结合传统的建筑形式，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塔。《后汉书·陶谦传》记载到：“丹阳人笮融，在除州广陵间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作黄金涂像，堂阁周上可容三千许人。”所谓“上累金盘”是指金属所制成的相轮（也称露盘、轮盖、伞等）；“重楼”即是汉代的多层木结构高楼，这种中印合譬的木塔是中国最初的基本样式。相传北魏时的洛阳永宁塔是中国最木的木塔之一，高一千尺，百里之遥皆能见之，可惜不久初焚毁。现存在于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又名释迦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塔。该塔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明清两代已重兴数次，高三百六十尺，八陵五级，每层绘有释迦像，最低层之像高二丈许，顶层称为南天门。全塔构造异常坚固，在结构上共用了五十七种不同斗拱以应不同的要求，是中国匠师登峰造极的杰作。
　　由于木塔在防火及坚固、耐久方面不够理想，故不久即出现砖塔，以及石塔。如何存于河南登封县嵩山西麓的嵩岳寺塔，南京市栖霞山的舍利塔，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塔，江苏吴县的虎丘塔，云南的昆明东西塔等，都是古代遗留下的砖塔。河北房山县云居寺的塔则是石塔。后来，建筑材料发展到铁、铜、珍珠、琉璃、金、银等，以此造塔既坚固持久，更光彩夺目。从造型上也从单一到多样，有楼阁式塔、密檐式塔、金刚宝塔等，如河南嵩山嵩岳寺的十二角十五层砖塔，北京天宁寺塔，洛阳白马寺齐云塔等，皆是密檐式塔。唐时建河北正定县广惠寺多宝塔，辽时建河北房山县云居寺塔，皆是花塔。在元以后，汉地出现藏式瓶形塔（复钵塔），如北京妙应寺的白塔。建于明成化九年（１４７３），仿印度菩提伽耶精舍在北京真觉寺建金刚座塔，西安慈恩寺大雁，荐福寺的小雁塔等，造型更富有艺术美，气派更雄伟庄严。皆足以代表佛教坚毅的精神，给人以肃然起敬之感。尤其是河南少林寺二百二十余座的僧人塔，不仅数量居全国佛寺之冠，为最大的塔群，而且造型各异，有方形、圆形、瓶形、抛物线形、四角、六角等，应有尽有，多姿多彩，是举世闻名的“塔林”之一。这些塔的建筑，说明中国佛塔的建筑已由对印度佛塔的机械的摹仿发展到综合提高。虽然不如西域之实用，然皆力求美观，建筑材料由单一到多种，造型由简陋单一到复杂多样及本土化，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建筑艺术。
　　（二）寺院。寺院，亦名浮屠祠，小的也叫伽蓝、精舍等。中国最早的寺院是东汉明帝在洛阳为印度和尚摄摩腾、竺法兰建造的白马寺。原建筑规模雄伟，现仅存天王殿、大雄宝殿、大佛殿、接引殿等。到北魏文帝笃信佛教，迁都洛阳后，各寺院建置大增。《洛阳伽蓝记·序》记载：“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正光（５２０—５２４）以后，有佛寺三万余所，京都洛阳就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洛阳伽蓝记》形容此时寺塔之盛况：“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直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唐代诗人杜牧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来描写寺塔之多。唐代，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寺院的建筑更加辉煌，遍布全国各地。据《长安志》等书记载，唐代长安城内寺院就有一百九十五所，可查考的著名寺院不下三、四十处。其中，现存于五台山的南禅寺（建于公元７８３年）和佛光寺等比较独特，造型宏大，庄严简洁，是典型的唐代建筑同格。
　　到了宋代，寺院的建筑虽比不上唐时宏大，但也增建了不少寺院。如现存于河北蓟县独乐寺的山门和一座三层木构“观音阁”建于北宋时期（９８４），就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精神。当时，随着手工业在唐代的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发展，建筑材料也多样化，创造出灿烂的琉璃瓦，以及精致的雕刻花纹及彩画。它们增强建筑艺术效果，更使寺院金碧辉煌。
　　明代，翻修古刹，新建寺宇数量十分可观。《宛置杂记》记载：“见其旧有存者，其殿塔幢幢，率齐云落星，备极靡丽，……又见其新有作者，其所集工匠，夫设歌而子来，运斤而去，行缆而织，如潭柘寺经年勿亟，香山寺、弘光寺数区并兴。”从中可窥见古中国寺院发展盛况，同时也可看出佛教对中国建筑艺术的影响之深。现存此时期的建筑有：五台山的显通寺，南京的灵谷寺，是拱卷式的砖结构殿堂，俗称无梁殿，也是中国建筑史上较早的。随着佛教广泛弘扬，建筑造型逐渐发展到复杂多样。如房屋前的装饰追求和谐美的过程，皆与西域建筑艺术状态有关。
　　（三）石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教石窟艺术亦随之传入我国。它原本是印度佛教僧人的住处，后来发展成为两种形式：一是供比丘修禅居住的“禅窟”，二是雕造佛像供人瞻仰的“礼拜窟”。我国的石窟建筑是以印度寺庙为基础，集中国传统的建筑、雕塑、绘画之大成，构成具有中印艺术合譬的特色。分布在南方较有名的石窟有：南京栖霞山的千佛窟，杭州附近的飞来峰石屋洞、烟霞洞，江西赣州的通天崖，四川通江千佛崖，广元千佛崖等。北方著名的人：甘肃的敦煌（万佛峡、千佛洞和西千佛洞），沿河西走廊而下有武威的天梯山石窟，永靖有炳灵寺石窟，天水有麦积山石窟，王家沟罗洞石窟等。沿洛水有龙门石窟群、巩县石窟寺，山西的天龙山云岗石窟、直峡口石窟，河北有南北响堂山窟及宝山石窟，东北以辽宁的万佛堂最为著名。在这众多石窟中，最有特色的云岗和龙门以及甘肃敦煌麦积山，都是闻名于世的艺术宝库。云岗第九洞和第十洞是北魏早期所开凿，摹仿印度支提窟（是一个方形石窟，中有四根满加雕刻的支柱，在前面附属一个舍利塔）形式而稍加变化的，即把支提塔的部分和支提洞同时变为前后两个石窟，而把塔变为后窟中央的本尊雕刻，前窟的四根列柱则仍然保留支提窟的模式。柱的四面有造像，四壁和窟外都是精美的雕刻。云岗、龙门、敦煌三者比较，敦湟的莫高窟更是宏伟壮观，崖壁上密布着高低、大小不一如蜂窝似的洞窟。此窟创建于东晋时代，再经过北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的相继开凿，形成一个包罗万象的壁画与雕塑的艺术宝库，成为世界上罕见的文化奇迹。
二、雕刻
　　中国雕刻艺术，在殷周时代已出现。当时使用青铜和绿松的镶嵌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到后汉时雕刻艺术更进一步，近似的浅浮雕极盛行。在南北朝，受佛教影响，中国的雕刻艺术应用在佛教建筑和装饰上。特别是它与印度的犍陀罗笈多艺术相结合，发展成为中国民族风格的佛教雕刻艺术。
　　中国早期的佛教雕刻，从北魏遗留下宝贵的作品看，主要表现在洞的雕刻中。五至六世纪开凿的云岗石佛洞，现存四十余洞区。西部的五洞造像规模巨大，庄严巍峨，高达数丈。其中最大的雕像是第五窟后室北壁中央的坐佛，高达十七米，其膝上可站一百二十人，一只脚上可站十二人。四周围凿小佛环绕，相互映衬，蔚为壮观。造像的艺术与印度犍陀罗艺术及其后的笈多艺术有相似之处，又不全似。可见中印艺术已得以融合。壁中的贤劫小佛，面容多作犍陀罗式。中部第一第二两洞壁上，刻的佛传故事九图，形象优美逼真，也是承犍陀罗的作风。云岗西部各小洞的晚期作品，飞天消肩瘦长，短裳长裙而不露脚，裙的边和缠绕彩带皆向后扬起，飘逸中有一种自然美，这与印度雕像不同。表明在北魏晚期，佛教雕塑艺术已经逐渐中国化。龙门石窟是云岗石窟的继续，其窟的造像成功于北魏晚期。后来，在唐高宗、武后、中宗三朝又重新修造。其中，宾阳洞的佛像优美，比例比云岗为佳。伎乐供养人与藻井的图案均典丽飘逸，还有浮雕作品“帝后礼佛图”，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各具神采。尤其是莫高窟的唐代彩塑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技术上，由简朴发展到熟练，风格上，一变原先“透骨清象”而为“神气自如，肌肤丰润”，备极人性的健康和美丽的特点，表现出作者杰出的创造才能。又有现在于五台山佛学寺和南禅寺的唐代彩塑，更反映盛唐雕塑艺术前所未有的完美的庄严。艺术家巧妙地处理人物间的错综关系，在纷繁中又有着完整统一的气氛，着意表现贵族们在宗教活动中，那种虔诚严肃的心境和静穆而又行进着的活动状况，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唐朝后期，在新疆拜城县的克孜千佛洞石窟的前室，艺术家在正壁塑坐佛龛、大立像，左右壁绘说法图，窟顶则在菱形方格网中画佛本生庞大故事，后室则绘佛像和涅槃像，和有关佛传的故事及供养像。这些造像作风来自印度伊朗式，而趋于西域地方色彩的描绘，结合当地的生活习俗，具有明显的民族风格。
　　自唐宋后，造像转以泥塑和木雕最为盛行，逐渐取代洞窟雕像。位于山东长青灵岩寺内的千佛展，有泥塑毗卢、弥勒、药师像，瑞相天然，慈祥端庄。壁有众多的雕塑小佛像，比例得度，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塑工精绝，技法娴熟，把人物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严格地说，泥塑艺术并非唐宋以后才出现，早在唐时已有了泥塑雕塑艺术，并且出现许多雕塑能手，其中，最知名的是杨惠之。他的雕塑在当时和吴道子的绘画齐名，故有“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之说。
　　宋以后，中国的佛教雕塑，以各种罗汉最有特色，江苏用直保圣寺的十余尊罗汉，苏州东山紫金庵十八尊罗汉都是宋代作品。塑像体态丰满，神态维妙维肖。
　　总之，无论是早期的石雕或是后期的泥塑等作品，都昭示了古代雕塑家神奇的创造力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是我国雕塑艺术史上极有价值的珍品。它展开了佛教艺术的宏伟博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三、绘画
　　中国较早的佛教画像，大约出现在东汉明帝时。《魏书·释志老》云：“东汉明帝时，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又《冥祥记》记载：“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这可能就上中国画家的较早的中国佛教画。此中佛画的题材和技巧沿用了印度佛画样式，但当时著名的佛画家在史书上记载的较少。到南北朝时，佛教的绘画技法、色彩均有发展。擅长佛画的画家如雨后春笋地纷纷涌现，创造出不少珍贵的佛画作品。就我国现存的古代壁画看，新疆塔里木盆地克子尔明层佛洞的壁画，就是随着佛法自西北传进来的通路上，所遗留的作风相似的壁画。到敦煌千佛洞的壁画、高昌的壁画等都是北魏时期的作品。佛教画主要体现在人物（佛、菩萨、罗汉、高僧、在德等），佛成道及成道后为弟子说法等图。此外，还有山水图，建筑图等。这众多的作品。仍然肯有较多的印度佛教风格，而中国艺术的特点也十分浓厚。这些壁画中的相当部分至今保存完好，色朋绚烂。
　　在魏晋时，有擅长佛教画的曹不兴，他模枋康僧会从西域带来的样本，绘制五尺长的佛像绢画，令人叹为观止。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连五十尺绢画一像，心敏手运，须臾立成，而且，头面手足，胸意肩背均不失度，此其难也。曹不兴能之”。西晋时，卫协有“画圣”之誉。孙畅之《述画记》云：“上林苑图，协之迹最妙，又七佛图，人物不敢点眼睛。”当时，以卫协为师的有画家张墨和荀勖，他们作的画都重在神情气韵，对形态的描绘不甚精湛，“可与知音说，难与俗人道”。其中张墨也有“画圣”之誉，他作的维摩诘像，是大乘经变在中国出现的最早记载。中国早期佛教艺术的发展，到东晋晚期臻于鼎盛。画家顾恺之和戴逵都是名扬后世的佛家，《历代名画记·叙历代能画人名》记载：顾恺之曾在瓦官寺北小殿维摩诘一躯画讫，耀目数日，“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戴逵致力于佛像雕塑的民族化，并取得了成就。他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绘画方面，画有五大罗汉图。
　　早期的佛画作品，大都是仿照印度传来的图样。到梁代以后，中国佛画逐渐中国化。当时，佛画家张僧繇就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他擅长用简练的笔墨绘画佛像，史称其“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旧时的画多为平面无阴阳明暗之分，他创立了“没骨皱法”，不以笔钩勒线条而重色渲染。他用印度的凸凹画法，在南京一乘寺画匾额，所绘花卉图案，远望有立体感，一时誉满天下。他的佛画骨肉兼得，形体具备，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张家样”。北宋的曹仲达的画艺，带有域外作风而创立了“曹家样”。从他的画艺特点来看，衣服紧窄。这显然受到印度艺术风格的影响，与吴道子的“吴家样”相辉映，所谓“曹衣出水吴带当风”，就是对他们各自艺术风格的概括。吴道子是古代佛画名人之一，他的画风一直影响到宋以后，他在长安菩提寺画的“维摩诘变”，其中舍利弗，有转目视人的传神效果。
　　唐代佛教壁画盛极一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两京外寺观壁画”。有上都寺观画壁一百四十余处，东都观壁画有二十处，多出名家之笔，其中吴道子有三十二处。杜甫诗：“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扬。”又据近人俞剑华《中国绘画史》统计，唐时，绘有佛画的寺院多达一百八十三座。知名画家七十多人。画像无数，佛传、经变、变相画也不少。在唐代石窟的壁画也极丰富，敦煌的石窟有很多佛画，经变人物画、图案人物画都是唐代的作品。特别是唐代壁画中的飞天，十天盛行。据统计，莫高窟壁画有四百九十二个洞窟，就有二百七十个绘有有飞天图像，共计四千五百之多。最大的飞天每身约二米高，最小的飞天只有五至六厘米。唐代净土宗广泛流行，因此净寺变相在壁画中表现较多。为弘扬佛教，当时的画家着意把题材和当时人民爱好相融和，所以在我国画坛中占重要地位。
　　唐宋以来，由于禅宗的思想影响，山水画与写意画风盛行。在土太夫等文人之中兴起了一种幽淡清香、水彩墨淡的写意山水画，后来成为中国绘画界的瑰宝。唐代诗人王维是开创禅画的初祖，他曾作袁安卧雪图，有雪中芭蕉，与常见景物不同；又作花卉，不同四时，以桃杏芙蓉莲花，同入一幅。论者谓之“意在尘外，怪生笔端”。“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机，此难与俗人论也。”苏东坡也谓：“细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细观其画，画中有诗。”王维的禅画一直影响到宋以后。
　　宋代，随着佛教由盛转衰，佛教艺术也渐衰落，绘画艺术不再象唐时那样气魄宏大，但还有许多画家作品传世，如范宽、李公麟、贾古等，元代赵孟俯等，明代戴边等，清代方以智、吴历、邹哲等的作品都有留传开世。
四、音乐
　　佛教音乐是与佛教同步传入我国，在魏晋六朝时就有胡笛、唢呐、琵琶等印度和西域的乐器以及《蔓度大音香积》第一批佛曲传入东土，有此新调的渗入，使中国曲调更得发展，逐渐与中国传统音乐融为一体，有许多汉族音乐改编为佛曲。
　　三国时，曹植在模仿印度佛乐声律基础上，创造了适合汉语歌颂的梵呗。唐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三十四中记载：“尝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惋，其声动心……乃摹其音，写为梵呗。”曹植在乐阿鱼山删治《端应本起经》，制成了鱼山四十二契，关于曹植创造的梵呗已无可证信，但故事本身已告诉人们，当时已经存在着汉化的佛曲声腔。还有吴国支谦也依《无量寿经》、《中平起经》造《赞菩萨连名句梵呗》一契，为一代范式。由于梵呗和汉语的区别，中国的歌赞和印度的呗赞之法当然也有差异。正如慧皎大师所说：“东国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的钟律符靡宫商，方乃奥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设赞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所以梵呗的产生丰富了中国音乐的内涵，促进了中国音乐的发展。
　　到了晋代时期，庐山慧远尚创立了唱导制度，融合了中国民间说唱方法的唱导而发展成立的佛教音乐的艺术，并逐不建立起一套中国佛教音乐的目地、内容、形式和场和的规模制度。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昙宗、僧辨、道慧、慧璩等。《高僧传》记载，他们“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南齐书》卷四十载：南齐竟陵王子萧子良，他曾“招致名僧”，讲习佛法，造经呗新声。“梁武帝笃信佛教，他在载定雅乐时，亲自创佛乐有：《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首，名为“正乐”，工中土佛法之先河。
　　隋朝时，佛曲已在社会盛行，并在宫延宴乐中被采用。如七部乐中的“西凉乐”有一舞曲《于阗曲》的天竺乐中《天曲》，就是佛曲。在唐时，佛教音乐更繁荣，并已中国化。当时的演奏技艺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有很大的潜力。它的影响不但波及到唐大曲、唐散乐、唐戏弄、唐杂曲等方面，而且深入民间，利用百姓所熟悉的音调来演唱佛曲和赞呗音乐、唱导音乐。佛教僧人为弘扬佛教，还依据佛经故事创作曲的歌辞。如昙鸾、善导、法照等人创作的《净土乐赞》、《离六根赞》、《相好赞》等。宋以后，佛教音乐逐渐转到民间艺人手里，且有自己的“瓦子”、“瓦肆”等活动场所，但全国各地的大寺院仍有大型音乐活动，直到现在，民间的器乐曲形成过程中几乎都有佛典影响的痕迹。至于寺庙中的木鱼、磬、钟、鼓等法器演奏的，皆与僧众日常修持的礼乐相应，使人听之能陶治性情，修养身心，使人向善。可见，佛教音乐魅力之大。
　　由上可见，佛教与中国古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佛教艺术是印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艺术结合而创新的产物，显示了佛教艺术在内容和形式上中国化的变革过程，不但凝结着广大人民高度的智慧、虔诚的信仰和精湛的技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化，并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重要材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应当很好的珍视保护并发扬光大，使之永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