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佛教发展的特点

黔北佛教发展的特点
　　释心照
　　贵州民族报20050418第3版
　　佛教于初唐传入黔北，经宋、明两代发展，到明末清初达到鼎盛，后几度兴衰，曲折发展至今，已走过了1300多年历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黔北佛教不断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民族文化相融合，对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其发展过程中，有这样几个明显特点：
　　一、受四川佛教影响大
　　遵义佛教不仅主要是由四川传人，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四川佛教影响明显，川僧是黔北佛教的主要传播者，也可以说他们是黔北佛教的支柱。
　　今遵义市的10余县(市、区)，唐代分属四川之播、沪、溱、南、夷、黔诸州，宋代分属播、思、沪三州、及南平军、绍庆府，元代始建播州宣抚司，仍归四川管辖，直到清初才划入贵州行省。因此，遵义佛教受四川佛教影响颇大。佛教东晋时就已在四川传播，在其后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不可能不影响到遵义，故有学者认为佛教入遵应在唐代之前。不过这还有待资料证实。
　　黔北佛教除总体上受四川影响外，众多入黔川僧在推进黔北佛教发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以明末清初最为显著。
　　明末，举国皆陷于战乱，黔北亦处多事之秋。清初，黔北局势虽动荡不已。但环境仍较战事频繁的四川为好，不少人(包括僧尼)纷纷逃入黔北避难。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四川名僧丈雪因避乱到遵义，往龙兴禅院，不久离去。两年后复至，更寺名为禹门寺，增建禅房，藏经楼等，集僧数十名，讲经说法，传播佛学。有《青松诗集》、《丈雪语录》等传世。顺治间还有蜀僧两生、大冶、天语入黔北。两生，居茅衙寺，著有《楞严经解》、《心经解》，后开松丘禅院(西来寺)；大治，结茅禹门寺对岩石头山，常与丈雪研讨佛学，丈雪誉之为“宗门狮象”，后应西坪人之邀，到西坪创建虎丘寺(西坪寺)，著有《大冶语录》、《大冶方外集》等；天语，四川乐至县人，顺治初到遵栖禅白牛山，与敏树、丈雪为友，著有《诗集》、《语录》、川僧入遵，是黔北佛教发展史上的大事。佛教于东晋普于四川，千余年间，．广建梵宇，招徒传法，名僧、高僧倍出，对社会影响较大。川僧多接受过较好的佛学教育，不少人受过高僧指点，理论素质和修持都较好。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黔北佛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二、地方官员支持，推进了佛教发展这是黔北佛教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首先，佛教进入黔北，就是由朝廷官员带来，并经其努力得到传播的。唐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朝散大夫、右卫骑朝参军牛腾被谪为片羊舸建安(县治在今余庆、瓮安间)县丞，《道光遵义府志》说他“精心释教，从其志者终身”，在建安任上，“素秉诚信，笃敬佛道，虽已婚宦，如戒僧焉口不妄谈，目不妄视，言无伪，行无颇”，并“置道场数处”，“大布释教于牂牁中”。今以之为佛教传人黔北之始。同任何思想、理论传播一样，佛教的传播，人的因素异常重要，我们不能武断地说唐代之前黔北无佛教，但牛腾以地方官身份倡信佛教，对黔北佛教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地方官员促进了佛教的盛传。最突出的要数杨氏土司统治时期。
　　唐懿宗感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南诏叛唐，派兵攻陷播州。僖宗乾符初年(公元874年)，太原人杨端应募，领兵复之，世为州刺史。遵义自此进入长达700余年的杨氏土司统治时期。杨氏入播后，从唐末到宋初近200年，局势一直不稳，佛教自然无大的发展。自十一世杨选当政起，大张释教。杨氏不仅修庙、造像，还招僧、学佛。《杨氏先德庙碑》等史料载，南宋初，时任土官的杨选在荒山打猎，发现一尊铜佛像，便在斋戒后将其移入观音院内。说明杨选是虔诚的佛教徒。杨选时期还倡修庙宇，聚僧招徒，礼佛传法。13世杨璨创修普济庵于湘江畔。14世杨价笃信佛教，曾铸铜佛像于虎峰山崇德庙。临死，“大饭群僧，趺坐诵佛书数语而终”。
　　杨氏土司统治一直延续到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第29世杨应龙反叛明廷止。其间，黔北一带社会基本稳定，经济发展由于四川的直接影响和带动，较黔境其他地区为快。经济是一切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柱，佛教的发展亦极大地依靠于经济。黔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寺庙建设，这一时期黔北已有寺庙数十处，今有史可考的有：建于宋代的遵义福源寺、万寿寺。桐梓高峰庙、崇恩寺、鼎山寺、正安善缘寺;建于元代的桐梓回龙寺、长〓寺，正安普明寺；建于明代的遵义桃溪寺、禹门寺、瓦厂寺、观音阁、黄钟寺、慈音等、水月庵，桐梓龙罩寺、莲池寺、柴山寺、宝藏寺、龙居寺、黄沙寺、普福禅寺、尧龙山寺、螺水寺，正安胥觉寺、睺溪寺、慈化寺、湄潭观音寺、清塘寺、仁怀永安寺、观音寺、龙凤山寺，等等。随着寺庙兴建，加之杨氏土司的支持，因而大批僧尼应招或自行前往黔北各地寺庙。明季以远，由于史料缺乏，僧尼事迹见于《遵义府志·列传》的仅孤舟、锡牌、三修、九峰、魁岩僧、界启数人，事迹亦不详细。但据记载，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杨应龙次子杨可栋狱死重庆，杨应龙曾“拥兵驱千余僧招魂”。可见当时黔北僧人为数不少。众多僧尼入驻寺庙，对弘扬佛佛法、传播佛教文化起了积极作用。
　　三、明末士大夫逃禅，促进了佛教的中兴
　　清初明永历小朝廷驻贵州安龙4年，吸引了一些明代遗臣来到贵州。南明亡后，士大夫及遗臣忠君守节，逃禅出家。其中挂锡黔北寺庙的有：黎怀智，湖北黄冈知县，明亡时已57岁，发心出家，师事丈雪，法名澈智，号策眉。钱邦芑，丹徒(今属江苏)人，万历进士，崇祯末官云南巡抚，顺治十一年祝发，号大错和尚，居湄潭西来庵，潜心参究，了悟本源，后往来滇、蜀、湘、贵间讲经说法，颇有影响。有诗文传世。陈启相，河南道御史，于云南鸡足山出家后更名圣符，号大友，康熙元年到平水里掌台山堂子寺。天目，俗名程源(字精一)，东阁大学土，兵礼二部尚书，居湄潭天目寺。谈亮，永历进士，官贵州麻哈州知州，先随陈启相隐居堂子寺，康熙二十二年落发为僧。云白，明末任太守，弃官至仁怀之鹿鸣山结茅而居，号云白和尚。如昆，江陵人，明末诸生，甲申之变，避地黔中，过湄潭，前明进土胡显建庵居之。天隐，俗姓卢，凤冈人，永历十五年出家，隐于中华山，号“天隐和尚”，留有“万古徽猷”石刻。封建社会各级官员多通过科考入仕，一般都有较好的素养。明末遗臣和士大夫逃禅出家，对弘扬佛教文化，勾通僧与俗、佛教与社会的联系，推动佛教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