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耀明：佛教研究方法学绪论

蔡耀明：佛教研究方法学绪论
　　蔡耀明
　　华梵大学东方人文思想研究所
　　【提要】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思辨的进路，乃理论的进路当中的一种次进路。研究主题即本文的标题，也就是针对佛教研究的方法学提出尽可能宽阔但仅止於初阶的论陈。因此，从切入研究主题所抱持眼光的大小来看，又可说属於宏观的进路。资料来源最主要是从自己长期在做佛教研究累积出来的经验与心得，再参酌学界类似课题的书刊。资料处理的手法，举其要者，首先针对一些关键概念进行解释和论陈的工作，由此撑起切入研究主题的架构，再针对架构的构成项目分开来以及综合地予以探讨，并且凝聚出相关理路的要点，另一方面，将不很适切或一些化约的想法与做法，指出其不足或缺失之处。本文的成果主要有三项。第一，替佛教研究方法学在呈现其全貌上，立下一个初入门的规模，使有兴趣的读者能够很迅速且有条理地进入状况。第二，以进路和方法的二分贯穿全篇论文，有助於更加看清方法学的重点，以及研究法的运用所牵动的议题。第三，明白提出佛教研究法的共法与不共法，并且凸显佛教研究在成为一个学门这件事情上，应该考虑拥有专属的进路与方法，而「内在建构之道的佛教进路」将是很值得严肃看待的建议，也可看成本文最大的一项贡献。
　　【本文目次】
　　一?前言
　　二?何谓佛教研究的方法学
　　三?方法及其周边事项：进路和方法之间的区分
　　(一)研究的进路
　　(二)研究的方法
　　(三)进路和方法加以区分的方法学作用
　　四?佛教研究的方法:在进路，方法，和工具等项目的概略浏览
　　五?佛教研究法的共与不共
　　六?代结语
　　一?前言
　　世间很多事情的处理都需要讲究方法。方法恰当或得体，往往能减少迂回或差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并且据以有条不紊地一路往前走下去。在学术的领域里，可做为界定一个学门的特徵之一的，就是该学门主要发展出什麼样的研究进路/途径(approaches)，以及主要使用什麼样的研究方法(methods)。此外，在撰写研究计画书，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时，一般都会要求在开头的部分，叙述自己对研究的进路与方法的了解和掌握的情况，说明自己之所以采行某某进路的理由，以及厘清自己采用的方法的主要步骤和特色。佛教研究(Buddhist studies)或佛学(Buddhology)当然也不例外。然而，在佛教研究的领域，倘若仅止於问说研究的实质内容，一般都还能够讲得头头是道，一旦问到使用什麼样的方法，恐怕有不少人就难以应对自如了。问题在於，如果在做学问的过程当中，对方法欠缺清晰的概念，而且在方法的掌控与运用上又似乎混成一团，或处处卡在力不从心的困境，便很难确保研究成果的特色与水准，而研究工作是否足以源源不绝往前推进，也将面临重重的问号。有鉴於此，本文即以从事佛教研究所面临的方法及其相关课题做为主要的关注所在，不仅希望在佛教研究方法学达到入门导览的效果，而且期许给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的学术工作，也就是探讨《大般若经》的般若波罗蜜多教学和严净佛土的工作，立下方法学的筑基之作。
　　二?何谓佛教研究的方法学
　　所谓佛教研究的方法学或方法论(methodology)，初步意指针对在做佛教研究的过程当中可能运用到的方法所展开的探究。像这样的方法上的探究，若就其性格而论，基本上和一般学术研究的方法学并没有二样。以此为背景，吾人或可从其它方面带出虽和方法学可能相关但彼此的确存在差距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如下四件事情，藉以对照显示佛教研究的方法学到底在做些什麼样的事情。
　　1?学术研究的方法学并不等於「学习法」：
　　相对而言，学习法仅偏於技术面的掌握，意指依於适合自己的方式来尽可能有效地把东西学会。学习法适用的对象极广，例如，钢琴学习法，语文学习法。在佛教的领域，学习法适用的情形也不少，例如，经论学习法，指的是学会如何读进经论；仪式学习法，则是依循一定的进程，熟练所要学习的仪式。其中，若能把握学习的要领，包括善於利用时间，找对门路，循序渐进，很有效地学会怎麼进入经论的世界，当然有助於培养自己做学问的实力，使研究的方法更为顺利带动开来，并且替学术研究的推进，可以说打下了极其宝贵甚至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仅止於知道如何学习经论或仪式，并不等於掌握到学术研究所有切要的方法，也不表示对学术研究法的相关课题自动地就都能予知悉。
　　2?学术研究的方法学并不等於「研究工具」或「研究的基础条件」：
　　有些学者，例如，平川彰在〈佛教学的方法论〉一文，虽然以方法论为题，但是讲了一大堆之后，就在结尾的地方，才发觉根本没有谈到文章的主题，因为谈来谈去充其量不过是绕著研究工具或研究的基础条件在打转。研究工具其实意指使研究工作得以推进所凭藉的「个别的装备」，若以佛教研究而论，包括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经典语文的能力，德文，法文等学术语文的能力，语言学，逻辑学，统计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学术处理的能力。其次，研究的基础条件则指因应较专门的特定研究所必要的「一整组的基本装备」，若以佛教研究而论，其中可能很常见的一组装备，除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工具在相当程度要妥为齐备之外，还包括基本的佛教术语的掌握，以及对佛教的理路，佛教史，和佛教文献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由此渐次厚植研究基础，并且撑起足够广度的研究格局。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工具或研究的基础条件讲究的是个别的或整组的做到「利其器」的要求.研究的方法讲究的，则是个别的研究工具要如何适切运用与推展，以及必须满足什麼样的先在条件，研究工作方得以「善其事」。正如同「利其器」不见得就能「善其事」，暂且不谈方法学了，即使研究的方法，既不等於研究工具，也非仅止於研究的基础条件。
　　3?学术研究的方法学并不等於「研究的基本态度」：
　　所谓客观的批判精神,带著疑问的眼光，避免过分独断，依法不依人，不以人废言，要往宽阔处看去而不要老是当个井底之蛙等，这些都可能被当成吾人在探问真相或真理所应抱持的基本态度。光是这些态度，显然不足以直接变成研究的方法。但是，针对这些态度之所以可做为研究历程的一环探讨其适切性与背后隐含的看法，却亦可构成方法学上的课题。
　　4?学术研究的方法学并不等於「论文写作的要领」：
　　正如同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却不善於表达，一个人虽能巧妙运用方法,或者虽能把方法学讲得津津有味，并不见得一定能写出具有水准的论文。论文写作牵涉的，主要是以合乎学术发表的规格，将研究的主题、步骤、细节、心得，与成果，很有条理且清晰地以文字，图表等予以叙述，解释，和评判，其中还可灌注种种修辞的技巧。论文写作可以是很有趣且蛮深的一门学问，但是在一篇以方法学为主题的文章，或在一门以「研究方法」为名的研究所的课程中，若仅止於介绍论文写作的要领，则显然不顶恰当。
　　以上约略指陈的四件事情是从侧面出发，以对照的方式来显示，佛教研究的方法学在性格上可视为学术研究的方法学的一份子，至於其探究的焦点，当然摆在从事佛教研究所牵涉到的方法。由於是在探究学术研究的方法，因此很明显不同於技术面的学习法或论文写作的要领，而且在涵盖面与重点上，也都和诸如研究工具，研究的基础条件，或研究的基本态度有相当大的歧异。这当中的理由，主要在於若从方法学的角度来看，方法既非凭空而有，亦非单一层面的既定之物，而是夹杂在周边的很多事项一起跑出来的东西。方法学的重头戏之一，也就在於针对方法的成立探究其成立所依附的周边事项，由此凸显方法的多层面的动态机能。
　　三?方法及其周边事项:进路和方法之间的区分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学术研究的方法就是针对所要研究的现象，透过研究工具的运用，而以达到适切的认知或判断为其目的。根据这样的说法，方法的核心部分就落在研究工具的运用程序上。但是,接著立刻面对的问题在於，几乎每一门学问都发展出众多可用的研究工具，而研究对象也往往呈现多层面且多多少少变动不居的繁复景观。因此，在吾人能够谈得上特定的研究工具的运用程序之前，有必要先把一些周边的事项设定下来，包括去决定到底要探测研究对象的什麼样的层面，什麼样的研究工具较为适合揭露所要研究现象的选定层面，以及对於选定的研究工具在运用时要推展到什麼样的程度才称得上是对於研究对象达到适切认知或适切判断的地步。俗话说，「杀鸡焉用牛刀。」牛刀做为宰杀切割的工具之一，假如用在杀鸡的场合，就不怎麼适切。同样地，面对那麼多的研究工具，所谓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在做研究，应该不会是看见别人怎样之后就跟著有样学样，或随便抓住一个研究工具就用将起来，而应该另有一番讲究。
　　若说晚近学术圈越来越讲究方法要能派得上用场所必须依附的周边事项，应该不算离谱的观察。由於本文在方法学施诸佛教研究仅止於「绪论」也就是初步规模的摆设，故不拟就此发而为细腻的论议。再者，本文完全无意对人类所有的学门发而为等距且涵括全面的论述，那不仅大大越出个人有限的学养所许可的范围，而且也将是极不成熟的做法。如同本文标题明示的，如果在行文上有涉及较为全面的论述，那也都是以讨论佛教研究的方法为著眼点,并且受到此著眼点的局限。接下来，如果仅就初步的规模而论，在学术研究的进路和方法之间做一区分，对吾人领会方法及其周边事项所在的境况，应该有些澄清的作用。
　　(一)研究的进路
　　所谓研究的进路，牵涉的是切入研究对象的角度，包括研究者夹带什麼先在的想法或心态在做研究，以什麼为出发点，以及面对研究对象以什麼为著眼点或入手处。一旦在研究的进路凝聚出一些眉目，研究者才不至於全然漫无头绪在瞪著东西看，相对地，也就较能想到或拟出走向研究对象的大方向。事实上，主要就是靠像这样的大方向的树立，并且以此为依循的准绳，也就是藉以做为走向研究对象在切入点，切入角度，和切入层面的取舍的准绳，研究者才有可能提出较为具体的研究主题。其中，所取者，亦即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呼应者采纳为研究的材料；所舍者，也就是将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不怎麼呼应者视而不见或剔除在外。由此可知，藉由研究进路从虚无缥缈以至於渐次成形，不仅使研究主题明朗化，而且也构成从研究对象取材的准绳。
　　研究的进路好比替研究工作找到了下手的门路，或远远开了一道门，使研究者带有目标的选择性的活动得以约略沿著特定的路径或轨道施展开来，而研究的大方向也跟著可据以确立。既然研究的活动在许多方面都带有选择性，或显露偏好上的差异，研究的大方向即因而五花八门，并且可依於不同的分类标准来加以区别。接著就大略介绍其中的四种分类。
　　◆第一种分类以学门或学科做区分大方向的标准。不同的学门，或像佛教研究这样可从其它很多不同的学门出发来做研究的学门，即出现以各自学门或学科为名的进路。例如，宗教的，哲学的，文字学的，文学的，伦理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历史的，艺术史的，考古的进路。
　　◆第二种分类以意识型态或哲学思潮做区分大方向的标准。例如，唯心论的，唯物论的，现象学的，诠释学的，演化论的，结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进路。
　　◆第三种分类以切入研究主题所抱持眼光的大小做区分大方向的标准.例如,宏观的(macro-)，微观的(micro-)进路。
　　◆第四种分类以研究上主要的诉求活动或所要凸显的事项做区分大方向的标准.例如，理论的、实验的、实证的、概念厘清的、义理的、宗教修练的、文献的、考据的、人物的、制度的、团体的、宗派的、体系的、比较的、对话的进路。
　　以上的分类很明显只涵盖部分的情形，绝非意指全部就只有这四种分类.即使如此，从这初步的介绍，已可指出如下五个值得注意的要点。首先，每一种分类之内，有些可并行而不悖，例如，就第一种分类来看，同一个研究采取「宗教的—哲学的进路」，在道理上很能说得过去；但是，有些则近於水火不相容，例如，就第二种分类来看，很难想像有一种「唯心论的—唯物论的进路」。其次，这四种分类之间，在实际上若出现复杂的交错情形，应该不足为奇，例如，某人采取「宗教的—唯心论的—微观的—文献的进路」，而另一个人却可能采取「宗教的—唯物论的—宏观的—制度的进路」。第三，由以上的分类也可看出，一个人之所以采取某种进路，其原因可能相当多元，不适合一概而论，包括自己的学术专长，意识型态或思想的偏好，看事情的眼光，研究的诉求型态，或特别要去强调的环节。第四，就不同进路的取用造成差异的这许多原因来看，进路上的不同绝非单纯哪个好或哪个坏的问题，但也不因此就意谓所有的进路在好坏或价值的优劣上都居於同等的份量，而是必须放到形成研究进路的整体环境去做个别对应的评判。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若无视於形成研究进路的整体环境,却单单拿某一进路去轻贱另一进路，只因所要轻贱的进路是「和自己不同的」或「不合时代潮流的」，就是很不恰当的做法。第五，每一进路可昭示一个大方向，成为研究的取向(orientation)之所归，并且进一步衍生大方向内的一些次进路(sub-approaches)。然而，倘若只有方向，仍然不够，还需要顺著进路或次进路导出行得通的研究法。
　　(二)研究的方法
　　不仅一门学问往往存在若干研究进路，而且可从一种进路导出若干研究法。例如，社会学就至少包含理论的和实证的进路；其中，若出於实证的进路，可供使用的方法也不在少数，包括测验的，实地观察的，抽样调查的，以及统计的方法.再者，不同的学门或甚至同一学门使用的众多方法之间，可存在极大的差异。至於个别方法的内涵或命名，有些蛮固定的，另有些则众说纷纭，或甚至尚未得到足够人数的识或承认。
　　所谓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个程序，意指运用特定的研究工具从研究对象取材，进而很有步骤地对研究主题获致一定水准的认知或判断的程序。简言之，研究法所讲究的，主要就是以研究主题为轴心所展开的有条理的认知或判断的程序。这样的界说，表明的是把研究法放到活活泼泼的研究环境来予以理解，而有别於把研究法化约成研究工具的说法。假如研究法只不过是研究工具的话，不仅研究工作不会有什麼丰富，生动，或深刻的内涵好谈,而且任何人只要在技术上学会研究工具，就可立即摇身一变，而成所谓的研究者。然而，看来看去，除了极少数把研究法化约成研究工具的地方，世界上再也很难找到只要把诸如社会统计，智力测验，或梵文等研究工具学会就可成为够资格的研究者的情形。这主要是因为一谈到研究法，并非单纯只系於研究工具一事，而是必须牵涉到许多环节。举其要者，有如下三大环节：(1)如何适切地拿研究工具从研究对象取材，其中包括读取文献、观察、访谈、问卷、或田野工作；(2)针对搜集的资料，如何以各式各样派得上用场的手法来加以处理，这些处理的手法，包括整理、综合、分类、量化、统计、图表、分析、演绎、归纳、推论、论证、词义、解释、诠释、领悟、类比、比较,或评判；(3)针对研究主题，如何加以展开，从而转成可根据有条理的方式来逐一探讨的轴线，在这条轴线上，从头到尾包括问题意识的具体展现，初步澄清或限定问题的范围，提出假设，使关键概念得到厘清或界定，提出且陈述分析的架构，在搜集的资料与分析的架构之间寻求关联或参证，说明与研究主题相扣的问题如何透过自己的研究程序而得到澄清，认知，或解决，乃至进而建立概括的模式(patterns)，系统上的相关，或学理。
　　较完整的研究法，以能涵盖上述三大环节为理想。由於研究者特殊的考量或著力的方式，研究工作的性质，所在的领域或学门，以及其它牵连在内的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每一环节到底该包含哪些项目以及各个项目所应占的比重，因此以上的每一环节里面所提示的项目，其实仅供大略的参考，并不是说实际的研究都必须包含或仅能包含这些项目。以这样的了解为背景，其中蛮有意思且值得在此稍微述说以做例示的，便是环节二的「领悟」.环节二的项目以逻辑推理,思惟方法，哲学解析，和统计学的训练为骨干，但不以此为限。例如，做为研究法上的一种手法，「领悟」表现的情形颇多，包括从搜集的一大堆散漫的资料洞察一般人或甚至号称专家都想像不到的模式，架构，或动态机制，也可意指从单纯的资料特别领会出较一般更为细腻，深刻，奇妙的意义，或找到很不同於寻常的解读角度。由此可知，如果只是在讨论平庸的研究法，「领悟」这个项目根本不必提及，但是学术研究若想做出一点艺术的境界，或要往高深处拓展，就不容等闲视之。
　　透过以上的论述，或可对研究法牵涉的是些什麼样的事情，形成大概的认识.简单地说，研究法的三大环节代表的是研究程序的三大支柱，亦即资料的取得，资料的处理，以及研究主题获得澄清或使学门的知识或理论藉此得到推展.首先，资料的取得是最根本的；若找不到资料，或还不知要从什麼材料下手，就无研究可言。其次，搜集到资料却不知怎麼进行学术的处理，或处理得很拙劣，仍然不算什麼研究。第三，既找到资料，又有学术处理的样子，却不清楚到底在面对什麼主题，澄清或解决了什麼问题，或跟自己所在的学门有什麼关联，则研究的任务仍然有待多加把劲，朝这些方面力求突破。伴随知识的进展以及人们对认知或判断的要求水准越来越高，研究法在这三大环节所能一路往前推展的历程，也似乎越来越见不到真正的尽头，这不妨看成对研究者最振奋心志也最饶兴味的一道挑战。
　　(三)进路和方法加以区分的方法学作用
　　以上的二个小节，分别讨论研究的进路和研究的方法。接下来的这一个小节，大致仍以方法学为著眼点，将这一节的重要论旨综合且引伸成如下五点。
　　首先，对进路和方法进行类似以上二个小节的讨论，恰好就是方法学所要做的事情，其中特别牵涉到研究法的构成，展开程序，功能，限制，和评论等议题。由於研究法无法仅依自身而成立，故引进研究进路这样的一个概念，藉以凸显周边的事项和夹杂的因素。然而，这只不过是方法学在所要照顾的一些事象上表现的一种努力，并不是说仅能如此二分，也不意味这样的二分完全不会衍生棘手的问题.事实上，真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分得更细，也尽可以从其它的角度来切入与研究法相关的议题；但是，这显然已越出本文的范围。
　　其次，在方法学有所厘清，尤其针对方法学形成尽量宽阔的认知，将使研究历程的转折以及其中可能的纠结更清楚呈现出来。做到这一步的话，对如何著手，切入，和完成研究工作，就可发挥一定程度的显明作用，包括对不同的进路至少有个大略的概念，对自己所要采取的进路更加知其所以然，有助於找出适切的方法并且选择相关的工具来进行研究，看出研究主题是否重要以及如何重要，评估一些最可能使研究主题得到澄清或论断的运作程序，以及更能把握使研究法一路推进的要领。当然，逢到必须陈述或辩护自己的研究策略或方法时，若具有相当清晰且宽阔的方法学素养，应该也都较能挥洒自如。
　　第三，透过进路和方法之间的区分，表现的是致力於接近研究环境最为活活泼泼的面貌，相对上，也就不把研究工作一厢情愿当成在真空状态单独由研究工具所决定的一回事。对这样子呈现出来的活泼景象有个了解，可让研究者不至於只顾埋头在研究法上；另一方面，对那些作用於研究进路的形塑过程的事项，将倾向於更为敏感或养成批判的眼光，而且也倾向於有更大的机会辨认出那些夹杂在研究历程的因素。然而，正如研究工作不好仅停留在大方向的树立，方法学也不好只绕著一些周边事项或夹杂因素在打转或批判，而应该把至少同样份量的讲究，好好放到如何经由在这些周边事项或夹杂因素的批判可进而导出确实不同凡响的研究法与研究成果，因为这才会是最有说服力的方式，来证明富於批判意识的方法学做出来的研究的确不一样。否则，不仅易於形成方法学的虚矫气焰，终究拿不出什麼值得受用的内容，而且也容易造成误解，好像方法学只顾研究进路的批判问题就可交差，而可以不必怎麼在意研究法的环节与展开程序。
　　第四，对进路和方法之间的分际与相关若能获致一定水准的了解，不仅在自己的研究上能够受用，而且在面对他人的研究时，也比较不会茫无所措，或不分青红皂白地照单全收或全盘否定。如果方法学的概念够清晰且涵盖面够宽阔，甚至有可能将他人的研究在进路或方法并没有明白交代的或甚至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层面，一一摊在阳光底下来检视，这也正好是第二序的研究(secondary research)在做的事情之一，而有别於直接处理原典或第一手资料的情形。但是，来得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在於透过方法学，能够更加懂得拿捏彼此的分际。毕竟现象就人们来看，本来就允许各种不同的进路，而且每一进路至少由於其形成的背景加上人的诸多因素的掺杂在内，彻头彻尾都不免有其限制。有鉴於此，若要拿出一条原则用在自他之间的对观，或可简短陈述如下：进路上，各从所好；研究法上，各凭本事，一路拓展。
　　第五，本文宁愿采取的立场是，进路一经选定并且找出适切的研究法，接著真正要特别下工夫的，就是将研究法沿著研究程序的三大环节一路拓展下去——这也才是学术研究对这个世界在智能的开启与知识的推进最为重要的贡献所在。当然，智能的开启或知识的推进不会仅赖学术研究一途；再者，本文在方法学的讨论，仅限於学术研究在智能或知识的面向，而把诸如伦理，社会，文化，实用，美学，生死的衡量，都暂时排除在外。以这样的了解和安排做为背景，再一次强调的是，研究者给自己很大的一个挑战，将是在消极上，不因他人的进路或资料和自己的不同即予以轻贱，也不因自己会使用某种特定的研究工具就以够资格的研究者自居，而且在积极上，每做一次研究，即自我要求在研究程序的三大环节「尽量往前多走几步」。在这样的强调里面，涉及资料和研究工具这二个项目的讲究部分，值得稍加思虑.(1)资料方面，以佛教研究为例，由於其中包含众多的经典语文、梵文、巴利文、汉文、藏文等文献，都可构成研究资料的来源。然而，某种语文的资料，无法仅在资料的层次上,轻易就被宣称一定比其它语文的资料在研究的价值来得高或者低。其实，任何语文的资料，只要在该资料被使用的环境内能够适切地沿著研究程序的三大环节一路拓展下去，本身就已具足研究的价值。(2)研究工具方面，光是会使用某种特定的研究工具，并不等於做了学术研究。仍然以佛教研究为例，梵文和汉文都属於研究工具。会使用梵文来阅读资料，和会使用汉文来阅读资料，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等级的差异，充其量不过是像会使用电脑一样。正如不因为会使用电脑就可号称电脑方面的工程师或设计师，单是依赖会阅读一些梵文资料，再怎麼说也只是特定研究工具的使用者而已。如果透过梵文资料的读取与处理，进而适切地澄清，解决，或推进梵文在语言学，声韵学，文献学，或佛学等方面的知识，理论，或判断，就可越过单纯在使用研究工具的层次，进一步跨入学术研究的领域。
　　四?佛教研究的方法：在进路，方法，和工具等项目的概略浏览
　　经由这一路过来的讨论，对佛教研究的方法学以及有关研究法的讲究，不只初步厘清关键概念，而且带出尽可能宽阔的大略面貌。这就好比站在稍微高处往下眺望，远远指向门槛的地方。接著准备进行的课题是，如何较为具体认识佛教研究的一些方法。每一门学问均具有或长或短的历史，佛教研究自不例外，其中累积了不少现成的进路，方法,和工具.就这些现成的东西做个大概的浏览，应该不失为可行的办法.至於著手的管道，大致可归纳成如下四端：(1)从人文学特别是宗教学的方法来认识；(2)阅读以佛教研究法为主题的论著；(3)把搜寻资料的眼光放到一些只探讨佛教研究某一特定课题的研究法的论著；(4)阅读一般的佛学论著时，也可留意在文章开头通常会出现的有关研究法的陈述，并且试著从著作内容看出各该作者运用方法的痕迹。
　　1?就学科训练的角度来看，晚近的佛教研究通常属於人文学特别是宗教学的一个领域。因此，想要知道佛教研究或许有哪些和其它学科通用的方法，很容易入手的一个办法，就是看看一般的人文学或宗教学大都在使用什麼样的方法。就此而言，相当便捷的中文的入门简介，可参考蔡彦仁和杜维明的作品。透过这些作品，就可对诸如文字与经典研究，宗教人类学，宗教哲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以及宗教对话等大致以学门为依归所开出的多种进路与若干对应的方法，一下子得出个梗概。由於只是个梗概，在形成初步的印象上，可发挥一些功能，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接受各相关学科在进路和方法等方面较专门的训练，以及阅读相关的专门著作，才谈得上实际拿这些通用的方法来进行佛教方面的学术研究的可能。
　　2?直接去阅读一些介绍佛教研究法的论著。中文方面，以欧美及日本的佛教研究为本的，可参考吴汝钧和林镇国的作品。其中，为吴汝钧所介绍和讨论的，包括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维也纳学派方法，京都学派方法，实践修行法，白描法。林镇国则从语言文献学谈到佛教诠释学，兼及北美学界多样的论述介入到佛教研究的学风。此外，周庆华和刘宇光从侧面来检讨的文章，也可带来一些引人深思的作用。英文方面，可供参考的作品，当然不在少数。
　　3?有些论著集中探讨佛教研究某一特定课题的研究法，也可成为吾人资料的来源。由於针对特定课题，可以集中焦点,且相当深入.其中，在研究法上，比较常被讨论到的，有二个课题，一为佛教诠释学，另一为宗教对话。此外，还有一些课题的研究法，也多少引起人们的注意，例如，文字学或语言学的进路，文献翻译的方法学，跨学门对照的方法学,神圣之概念，以及夹杂在佛教诠释内的意识型态纠葛。
　　4?有些论著虽非专门探讨佛教研究的方法，但多多少少在文章的开头讨论相关的研究程序或方法学课题，而且论著的出版本身就是研究法实际执行之后的一种成果，故亦可在这上面多加揣摹。
　　综合来说，以上四个管道，都可对吾人在认识佛教研究的一些现成的方法，提供相当多方面的来源。限於时间和篇幅，仅列书目，没办法就这些内容及相关重点多所论陈。
　　五?佛教研究法的共与不共
　　近一、二个世纪以来，世界越来越多的地区，乃至人们的心灵生活和知识活动，都被卷进或主动加入以欧美为主导取向的现代化运动。即使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出笼，也都形成了拿后现代主义为模拟对象的现代化运动。流风所及，欧美的佛教研究常常被推崇为主流或典范。相对地，如果接不上主流，大概只能落得守旧或偏狭之讥。因此，去认识、介绍、采撷、和吸收欧美的佛教研究的工具、方法、和成果，就似乎成为接上主流该走的道路。
　　从上一节介绍的四个管道取得的现成的佛教研究法，或许可以总称为佛教研究法的共法，也就是共通於主流学术圈所发展出来而且正在通行的方法。这些共法表现出二大特色。第一，由於佛教研究在欧美只能算是还在起步阶段，大都只能从事且停留在最初阶的部分，亦即佛典语文的掌握能力成为治学的入门工具，以至於大量集中在文字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的方法。第二，佛教研究与各项学科的知识传统紧密地联结，而且几乎千篇一律拿这些外来学门的方法来做佛教研究，或拿这些外来学门的解析架构来谈论佛教。接著就这二大特色分别来检讨。
　　第一，有关文字学，语言学，和文献学的方法，根据本文第三节「方法及其周边事项」的讨论可知，若要谈到学术研究，首先必须讲究的，就是不让这些方法化约成或仅停留在工具或技术上的使用的层次，最好沿著研究程序的三大环节适切地且逐一地往前推进。这样去把握研究上哪些是应该加重使力的要点，希望的是不仅有助於这些方法的发展，而且因为资料的来源是佛教的文献及其用以记录的语文，因此对於牵涉到的佛教文献和语文，多多少少可带来在文字学，语言学，和文献学角度的显明作用。这些方法毫无疑问可以发挥一定的功能并且保有一定的份量.问题在於，这些方法在欧美成为重头戏所在，有其不得不尔的历史条件，但是对於至少已有二千年佛教传统的东亚，还要大家也都跟著赋予这些方法那麼大的重要性，在道理上就有点说不过去。这倒有点像以中文为母语的人，为了和看不懂中文字却只能看懂中文罗马拼音的人以电子邮件通信，或是因为对方的电脑没办法读中文字，但是在非得牵就对方不可的情境下，才开始辛辛苦苦学中文的罗马拼音，大概只有「情何以堪」方足以形容此种心境之少分。
　　第二，有关拿外来学门的方法运用在佛教研究，也就是以共通於主流学术圈的方法来从事佛教研究，这就进入本节主题的重心所在。接著，首先捕捉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些缘由，其次则针对佛教研究法在一片共法的声浪中是否还有不共法的存在余地，抛出一些很初步的想法。
　　造成共法大为流行的缘由，可以从二方面来谈；一个是学问本身，另一个是研究的对象。
　　首先，人文与社会方面的学门虽然在领域上可以看到越分越细的情形，但是在研究法,解析架构，哲学理念，和研究经验上，却表现相当大程度的流通性，而可共享的部分也一直在增加，结果使得各个领域的学问之间的边界，似乎越来越模糊。例如，在后现代主义当道的时候，其研究法与理念就可一路穿越哲学、文学、艺术、宗教、历史、心理、社会、文化，乃至建筑等领域的研究活动。处在这样的环境内，佛教研究不必把自己孤立起来，甚至倾向於大量使用学术圈的共法,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其次，佛教研究的对象，不论是现实世界的活动表现或是典籍文献的记载，的确包含许多层面，而且尽可以很方便拿学术圈现成的方法来加以研究。换个方式来说，佛教做为一种宗教，在不同的时期与区域显现出器物、制度、仪式、行事、理念、和文献等方面相当丰富的情形。对於像这些类别的情形，学术圈既然已有很多现成的研究法在流通，而且似乎找不出任何积极的理由来宣告不能拿现成的艺术史学、历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哲学、或文献学的进路与方法来用到佛教的这些情形，因此佛教研究之所以使用学术圈的共法，还可以理解成佛教本身其实就涵盖很多适合这样去做研究的层面所致。
　　佛教毫无疑问可以拿学术圈的共法来加以研究。一个学门尽可以采用其它学门的进路与方法来丰富甚至滋润自己的研究活动与成果。问题在於，要成立一个学门，例如佛教研究，除了广采学术圈的共法之外，如果没有自己专属的进路与方法，是不是彻头彻尾沦为科际(interdisciplinary)研究的杂碎，而丧失立足於学术圈的独门本钱。类似的疑虑也发生在宗教研究或宗教学上。对宗教现象的探讨正方兴未艾，宗教的社会面，心理面，或历史面变得不必再有什麼玄秘的色彩就可透过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或历史学的进路与方法来解释或剖析。然而，撇开宗教社会学等进路，是不是该有一种叫做宗教的进路的东西。如果该有的话，何谓宗教的进路，依於所谓宗教的进路，如何发展出对应的研究法。
　　换到佛教研究的场合。是不是该有一种叫做佛教的进路(Buddhist approach)的东西，如果该有的话，何谓佛教的进路 依於所谓佛教的进路，如何发展出对应的研究法，这些问题可顺著如下四个步骤来回应。
　　1?正如原本并没有任何完全造好的哲学的或社会学的进路，这些进路是众多思想家或研究者长期经营才缔造出来的产物，在佛教研究的场合，同样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佛教的进路。
　　2?是不是该有一种叫做佛教的进路的东西，则因人而异。如果觉得拿学术圈的共法来做佛教研究已足够穷尽佛教研究的事情，则另外弄一种佛教的进路,无异没事找事做。
　　3?如果认为佛教的进路并非多余之物，而是真有必要加以缔造来使存在，则首先再复习一下研究的进路为何物。简单地说，进路表明的是走向研究对象的大方向，藉以形成切入研究对象的准绳。如果认为有必要树立佛教的进路，也就是认定做为研究对象的佛教有些内涵，例如禅定，解脱，般若波罗蜜多，严净佛土，消极来说，是学术圈共通的进路所不去切入或所切入不到的，积极来说，这些内涵恰好是专门有一种不共於学术圈现成的进路所要切入的。对於这样的一种不共的进路，就可叫做佛教的进路。因此，佛教的进路可以这样来界定：为了走向佛教特有的且为一般学术进路照顾不到的内涵，在研究上专门树立出来的大方向。
　　4?依於佛教的进路所要朝向的可能是相当丰富且深奥的内涵，道理上，也就可以发展出颇有讲究的对应的研究法。至於如何去发展，随著研究对象的差异以及所要凸显的层面的区别，相关的细节显然越出本文的范围。但是，由佛教的进路导出对应的研究法，有个基本的原则可供参考，也就是尽可能照顾研究资料从头到尾所形成的全幅网络，以此为背景，进一步从研究资料仔细爬梳一条内在建构之道。所谓内在建构之道，并不把研究主题牵涉的关键概念当成只是一般的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或哲学所处理的对象，而是集中心力去看研究资料本身以什麼途径为诉求，以及如何在诉求的途径沿著特定的脉络，次第，和理则，就渐次走向，临近，或甚至成就关键概念的境界。以《大般若经》为例，诉求的途径可以总称为佛法的修学，开出的车乘则以菩萨乘来涵摄且超越声闻乘和独觉乘。因此，像般若波罗蜜多或严净佛土等关键概念，便显现为「修所成」所施设的概念。研究者若采取内在建构之道的佛教进路，第一道的标的就在於掘发《大般若经》如何透过佛法修学的途径和三种车乘的发趣，在渐次成就般若波罗蜜多或严净佛土的过程当中，沿途布下了什麼样的脉络、次第、和理则。研究者像这样子所从事的，虽不离於学术上建构的或二度建构的工作(the constructive or reconstructive work)，以至於无法完全免除人在把握东西的过程当中的种种可能的偏失，真正的重点却在於尽可能随顺研究资料的脉络去触及(touch)研究主题的佛法修学的境界。以此努力所得的成果为基础，接著的标的就落在如何一层又一层深入去推展资料的处理，问题的解决，乃至学理的建立等研究法上几乎必不可少的程序。
　　六?代结语
　　「代结语」表明的是文章顶多只达到「绪论」最起码的程度。其中若干的议题，尤其佛教研究法的共与不共，几乎只谈到一些皮毛，深觉意犹未尽，有待日后找到机会单独拿出来进一步探讨。
　　本文几乎完全站在当前的学术立场谈论佛教研究的方法。若采取和其它学门的进路共通的方式，有必要将研究的程序在资料的取得，资料的处理，以及研究主题获得澄清或使学门的知识或理论藉此得到推展等重要的环节，适切地一路往前推展。另一方面，若以不共的方式，也就是采取佛教的进路，除了在研究程序做出至少同样严格的推展外，还需特别下工夫在内在建构之道的把握。
　　然而，所谓站在当前的学术立场，却完全不意味这是对佛教的探讨所能有的唯一要去遵守的典范。即使不透过学术的训练或根本不在学术圈内，仅凭自己的努力和摸索，进而形成对佛教很深入的认识，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就好像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人，虽然学会一大套分析社会的概念，架构，方法，和学理，但是对自己所处社会的了解，在许多层面上，很有可能就是比不上那些整个社会走透透的人。掌握住分析社会的十八般武艺，毕竟并不等於了解了社会。同样地，把佛教研究方法学尽可能弄明白，距离能够深入了解佛教，仍然相当遥远。佛教研究方法学所应许吾人的，主要是对研究方法的形成有个清晰的认识，并且使研究程序可沿著重点步骤有条理地进展。经常琢磨自己在研究法的省思与研究工具的淳熟，并且确实用在佛教的材料达到走透透的地步，大概是学术工作者能够深入了解佛教的最大寄望所在。
　　全文已收录於蔡耀明，《般若波罗蜜多教学与严净佛土：内在建构之道的佛教进路论文集》(南投：正观出版社，2001年)，页17-40.)
　　平川彰，〈佛教学的方法论〉，《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佛学研究》第6期(1997年)，页1-7. 此外，平川彰在〈佛教研究的指南〉一文有一节以「佛教研究的两个方法」为题，也是犯了同样文不对题的毛病；见於《佛学研究入门》，平川彰等著，许明银译，(台北：法尔出版社，1990年)，页15-17.
　　有关论文写作的要领，参阅：John Grossman (preface),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The Essential Guide for Writers, Editors, and Publishers, 14th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Kate L.Turabian,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Term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6th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Joseph Gibaldi, Phyllis Franklin (foreword), MLA Handbook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5th editio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9; 朱浤源主编，《撰写博硕士论文实战手册》(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
　　参阅：Delbert C. Miller，Handbook of Research Design and Social Measurement, 5th edition, Sage Publications, 1991； 朱浤源主编，《撰写博硕士论文实战手册》(台北：正中书局，1999年)，页152-162, 180-188； 洪镰德，〈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人文思想与现代社会》(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7年)，页179-196.
　　此外，还有一些最近出版的中译本可供参考：Harris M. Cooper, Integrating Research, 译成《研究文献之回顾与整合》，高美英译，(台北：弘智文化事业，1999年)；Norman K. Denzin, Interpretive Interactionism, 译成《解释性互动论》，张君玫译，(台北:弘智文化事业，2000年；Thomas Herzog，Research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译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朱柔若译，(台北：扬智文化事业,1996年)；Allan J. Kimmel，The Ethics and Values in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译成《应用性社会研究的伦理与价值》，章英华译，(台北:弘智文化事业，1999年);W. Lawrence Neuman，《社会研究方法：质化与量化取向》，朱柔若译，(台北：扬智文化事业,2000年).
　　蔡彦仁，〈晚近欧美宗教研究方法学评介〉，《东方宗教研究》第1期(1987年)，页265-289；〈全方位的宗教研究：宗教现象学〉，《香光庄严》第48期(1996年12月)，页6-14； 〈宗教——心灵的体验:宗教心理学〉，《香光庄严》第48期(1996年12月)，页16-27；〈宗教地球村的梦想：宗教对话〉，《香光庄严》第48期(1996年12月)，页28-39；〈为中国宗教学催生：中国宗教研究〉，《香光庄严》第48期(1996年12月)，页40-51； 杜维明，〈儒家人文精神与宗教研究〉，《台湾宗教研究》第1卷第1期(2000年10月)，页1-31.
　　此外，参阅：Nancy K. Frankenberry, Hans H. Penner (eds.), Language, Truth, and Religious Belief: Studies in Twentieth-Century Theory and Method in Religion,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999; Lauri Honko (ed.), Science of Religion: Studies in Methodology, Mouton de Gruyter, 1979; Frank Whaling (ed.), Theory and Method in Religious Studies: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Religion, Mouton De Gruyter, 1995; John Frederick Wilson, Thomas P. Slavens (eds.), Research Guide to Religious Studies,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1989.
　　吴汝钧，《佛学研究方法论》(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吴汝钧，〈日本的佛学研究的新发展〉，《谛观》第72期(1993年1月)，页55-72; 林镇国，〈多音与介入:北美的佛学论述〉，《空性与现代性：从京都学派，新儒家到多音的佛教诠释学》(台北：立绪文化事业，1999年)，页159-180。
　　周庆华，〈当代佛教义理诠释的走向及其问题〉，《佛学新视野》(台北:东大图书,1997年)，页91-107；刘宇光，〈唯识哲学的现代研究：一个方法论上的初步反思〉，《哲学杂志》第14期(1995年11月)，页90-115；刘宇光，〈对古典语文献学在当代华人佛学研究中的角色问题之省思〉，《正观》第1期(1997年6月)，页28-44。
　　例如，参阅：Josu Ignacio Cabezsn, "Buddhist Studies as a Discipline and the Role of Theor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231-268; Luis O. Gsmez, "Unspoken Paradigms: Meanderings through the Metaphors of a Field,"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183-230; Minoru Kiyota, "Modern Japanese Buddhology: Its History and Problematics,"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7/1 (1984): 17-36; D. Seyfort Ruegg,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Philosophy in the Study of Buddhism,"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145-181; Tom Tillemans, "Remarks on Philology,"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8/2 (1995): 269-277; Duncan Ryuken Williams, Christopher Queen (eds.), American Buddhism: Methods and Findings in Recent Scholarship,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例如，参阅：Donald S. Lopez, Jr. (ed.), Buddhist Hermeneu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例如，参阅：Sallie B. King, "Toward a Buddhist Model of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10 (1990): 121-126; Kenneth P. Kramer, "A Silent Dialogue: The Intrareligious Dimension,"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10 (1990): 127-132; Paul O. Ingram, Frederick J. Streng (eds.), Buddhist Christian Dialogue: Mutual Renewal and Tansforma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6; Frederick J. Streng,〈论客观研究宗教当中的不同的比较的概念之内涵〉，金泽译，《世界宗教资料》(1994年1月),页5-10.
　　例如,参阅：K. R. Norman,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 1997；竺家宁，〈论佛经语言学的重要性〉，《香光庄严》第48期(1996年12月)，页148-155.
　　例如，参阅：Lama Doboom Tulku (ed.), Buddhist Translation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New Delhi: Manohar Publishers, 1995.
　　例如，参阅：Shoyo Taniguchi, "Modern Science and Early Buddhist Ethics: Methodology of Two Disciplines," The Pacific World: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New Series 11 (1995): 28-67.
　　例外，参阅：Thomas A. Indinopulos, Edward A. Yonan (eds.), The Sacred and Its Scholars: Comparative Methodologies for the Study of Primary Religious Data,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6; Richard Kieckhefer, George D. Bond (eds.), Sainthood: Its Manifestations in World Relig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例如，参阅：Malcolm David Eckel, "The Ghost at the Table: On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2/4 (1994): 1085-1110; Timothy Fitzgerald, The Ideology of Religious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rank J.
　　Hoffman, '"Orientalism' in Buddhology: Western Preunderstandings in Understanding Buddhism," Pali Buddhism, edited by F. J. Hoffman and M. Deegalle, London: Curzon Press, 1996, pp. 207-226; Donald S. Lopez, Jr. (ed.),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Philip A. Mellor, "Protestant Buddhism The Cultural Translation of Buddhism in England," Religion 21 (1991): 73-92; Stephen Prothero, "Henry Steel Olcott and 'Protestant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63/ 2 (1995): 281-302.
　　此外，参阅：Timothy Fitzgerald， The Ideology of Religious Studie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例如，参阅：Reginald A. Ray, Buddhist Saints in India：A Study in Buddhist Values and Orient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5-43; Bruce R. Reichenbach, The Law of Karma: A Philosophical Stud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23.
　　现代佛教学会通讯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