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玄的相通与相摄

禅玄的相通与相摄
　　洪修平
　　禅学与玄学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它们都是用于指导现实人生的一种理论，相同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氛围决定了它们不仅在思辨的哲理方面相通相摄，而且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原则上也有相通和相摄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它们对理想与现实的调和之中。
　　玄学标榜崇尚自然，但它从一开始就在探讨着现实的社会名教与崇尚自然的关系。从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到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从裴颁的“崇有论”而至郭象的“名教即自然”，玄学终于在玄学内部把名教与自然“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的思维途径对中国化佛教乃至禅宗的“世间即涅般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玄学家郭象和玄学化的佛学家僧肇的两段话。郭象在发挥“名教即自然”的思想时曾对圣人作了这样的描绘：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绂其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庄子．逍遥游》注)
　　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庄子．大宗师》注)
　　僧肇在发挥证得了般若之知的圣人之境时，则对圣人作了这样的描绘：
　　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也。……神虽世表，终日域中。所以俯仰顺化，应接无穷，无幽不察，而无照动。(《般若无知论》)
　　圣人空洞其怀，无识无知，然居动用之域，而止无为之境；处有名之内，而宅绝言之乡。寂寥虚旷，莫可以形名得，若斯而已矣。(《答刘遗民书》)
　　这里，玄学家和佛学家不仅是思维途径，甚至连语言也极为相近，这绝不是偶然的。　 本来，世间即涅般木的思想并非中国佛教所特有，它是印度佛教中早已有之的思想。大乘空宗的经典著作《中论》中就明确提出：
　　“涅般木与世间，无有少分别；世间与涅般木，亦无少分别。”(《观涅般木品》)但这里的“涅般木即世间”主要是从一切皆虚妄、两者皆不可执著的角度提出来的，所以《百论．破常品》中说：“涅般木名离一切著。”“涅般木亦如是，一切语灭，无可论说。”僧肇的《涅般木无名论》也说：“涅般木非有亦复非无，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但从僧肇上述对“圣人”的描绘中可以看到，僧肇显然在传统思想重现实人生的思维途径影响下，把佛教“非有非无”破除一切法的思想和方法与老庄玄学相结合而运用到了对人生的指导。僧肇还引庄子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净名曰：不离烦恼，而得涅般木。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则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即真则有无齐观，齐观则彼己不二。所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涅般木无名论》)僧肇这种老庄玄学化的思想对中国禅宗有直接的影响。禅宗正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理论引向实际生活，提出了“世间即涅般木”，认为“君臣父母，仁义礼信”等世间法与涅般木不二，完全由否定世间法而转向了对世间法的肯定。就此而言，“出世”的禅学与“入世”的玄学就不仅仅是相通，简直就是走到一起去了。
　　正是在上述社会生活原则的指导下，玄学提出了“适性逍遥”，而禅学则提出了“当下即是”。对于玄学来说，既然名教即是人的自然本性，那么，服从名教，“自足其性”，不就是“任自然”吗?这种“适性逍遥论”经“游心禅苑”的支道林以“即色游玄”的佛教观点加以改造发展而成为“无心逍遥论”。禅宗则把“无心逍遥”进一步发展为“任心逍遥”乃至“当下即是”。对于禅学来说，既然尘世即佛国，世间即涅般木，那么，随缘任运，处处自在，时时解脱，“有心”、“无心”皆可抛却，只要念念不起执著之心，当下即至佛地，立地即得成佛。禅玄通过不同的思维途径对理想与现实作出的调和，反映了禅学家与玄学家注重理论指导实践、注重探讨并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心态，他们一方面希望促进社会现实向自己美好的理想之境转化，另一方面又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应该努力适应环境，以求在现实的环境中使自己的人生得到最大的欢愉和满足。禅玄的相通相摄最终是与中国封建制度的社会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