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护国仁王寺觅址

大护国仁王寺觅址
　　来源:北京文博 作者：刘之光
　　元代于北京建国后，大都城内外修建有多座皇家寺院。如：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承华普庆寺、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等。这些寺院，占地之广，房舍之多，僧徒之众，均非其他一般寺院所可比拟。并皆建有供奉已逝帝后的神御殿和朝廷专设的寺院管理机构。而大护国仁王寺，尤为这些皇家寺院中的佼佼者。大护国仁王寺，据《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所载，始建于至元七年(1270年)十二月，完成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三月。有昭秗顺圣皇后(察必皇后，元世祖之后)的神御殿。寺内梵天佛像是由名驰天下的刘元所塑，刘元官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曾有敕命不得为他人擅造神像。护国仁王寺的专设管理机构名会福院，院使秩正三品，专肆营缮、赋税等内外事宜。不算其他水陆资产，只寺院本身就有殿宇175间，房舍2065间。
　　偌大一座重要寺院，自明鼎革后，却湮没无闻，无有踪迹了。北京地方文献表明：在明代元时所建寺庙，多有遗绪，虽是重建改名，尚有资料可稽，如，今鼓楼东侧的万宁寺，一直保持原名，只是至清道光后避宁字讳、改作万灵寺；普庆寺明重建后，改称宝禅寺；阜内万安寺明改建后称妙应寺；玉泉山的护圣寺改称功法寺；高梁河畔的镇国寺，明重建后仍称镇国寺。惟有护国仁王寺，其地点失落，明代文献对其名称也逐渐湮没了。清乾隆修《日下旧闻考》时，诸臣按语：“护国仁王寺今无考。”以不考了之。 中线为主要殿堂与金刚宝座，西侧为塔院东侧为行宫。图因是展示乾隆为其母祝寿情况，并未将寺全部房屋画出。据《修缮奏折》乾隆二十六年修缮的殿堂、房舍共二百余间。那么，护国仁王寺真的无迹可寻，一点的痕迹也找不出吗?不是的，1996年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京华古迹寻踪》一书，转载了史树青先生“北京图书馆新址考略”一文，文中引用了很多文献，较详的记述了大护国仁王寺始末，考证了白石桥迤北西侧的今国家图书馆新址，即元代护国仁王寺寺址。为今后深入研究该寺提供了详实基础。在此基础上，笔者也作了一些探索，却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兹把个人看法提出，以期能核实寺址的确切位置。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七年十二月，建大护国仁王寺于高梁河(长河)，十一年三月，建大护国仁王寺成。”
　　《析津志辑存》：“自西(高梁)水经护国仁王寺西、右始；广源闸二，在寺之西。”
　　《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九引《元一统志》：“通惠河之源，自昌平县白浮村开导神山泉，……东过通州至高丽庄入白河，上下二百里，凡置闸二十有四，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
　　首先，肯定护国仁王寺畔，其具体位置，《析津志》所载令人不解，《析津志》因是辑本，内容不免有衍文和缺字，(也有重见)。其所载“右始”就是一例，若和《一统志》有关记载相互印证，自可得出定论。也就可以理解“右始”是自护国仁王寺西开始置广源闸二座。也即自右开始向左置闸二十四，护国仁王寺右的广源闸是第一座闸。广源闸二，即广源上闸和下闸。上闸位于万寿寺(北京艺术博物馆)稍东，是众所周知的广源闸，桥两侧雁翅浮雕戏水兽，一直保存完好，1999年疏浚修整河道后，不知是否尚保留原模样?
　　广源闸下闸另有名称。即“白石闸”。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引《水部备考》：“白石闸，至元二十九年建”。
　　《析津志辑存》：“西寺白玉石桥，在护国仁王寺南，有三穨，金所建也。”
　　由上述，护国仁王寺南河道上有白玉石桥，寺之西又有广源闸二，其下闸当与白玉石桥为邻，白玉石桥之建早于广源闸，白甲闸的名称或即由此而来。护国仁王寺既在桥北和闸东，其大致位置也可判定。但是，只有确定白石闸与白石桥的相关位置，才是解决护国仁王寺址的重要关键。
　　今白石桥的地名，有幸保留下来，但元代时一桥一闸分处两地，而今只存白石桥一处，此白桥无论是当初的桥抑是闸，也只是二者中之一处，若能自文献或实地找出另一桥的存在，则护国仁王寺的位置所在，自可迎刃而解。因此，今白石桥以东地带应是专注对象。
　　明代因该地段寺庙很多，著名的有真觉寺和极乐寺。而真觉寺面临长河，一些文献谈及此寺时，即有桥的记载：
　　《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引《燕都游览志》：“(寺)前临桥，桥临大道，夹道长杨，绿阴如幕”。
　　《帝京景物略》卷五：“(真觉寺)塔前有成化御制碑曰：寺址土沃而广，泉流而清，寺外石桥，望去绕绕，长堤高柳，夏绕翠云，……”
　　清代时桥仍存在，尤其是清初谈迁的《北游录》记载尤为清楚。《北游录》关于白石桥有两处记载：
　　《北游录·纪邮》：“(真觉)寺古槐二，门直白石桥……又西故附马万炜之白石庄，花木差存，前为白石闸，距西直门七里。”
　　《北游录·考文》：“驸马万氏白石庄前为白石闸，临流数柳，差存风貌。”
　　《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诸臣按语：“白石闸之桥今尚存，又有小白石桥，在白石桥稍西。”
　　以上记载可知白石桥、白石闸为两处，真觉寺外是白石桥，当即《析津志》所言的白玉石桥所在地，无论其是否改建或重建。稍西则应是至元二十九年建的白石闸，或称小白石桥。乾隆时修《日下归闻考》时二者俱存，不过诸臣将白玉桥与闸混淆，以白石闸之桥为白石桥，又将白石闸桥，误作小白石桥。笔者认为，今之白石桥即当初之小白石桥，亦即白石闸。晚清后，白石桥废弃，而将小白石桥称作为白石桥。最可靠的证据，莫过于实物的发现。
　　1999年疏浚长河时，对水道进行了彻底整治，当河道扩宽时，于北京体育馆后身，滑冰场的前沿，新建的大桥稍西十余米处，发现了残石桥基，皆长方石条所砌，此地离真觉寺(石刻博物馆)，只有百余米，自真觉寺门外即可望及，当即原白石桥遗址。此桥可能是在晚清修建农事试验场后废弃。创农事试验场，占用了三贝子花园及以西的土地，道路沿试验场西墙外斜向今白石桥，北京体育馆建成，此路又不通，而改为经体育馆南转北至白石桥了。
　　从文献记载，实物例证，原白石桥位置可定，不言而喻，元代护国仁王寺应即在以真觉寺为中心的地带中，但是，它比之真觉寺占地范围，不知要大几何!《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引《程雪楼文集·大护国仁王寺恒产碑》：“殿宇为间百七十五，棂星门十，房舍为间二千六十五。”寺院规模之大，难以设想，和元代同样是皇家寺院的承华普庆寺对比，当可有较具体的概念。《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一引《松雪斋集·大普庆寺碑》：“(寺占地)凡为百亩者三，……合为屋六百间。”承华普庆寺，即在今宝禅寺扩而大之的位置上。宝禅寺在今宝产胡同(原宝禅寺街)路北，明成化六年发现赵孟?《普庆寺碑》，知为寺之遗址，因而复建佛寺，敕赐额“宝禅寺”。自宝产胡同而北，今新街口商场稍南，曾有祝寿寺，《宛署杂记》言其亦为普庆寺。从而可知，自宝产胡同向北，直达新街口皆在元代普庆寺的范围中。元代姚燧言寺“跨有数坊”，毫不为过。如此规模的普庆寺和护国仁王寺比拟，又如小巫见大巫，当日护国仁王寺的恢宏当可想像了。
　　而今真觉寺占地，据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为其母祝寿图所展示的，中为大殿、宝座，西侧塔院，东侧行宫，总共不过百亩。而普庆寺占地300亩，为房600间；护国仁王寺占地虽无记载，其殿堂房屋则有2000余间，占地岂不有千亩之多。比之真觉寺要大十倍有余。如此，护国仁王寺的占地范围约略可定。其地应在今长河(高良河)以北，今滑冰场以东，直到极乐寺均应包括于内。再东——今中苑饭店及其以东，因发现元代石翁仲，显然另是一地。
　　极乐寺在真觉寺以东约200余米(今为制药厂)。《春明梦余录》言为明成化中建；《日下旧闻考》卷九十八转引《畿辅寺观志》则为至元时建。《日下旧闻考·臣等按语》采至元时建一说，而言系成化时重修。据此，极乐寺可能是在护国仁王寺一部分废墟上于明成化年间重建的，命名为“极乐寺”。因而将极乐寺始建年代上溯于元和孙承泽的建于成化，应属认识不同，均不能说错。建于元代一说若能成立，极乐寺自应是护国仁王寺的一部分。
　　由上所述，大护国仁王寺的位置大致可定，若欲确定遗址范围只有通过考古发掘。此寺无论殿堂之多，占地之广，均可称元代诸寺之首。如此竛赫的寺院，到明初即消踪匿迹，据推测不外有以下原因：一是元顺帝于1368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撤出大都后，蒙古贵族不时引兵南下窜扰，兵荒马乱之际，民众流亡，十室九空。护国仁王寺不免遭受洗劫焚毁。一是招抚流亡，安顿民生，一些可用的建筑材料，不免派作用场。最后是永乐定都北京，修建城垣，需要大量砖石修砌外墙，护国仁王寺的彻底破坏当在此时。因而护国仁王寺在永乐初年所修的《永乐大典》尚有其名外，此后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文献则无其踪矣。虽然在此地段修建了大真觉寺，也未上溯其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