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佛教对上海人精神生活的影响

一、都市佛教中的海派

在中国现代化亦即城市化的过程中，都市佛教的地位日益凸现。上海的海派佛教，在都市佛教中扮演着非常微妙的角色。早在1989年，我在香港“太虚诞生百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即预言中国大陆佛教仍不可避免地滑入低谷，这一态势将持续到世纪之末。但触底就得反弹，中国佛教从废墟中崛起，重新走向世界的出海口，还得数当时最不被人看好的上海。

十多年前，应对中国佛教高层的咨询，我提出了后来在圈内流传颇广的“弓举箭发”说。中国的海岸像弓背，北端以北京为中心，那里富集着现代中国的政治资源；南端数厦门为代表，拥有改革开放所释放的现代化资源。长江像射向大海的箭，张弓扣弦，将箭搭至最富有宗教神秘资源的四川省会成都，也就差不多囊括了汉传佛教区域。它北通西安，那是两千年中国传统佛教的象征；南贯韶关，在那里慧能发动禅宗革命，宣讲了中国人唯一被称之为“经”的《六祖坛经》。佛教的根本在于内证修行，它理应给红尘滚滚的都市带来泉边林下的山林气。但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上海佛教在“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口号的误导下，被折腾得俗不可耐，亦为内地佛教界不屑一顾。

“海派”，确实有其实效功利的现实媚俗一面，“海派佛教”亦几乎成为佛教世俗化的代名词。然海派又具有海纳百川，集东西南北之长的一面。正是这一点，使上海佛教在二十一世纪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当我在2000年重出江湖，开始与上海新一代佛教领袖交往时，对上海佛教基本态势的评价是：天时、地利、人不和。上海佛教背负着太多的包袱和骂名，但历史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垂青过上海佛教。正如《老子》所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二、天时地利人不和

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佛教拥有显赫的地位。1912年，在上海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这在政教关系上是一划时代的创举，建立了全然不同于古代僧官制度的独立佛教组织。1918年，在上海成立世界居士林，这亦是教制史上的创举，它使佛教走出寺庙的局限，进入社会各个阶层。1929年，建立上海佛学书局，不久又在无线电台首创佛学广播节目，上海佛教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表现了惊人的敏锐。1947年，成立上海佛教青年会，这显然是对基督教争取青年一代的回应。上海最早推出“佛化婚礼”等时髦玩艺，也是各家佛教大师登台亮相的大舞台。被誉为中国的马丁路德的佛教改革家太虚大师，圆寂于上海的玉佛寺。而差不多领导半个世纪中国佛教协会的赵朴初，亦是从上海展开了他最初的佛教事业。

上海佛教处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本身虽然没有太多的宗教资源，却如“善利万物”的大海，吸纳着中国佛教的传统，并面向海洋展开不同文化之间的融会冲撞。

若从时间维度看，在上海有着四波佛学的交集：

第一波是印度佛学，它发轫于释迦牟尼的修证实践和社会批判思想，并把一切社会弊病和思想问题归结为人心的愚痴，而以刻苦的道德自律和禅观修行净化人心，所谓“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是。最接近这一波佛学风范的，是近年来大为走俏的南传佛教，尤其是其次第井然、操作性强的禅定修习方法。

第二波是中国佛学，经过印度佛教与中国本土宗教的冲突与适应，终于形成中国化的佛教。既有三教鼎立格局下，最为辉煌的隋唐佛教时代，也有宋元明清之后，佛教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屈服于封建王权以及作为国教的儒教之下。

第三波是日本佛学，日本的佛教学自中国，而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全盘西化运动，使日本在佛学研究方面，迅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与饱受一个多世纪战乱和内乱的中国佛教，形成巨大的反差。同时，日本佛教食肉娶妻的制度，亦对当代中国佛教造成巨大影响。

第四波是欧美佛学，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东西宗教对话，欧美佛教虽说不占据当地的主流地位，但它对东方文化的回归，对现代化弊病的批判等后现代色彩，对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观察视角。特别是在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亚伯拉罕三大宗教”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中，提倡和平息诤的佛教，将会取得更多的信仰市场。

这四波佛学转成空间维度，站在上海面向海洋，则如层层涟漪，从港台地区、东南亚，进而展开到日本和欧美。我曾在《第三只眼看台湾佛教》一文中说过：大陆参加的两次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和一次文革内乱，客观上成就了七十年代之后台湾的经济起飞，从而使台湾佛教各大山头的寺院经济获得奇迹般的神速发展。当大陆开始清醒过来，不再把聪明才智消耗在“与人奋斗”的穷折腾中时，经济发展的机会未必会永远垂青于台湾。

上海佛教处于时代的潮头，任何一波佛学思潮，都能在上海引起回响，并找到相应的代表人物。目前所谓“人不和”的局面，表现在政教关系、僧俗关系、教团内部团结等种种方面，本文无意对此谈得太细，只略举如下数端：

一、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崛起的民族工商业者与中产阶层，开始对佛教发挥支撑作用，但力量还很有限，尚未成为其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宗教主体性意识抬头，宗教多元化发展格局开始形成，但对宗教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无知的社会大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三、佛教内外原教旨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对世俗化现象的批评亦产生一定程度的威慑作用，但要改变上海佛教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四、在政治、宗教、学术三极关系中，佛教知识分子虽能发出若干独立的声音，但尚未形成独立的一极，还不能充分发挥相互监督、相互制衡的作用。

三、发展走向

上述瓶颈问题，涉及经济、政治、精神三大领域，但根本上还是思想观念的突破。对上海佛教而言，关键是如何在神圣化与世俗化之间取得平衡。基于这一考虑，对中国佛教协会在十多年前提出的“一个思想，三大优良传统”，有必要作出新的诠释。

所谓“一个思想”，即人间佛教的思想。人间佛教有“人间佛教化”与“佛教人间化”两种进路，前者是佛教化世导俗的目的，后者是佛教在人间传播的手段。把握这两种进路的本末和体用关系，就可以把人间佛教分成三个层面：社会适应、社会关怀、社会批判。佛教只有在不断的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中，才能坚持超越性和神圣性，为净化社会、提升人心作出应有的贡献。

所谓“三大优良传统”，指中国佛教在历史上形成的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国际友好交流三大特点。但这三个特点必须建立在一个根本上，即太虚大师所说的“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这个“禅”，即指佛教独特的修证和由此开发的智慧，故可以概括为“一本三支”。

根据上述思路，上海佛教的发展走向将是围绕社会关怀，而呈现多元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