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白水普贤寺的兴盛

宋代白水普贤寺的兴盛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军攻灭北汉，统一全国。次年正月，即“敕内侍张廷训往代州五台山造金铜文殊菩萨像”，同时，对峨眉山“普贤境界”以特殊关照，“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峨眉山普贤寺，建大阁以覆之。诏重修峨眉五寺”。此金铜普贤像即今天万年寺砖殿的普贤铜像。铸造如此巨大的金铜普贤像，是峨眉山佛教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据载，张仁赞奉诏时，“赍黄金三千两”以行。当铜像的各个部件铸造好后，通过河运运达嘉州，再通过车运运达山脚，通过肩挑背扛运达寺中焊接成形。由于铜像特别高大，原建寺宇自然不能满足需要，就先“建大阁以覆之”后，为与庄严妙相匹配，又另建宏丽佛殿供奉之，乃“诏重修峨眉山五寺，即白水普贤、黑水、华严、中峰乾明、光相也”，而普贤寺自然成为重修的重点。太平兴国七年（982），嘉州通判王衮奏：“往峨眉山白水寺，忽见峰顶光相寺和西南瓦屋山皆变金色。次日又复现紫云”。这一祥瑞对宋太宗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故在太平兴国八年（983）又“敕太原、成都铸铜钟，赐五台、峨眉名山”。“雍熙四年（987），敕内侍送宝冠、璎珞、袈裟往峨眉山普贤寺。是日，众见普贤大士乘紫云行空中”。端拱二年（989），又“敕内侍谢保意领将作匠，赐黄金三百两，往峨眉饰普贤像，再修寺宇”。宋太宗在重修普贤寺后，“并赐御制文集，令直院徐铉撰记”。徐铉所撰，即《大宋重修峨眉山普贤寺碑铭并序》。经过一再重修，不仅使普贤寺宇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使其变成了名闻国中的普贤道场。
　　宋真宗继位后，对峨眉山佛教仍很重视。大中祥符二年（1009）三月，下诏“白水普贤寺、黑水华藏寺、中峰乾明寺三寺，每年各度行者三人”。大中祥符四年（1011）春，京师一再显现“瑞相”，因“大敕天下”，“文武官并迁秩”。并“诏赐黄金三千两，增修峨眉山普贤寺，设三万僧斋，岁度僧四人”。这些所增修的寺宇，当为“经藏”后之“三千铁佛殿”，据佛经云：“普贤居此山，有三千徒众共住，故作此佛”。而“僧斋”的设置和“度僧”制度的推行，则使寺中的佛事日隆，僧众大增，影响益广。大中祥符五年（1012）二月，因“上圣祖牌号”、“上圣祖母懿号”举行大典，“诏峨眉山僧人茂真禅师入见，上赐以诗，馆于景德寺”。茂真是当作“黼黻皇献”之佛教界代表而被召入朝，其政治地位当与中唐时五台山之“清凉国师”僧澄观相当。
　　由于有皇帝的直接支持，当时的峨眉山尤其是白水寺，可谓盛况空前。直到南宋时，范成大还曾见到足以说明当时盛况的许多皇家赐物。他在《吴船录·嘉州峨眉行记》中写道：“甲午宿白水寺，大雨不可登山。谒普贤大士铜像，国初敕成都所铸。有太宗、真宗、仁宗三朝所赐御制书百余卷、七宝冠、金珠璎珞、袈裟、金银瓶钵、奁炉匙箸、果垒、铜钟鼓锣、磐蜡茶塔、芝草之属。又有崇宁中宫所赐钱幡，及织成红幡等物甚多，内仁宗所赐红罗紫绣袈裟上，有御书发愿文曰：‘佛法长兴，法轮常转。国泰民安，风雨顺时，干戈永息。人民安乐，子孙昌盛。一切众生，同登彼岸。嘉祐七年十有十七日福宁殿御札记’。次至经藏，亦朝廷遣尚方工作宝藏也。正面为楼阙，两旁小楼夹之，钉铰皆以瑜石，极备奇靡相传纯用京师端门之制。经书则造于成都，用碧硾纸销银书之。卷首悉有销金图画，各图一卷之事。经帘织轮相铃杵器物及‘天下太平’、‘皇帝万岁’等字于繁花缛叶之中，今不复见此等织文矣”。这段文字是关于峨眉山佛教状况最早的也是最详细的记载，虽然范成大只记述了局部的情况，但从中已可窥见峨眉山佛教在当时的发展局面，从而使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道场的地位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