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

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
　　论文摘要: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高峰期，北朝造像发现很多，研究也很深入，南朝造像发现极少，研究也相对薄弱。本文旨在通过对成都地区发现的几批南朝佛教造像的研究来揭示成都地区南朝佛教石刻造像的特点及其演变规律，进而正确地认识成都地区的南朝佛教造像，以弄清这个时期佛教石刻在四川发展的历史。最后总结，认为四川南朝造像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它既不同于北方地区，也有异于南朝中心地区，南朝时它是中原、建康之外的另一个佛教文化中心和传播中转站。
　　前言
　　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佛教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这期间，佛教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已广泛地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并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可以说是佛教传入后，作为一种独立的宗教形式，不依附于其它任何形式而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文献上反映，这期间南北均出现了大量的寺庙和造像，但由于南北朝双方政治上长期分裂，地域文化上的区别，以及与印度、西域等佛教原产地和传播中转站间的交通差别等诸多原因，使南北朝佛教产生了一些差异，佛教造像也有明显的不同。北朝造像发现较多，研究也很深入。
　　南朝造像除成都外其它地方发现极少，研究也相对薄弱。成都地区自清光绪8年在西门外万佛寺遗址掘出百余件佛教造像后，1937年、1953年和1954年又在该遗址出土了两百余件，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南朝造像①。本世纪20年代，在成都西的茂县出土了一件南朝齐永明元年佛教造像碑，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使人们对南朝造像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和认识。但长期以来除了1958年刘志远等编著的《成都市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刊布了其中部分资料外，绝大部分造像材料没有公开发表，且多有流失，使学术界对成都南朝造像的研究不得深入。
　　1990年，在成都市城西商业街经正式发掘出土地了9件南朝石刻造像，其中5件有铭文和纪年，特别是《文物》1998年第11期发表了西安南路石刻造像材料后，不仅引起了学术界对南朝石刻造像的重新关注，更使人们注意到成都地区在南朝石刻造像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其实在成都历年基本建设中时有石刻造像出土，因资料零散，且多未发表，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因此，本文拟就成都市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作一些初步分析和研究，以期能抛砖引玉，使人们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南朝佛教造像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一、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发现基本情况
　　1、成都市万佛寺石刻造像解放前后在成都西门外明代万佛寺旧址先后挖出石佛造像200多件，其中很大部分为南朝作品，并有铭文和纪年②。
　　现存造像主要有：
　　梁普通四年造释迦像：背屏式造像，上部残，正面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释迦佛立于覆莲圆台上，头后饰莲瓣，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衣服下摆微微向两侧飘起，呈迎风站立姿势。菩萨均头戴宝冠，悬饰缯带，身上挂饰宝珠璎珞璎珞交叉于腹前，外侧二菩萨有圆形头光。佛座侧有二狮护卫，座前有六个供养小人。二力士立于覆莲圆台上，圆台下二地神葡伏承座。二天王有圆形头光，服饰和所持之物均不相同。背面上刻佛传故事，下刻造像铭文。
　　梁中大通五年释迦像：背屏式造像，上部残。正面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佛头残，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立于覆莲圆台上，袈裟在前面形成六道平行圆弧纹，下摆微向两侧飘起。四菩萨均头戴宝冠，悬饰缯带，肩腹部挂满璎珞，璎珞交叉于腹前。二力士立于象背上，有圆形头光，披帛在腹前交叉打结。佛座侧二狮护卫，二狮带项饰，傍边各靠一训狮人。佛座及狮子前一地神托博山炉居中，两侧各立六个供养弟子。背面上部刻树下礼佛图，下刻造像铭文，铭文两侧各立一拄长棒的力士。
　　梁大同三年观音像：背屏式造像，上部残。正面观音两侧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观音头戴宝冠立于平地上，头光残。耳侧悬饰缯带，肩部璎珞长垂，颈及胯部均挂饰宝珠，宝珠交叉于腹前，交叉处饰一圆形物。两侧菩萨均头戴宝冠，背饰尖桃状项光，披帛于肘部下悬，戴项链，腹前有珠链相交。观音脚侧有二狮及二训狮人。二狮外侧二力士立于象背上。二力士戴项圈，有圆形头光。披帛交叉于腹前，交叉处打结。观音脚下最前排高浮雕八个作吹奏状的伎乐供养小人。背面、上部刻树下礼佛图，下刻造像铭文。
　　梁中大通元年释迦像：大型圆雕立像，习称“鄱阳王世子造像”，高近两米，头部不存。释迦身着通肩圆领袈裟，赤脚立于方形座上，衣服折纹偏于一侧，双手残。佛像脚背后靠一条状石，上刻造像铭文。
　　梁大同三年佛像：大型圆雕立佛像，头部及脚部无存，双手残。残高约128厘米。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右摆搭于左肘上，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结带下垂于袈裟之外，打结处饰花，带端饰云纹。像背刻铭文。
　　释迦立像：背屏式造像，上部及左边残，正面一佛立于覆莲圆台上，磨光馒头头肉髻，头后饰莲花，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长仅及膝，内着僧祗支长及脚裸，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结带下垂于袈裟之外。右侧侍立三菩萨、一弟子、一力士，左侧残，仅存一弟子、一菩萨。佛座前跪二供养小人，两侧二狮护卫。菩萨头戴宝冠，冠上悬饰缯带，肩饰璎珞，腹前披帛相交，相交处打结。右外侧菩萨有圆形头光。右侧力士头挽髻，圆形举身光，戴项圈，披帛在腹前交叉打结。背屏上饰浅雕的宝塔、涅图等③。
　　释迦坐佛龛：背屏式造像，正面一佛、四菩萨、二弟子，佛结跏趺坐于亚字形长方台座上，圆形头光，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结带下垂于胸前，袈裟下摆呈羊肠纹悬于座前。菩萨立于圆形平台上，头戴宝冠，两侧悬饰缯带，有圆形举身光，披帛呈“Ⅹ”状交于腹前再绕至肘部下垂。佛座前有二供养僧人，两侧护卫二狮。背屏上饰七佛和十二伎乐天④。
　　中大通三年释迦像：背屏式造像，正面残留贴金痕迹，正面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佛结跏趺坐于亚字形长方台座上，座前悬垂衣纹呈对称的两个圆弧纹，露右脚掌，双领下垂式袈裟，斜肩，低平螺髻，力士分别立于狮背上。背面上部图案已残，存供养人四列，下部刻铭文和纪年。
　　普通六年释迦像：背屏式造像，上部和左侧残。正面一佛、四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佛结跏趺坐于亚字形长方台座上，双领下垂式袈裟内胸前系带打结。背面有纪年和铭文。
　　万佛寺还出土了大量梁晚期及稍后的单体石像，多为立佛像，也有坐佛像和菩萨像。立像高大都在一米五以上，但头部多数遗失，有着通肩袈裟和双领下垂式袈裟两种样式，通肩袈裟有圆领和鸡心领之分，有的衣纹繁杂，稍显雍肿，有的衣纹折皱偏于一边。双领下垂式袈裟内胸前多系带打结，结带方法有多种，有的带上还饰有宝珠和花纹。也有双领下垂式袈裟外披偏衫者。着通肩袈裟者有大型单体阿育王，形象与西安路者相同或稍有差别，但是形体均较大，高多在一米五以上，如北周保定年间造阿育王像(保定二年至五年造)，着圆领通肩式袈裟，衣纹在胸前开成八道平行的圆弧，袈裟长已过膝，内着僧祗支长于袈裟，双手和头残⑤。同时万佛寺遗址还发现了大量佛头像，这些头均为螺髻，其中很大部分应与上述佛身相配。佛头中有涡纹状螺髻者，应属阿育王造像，因这种头像嘴角有八字胡，肉髻和脸颊与西安路太清年间的阿育王像和万佛寺有铭文的阿育王像完全一样。
　　据《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统计，解放前后万佛寺所发现的佛教石刻造像资料应在两百多件以上，从本人调查的情况看，现已远远少于此数，许多已不知去向，有的还存有图片可供参考，有的图片都已不存。除以上所列造像已发表过稍详细资料外，万佛寺的大多数造像均无详尽情况发表。
　　2、成都市西安南路石刻造像：共9件，其中8件为佛教石刻造像，均属南朝时期，1995年出于同一窖藏中，其中5件有铭文和纪年。出土时全部填彩贴金⑥。
　　永明八年弥勒像：背屏式造像，上部稍残，正面一佛二菩萨，主像弥勒佛结跏趺坐于亚字形长方台座上，外着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呈三瓣式下悬于座前，内着僧祗支系带打结。磨光馒头状肉髻，后饰莲花。佛座下一地神头顶一物，两侧各刻一狮。背屏左右二菩萨立于圆台上，头戴冠，舟形项光，披帛呈“Ⅹ”状交于腹前，下着长裙。佛头后背屏上现存四个小化佛，背屏左上角饰一飞天。造像石后上部刻一交脚弥勒坐于房形龛中，左右胁侍二菩萨。菩萨两侧刻造像铭文(图一)。
　　中大通二年释迦像：背屏式造像，正面为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主像释迦牟尼佛立于复瓣覆莲圆台上，磨光馒头状肉髻，桃形项光，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均头戴宝冠，悬饰宝缯，着圆领衫，披帛在腹前呈“Ｗ”交叉，交叉处打结。佛前一地神头顶香炉状物，两侧二狮护卫，背屏上部刻饰说法图、宝珠、飞天、宝塔等。背屏后上部刻两例礼佛人物，下面中部刻造像铭文，两侧各刻一僧禅坐于山中洞窟内(图二)。
　　太清五年阿育王像：圆雕立像，阿育王涡纹状肉髻，面部清瘦，有八字胡，着通肩袈裟，赤脚立于莲花中，通肩袈裟薄而贴体，长仅及膝。背光残，佛连座高48厘米，脚后立一条石，条石三面刻造像铭文(图三)。
　　大同十一年释迦多宝像：背屏式造像，正面为二佛、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二佛坐于二连茎仰莲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尖桃形背光，双领下垂式袈裟。菩萨均头戴宝冠，两侧悬饰缯带，其中二菩萨和二力士有圆形头光。菩萨和力士披帛在腹前交叉，交叉处打结。背屏上部饰礼佛图、宝珠、飞天、宝塔等。背屏后面中部一佛坐于树下，前有两例相对的供养人，后有礼佛弟子和二飞天。下部刻造像铭文(图四)。
　　天监三年无量寿像：背屏式造像，上部残，正面一佛二菩萨，佛头残，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立于覆莲台上，衣襟下摆呈尖角状高高飘起，似迎风站立状。两侧菩萨分别立于二地神托起的仰莲圆台上，莲台侧各跪一弟子。菩萨头戴宝冠，肩饰璎珞，披帛在腹前交叉处打结。背屏上饰变形莲枝作地。造像石后刻四个高大屐、宽袖长袍的供养人(图五)。
　　背屏式立佛像：正面为一佛、二菩萨、二弟子，佛立于覆莲圆台上，螺髻颈部有蚕节纹，双领下垂式袈裟，下襟向后飘起。菩萨尖桃状背光，披帛绕于肘部，胸前系带，薄裙贴于腿上形成圆弧纹。莲台前半跪四个供养人，两侧各有一狮护卫。造像石后刻礼佛图。
　　三佛造像：背屏式造像，上部残。正面三佛并坐于三莲茎莲座上，二着双领下垂式袈裟，一着通肩袈裟，二磨光馒头状肉髻，一头残。后侍四弟子、二菩萨，菩萨残。莲座下二力士和二狮护卫。力士有圆形头光，肩饰璎珞，披帛在腹下交叉，交叉处打结。造像石后为维么、文殊对论图。
　　圆雕立佛像：佛着双领下垂式袈裟立于覆莲圆台上，圆形头光，低平螺状肉髻，衣襟下摆向两边飘起，背光上饰缠枝纹、宝珠化佛等。佛座下正中一地神头顶博山炉，两侧各有四个乐舞供养人和二狮。座后为树下礼佛图。
　　3、成都市商业街省委办公厅工地石刻造像共9件，1990年出土于一旧寺院遗址中，均属于南朝埋藏，其中2件有铭文和纪年。有的还残留填彩贴金的痕迹⑦。
　　齐建武二年观音成佛像(6号)：背屏式造像，正面一佛二菩萨，已成佛的观音结跏趺坐于亚字形长方台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双领下垂式袈裟悬于座前形成三层式悬裳座，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结带垂于袈裟外。头后饰莲花，项光残，项光上残存三尊浅刻的化佛。二菩萨赤脚立于圆台上，发髻双分，披帛于腹前呈“Ｗ”状交叉于腹前，百折长裙上有一飘带自右向左斜飘于前。佛座两侧各雕一狮。背面座以上分两部分，上部刻一菩萨交脚坐于房形龛中，菩萨薄衣贴体，裙摆悬于座前。下部刻造像铭文(图六)。
　　天监十年释迦像(8号)：背屏式造像，正面为一佛、四菩萨，佛立于台面呈“Ｗ”状的覆莲平台上，螺髻，有圆形项光，双领下垂于袈裟前形成五道平行的弧纹。内着僧祗支于胸前系带打结，结带外垂于袈裟之上。靠近佛两侧侍立的二菩萨菩萨均头戴宝冠，冠侧悬带。颈部有蚕纹，戴桃形项圈，上着袒右衫，肩饰璎珞。下着长裙，披帛在腹前呈“Ｘ”状交叉打结，打结处饰宝珠。腹下一饰带打结垂于双腿间。外侧二菩萨，头戴莲花冠，两侧悬饰带，有圆形项光，上着袒右衫，下着短裙，披帛从双肩上自然垂于两侧。背屏上浅刻飞天、宝塔、礼佛等内容。背面上刻四个着高冠的供人和一坐于华盖下的佛，下刻造像铭文(图七)。
　　背屏式坐佛造像(2号)：正面一佛二菩萨，佛结跏趺坐于长方形台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双领下垂式袈裟在座前形成三层平行的褶纹，内着僧祗支，袈裟内系带打结于胸前，圆形项光残，项光周原饰有小龛一周，里面内容不清。二菩萨头戴宝冠，宝冠两侧缯带下垂及肩。两臂上似有飘带下垂，下着裙。造像石背面光洁无纹(图八)。
　　背屏式坐佛造像(3号)：正面一佛二菩萨，佛结跏趺坐于亚字形台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紧贴腿部下悬于座前形成两道平行的波浪纹。佛头后饰莲花，有圆形项光，项光上方饰两朵莲花和三个飞天，飞天衣带飘起飞呈环状。右侧菩萨着交领广袖袍，磨光高发髻，左侧菩萨残。佛座侧二狮护卫。造像石光洁无纹(图九)。
　　造像残石(1号)：仅存底部，从残存脚部看，正面应为二佛及菩萨、力士等组合，佛像衣襟下摆向两边飘起，佛座前有一地神托一物，此物两侧各有供养人两个。造像石两侧各雕一神王，神王两腿间拄一长棒状物。
　　背屏式坐佛造像(5号)：上部残，正面一佛、二菩萨、二力士，佛结跏趺坐于亚字形台座上，胸以上残，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内系带打结，袈裟下摆在座前形成四层平行的波浪纹。二菩萨风化严重，衣纹不清。佛座侧二狮护卫，座前刻六个供养小人，二力士分别立于一象背上，力士胸前戴桃形项圈，肩饰璎珞，胸前肌肉发达。造像石两侧各刻一戴冠立像，腰束带，后有项光，衣纹风化已看不清。
　　背屏式立佛像(7号)：背屏式立佛造像，正面一佛、四菩萨、二力士、四弟子，佛立于覆莲圆台上，磨光馒头状肉髻，双领下垂式袈裟下摆向两侧飘起，内着僧祗支于胸前系带打结，结带外垂于袈裟上。佛头后有项光，项光中心为盛开的莲花，外围饰飞天、宝塔、佛传故事等。菩萨均头戴宝冠，肩饰璎珞，披帛在腹前呈“Ｘ”状交叉，交叉处饰宝珠。力士肩饰璎珞，胸前戴桃形项圈，披帛与菩萨同。佛座侧刻二狮并二训狮人。造像石两侧各雕一神王，着短袍，双手拄一长棒状物。造像石后光洁无纹(图十一)。
　　造像残石(9号)：造像残石，从残存的部分看，正面原为一佛、四菩萨(或五菩萨一弟子?)、二力士，佛立于覆莲圆台上，螺髻，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袈裟下摆向两边飘起，菩萨头戴宝冠，冠侧悬带，肩饰璎珞，披帛在腹前呈“Ｘ”状交叉，交叉处饰珠。佛座侧护卫二狮，座前刻八个供养小人，造像石的两侧各有一象。象后有二着窄袖短袍的神王，双手拄一长棒状物。
　　背屏式造像(4号)：正面一佛二菩萨，佛结跏趺坐于亚字形台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双领下垂式袈裟在座前形成开道平行的褶纹，内着袒右僧祗支，僧祗支外系带打结。头后项光残，佛头后项光的中心饰莲花，绕莲花有化佛一周。菩萨头戴宝冠，宝冠两侧宝缯下垂，披帛从肩部下垂呈“Ｗ”状交于腹前，交叉处饰宝珠，双臂飘带下垂，长裙贴于腿上。佛和菩萨贴金痕迹尚存。造像石背面光洁无纹(图十)。
　　4、四川茂县南齐永明元年造像，有铭文和纪年，本世纪20年代出土。实为一无量寿佛与弥勒佛造像碑，碑正面上部雕千佛，下部弥勒坐于帐饰内，佛座下刻门，门内刻“比丘法爱”、“比丘法明”二供养像。背面无量寿佛立于帐下莲台上，帐左上方有山中坐禅像，下有“时镇主性庄丘□部亦值□福愿□同”铭文一行。左侧面上刻双佛，下刻山中坐禅，再下为永明元年造像铭，再下又为菩萨立像和山中禅僧。右侧上为双佛，下为山中禅僧，群山侧刻“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像灭为乐”铭文，禅僧侧刻菩萨立像⑧。
　　5、成都彭州市龙兴寺造像1994年在拆除彭州市内龙兴古塔时，于塔内及地宫中发现了数十躯石刻造像，其中一件为梁中大通年间造释迦双身像(有人释为中通五年，即533年，实物现已看不清)。该像为背屏式，上部和左右两侧均有一些残损，正面二佛、三菩萨、二弟子、二力士，二佛并立于二覆莲圆台上，均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祗支系带打结结带垂于袈裟内，袈裟在胸前形成六道平行的弧纹。头部稍残，后饰莲瓣，莲瓣外有尖桃形举身光。二佛间后侧立一菩萨，后有舟形举身光，头戴冠，冠侧悬饰带，饰项圈，颈部有蚕节纹，腹前璎珞相交。二佛左右侧靠后各侍立一弟子、一菩萨，此二菩萨头残，裸上身，戴项圈和臂饰，颈挂长串珠链及于膝下，胯部系布成裙。二力士均残，仅存双脚。背面上刻释迦涅、树下礼佛等故事。两侧刻骑马越城等佛本传故事⑨。
　　6、四川省博物馆藏北周天和四年(569年)；释迦造像：单体释迦坐像，通高33.5厘米，释迦结跏趺坐于亚字形须弥座上，低平肉髻，着双领下垂式袈裟，内着僧祗支于胸前系带打结。袈裟稍悬于座前。佛座下有一方形基座，基座前方刻二门，门内各雕一狮。基座另三面均刻造像铭文⑩。
　　以上造像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详细资料发表，有的原始资料已经流散，给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最近成都西安路和商业街造像资料的整理和发表使研究工作得以深入。现存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造像有近百件，其中二十四件有铭文和纪年，分造像碑、圆雕单体造像和背屏式造像三种形式，内容主要有弥勒、无量寿、释迦、释迦多宝、释迦双身、阿育王、观音等，组合形式除单体外，有一辅三身、一辅五身等多种。质地以红砂石为主，也有部分青石。此外本文对成都南朝佛教造像进行分期研究时可以参考比较的资料有：绵阳平阳府君阙梁代造像；重庆市博物馆藏成都南朝造像；四川大学博物馆藏梁中大通四年释迦像和梁太清三年释迦双身像；苏州溪县莲池庵旧藏梁中大同元年慧影造小型释迦造像；宋元嘉十四年韩谦造铜像；宋元嘉二十八成年刘国之造像等传世青铜造像。另有南京栖霞山千佛岩龛像、浙江省新昌宝相寺石窟造像，前者开凿时间在南朝齐梁间，后者开凿时间为梁代。在四川广元千佛崖发现有北魏的石窟寺造像；广元城区内也曾发现有北魏时期石刻造像，其中一件为北魏延昌三年释迦像。另外在成都宽巷子基建施工中曾发现有三件大型佛头像(此三件佛头像据鉴定为南朝作品，均螺髻，嘴角有胡须颈下有插孔，复原高度当在5米以上，实物现藏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成都南朝造像的特点和分期
　　从已发现的资料看，成都的南朝造像以当地山区所产的红砂石为主要原料，有部分青石。红砂石质地柔软，容易雕刻，所以这个地区的造像雕刻非常精细，衣纹细腻流畅。上述资料多涂彩贴金，齐以前的佛像还保留了部分少数民族人物特征，肩部宽厚，身材魁伟，齐以后佛、菩萨脸呈扁圆形，特别是菩萨，头戴宝冠，悬饰缯带，端庄秀丽，完全是当地少女的模样。齐末在成都以西的茂县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汉族式佛装—褒衣博带的双领下垂式袈裟，随后这种袈裟在四川大量流行，并迅速风行全国，成为梁以后中国主要的佛像服式之一，这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这种汉族式的佛装首先出现在川西地区，说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在佛教东传和其汉化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造像石或碑两侧、背面或下部，常刻山中禅僧、拄长棒状物的神王、树下成佛等。造像的内容早期以无量寿、弥勒、观音为主，多一辅三身式组合，以后弥勒像渐少，观音、释迦像增多，风格和组合前后也有所变化。为研究方便，根据这些特点的变化并结合纪年，可将成都及其周围地区已出土的南朝石刻造像分为三期四段。
　　第一期从刘宋元嘉到齐建武年间，目前发现最早的是刘宋元嘉二年的净土变石刻，因资料流失已不太清楚其全貌(仅《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一书中有其背面拓片)，所以这一期现存实物主要以齐的纪年造像为依据。齐代造像有纪年的主要有：齐建武二年(495年)荆州道人释法明造观世音像(观音着佛装，成都商业街出土)；齐永明元年(483年)释慧嵩造弥勒佛、无量寿佛像(茂县出土)；齐永明八年(490年)比丘法海造弥勒像(成都西安路出土)。另外成都商业街3号造像从风格和组合看应该属于第一期(图一、六、九)。
　　第二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齐末到梁武帝开监年间，这是一个过渡阶段，有纪年的主要有天监三年(504年)比丘释法海造无量寿像(成都西安路出土)；梁天监十年(511年)佛弟子王□造释迦石像(成都商业街8号造像)；另外商业街二号和四号造像也应属于这一阶段(图五七、八、十)。第二阶段为梁武帝普通年间到太清以前，这一阶段造像最多，有纪年的主要有：梁普通四年(522年)康胜造释迦立像B11；梁中大通五年(533年)上官法光造释迦文石像B12；梁中大通年间(529—534年)尹文宣造释迦双身像B13；梁中大同三年(548年)比丘法爱造观音像B14；梁大同三年(537年)侯朗造立佛像B15；梁大同十一年(545年)佛弟子张元造释迦多宝像；梁中大通二年(530年)B16；梁中大通元年(529年)“鄱阳王世子造”释迦立像等B17(图二、四)。
　　第三期，梁末太清以后到西魏北周时期，主要有梁太清五年(551年)佛弟子柱僧逸造阿育王像B18；北周保定二年至五年(562—565年)益州总管柱国赵国公招造阿育王像B19；北周天和二年(567年)弥勒菩萨像B20；北周天和四年造释迦像(569年，实物现存四川省博物馆)(图三)。
　　以上多为有确切纪年的造像，另有一些可确知为梁代的遗物也一并进行了分析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南朝宋齐到梁北周时期，佛教造像的雕刻风格、题材内容、组合形式以及佛、菩萨的衣服、发式的变化均有一定的规律性。
　　第一期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主尊以弥勒像最普遍，也有观音。弥勒大都坐于“亚字”形台座上，与胁侍相比，主尊显得特别高大，磨光馒头状肉髻，有的后有莲瓣形头光，颈部光滑，内着僧祗支，胸前系带打结，外着褒衣薄带式袈裟，衣纹下坠在座前形成三瓣式悬裳座。座侧常有二狮。佛左右两侧的菩萨显得特别校菩萨立于园形平台上，头上挽髻或戴冠，披帛在腹前呈“Ｘ”状交叉，下着羊肠裙。这一时期佛和菩萨的脸都较圆润，额头平而宽，佛像背后装饰较简单。从正面看佛像肩宽平，从侧面看厚而浑圆，身材显得较粗壮，衣服虽已完全汉化，体形却保存了早期青铜造像粗壮的风格，如齐建武二年商业街六号造像。同时有的佛像出现了秀骨清像的趋势，如西安路永明八年造像，佛像颈部光滑细长，额虽较宽，但脸已显瘦长。商业街三号造像脸圆额宽，肩也较平直，姿势和造型与早期青铜佛像极相近，身后两侧的菩萨也是头挽高髻，身着俗装，佛背后的三个飞天飞呈环状，座侧狮子鬃毛直而长，悬于座前的衣纹类羊肠纹，整个造型显得很古朴，表现了较早的特征，但从侧面看佛的身体却显单薄，已出现了清瘦的迹象。造像石背面有两例刻交脚弥勒坐于房形龛中(永明八年和建武二年造像)，其余均为素面，部分下部刻铭文。齐建武二年造像正面的佛菩萨及背面交脚坐菩萨等与永明八年的弥勒像极相近，但铭文却记伟观世音”成佛像，这与第三期的观世音形象完全不同，而与这时期大量流行的弥勒像却如出一辙。
　　第二期第一阶段造像组合多为一佛二菩萨，出现了一佛四菩萨的组合，开始出现螺髻。
　　这一阶段为典型的秀骨清像型，佛像分为立式和坐式两种，坐像如商业街二号和四号造像，均为磨光的馒头状肉髻，圆脸斜肩，手脚纤细，内着斜领衫，外披双领下垂式袈裟，悬裳座前衣纹形成三道平行的波状纹。与前期相比有了较大变化，看不到早期那种健壮的造像。佛像背后装饰仍然很简单，但较前期已显复杂。天监三年造像佛背后及两侧用变形莲花作装饰，天监十年造像佛背后已有简单佛传故事。立佛多立于覆莲莲台上。内着僧祗支于胸前系带打结，外披袈裟，衣纹下摆和袖口向两边呈尖角状飘起呈迎风站立状。菩萨或立于圆形平台上、或立于平地上、或立于仰莲圆台上，均头戴宝冠，肩饰璎珞，宝冠两侧缯带下悬。披帛在腹前呈“Ｘ”状交叉打结。立佛后的装饰稍复杂，除简单佛教故事，还出现了众多的飞天，飞天面向主尊，飘带向后飞起，形似主尊的尖桃状举身光，与上一期的飞天造型和衣饰都不相同，这种造型的飞天式样在下个阶段非常流行，部分佛和菩萨颈部出现了蚕节纹，显示了梁武帝初期张僧繇画风对成都造像的影响已经出现。造像石后面上部一般都刻有供养人，下部刻铭文，也有素面无纹者。第二期第二阶段造像最丰富，可说是成都南朝造像的高峰期，造像组合正面多为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有的造像石的两侧面还各雕一神王像，也有一佛、二菩萨、二弟子或一佛五菩萨、一佛三菩萨，二佛、三菩萨、二弟子、二力士等多种组合。释迦双身像是这一期的新特点，同时出现了大量的单体造像，且许多单体造像与真人一样大小或比真人更大，单体造像中立像最多，也有坐像，内容有弥勒、释迦、观音、释迦双身、释迦多宝等，与前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佛像除了磨光馒头状肉髻外，还大量流行螺髻。造像衣纹和组合都很复杂。仍然流行通肩褒衣薄带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内系带打结，打结方式多种。同时还大量流行通肩式袈裟，通肩式袈裟分圆领和鸡心领两种，通肩式袈裟有的如曹衣出水，紧贴身体，在前面形成几道平行的圆弧纹。有的衣纹繁密，折纹偏于一侧，稍显臃肿。与前一阶段相比，小型造像中的立佛多显得身长腿短，菩萨身上的璎珞增多。造像内容更加复杂化。佛的项光和造像石的背面一般都有浅刻佛传故事如树下成佛、涅、骑马越城或七佛等作装饰。且座前常刻一排供养小人，小人多着胡装。大型造像多为单体造像，头多佚失或遭破坏，从万佛寺出土的大量头像看，这些大像应是以螺髻为主，着双领下垂式袈裟或通肩式袈裟，其中一些坐像外披袒右偏衫(如《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十三)。
　　第三期，为上一期的延续，流行身着袈裟的阿育王造像，造像比上一期明显减少。特别是多像成组的背屏式造像形式大大减少，单体的释迦佛像和菩萨像十分流行。菩萨满饰璎珞，身材优美，如天和二年弥勒菩萨像，倚坐于亚字形台座上，脚穿草鞋，分踏于莲花上，与前期胁侍菩萨相比，身上珠饰增多，腿上及腹部原垂披帛，这时已变为宝珠璎珞，以前菩萨身上仅见披帛和裙子，这尊菩萨满身的珠饰和璎珞却特别引人注目，身体曲线较突出，呈现出向隋唐时期菩萨形象过渡的趋势。北周天和四年释迦像，螺髻低平，这是北周造像的特征之一，悬于座前的双领下垂式袈裟褶纹已不象先前那样层层重叠，护卫的二狮已从佛座侧移到座前的门内，雕刻手法也较简练。
　　附表一：成都南朝造像分期简表(参见图片)
　　名称代表造像题材和组合佛菩萨第一期建武二年观音像，永明八年弥勒像，商业街三号造像，永明元年造像碑观音、弥勒和无量寿，一佛二菩萨，背屏正面饰化佛和二到三个飞天，背后素面或坐交脚菩萨结跏趺坐于亚字形或长方形台座上，磨光馒头状肉髻，双领下垂式袈裟，平肩浑圆立于圆台上，头顶高髻，有的戴莲花冠，肩披宽大的披帛，下着百褶长裙，帛带呈X状交叉第二期前段天监三年无量寿像，天监十年释迦像，商业街二号和四号造像无量寿、释迦，多一佛二菩萨，出现了一佛四菩萨，背屏上开始出现简单佛传故事立于覆莲圆台上或坐于平台上，多磨光馒头状肉髻，双领下垂式袈裟，斜肩，身体单薄头戴花冠，侧悬饰带，立于平地或仰莲圆台上，披帛在腹前呈W状交叉，交叉处挽结第二期后段中大通年间释迦双身像、大同十一年释迦多宝像、中大通二年释迦像、大同三年侯朗造像，普通四年释迦像，中大通五年释迦像，中大同三年观音像，中大通元年释迦像释迦多宝、释迦双身、释迦、观音、三佛、阿育王，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二佛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及单体造像等多种形式螺髻，斜肩，双领下垂式袈裟或通肩袈裟，颈部有蚕节纹，多为立像，有莲座，背屏前后均饰佛传故事和众多飞天头戴宝冠，立于圆形莲台上，肩悬缨带，帛带呈W状挽结交叉，裙子紧贴腿部，形成弧状褶纹第三期太清五年阿育王像，宝定年间阿育王像，天和二年弥勒像，天和四年释迦像阿育王、弥勒菩萨、释迦，多为单体造像螺髻低平，双领下垂式袈裟或通肩袈裟，佛座前衣襟悬垂部分减少，座下有壶门两侧垂带，弧状裙纹紧腿部，前面挂饰宝珠缨珞
　　表二：成都及其周围地区南朝纪年石刻造像及铭文统计表
　　名称时间、地点内容铭文内容弥勒佛、无量寿佛《万佛寺石刻艺术》附图齐永明元年，483年(茂县)造像碑，正面千佛和弥勒佛，背面无量寿与禅僧等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愿一切众生发弘旷心明信三宝瞿修十善遭遇慈氏龙华三会矗豫其昌永去尘结法身满足广度一切共成佛道弥勒像齐永明八年，490年(成都西安路)正面一佛二菩萨，背面座交脚菩萨齐永明八年庚午岁十二月十九日比丘释法海与母为亡父造弥勒成佛石像一躯愿现在眷属七世父母龙华三会希(?)登初首一切众生普同斯愿观音像齐建武二年，495年(成都商业街)正面一佛二菩萨，背面交脚菩萨坐像齐建武二年岁次乙亥荆州道人释法明奉为七世父母师徒善友敬造观世音成佛像一躯愿生生之处永离三途八难之苦面都诸佛弥勒三会原同初首有识群生咸将斯誓登果菩提广度一(?)切无量寿像梁天监三年，504年(成都西安路)正面立一佛二菩萨，背面立四个供养人天监三年甲申三月三日比丘释法海奉为亡母亡姊造无量寿(?)石像愿亡者乘此福去离危苦上升天堂与诸贤圣而为眷属广及一切众生等成无上正觉释迦像梁天监十年，511年(成都商业街)正面一佛四菩萨，背面简刻礼佛图梁天监十年佛弟子王子妻李女咸割身口获造释迦石像一躯愿过去有亡父母值悟诸佛面睹世尊普及三界五道众生普同斯愿释迦像《万佛寺石刻艺术》图一、二梁普通四年，522年(成都万佛寺)正面一佛、四菩萨、四弟子，背面佛传故事梁普通四年三月八日弟子康胜发心敬造释迦文石像一躯愿现在眷属常安隐舍身受形常见佛闻法及七世父母合一切有形之类普同此愿早得成佛广度一切释迦像《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四、五梁中大通五年，533年(成都万佛寺)正面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背面礼佛图中大通五年正月十五日上官法光为亡妹令玉尼敬造释迦文石像一丘愿令玉尼永在生处值生西方无量寿国舍身□形常见诸佛同真出家及现在眷属六亲中(表?)一切仓生并同此愿释迦双身像梁中大通年间529-534年，(彭州龙兴寺塔内出土)正面二佛三菩萨二弟子二力士，背面释迦涅图等梁中大通□年正月廿三日弟子尹文宣为亡妇梁敬造释迦双身像一躯愿现在父母兄弟眷属及过去七世先祖值生西方面睹诸神普为六道四世咸同斯福观音立像《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六梁中大同三年，548年(成都万佛寺)正面五菩萨四弟子二力士，背面佛传故事中大同三年二月七日比丘法爱奉为亡□兄及现在□□敬造官世(音?)菩萨一躯□□愿游神净土□□兜率供养□佛现有眷属□□所常□□□三□□□□切众生普同□□圆雕立佛像(旧称侯朗造像)《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十梁大同三年537年(成都万佛寺)圆雕大立佛像大同三年岁次丁巳八月甲子□□释迦多宝并坐像梁大同十一年，545年(成都西安路)正面释迦多宝二佛及五菩萨二弟子二力士背面礼佛图大同十一年十月八日佛弟子张元为亡父母敬造释迦多宝石像并藉兹功德愿过去者早登瑶土奉睹诸佛现在夫妻男女一切眷属无诸障碍愿三宝(应)诸夫自(身)释迦像梁中大通二年，530年(成都西安路)正面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背面礼佛图中大通二年七月八日比丘晃藏奉为亡父母敬造释迦石像一躯藉此善因愿七祖先灵一切眷属皆得离苦现在安隐三界六道普同斯愿圆雕释迦立像《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八梁中大通元年，529年(成都万佛寺)圆雕大立像(旧说鄱阳王世子造像)中大通元年太岁已酉藉莫姥安□郑□(兴)景光(太)景焕母子侍从鄱阳世子西止于安浦寺敬造释迦像一丘此功德(愿)六世(因缘)□□净土面睹贞(像)习□□得早成(员)智照现在景光母子及一切眷属百命延远善缘果遂三障永除八苦长灭生生世世母子同会与□□和□□广(修)□□与一切众生等成佛果圆雕阿育王像梁太清五年，551年(成都西安路)圆雕立像太清五年九月三十日佛弟子柱僧逸为亡儿李佛施敬造阿育王像供养愿存亡眷属在所生□(值)佛闻法早悟无生亡□因缘及六道含令普同斯誓阿育王像《万佛寺石刻艺术》图九北周保定二年至五年，562至565年大立佛像(成都万佛寺)益州总管柱国赵国公招敬造阿育王像一躯菩萨像《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十七北周天和二年，567年(成都万佛寺)圆雕菩萨坐像铭文已看不清释迦像北周天和四年569年(四川省博物馆藏)圆雕释迦坐像(佛坐左右及后面三方刻造像铭文)征东将军右金紫光禄像主都督车元达妻韦凤皇息僧伽次息万岁次息千年父佰猥散骑常侍黄门侍郎母相州平维郡君彭真珠亡弟显周天和四年岁次乙丑六月已未(朔)车元达造释迦像一区今崇(以)就又愿师僧父母兄亡神升现在长寿法界有形一时成佛释迦《万佛寺石刻艺术》图版十六普通六年，525年(成都万佛寺)正面一佛、四菩萨、二弟子、二力士普通六年岁次乙已□月八日佛弟子□宜□公姥为过去亡人□□敬造释迦石像一躯愿(女)永离三恒受乐公姥男女眷属值佛闻法宣□大乘一切众生咸同斯福释迦?中大通三年，531年(成都万佛寺)正面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背面残，存供养人和比丘中大通三年十二月八日弟子李项□敬造此像愿□在眷属诸烦惚离苦护安一切众生咸同此福释迦像中大通四年532年，(川大博物馆藏，成都出土)正面一佛、四菩萨、四弟子、二力士，背面供人和比丘中大通四年八月一日繁东乡齐建寺比丘释僧镇发心敬造释迦石像一躯愿生生世世(因真)出家离一切苦得一切乐过去者升天现在者安隐无诸障(碍)广及六道普同此愿为亡父母造释迦双身像太清三年，549年(川大博物馆藏，成都出土)正面二佛、一梵王、二菩萨、四弟子、二力士太清三年七月八日佛弟子丁文乱为亡妻苏氏敬造释迦双身尺六刑石像一丘愿亡妻并及七世永离幽苦常往西方净土现在儿□安隐□诸灾愿一切众生普同斯愿天监十六年，511年陈庆之造铜观音像铭：大梁天监十六年岁在丁酉十二月初八日佛弟子陈庆之敬造观音铜像一区上为七世父母同生佛国一切眷属咸同斯福(原供于成都万佛寺，今不详)※大通元年，527年敬猷母子造像残石：□□□□一切□□□成此功德□□身七世因缘□神净土一切眷属永除□苦母子同会共往西方早成佛果大通元年敬猷母子造(原出成都万佛寺，今不详)※梁大同七年，541年萧纪造弥勒像铭：梁大同七年太岁辛酉六月乙未朔十三日庚辰武陵王萧纪为亡母敬造弥勒一躯供养兴国寺上为皇帝(陛)下国土康宁兵灾永息为(愿)七世父母乖出六尘道生(佛)国早登净境现存眷属常(与)善□一切众生咸同斯福※注：表中有“※”符者均摘自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高文、高成刚编《四川历代碑刻》。
　　三、关于成都地区南朝造像的渊源及其它
　　1、成都地区造像的渊源历史上，东汉以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以建康一带为中心的南朝地区分属不同的统治集团，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公元280年西晋统一全国，十六年后，西北流民入川，大量集结四川，并于公元302年在成都建立了独立的成汉政权，成汉政权在成都统治几乎长达半个世纪，到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灭成汉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族政权东晋已立国近三十年，北方中原地区则早已陷入五胡十六国分裂时期，其间北方连年争战，成汉政权在成都的统治却相对稳定。公元373年，成都地区在归属东晋二十五年后，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前秦又攻取了蜀地，并占有了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的广大地区，四川包括成都在内的大部分地区又由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前秦所控制。公元383年，前秦进攻东晋失败，前秦内部瓦解，不久成都又陷入割据者手中。公元413年东晋大将刘裕在称帝前派部将从割据者谯纵手中收回成都，以后成都才又归属南朝的刘宋政权，此后成都一直属南朝，直到南北朝后期。公元448年，梁朝发生侯景之乱，梁中央政权掌握在侯景手中，各地的萧氏宗族并不执行其号令，其所立废的皇帝、年号等都得不到承认。当时萧纪在成都，一直使用旧的“太清”年号，并于551年在成都称帝，脱离了中央政权，553年(南朝梁承圣二年)西魏又夺取了蜀地，后来北周统一了北方，556年北周控制了成都，南朝政权从梁末以后再没收回过成都。直到581年隋统一。
　　因此，从表三中我们可以看出，成都地区是在公元413年东晋汉族政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统治已达近百年后才真正归入其版图的，在东晋、南朝统治长江中下游地区的264年(公元317—581年)中，成都地区只有一百三十多年的时间连续归属其版图(347—373年，413—551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或属少数民族控制，或归北朝政权，或独立于南北政权之外，在归属南朝时也一直处于其边远地区，川西、川北一些地方并未划入南朝的版图，所以，四川地区的归属情况很复杂，与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地区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地理上，成都位于西南的四川盆地中，它与洛阳、长安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和以襄阳、建康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比处于相对独立的区域，它比长江中下游地区更靠近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西域和河西，与西域和河西的交通它比长江中下游地区更便利，更直接。在北方陷入争战时，它甚至是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道。因此，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佛教造像和全国各地一样在传来初期均是依样模仿，与其它地区造像并无多大差别，后来逐渐发展成熟并开始中国化、地方化，这时地域和文化的原因才使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造像，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清楚地找到四川南朝造像的渊源。四川从地域和文化上看与西北和长安都更接近，而与建康相对较远，在南朝宋齐以前受建康的影响也相对较校
　　从上面的分期中可以看到，现在已发现的成都南朝造像中早期佛像还比较粗壮，服饰、脸形虽已全部汉化，但体格却与北方太和改制以前的造像有些相像。这种粗壮的风格我们可以看到在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敦煌莫高窟等河西和中原地区的石窟寺造像中太和改制以前相当流行，如麦积山和云冈等石窟中的佛像早期肩部宽厚，显得非常健壮。
　　李静杰先生的《早期金铜佛谱系研究》中也考证了早期南北造像没有区别，杨泓的《试论南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主要变化》一文将后赵建武四年(338年)、南朝元嘉十四年(437年)、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北魏太平真君四年(443年)等南北各地有纪年的早期青铜造像进行比较研究，同时结合了同期一些无纪年的造像，也认为早期(十六国初期到北魏和平年间和南朝宋元嘉年间)我国佛教造像南北没有差别，造像特征彼此一致，是健陀罗艺术和我国传统的汉代雕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而我国健陀罗风格的造像多是从西域传来的。因此成都南朝造像中这种粗壮的风格当来源于西北。同时，从造像内容和形式上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南朝造像第一期中的交脚弥勒菩萨在凉州地区五世纪上半叶的石塔中相当流行，佛像背后所饰的七佛题材也是最早出现于北凉石塔，且在北方石窟中一直很流行。我们不仅可以从西北的造像上直接找到成都地区南朝造像的渊源，同时从前述地理交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上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杨泓先生在研究北朝前期佛像服饰的变化中也强调了这一点，他说“在当时北魏各地造像中，例如敦煌、麦积山等等，各地的石窟艺术里，这一阶段的造像都有着斜披式服饰的造像，但是由于它们位于不同地区，在作风上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例如敦煌、由于处在东西交通的枢纽处，因此在接受外来影响方面，就有着与云冈等地不同的表现，在披通肩式服饰的塑像中，除了衣纹中垂的以外，也有向右侧偏垂的，如259窟的塑像就是如此。而麦积山，由于当时关陇地区和四川地区交往较密切，作通肩式服装的塑像，从面型到衣纹等方面就与南朝元嘉鎏金造像更为肖似。”因此总的来说，成都造像这个时期受到来自西北的影响更多，与中原和西北的交往比之于江南似乎更密切，特别是早期中国佛教往往是从西域东来的，四川的佛教也不应例外，在两晋和南朝初年与长江下游民族文化差异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其佛教思想和形象所受的西来的影响不可能消除。
　　即使到了南朝梁，其时建康来的佛教思想已大量影响四川，其早期的传统仍然可见。如成都西安路出土的阿育王像在永靖炳灵寺最早的169窟中就可找到与之极相似的塑像，类似成都阿育王像的八字胡和宽巷子佛头嘴角边的小胡子在西北的佛像中是很普遍的。因此在归属南朝后短期内其受西北的影响和本身的文化传统不可能立即消失，所以成都南朝早期造像中反映出一些西北的特征是很正常的。
　　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自晋室南渡以后，已形成清谈玄学的中心，其审美观大受影响，崇尚飘逸清瘦，名士贵人都穿着宽袖大袍，四川在归属南朝后不久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所以在成都南朝佛教造像的第一期稍晚即出现了趋于清秀的形象，这种风格来源于建康，是典型的南朝风格。到南朝齐梁间，南朝在建康的政权控制成都已久，成都接受其影响渐深，因而在这时出现南朝流行的风格是必然是。成都南朝造像的第二期第一阶段主要在齐末到梁武帝天监时期，这时四川受建康的影响而流行“秀骨清像”的风格，佛像均细颈宽衣，双肩下削，一副病弱清瘦的样子。天监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于梁王朝上下崇佛达到高峰，朝廷上下造像成风，朝廷与四川的联系更多，曾派诸王到过成都，并带来僧人，对成都佛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续高僧传》卷六载：“释僧韶，……梁武陵王出镇庸蜀，联彼多参义学，必须硕解弘望，方可开宣，众议荐举皆不合意，王曰忆往年法集有伧，僧韶法师者乃堪此选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边服。便邀之至蜀，于诸寺讲论，开导如川，……于时成都法席恒并置三四，法鼓齐振，竟敞玄门，而韶听徒济济，莫斯为盛。”其实这时梁朝全国均受到来自建康的影响，各地均流行秀骨清像的南朝风格。此时北方正是太和改制以后，大量推行向南朝学习的政策，因此这种秀骨清像的风格也大量影响了北朝北方从炳灵寺到麦积山、龙门都流行这种风格。同时梁代海上的交通也增多了，梁武帝时从海上来的扶南波斯等国多次遣使献方物B20，同时南来的僧人日益增多，从海上诸国带来了大量经像，在建康佛教经像都受到了这些影响，一些新的风格开始流行。这时人们的审美观又受了张僧繇画风的影响，造像也因而在纤瘦的形象上加上了“张得其肉”的感觉，因此到第二阶段后出现了大量的身着通肩袈裟，前面衣服折纹偏于一边，体形稍显臃肿的新形象，同时前一阶段纤瘦的佛、菩萨到这一期变得脸园而有肉，颈部出现了蚕纹，造像组合及题材内容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变化与建康的影响有关。
　　稍晚开始大量流行阿育王造像。阿育王的传入应与西北有关，因在永靖炳灵寺169窟内发现有与成都551年造阿育王像一样的形象，如前所述，阿育王所着通肩袈裟紧贴身体，衣纹在胸前形成多道平行的折纹，脸颊瘦削，嘴角有两撮小胡子，这在西北是很流行的做法，在从西北传来的犍陀罗式造像中这种衣纹也不鲜见。
　　梁代晚期成都出现的那种身着通肩式袈裟折纹偏于一边的佛像在炳灵寺等西北石窟的早期造像中也可看到，但成都的这种造像褶纹繁杂，稍显臃肿，可能受到来自建康风格的影响。因梁代海上交往已经很频繁了，从海上来的佛教经像和传教僧人很多，与四川联系密切，这时成都地区的佛教及其造像的风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渊源问题比较复杂，应该说是多元的，而非单是来自某一方面的因素，这与梁以前的情况不能同日而语。梁代四川虽远离海路，但梁王朝对四川的控制比前代更强，来自建康的影响应该说超过了西北和中原，随萧纪等官员入蜀的僧人对成都佛教的影响，使这里的造像从风格到内容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远在西北的于阗、河南诸国不断遣使向梁王朝献方物，说明武帝时国力强盛，不仅海上交通发达，其影响还远达于西域B21，武帝之子萧纪在蜀十多年“……西通资陵、吐谷浑”，证明了梁王朝对成都控制的加强。梁王朝与西北诸国的交往当是由河南道经青海或河西、陇南入川，再顺襄阳而下达于建康的。因当时梁与北魏处于敌对当中，常年交战，在与西北的交通中四川显得特别重椰可说是建康通往西北的枢纽。
　　第三期，大量流行前一期出现的身着通肩袈裟的阿育王造像，如西安路太清五年(公元551)年B22造像与万佛寺北周保定年间所造阿育王造像，B23这两尊像服饰完全相同，风格也几乎一致。另外这时还流行单身的菩萨造像和释迦造像，造像的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变化。这期造像为前一期的继续和发展，但北周统治四川后，成都的造像受到了更复杂因素的影响，与其它地方一样，产生了一些全国趋于一致的特征，如佛的螺髻低平，悬裳座式袈裟悬垂部分减少等。
　　表三：佛教传入之初中原、四川、长江中下游地区历史沿革表
　　时间中原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四川地区，以成都为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建康为中心公元220-263年魏蜀吴263年-302年魏，西晋魏，西晋吴，280年西晋灭吴302年-317年西晋成汉西晋317年-347年五胡十六国时期成汉东晋347年-373年五胡十六国时期东晋东晋373年-394年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东晋394年-413年五胡十六国时期前秦瓦解，陷入混乱东晋413年-420年五胡十六国，北魏东晋东晋420年-553年五胡十六国，东西魏南朝宋、齐、梁南朝宋、齐、梁553年-581年东西魏，北周西魏，北周南朝梁、陈
　　2、造像所反映的信仰问题从表一的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期弥勒像特别多，其次是无量寿。观音以佛的形象出现。二期前段释迦像特别流行，也有无量寿，并开始有释迦涅等简单的佛传故事作装饰。后段则大量流行释迦和释迦多宝并坐像，其次是释迦双身像和观音像，并有文殊维么对坐、涅、骑马越城、礼佛和树下成佛等佛传故事作装饰。
　　第三期又以阿育王和菩萨像最多，同时流行释迦像。这种变化是当时信仰变化的一种反映。这与当时整个历史背景相符，在文献记载当中也得到了反映。
　　宋齐时四川主要流行弥勒、无量寿信仰，这种现象一直到梁初。梁武帝后逐渐变为观音、释迦、释迦双身、释迦多宝，梁后期又出现了阿育王。实物中梁代有一些弥勒像，如栖霞山弥勒大像、新昌弥勒像等，但均是始作于齐，到梁时完成，其思想基础在梁及以前。观世音和阿育王信仰是梁代佛教的特征之一。《无量寿经》从汉末安世高之初译至曹魏康僧会等人的再译、三译均出自中原。初译《弥勒成佛经》、《弥勒本愿经》的译经大师竺法护于泰始二年(266年)至永嘉二年(308年)在敦煌、长安、洛阳一线传译经文，后来鸠么罗什在姚秦长安又再译《无量寿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等，当时姚秦地区弥勒和无量寿均流行，鸠么罗什的门下就有信无量寿的。B24鸠么罗什对这些佛经的再译反映了姚秦所据的关陇地区对无量寿佛和弥勒下生崇拜的需遥至418年，赫赫连勃勃入长安实行灭佛政策，长安地区道安、鸠么罗什等所聚名僧星散，许多流入西凉和南方，也有流入四川及与四川交往颇多的陇南麦积山者，如前面提到的释玄高B25。在西凉的酒娶武威、敦煌等地发现的北凉石塔多有弥勒形象B26，实物远远早于四川和其它南方地区。
　　目前发现最早的纪年弥勒菩萨形象就是酒泉发现的北凉承玄二年(428年)高善穆造石塔上的弥勒菩萨龛像。现存最早之有明确纪年的无量寿像是甘肃省永靖炳灵寺第169窟中第六龛之本尊像，像上方有“无量寿佛”榜题和西秦建弘元年(420年)题记。它们均发现于甘陇地区。前面已叙述了关于甘陇地区造像对成都造像的影响，所以成都的弥勒和无量寿信仰当均来源于北方，与西凉和陇南关系密切。宋齐时南方其它地区大量流行无量寿和弥勒信仰也与长安等北方中原地区名僧大量南下有关。
　　南朝宋齐大量流行弥勒佛和无量寿的同时，北魏则正是兴安复法至迁洛以前，这时北方“佛重禅观，所需形象主要是释迦、三世佛和作证之七佛、决疑之弥勒，以及修法华三昧所思念之释迦、多宝对坐与劝法之普贤，决疑之弥勒末成佛，作菩萨装，交脚坐。弥勒佛则已于龙华树下成道作会，普度人天。南北对弥勒的要求有别，故北方所奉之形象和南方流行的与佛像无异的坐像或立像有显著差别。”B27在前面的资料中我们已看到以上形象在成都地区几乎都有，而成都地区已发现的第一期造像中弥勒既有最早出现于北方的交脚菩萨形象，又有后来流行于南方的与佛无异的形象。可见成都对弥勒的要求南北兼容。成都造像中之骑马越城、七佛等题材在敦煌、河西炳灵寺等地早已流行。成都发现的维么文殊对坐像最早在西北甘肃永靖炳灵寺西秦弘建年间的洞窟壁画中可以看到，麦积山西魏壁画上也有同样内容B28。而据《历代名画记》载，早于麦积山和炳灵寺的东晋时期，南方的顾恺之所画维么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创造了当时人物画的新风尚，一时引为美谈。
　　这些都表明成都是建康地区和西北地区文化交往的中转站，其佛教文化到梁代兼容了南北的特点。特别是梁代佛教造像的变化与建康关系尤其密切。
　　3、关于“悬裳座”袈裟的探讨
　　佛像身着宽大的双领下垂式袈裟，袈裟悬于座前形成所谓的“悬裳座”的造型，目前许多学者认为最早的就是公元483年四川茂县那尊造像碑上的弥勒和无量寿，其出土地点正好处于四川通往西凉的要道上，许多学者都认为这种服饰首先出现在南朝，是南朝样式。但是，我认为它可能最先就出现在四川，其思想则朔源于北方而非南朝时的南方。
　　首先，如前所述，这种造型据目前的材料看最早出现在四川地区，而且在齐梁间就已大量流行于当地，时间上早于其它地区。目前最早的一例又是在川西，正好处于四川与凉州的交通要道—甘青道上。
　　其次，北方后赵石勒、石虎时期，来自西域的高僧佛图澄对佛教的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于公元314年—340年在中原长安一带传教，深得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父子二人的信任，成了国师级人物，经常出入宫中，为石氏父子二人出谋划策，享受优厚的待遇。他深知中国的传统道术，并用之传教，使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进一步中国化、世俗化。石虎曾下诏说：“和尚国之大宝，荣爵不加，高禄不受，乐禄匪顾，何以旌德?从此以往，宜衣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待以下，悉助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敕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太子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B29"受到了极高的崇敬。佛图澄的主要目的是借统治者的势力在中国弘扬佛法，他的这种做法和众多早期来华传教的佛教僧人一样，使佛教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其本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适应中国的国情、适应中国世俗，从而求得自身的发展。这样佛像开始穿上了中国的世俗服装。北魏的法果提出“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与之思想相同，均是强调佛教世俗化的重要性。和佛图澄一样有影响的传教兼译经大师释道安也曾对弟子感叹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举”B30。释道安及其弟子也主要活动在北方地区。
　　继佛图澄和释道安之后的鸠么罗什也是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佛教高僧，他来自西域，被吕光所获后成为后凉政权(公元四世纪末到五世纪上半叶，建立于以今甘肃省武威为中心的河西一带)的军事顾问，在后凉居十六年后来到长安，成为后秦王朝的国师，后秦王在长安给他提供了两个译经场所，在政府的译经场所中，译经活动不可能不受统治集团的影响。他在译《诸法无行经》时说“贪欲是涅，恚、痴亦如是，如此三事中，有无量佛道”，“虽有财宝，心不贪着，乐于圣道，以是之故，虽复富有七珍盈溢，心无希求，名为少欲。B31”由此证明了都邑僧侣深入城镇、聚居闹市、随世俗生活的必要性，并为富人们占有物质财富和道德精神进行了辨护和论证。他的行为和佛图澄一样，证明了佛教在传播的过种中入世的重要性。佛图澄、释道安、鸠么罗什及后来的法果均主要活动于西北和北方地区，尤其是与川陇接近的长安地区。他们与世俗权贵相结合的思想在北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北魏兴安复法之后统治集团大量祈求福田利益，沿袭道武建国之初视如来如当今天子的做法，“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北魏时从西北来的高僧昙曜在营建著名的云冈“昙曜五窟”时据说就模仿了当时皇帝的形象。以使传入中原的佛教进一步世俗化，佛像开始普遍穿上中国式的衣服。其实早在十六国后赵前后青铜造像就已着上了中国服装，如后赵建武四年青铜禅定像(338年)、夏胜光二年佛像(429年)等均着的是中国式的服装。佛图澄、释道安、鸠么罗什及后来的法果等佛教大师与王侯相结合的思想对中国佛教，尤其是北方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时面都地区如前所述，在地域、文化传统、交通条件等方成都更接近于西北和甘青地区，和佛图澄所处的长安地区也较近，从当时的条件看肯定要受其影响。而释道安、佛图澄、鸠么罗什等佛教思想的领袖均来自西北，与凉土联系颇多，有许多思想直接来源于凉土。成都的佛教受其影响是必然的。既然佛教在传播中佛像已穿上了世俗服装，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又受到了这种世俗化思想的影响，给佛像穿上当地世俗贵族的服装当是情理之中的事。
　　比佛图澄稍晚的南方传教高僧慧远在南方也享有盛名，他主张远离尘俗，不敬王者，不着俗装，曾著《沙门不敬王者论》、《袒服论》等文，认为统治者应从礼的角度让步，并强调袈裟、钵盂等僧侣的服章法用是佛教的特殊名器，属于佛教的礼制，而只有这样的礼制才能保障佛教的独立弘法，制约众僧依法寻道。并说“佛出于世，因而为教，明所行不左，故应右袒。”B32反对沙门与俗人同装，认为右袒是佛教信徒行为端正的标志，能与世俗人显著地区分开来。还说沙门超出“方内”，“遁世遗荣，反俗而动”，不受名教常礼所拘，故需袒右修行，袒右修行有助于达到解脱。并坚定地说沙门是“方外之宾”，不应敬王者。他把出家的世界抬得高于一切，与北方佛图澄、释道安的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他的这种思想对南朝佛教影响极大，在南方形成了一个集团，响应的人很多。《弘明集》卷六《谢镇之与顾道士书》中言“修淳道者务在反俗，俗既可反，道则可淳，反俗之难，故宜祛其甚泰，祛其甚泰必先坠冠削发，方衣去食，坠冠无世饰之费，削发则无笄栉之烦，方衣则不假工于裁制，去食则绝情想于嗜味，此则为道者日损，岂夷俗之所制。”他们这种思想要远离俗世，与世俗划清界限，沙门都不准与俗装同，怎可能给佛像披上俗世流行的宽袖大袍?如前所述，成都地区在佛教思想传统和地理交通上与西北和中原更近，存在着给佛像穿上俗世贵族服装的思想基础，同时它在归属南朝版图后，褒衣博带式的南方贵族服饰在这里也应很流行，所以佛像的这种新样式首先在四川出现有它的必然必性。
　　四、结语
　　我国佛教最初来源于西域，佛像在传来之初各地无大的差别，到五世后北方以鸠么罗什为代表的佛教徒在北方进行大量的译经传道，并与北方统治集团相结合，使佛教逐渐中国化，世俗化。而南方自东晋南渡后，一直都盛行佛教初传期的清谈，以慧远为代表的佛教僧团坚持不改初衷，坚决反对僧人与俗世同流合污，主张出家人远离尘俗，不敬王者，使南北佛教产生了差异，佛教形象逐受其影响。五世纪中叶，北方中原经历战乱和灭法后，佛教大受凉州的影响，始大兴开窟造像，重视禅观，因受凉州佛教的影响，所崇奉的内容和形式均有所改变。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地区直到齐末梁初，佛教均重义理玄谈，梁武以后，因海路交通等诸多原因，佛教形象及内容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成都地区，从汉末佛教传来之初至南朝末年，情况非常特殊，行政区划上，它时而属北，时而属南，时而处于割据状态，南朝统治的264年中，它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其控制范围内，在归属南朝的时期也一直处于其边远地区，且其西、其北的一些地方还常常属于西凉或北魏等政权，从未完全归属过南朝中央。在民族结构和文化传统上，它与甘陇地区的关系比与中原或南朝中心地区都更近。
　　因此从地理位置和文化因素看，在南北朝及其以前，成都地区与中原和建康地区实际上是三个并立的文化区。从东晋至南朝，因北方战乱，由西域东来者常由凉州南经四川东下江陵，以达江东，而南朝之西去者亦有走此道者。甚至长安去江南也有绕道巴蜀者。因而在佛教东传过程中相当一段时期内，三个文化区中四川有着相当特殊的地位，情况非常特殊，在地理交通上是西北与建康间交通的枢纽，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又是凉州地区、长安地区、建康地区等佛教文化中心之外的另一个佛教中心，它的佛教思想及其造像形式兼容了南北佛教的一些特点，既不同于北方，也不同于南方，形成了自己的地方特色。早些时候，受西北的影响，造像渊源在西北，梁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造像渊源是多元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因素的改变在造像上均得到了反映，造像的第一期，因受西北文化的影响，造像仍然保持着古朴雄建的遗风；第二期前一阶段受南朝传统审美观的影响，流行一种病态瘦弱的风格；后一阶段因受到来自建康的诸多因素的影响，潇洒飘逸的形象又有了“张得其肉”的风格；第三期因受到来自北方的影响，佛和菩萨的形象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所以研究南朝佛教及其造像成都是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地区，它与甘陇地区的关系尤为重椰希望通过对此问题的探讨，能引起学者们对南北朝时期成都地区和南朝其它地区的佛教及其造像的渊源、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弄清四川乃至整个南方南朝造像的全貌。
　　后记
　　文章从资料收集到最后成文，历时一年有余，在此我对三年来给予我启迪、指导的众师长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首先我要衷心感谢导师霍巍先生三年来的谆谆教诲，我所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与他的教导和关心分不浚特别是在此论文的选题、提纲拟定、写作过程、甚至于文字润色与加工中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眩文章如有可取之处，当归功于他的指导。他的治学方法和敬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都将影响至深。感谢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的老师对我学习上的指导和帮助，没有你们我难以完成三年的学业，难以完成论文的写作。感谢在此论文资料的收集中给予我帮助的四川省博物馆袁曙光老师，绵阳市博物馆何治国先生。感谢同门师弟、妹仝涛和张长虹在三年的学习中对我的支持与帮助，特别是师妹张长虹，在此文资料收集中给予了大量的帮助。感谢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王毅所长、蒋成副所长在我三年学习中给予的支持，感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给我创造的良好学习条件。由于本人学识有限，加之选题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文中疏漏与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请各位前辈、学界师长批评指正。
　　雷玉华2000年4月于成都
　　注释
　　①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冯汉骥：《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9期；四川省文管会：《成都万佛寺继续发现石刻》〈《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②大部分资料现存四川省博物馆，参看刘志远等编《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和《四川文物》1991年3期，袁曙光《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③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三，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④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七，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⑤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十二，中国古典艺 术出版社，1958年。⑥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11期。⑦资料现存成都市博物馆。⑧资料现存四川省博物馆。⑨此像现已佚失，仅存图片。⑩袁曙光：《北周天和释迦造像与题记》，《四川文物》1999年1期。B11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一、二，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B12《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四、五。B13彭县出土。B14《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六。B15《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十。B16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西安南路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文物》1998年11期。B17《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八。B18同⑥。B19《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九。B20《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一十七。B21《梁书·武帝本纪》，中华书局。B22《梁书·武帝本纪》，中化书局。B23太清纪年只有三年，在成都却一直用到五年，参见《文物》98年月11期，《成都西安路石刻造像清理简报》注释。》B24刘志远等：《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九，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B25参看任继愈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58年。B26汤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中国石窟史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B27在敦煌市博物馆、武威博物馆都存有这种石塔。B28宿白《南朝龛像遗迹初探》，《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B29参看文物出版社出《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人民美术出版社出《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麦积山等石窟壁画》。B30《高僧传》卷九，《佛藏辑曳第28册，巴蜀书社。B31《高僧传》卷五，《佛藏辑曳第28册，巴蜀书社。B32转引自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二册。B33《弘明集》，《佛藏辑曳第29册，巴蜀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