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大佛文化

乐山大佛文化
　　四川乐山师范学院 张翔龄
　　从成都沿岷江南行一百多公里，穿过平羌江(岷江的古称)小三峡，就来到青衣江、大渡河(古称沫水)与岷江的汇合处。在这里，岷江自北向南流去；而大渡河则由西向东流人岷江。岷江东岸，群山连绵；其中，凌云山雄峙于三江合流处，壁立千仞，抵挡着奔腾汹涌的大渡河水。闻名中外的乐山大佛，就开凿在它上面。这座与凌云山浑为一体的弥勒大像，1200多年来，面对峨眉，慧眼微开，注视着滔滔大渡，浩浩岷江。
　　乐山大佛是唐代开凿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佛雕。作为文化现象，它是古代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它的修建与兴衰，反映着佛教在中国的兴衰过程。作为古代佛教文化遗产，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珍视。
　　巴蜀重镇 佛法早传
　　大佛的对面，岷江西岸，即是乐山，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和军事重镇。两千多年前，秦人已经在这里生息发展了。据《史记》载，秦孝文王(公元前250年左右在位)时，李冰任蜀太守，就在凌云山与其比邻的乌尤山之间，凿渠分洪，减杀水势，以利航行。这是由于乐山处在李冰所修的荚青衣道上，是个水陆要冲。荚青衣道起于成都，沿青衣江至乐山；再从乐山顺岷江南下至夹，即今天的宜宾，岷江在那里汇人长江。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利用“蜀身毒道”，将夹青衣道延伸到云南曲靖，这就是有名的“五尺道”。“五尺道”是后来汉代的“通西夷道”与隋、唐时代“石门道”的前身。从秦代起，由乐山就可以顺畅地直下西南夷区；沿大江，则可以至两湖，而通江海。对于以开拓西南疆土为目的的秦、汉统治者，乐山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历史上看，“五尺道”位于公元前4世纪就已形成了的“南方丝绸之路”，即“古旄牛道”上。沿着这条路，印度的佛教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巴蜀文化。因此有人提出：佛教也可能沿着这条路，由西南向中原传播。如果是这样，位于古道枢纽上的乐山，在佛教的传播史上，就具有重要位置了。
　　考古发现表明，佛教文化早在东汉时期已经传人乐山。
　　在凌云山南麓，本世纪30年代，发现了东汉崖墓群，命名为麻浩崖墓。其中有一座深29．9米，最宽处10．9米，最高处2．8米的大型崖墓。墓内外有35幅精美石刻图像，如车辇图、牧马图、宴乐图、荆轲刺秦王图等，造型生动、古朴，具有汉代石雕的雄浑气势。最令人惊奇的是：
　　在墓道口外门枋上，刻有浮雕佛像一尊，高37厘米，盘膝而坐，头为高肉髻，佩佛
　　光，右手作大无畏印，左手放膝上，执一襟带状物，身躯突出额枋。
　　由于在这座墓附近的另一座墓中，发现了东汉顺帝刘保“阳嘉三年”的汉隶阴文石刻，故断定这尊佛像是东汉时期的作品。它是乐山目前发现的最早佛像，也是我国的早期佛雕。
　　阳嘉三年即公元134年，上距东汉明帝派人往西域抄写佛经，并在洛阳首建佛寺，晚不到一百年。当时佛教只在上层社会中有所扩散。上述的崖墓主人，显然是豪门贵族，有可能受到崇佛的影响，把佛像刻在自己墓门的一隅。但这也表明，墓主人仅仅对佛有兴趣，尚未达到信仰的程度。更有可能的，就是修墓工匠受了佛教艺术的影响，信手把佛像雕在墓门不显眼处，作为装饰之用。无论哪种情况，都表明在东汉初期，甚至更早，佛教文化已经浸润到了乐山。当佛教刚刚引人中原汉地时，而西南边陲的乐山就有了石雕佛像，这不能不使人想到：佛教文化也许沿着南方丝绸之路，早就影响乐山了。从文化传播角度看，佛教艺术对汉地工匠的影响，应该比佛教信仰对汉地统治者的影响，来的更早些，更强烈些。原因是，佛像作为形象的艺术品，容易传播，容易引起人们的注目。其先进的雕刻手法，更能引起汉地工匠的青睐和借鉴。再之，当时的西南夷地，已经受到了印度文化及佛教的影响。汉代乐山的工匠，极可能从那里看到并学会雕刻佛像的。
　　总之，不论是从北方，还是从南方，对乐山而言，佛文化已在汉代沿岷江传来。
　　垂像弘佛 开凿凌云
　　佛教在中国，从两汉之际传人，经魏晋南北朝发展，至隋唐达到了其最繁荣阶段。唐代
　　称乐山为嘉州。这时的嘉州，佛寺到处可见。凌云有九峰，据《方舆胜览》记载，在唐会昌以
　　前，峰峰有寺，香烟缭绕，处处弥漫着佛的气息。盛唐著名诗人岑参曾任嘉州刺史，《登嘉州
　　凌云寺》是他在这时的作品。诗中描绘了被誉为西南山水之冠的凌云山风光：
　　始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
　　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
　　回旷烟景豁，阴森棕楠稠。
　　以写边塞生活著称的岑参，在诗中也流露出深厚的佛教影响：
　　僧夕云蒙漾，夏月寒飕飕。
　　愿割区，中缘，永绝尘外游。
　　盛唐诗人，都是在时代思潮中淘荡的，“不入于老，则人于佛”。但岑参写出这样的作品，与嘉州的佛教气氛不无关系。佛教在乐山繁荣的程度，可见一班。
　　佛教在乐山一带流行过程中，有两桩意义重大的事件，都发生在唐代。
　　其一是，峨眉山最终由道教圣地变成佛教名山，尊为普贤菩萨的道场。
　　其二就是乐山大佛的开凿。这是乐山佛教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事情。
　　修凿乐山大佛，前前后后90余年，经历了唐代四位皇帝。然而，记述这件非凡工程的史料仅存韦皋撰写的一篇碑文，《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下称《大像记》)。韦皋是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大佛是在他主持下，最后完成的。以下为醒目计，根据这篇碑文和有关史料，列出简表，说明修建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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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开元初年(713)左右 │ │
　　│ │ │ 海通开始筹建大佛。 │ │
　　│ │ │开元六年(719)左右 │ │
　　│ │ │ 大佛正式动工。 │ │
　　│ │ │开元十年(723) │ │
　　│ │开 │ 李白游峨眉、嘉州 │ │
　　│ │元 │开元十五年(728)左右 │ │
　　│ │七 │ │大 │
　　│ │一 │ 海通去世，工程停顿。 │佛 │
　　│ │三 │ │头 │
　　│ │－ │ 在地方军事长官章仇兼琼支持下， │凿 │
　　│ │七 │ │出 │
　　│ │四 │继续修建。 │ │
　　│唐 │二 │ │ │
　　│ │ │开元中(730)左右 │ │
　　│ │ │ 唐玄宗“赐麻盐税，实资修营。” │ │
　　│玄 │ │ │ │
　　│ │ │开元二十五年(738) │ │
　　│ │ │ 封南诏王。 │ │
　　│宗 │ │ │ │
　　│ │ │开元二十七年(740) │ │
　　│ │ │ 章仇兼琼任剑南西川节度使。 │ │
　　│ ├─────┼──────────────────┼──┤
　　│ │天 │天宝五年(747) │ 膝│
　　│ │宝 │ 章仇兼琼调离四川，不久工程停顿。│ 以│
　　│ │七 │ │ 上│
　　│ │四 │天宝十年(752) │ 凿│
　　│ │二 │ │ 出│
　　│ │－ │ 征南诏，大败。 │，未│
　　│ │七 │ │ 成│
　　│ │五 │天宝十四年(755) │ │
　　│ │六 │ │ 形│
　　│ │ │ 安史之乱(755—76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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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永 │ │ │
　　│ │ 泰 │ │ │
　　│ │ 七 │ │ │
　　│ │ 六 │ 永泰元年(765) │ │
　　│ │ 五 │ │ │
　　│ │ － │ │ │
　　│ │ 七 │ 杜甫经嘉州、渝州去云安(今云阳)。 │ │
　　│ │ 六 │ │ │
　　│ │ 六 │ │ │
　　│ │ │ │ │
　　│唐 │ │ │ │
　　│ │ │ │ 大│
　　│ │ │ │ 佛│
　　│代 │ │ │ 开│
　　│ ├─────┼───────────────────┤ 凿│
　　│ │ │ │ 停│
　　│ │ │ │ 顿│
　　│宗 │ 大 │ │ │
　　│ │ 历 │ 大历初年(766) │ │
　　│ │ 七 │ 岑参任嘉州刺史。 │ │
　　│ │ 六 │ │ │
　　│ │ 六、 │ │ │
　　│ │ － │大历二年(767) │ │
　　│ │ 七 │ │ │
　　│ │ 六 │ │ │
　　│ │ 八 │ 代宗佞佛，下僚承风，公私皆废，翕然│ │
　　│ │ │ │ │
　　│ │ │ │ │
　　│ │ │事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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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贞 │ 贞元初年(785) │ │
　　│ │ 元 │ 韦皋任剑南节度使。筹划续建大佛。 │ │
　　│ │ 七 │贞元五年(790) │ 大│
　　│唐 │ 八 │ │ │
　　│德 │ 五 │ 德宗诏“郡国伽蓝，修旧起废”。 │ 佛│
　　│宗 │ － │ │ 凿│
　　│ │ 八 │ │ 成│
　　│ │ 〇 │贞元十九年(803) │ │
　　│ │ 四 │ │ │
　　│ │ │ 大佛建成 │ │
　　│ │ │ 韦皋作《嘉州凌云寺大像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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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大佛修建过程是不连续的，中间有两次停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开元初年(713)至开元十五年(728)左右，由黔僧海通主持。海通的身世，除了知道他来自贵州，其他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大像记》说：
　　当时三江之水，奔腾咆哮，雷霆百里；回水激流，拍击山崖，甚至冲刷出许多崖腔。行船常常被恶浪冲走，人或为鱼鳖。海通见此，悲叹地说，难道这是天降的灾难么!他要尽自己慈悲之心，改变大自然在这里造成的险境。认为开凿凌云山的万仞峭壁，使山石坠入奔腾的激流中，积石则可以减杀江水的肆虐。
　　他还坚信，
　　只要佛广开慈容，大转法轮，激发人们的善心，结集众人的力量，开山建造石佛大像，就能实现这万古长存的功德。韦皋在《大像记》中还写到，
　　惟圣立教，惟贤启圣。用大而利博，功成而化神。即于空，开尘刹之迷；垂其象，济天下之险。嘉州凌云寺弥勒石像，可以观其旨也。
　　意思是说，
　　圣人创立了佛教，贤人继承发展了圣人的事业。对佛的信仰，一旦功德成就，便能化成神奇力量，产生巨大的作用，带来无尽的福社。信仰佛教，能开启尘世的迷惑；垂立佛的法相，就能克服天下险阻。嘉州凌云寺弥勒石像，弘扬了佛的精神，体现了佛的法力。这大概正是沙门海通的初衷；当然，也是后继者——剑南节度使韦皋的目的。
　　从开元初年起，海通就着手进行修凿大佛的筹划工作。一是募化集资；二是工程的规划与勘测。有人推测，这时海通法师开始云游各地，化缘集资，过着艰苦的生活。从大佛工程初期阶段看，开山凿石，并不需要大量工匠，也不需要很多财力。“惟蜀雄都，控引吴楚。”盛唐有“扬一益二”之说，当时蜀地经济与淮扬一带，位于全国之首。岷江中，“东吴万里船”随处可见。“万斛之舟行若风”，蜀地与江淮湖海往来十分频繁。因此，海通法师在嘉州就不难从虔诚的佛门弟子，与来往于吴楚、巴蜀之间的富商巨贾，募化所需的经费。也许，这就是《大像记》没有谈及此事的原因。相反，勘测与设计是更为困难的工作。其勘测难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座佛像。作为大佛最后完成者的韦皋，颇知其中之难。关于这点，他在《大像记》中有细致的描述：
　　海通和尚规划了大佛像的尺寸，还考虑了它的坚固耐久性。佛顶周长定为百尺，眼长二丈，其余部分也都设计得匀称，合乎比例。
　　大约在开元六年(719)[一说十年(723)]左右，大佛开始动工。“工惟子来，财则檀施。江湖淮海，珍货毕至。倩师命工，亦罔不臻。”可以说，海通作了周密的准备。《大像记》对开工的情景，也有生动的描绘，“人夫竞力，千锤齐备，大石雷坠。”没有几年，佛像的头部已见端倪。这时，大佛文化史上最悲壮的一幕发生了。“时有郡吏，将求贿于禅师，师曰：‘自目可剜，佛财难得。’吏发怒曰：‘尝试将来!’师乃自抉其目，捧盘致之。吏因大惊，奔走祈悔。”
　　失去双目的海通，专诚一意，矢志不移，继续开凿。大约在开元十五年(728)左右，海通去世，再加上费用渐渐用尽，造成工程停顿。这时，佛像自胸部以上已经开凿出来。至此，极富传奇色彩的开始阶段就结束了。
　　应该指出，海通主持的开始阶段，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瞩目，视为轰动的事情。诗人李白在开元十年(722)曾游峨眉；开元十三年(725)出蜀。他留下一些关于嘉州的诗篇。如舟行岷江，作动人的《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登峨眉，则有绝唱：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
　　李白游嘉州，正值海通法师凿凌云，修大佛期间。可是从李白在嘉州的吟咏，看不出这件事曾引起他的注意。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工程没有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原因很简单，工程在这个阶段，一般人很难看出究竟，无非是开山凿石而已。金碧辉煌的大佛，还是海通和其他参与者脑海里的形象。另一个原因与开元期间的时政不无关系。开元二年(714)，唐玄宗下令“淘汰天下僧尼，万二千余人还俗。二月敕毋得创建佛寺。禁百官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民间铸佛写经”。因此，海通的宏愿不可能广为张扬，也不可能得到官府、朝廷的赞许，更谈不上资助了。相反地，却受到官吏的欺压勒索，导致海通自抉双目，舍身弘佛。再之，弥勒是象征未来的佛，最终要继承释迦的佛位。弥勒下世，在当时，是人间改朝换代的象征。开元年间曾有这样的流言：
　　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指弥勒下世)。李家欲末，刘家欲兴。
　　为此，唐玄宗亲自下了《禁断妖讹等敕》，严加追捕、杀戮。弥勒信仰，看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为朝廷所忌。这种气氛下，开元海通，更岂敢四处宣扬他要垂弥勒大像，济天下之险!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继续主持修凿大佛的，都是镇蜀的剑南节度使，反映出唐王朝对这件事的关注和重视。
　　章仇兼琼，主持了第二队段的修建。此事距海通法师去世，估计不远。当时，他是嘉州地方军事长官。“持俸钱二十万以济其资”，约是他一年的薪俸。用它大约可以维持一至二年的开凿。章仇的举动，不仅仅出于个人的崇佛情感；也与开元八年(721)后，唐玄宗对佛教态度的转变，大乘密宗创立，崇佛佞佛甚于前朝的环境有关。此外还有更为深刻的历史背景。
　　章仇兼琼是唐颍川人。“因善司军旅”，在开元二十七年(740)成为剑南节度使，是一位颇具眼光的人物。他在成都、嘉州一带，大范围地修堰，发展农业。建集市，以适应与吴楚和西南诸地的商贸需要。整治经西昌人云南的邛崃关路(又称严道)，以加强对西南夷地的控制。开元二十五年(738)，唐玄宗封南诏王。其后，南诏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的征战，“合六诏为一”，在云地建立了一统政权。章仇兼琼作为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起了重大作用。为了加强蜀地的统治与对南诏的控制，章仇兼琼不能不重视佛教的作用，并推动它在蜀地的发展。很可能就是在他的建议下，唐玄宗“诏赐麻盐之税，实资修营”，因而推动了大佛第一次续建。这样，大佛的身上，又蒙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唐玄宗天宝五年(747)，章仇兼琼调任户部尚书。随着他的离去，开凿渐渐停下来，第二阶段也就结束了。
　　此时，工程已进行到大佛膝盖部分。由于尚未竣工，佛像虽大，仍难引起人们关注。十多年后，大历元年(766)，岑参任嘉州刺史。他的《登嘉州凌云寺》，二十二行诗句中，没有一句提及石像大佛。他可能看到了长满青苔与荒草的未成形“佛身”。但比起一旁，“青峰戴朱楼”的凌云寺，自然不会多加留意的o．开凿大佛这件事，在当时已被人们淡漠了。
　　天宝五年(747)后，工程停顿，原因大致如下。第一，天宝九年(751)蜀郡土豪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不久，唐王朝与南诏交恶。天宝十年(751)四月，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十一月，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用兵南诏，嘉州首当其冲。人们已无暇顾及大佛的开凿了。第二，从天宝十四年(755)起，安史之乱持续8年之久。其间，四川也发生了数起兵乱。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由于多年的动乱，全国人口比起天宝十年(752)，锐减近十分之七，国力极大削弱。汉彝杂居的嘉州同样不安定。这年五月，杜甫从成都经水路去云安(今云阳)。从留下的诗作看，“有《宿青溪驿》是在嘉州境内作的。除此外，很难找到第二首。看来他匆匆路过，似乎并不曾登岸。”。③大概这与嘉州一带不安定的环境有关。对此，到了明代，有人感叹道：“可怜佳丽地，只欠少陵诗。”④大历元年，朝廷命岑参为嘉州刺史，估计是想借重他镇守西北边塞的经验，以安定嘉州一带的局面。面对着天宝以来，唐王朝混乱的社会形势，开山凿佛的伟业，只有停顿，别无选择。
　　贞元初年(785)，唐德宗李适命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经略滇南。韦皋字城武，唐京兆万年(今西安)人，治蜀21年；政绩卓著。他用兵遏制了獠人与吐蕃在四川西南部的侵扰。对南诏，则利用汉文化和佛教，加以影响、控制；结束了20多年两国交恶状态。交好时，南诏王曾几次派出数量可观的人员，来四川成都求学。为此，唐王朝还设立了专门的学校。同时，大量四川工匠和其他人员进入南诏地区，传播汉文化。盛唐统治者，就是采用这种柔服政策，控制南诏的。韦臬继续了这个政策。韦皋本人笃信佛教，当然也深深懂得佛教对治蜀以及经略滇南的重要性。自然，他对弘扬佛法，是会不遗余力的。在《大像记》中，他说：“贞元初，一到嘉州，便打定主意，招募工匠，筹划继续雕凿大像。第二次续建就这样开始了。唐代宗李豫、德宗李适是两个崇佛的帝王。德宗尤甚之，贞元五年(790)，下令全国各地修复废旧的佛寺。这股兴佛浪潮推动了大佛的第二次续建。韦皋甚至拿出俸钱五十万来资助修建费用。完成了膝以下的开凿工作后，造象就进入精雕细琢阶段。它耗去了工匠们15年的时间。由于距海通开凿时期很远了，一切都得重新勘测，重新设计；精细雕琢，丹彩描画，金粉宝石装饰，也极为费时。直到贞元十九年(803)，整个工程才全部完成。《大像记》中是这样描述的，“或丹彩以章之，或金宝以严之。至今十九年而趺足成形，莲花出水，如白天降，如从地涌。”从此，一座金碧辉煌，与山同高的弥勒大像，傍着凌云，永远雄踞在青衣、大渡与岷江的合流处了。唐顺宗永贞元年，即公元804年，大佛修成后的第二年，韦皋病卒于蜀。
　　以上，我们叙述了乐山大佛的修凿经过，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海通法师倡导并大体规划了佛象的修建，而且还做了初步开凿，这一过程，其它史料上没见有记载。由于有半个世纪之隔，《大像记》的描述，准确地说，是带有传奇性质的记述。至于“舍身弘佛”的海通，描述就更具传奇色彩了。章仇兼琼续建，承上启下，十分关键。韦皋积19年完成造象，应该说，工程的绝大部分是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如果说大佛是韦皋所凿，并不为过，或者更准确些。第二，大佛断断续续凿了90年才完成。时间之长出乎意料。造成中断的原因，主要是李唐王朝对佛教的态度反复无常；再加上天宝以来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工程巨大，所费亿万金”。不是使工程停顿的真正原因。韦皋的《大像记》回避了这一点。
　　李隆基和章仇兼琼、李适和韦皋，这两对与乐山大佛有关系的唐代君臣，他们为什么热衷大佛的开凿?是被虔诚的宗教情感所驱使，祈望佛的法力保护边塞的安宁，还是想以此向南诏、吐蕃，甚至南方丝绸之路上的诸国炫耀唐王朝的强大?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这颇耐人寻味!
　　石窟艺术 惟我独尊
　　传说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我独尊!”乐山大佛，经过90年雕凿来到世界，它完全可以同释迦牟尼一样，说：“天上天下，惟我独尊!”在佛教艺术史上，它的确是惟我独尊的。
　　首先，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据近年较精确的测量，其高为60米左右。山头直径10米，高14．7米。眉长3．7米。眼长3．3米。颈高3米。耳长7米。指长8．3米。脚宽达8．5米。比较体积，大佛约是一般人的十万倍!形象地说，大佛的一个脚指甲，可容四个人端坐。脚背上停放5辆重型卡车，绰绰有余!一个人站在佛的脚指上，就像一个两厘米高的玩具小人，站立在成年人的脚指上一样。到过佛脚的人，无不惊呼“太大了!”
　　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大”这一美的形态。大即是美，即是崇高。乐山大佛具有壮阔崇高之美。女口果在夏秋洪水季节，乘船沿大渡河驶入岷江，浊浪排空，惊涛拍岸，一叶扁舟随激流奔向大佛。这时，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一种不可阻遏的气势，从它巨大的身躯，从它智慧的眼神中，鼓舞着搏击在惊涛骇浪之上的人们。仿佛冥冥之中，它陪伴着你，保护着你。在这种动人心魄的体验中，你不能不感到，大佛具有一种超越古今、超越宗教的崇高之美!大哉，乐山大佛!巍巍乎，乐山大佛!
　　其次开凿乐山大佛，建筑上的难度，在石窟艺术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因而，使它的工程初期长达数十年。大佛是依山从上向下逐步凿成的。在考古学上称为“露顶开龛”。乐山大佛之前，南北朝时，中原地区已经使用这种方式凿刻佛像了。这种方式需要事先周密设计，并且要用精确的测量，才能保障工程正常实施。大佛工程的困难，在于它的开凿环境险恶，一边是峭壁千仞，一边是怒涛惊流。再加上佛像巨大，需要克服诸多的技术困难。首先，在易于风化的沙岩中，寻找开凿巨型佛像的地点，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海通是如何解决的，现在很难推断。其次，就是难度极高的测量问题了。初期设计，需要测量凌云山高度。开凿中，也需要对每个部位进行精确测定。这里的环境不同于其他地方(如云冈和龙门石窟)，只能在相隔近千米的江心沙洲上，进行这些工作。我们想举出一件事实，说明测量工作之难。从本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对大佛的高度作过多次测定。80年代的几次测量还采用了先进方法，但测量结果，相互之间竟有1米的误差!因而，在乐山大佛的高度上，多年来有各种说法，莫衷一是。60年代有71米之说，80年代有60米、58．7米和61．3米之说。现在才有一致的看法；佛高在60．8米至61．3米之间。今天测量起来都感到不容易，就不难想象1200百年前，仅仅靠着目视与简单的工具进行测量的困难了。不过，海通与当时的工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他们有佛教的《造象度量经》，应该说，这是一部具有建筑科学内容的佛教著作。另一方面也和唐代的科学成就分不开。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的数学家求出了较精确的圆周率；解决了一些复杂的测量问题。特别是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刘徽，他在《海岛算经》中，论述了计算距离和高度的方法。这些成果在唐代被编辑成《十部算经注释》。而且唐代的《缉古算经》解决了大规模土方工程中的三次方程求解问题。此外，在开元十二年(725)，中国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测量。唐代的科学成就，无疑会帮助海通删丁，解决大佛开凿所遇到的困难。值得一提的是，从魏晋到唐代的科学家，几乎都受到过佛教文化的影响。大概，这和佛教同时带来了印度的数学与其他科学知识很有关系。开元时期的数学与天文学家一行，正是一位僧人。这里，我们有理由推测，同样生活在开元时期的海通，和一行一样，也是一位精通科学的僧人。可惜，我们不能知道进一步的情况了。
　　乐山大佛是经过周密设计，才付诸实施的。同今天的人们一样，南宋诗人陆游，对大佛也是十分好奇的。他作过嘉州监郡，有诗云：
　　江干欲开千尺像，
　　云龛先定此规模。
　　斜阳徒倚空三叹，
　　尝试成功自古无。
　　并有题记：“能仁院前有石象丈余，盖作大像时样也。”据《嘉定府志》，能仁院在乐山城西二里，大渡河畔，石象山旁。今天寺已不在了，诗中所说的石佛模型，更不知去向。“尝试成功自古无”!看来陆游对大佛能够开凿成功，极为惊讶，难以置信!另一方面这首诗也表明，工程经过周密设计，事先雕凿了模型，并非草草从事。石象山靠近渡口。估计海通与后来的修建者，从这里渡河，去江中沙洲测量，然后回到石象山，再作设计。
　　据研究，乐山大佛是严格按照佛教《造象度量经》有关尺寸进行施工的，并具有佛典规定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比如：“头上有结为好”，乐山大佛顶有螺旋发结1021个。“手指纤长相”，乐山大佛双手抚膝呈自然舒展状，其中指长8．3米，等等。
　　乐山大佛的头部、神态和衣饰有着明显的汉族化，世俗化的倾向。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已相当淡化，更多的受到了中原佛教艺术的影响。
　　乐山大佛采用了倚坐姿态。在敦煌莫高窟中，就有这种倚坐的弥勒佛像。离乐山不远的青衣江千佛岩，也有唐代同期类似的造像。倚坐姿态佛像，起始于南北朝，海通选定这种姿态造像，不仅仅是由于当时的风尚，更主要的是考虑到与凌云山的协调关系。坐立的佛像要比站立的佛像更能与由融为一体，更具雄伟的气势。
　　乐山大佛不作任何手印o…佛教称佛的手势为手印。双手抚于膝上是较为少见的造型。采取这样的处理，从修凿角度看，完全可以理解。原因是，沙岩质地不坚，在上面雕刻出十几米长并伸向空中的手，用来表现佛的不同法相，几乎是不可能的。为“图坚久”计，海通这样处理大佛的手印，十分明智，也是一种打破传统的创造。沙岩使得海通和后来的续建者，在大佛的造象上，只能采用简练的艺术手法。关于大佛的手印，也有不同看法，认为最初不是现在的样子。
　　所有佛像的面容几乎都差不多，但每一位佛都有自己特定的手印。人们就是根据手印来区分它们的。然而，乐山大佛没有手印。这里，是根据其庄严仁慈的神态，与《大像记》的叙述作出判断的。海通凿弥勒大像，与唐代武则天推崇“弥勒净土”信仰有关系。这种信仰由东晋道安(313—385)和其弟子慧远(334—416)提倡的。主张“涅盘”成佛，往生西方弥勒净土。佛教中“净土”指佛居住的地方。“弥勒净土”信仰对后来的净土宗形成有着直接影响。净土宗崇奉。弥陀净土”信仰，与“弥勒净土”信仰相仿，认为西方弥陀净土是最值得追求的，那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同是净土信仰，由于“弥陀净土”信仰没有象征“改朝换代”之嫌，受到历代帝王的青睐。或许，这是净土宗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净土宗要求信徒，“广修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由于净土宗传播广泛，几乎现在尚存的佛教遗迹都与净土宗有关。《高僧传》说，慧远之弟慧持，晋隆安三年(400)辞远人蜀，远苦留不住。兄弟分别时，慧持说：“今既剖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人蜀后，慧持曾在峨眉一带活动。晋义熙八年(413)卒于峨眉山。看来“弥勒信仰”把峨眉山、乐山一带视为所追求的“西方”。在嘉州开凿最大的弥勒佛像，这也应该算是一个缘由吧!
　　从来胜地，假大手笔以增辉。海通法师就是这样一位大手笔，用一座非凡的弥勒大佛，把造化独钟的嘉州山水，点化为美妙的弥勒净土。佛文化也把雄巍的峨眉，点化成佛经中的“大光明山”，普贤菩萨居住的地方。融人了宏大的佛文化，凌云、峨眉风光就更有了一种独·特的、深邃的意境。千百年来，成了人们向往的风景胜地。因而也就有了，“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的赞誉。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的儒家文化崇尚山水。佛教文化与儒家思想在山水之中，找到了它们的一个融合点。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山水园林艺术和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海通把大佛置于山水景观的中心，岷江横流，“大光明山”飘浮于西方云端；山横紫翠，大渡河水从峨眉滔滔奔来；万象排空，真可谓匠心独运，鬼斧神工。然而，一切又全部被未来与光明之佛收于眼底。你不能不赞叹海通构思之精深!这种风景布局模式，对园林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在一千多年后，人们从颐和园的布局上，也看到了这种影响。颐和园的佛香阁气势宏伟，犹如巨擘将万寿山一带和几十里内的优美风光提携于周围。高大的阿弥陀佛站立在阁的中央。这就不难看出，其布局上，与乐山大佛有极为相似之处；乾隆皇帝在修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时，万寿山上是建塔，还是建阁，很费心思。出现了拆塔建阁的周折。由园林布局看，塔身细而长，与万寿山极不协调。阁则高而有气势，大而稳重，与周围环境完全相称。不知1200年前的海通，设计弥勒大像时，在佛是坐立、还是站立的问题上，也是这样苦心孤诣，很费心思?
　　乐山大佛，这种融博大精神于名山大川之中的恢宏杰作，是不可企及的。作为不再复返的历史时期的艺术，它显示出永恒的魅力。
　　诗记兴衰 传说动人
　　唐贞元十九年(803)乐山大佛建成后，近1200年来，人们基本上是根据历代诗文，了解大佛的兴衰与变化。关于大佛的最早诗作，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司空曙的《题凌云寺》。其中有“百丈金身开翠壁，万丈灯焰隔烟萝”的诗句，描写了大佛建成后，四方朝拜的盛况。司空曙作过韦皋的幕僚。从贞元十九年(803)到会昌五年(846)李炎下令灭佛，其间42载是佛教在唐最后的繁荣时期了。人们在大佛龛两侧岩壁上对称地各凿一个高约17米的配龛；并在内各雕一尊天王像。大佛与右配龛之间，有浮雕的螭首石碑，其残体高6．6米，宽3．8米。从尚存的字迹看，是韦皋所撰的《嘉州凌云寺大弥勒像记》碑。有研究认为，三龛与碑布局规整，无打破关系，显然是统一规划下开凿的一组龛象。当然，这个规划是韦皋而不是海通所设计的。这种“一佛二天王”的形制，四川各处唐代摩崖造像中，都有发现。从建筑艺术上讲，三龛构成一个“山”字形，与凌云山更为协调，更衬托出大佛的雄伟。大佛两侧及沿江崖壁上，在这个时期，还雕刻了许多大小不一的造象。人们还为大佛构造了木阁，覆于其上。但阁的形状就不得而知了。会昌五年(845)，由于“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唐武宗李炎下令废佛，全国拆除寺院4600所。又命令“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大佛和凌云寺才得以保存。随着唐王朝的衰败，佛教也跟着进入了萧条时期。咸通中(867)，诗人薛能任嘉州刺史。我们从他的《凌云寺》，感觉到了晚唐的凄凉。
　　像阁与山齐，何人置石梯?
　　万烟生聚落，一崦露招提。
　　斋月人来上，残阳鸽去栖。
　　从边亦已极，烽火是沈黎。
　　“斋月人来上，残阳鸽去栖”，已看不到大佛初建时万龛灯焰的盛况。让人担忧和关注的却是边塞烽火。诗中明确地说到，大佛上已经修建有阁了。这是关于佛阁的最早记述。人们正是从这首诗，知道大佛上覆有木阁的。
　　到了宋代，尤其从习匕宋天圣“飕3)至南宋嘉定(1224)，中间百余年，是嘉州一带繁荣时期。著名宋代诗人；文学家苏轼、黄庭坚、范成大和陆游，先后在这里读书、寓居、留连与供职。
　　苏轼是离乐山不远的眉山人b相传他青年时代曾在凌云山读书，而且“载酒时作凌云游”。至今凌云山上，仍有石刻的大字记其事。东坡对这段生活回忆说：“卧看古佛凌云阁，敕赐诗人明月湖。”头一句的“古佛凌云阁”即指乐山大佛。看来他常去那里流连。至于“诗人明月糊”，诗人指他自己，明月湖在凌云山下，也是东坡常去赏月、游玩的地方。写明月，咏明月，没有人能超得过苏轼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首水调歌头，成了描写中秋的绝唱。苏轼的明月湖早已不可寻，正因如此，乐山就有了一段美丽的传说。原来，明月湖不是一般的湖，而是嫦娥放在人间照月的镜子变成的。嫦娥用它来赏玩自己居住的广寒宫。调皮的蟾蜍，搅混了湖水；好月的东坡，醉倒了蟾蜍。最后，嫦娥带走蟾蜍，湖水又浮明月，“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显然，这个传说是据苏轼的诗词比附而来的，是嘉州人对东坡的怀念。但是，古佛、明月湖、峨眉山月和嘉州风光，孕育了苏轼在词赋中表现出来的，旷达、豪迈的人生观。
　　放舟沫江滨，往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如远征戍。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舟
　　人尽敛容。竟欲揖其姆。这是东坡之弟苏辙，在《初发嘉州》中的诗句。让我们看到，三江合流处，在宋代，仍然是令人畏惧的险途。船民们对大佛的崇敬，祈求保佑的心愿，跃然于纸面。
　　南宋诗人范成大，曾游嘉州，登峨眉。在他的《吴船录》中，留下了关于大佛的描述，颇为珍贵：
　　跻石磴登凌云寺，寺有天宁阁，即大像所在。
　　嘉为众水之会。
　　滩泷险恶，号舟楫至危之地。唐开元中，浮屠海通始凿山为弥勒佛像以镇之。
　　为楼十三层，自头面以及其足，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佛足去江数步，
　　惊涛怒号，汹涌过前，不可安立正视。今谓之佛头滩。
　　这使我们知道，佛阁的高度达60多米，有13层；以现在的眼光看，也是极为壮观的。由于岩石风化原因，佛耳已遭到损坏。最后，大像阁在宋代，又称为“天宁阁”。1962年维修大佛时，在其胸前发现一暗室，内有南宋石碑，刻着修“天宁阁”的碑文，是一佐证。
　　嘉州多水患。自从大佛建成后，无形之中，它成了当地居民的水文标志。人们根据水面距佛脚的高低，形容水情。陆游曾写到：“每岁涨水不能及佛足。”这是因为他没有遇到特大水灾。“大佛洗脚”在乐山，就是特大洪水的同义语。从记载看，当属于几百年一遇的洪水。
　　“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晚清诗人孙髯翁，对汉、唐、宋、元云南历史，作了如此评说。完成这些“伟烈丰功”的大军，都曾经在乐山的土地上行进过。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四千余蒙古大军，从水陆两面围攻嘉州。佛头滩上，凌云山下，强橹巨舰，铁马金戈，厮杀震天。·大佛目睹了元军的胜利。再过80余年，到了元朝末年，凌云寺又成了明王珍领导的起义军与官军的战场。天宁阁就毁于这段历史的兵燹中。
　　自宋元起，嘉州又称为嘉定。悲惨年代产生的传说，多是苍生痛苦的呻吟。元代以来，乐山就有“嘉定不打五更，凌云寺不闻钟声”的传说。听不到更声，闻不到钟鸣，不正是那些在外族统治下，失去了自己的传统和信仰，过着凄惨生活的嘉州百姓悲愤心情的写照!历史上的巨大苦难，总是通过传说，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传说最初是这样的：
　　凌云寺，元时为战场，多鬼祟。至正年间(1341—1368)，僧千峰曾为狱卒，合送囚徒
　　会讯。千峰曰：‘世乱刑繁，多不当罪，吾怜汝释之，吾亦从此逝矣’。遂削发为僧，结庵
　　九峰山，时挟一铜钟以辟祟，谓之幽明钟。倏有一人走告郡守曰：‘有僧鸣钟，家众甚不
　　安，可为禁之。’守相其人不凡，乃诺而阴觇之，至碧津渡，即入水去。守曰：‘此龙王，下
　　有龙宫焉”。因语僧，僧即止之。后数日，又呜之，一夕，大风雨掣钟去，寺至今不敢呜洪
　　钟”。
　　这是一篇关于元末乐山的传闻。九峰山即凌云山，碧津渡在当时乐山城东南。在这个传闻的基础上，传说加入了乐山大佛，演变成下面的样子：
　　弥勒铸钟，置于岷江。四海龙王若兴风作浪，钟声则顿时震响，以镇之。千峰和尚
　　无意捞到此钟，悬挂在凌云寺，每日撞钟三次。龙王们无法忍受，委派东海龙王来见大
　　佛。至嘉州，弥勒不在，便往郡守处告状。告状不成，反遭杖责。龙王们兴云布雨，一时
　　之间，三江洪水滔天，波涛滚滚，百姓郡守，一片惊慌。弥勒见嘉州上空乌云密布，驾起
　　祥云，赶回凌云山，喝道：千峰和尚休得无理，吹了一口仙气，把钟卷入江心，洪水才退
　　下。官府从此下令：凌云寺和尚不得撞钟。
　　元代的乐山，没有诗，只留下这则表面荒诞，实则悲愤的传说。关于大佛的传说，应有许多，可能都在元明之际亡佚了。
　　到了明代，从留下的诗篇看；凌云寺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旧观。
　　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遥闻戒夜钟。
　　这是嘉州人安磐的《凌云寺》里的句子，此诗作于明代中期。嘉州又闻；凌云钟声，然而，乐山大佛再也不能恢复为原状了。由于佛阁毁于兵火，大佛露于风雨之中，荒草满身，已无往日的圣容俨然。明代人任伦写到：
　　大像何年倚翠微，灵光隐隐九峰晖。
　　可怜世历风霜古，销却金衣变草衣。
　　为我们描述了大佛当时的光景。
　　从宋代以来，儒家的正统地位，又为朝廷重视。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1612)在给峨眉山慈延寺的敕书中说：
　　朕惟自古帝王以儒道治天下，而儒术之外，复有释教，相翼并行。明确指出，佛教只能充当儒家思想的补充。儒家的书院，在明代的乐山，比佛寺更受到重视。乐山大佛只有在“寂照烟月，萧萧空山”的陪伴下，注视着明朝的兴亡。
　　由明人清，乐山又遭战火。清初，王渔洋游凌云，看到“泉从古佛髻中流”，大佛受到严重损坏。不过，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1)又得到修缮，并筑有七层佛阁。我们是从这个时期的诗文中知道的。如：
　　七层高阁翼其巅，百丈惊涛走其下。
　　斗崖悬插巧栖鸾，弥勒凌空眼倦看。
　　阁上七层三百尺，青衣江水汇南安。都表明，对大佛有过整修。这大概与康熙、乾隆时代，国力强盛，重视佛教，不无关系。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清同治年间，像阁又消失了。毁掉的时间与原因，也不得而知。
　　20世纪初，法国人色伽兰在中国西部进行考古。1914年，他看过大佛后，写道：“像虽巨，然已剥落不堪，不足与言考古，更不足与言审美也。”1926年，大佛曾用水泥粉饰，形成现在的样子，与唐代的原貌有所变化。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
　　差不多在200年前，嘉定知府宋鸣琦撰写《嘉定府志》时，对道教与佛教作了这样的议论：“道释盛衰，此固有数；不宁唯是，即释氏亦自为盛衰。”这是颇有见地的话。乐山、峨眉的佛教就是中国佛教的缩影，唐代达到鼎盛。诸宗林立；然后衰微，努力与儒家融合，绵延于宋元明清。我们也由乐山大佛身上看到了这一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乐山弥勒大佛的确是象征佛教未来的佛!
　　自1956年起，乐山大佛作为中国的重点文化古迹，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在50年代和80年代得到精心的修缮。
　　、1996年，乐山大佛与峨眉山一起，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更加受到人们的珍视。
　　历史销却大佛身上的金光，为它涂上了绚丽的、不朽的文化之彩。同这座巨大的艺术杰作一样，悠悠12个世纪的大佛文化，在乐山历史上，也显示了动人心魄的壮阔崇高之美。
　　1992．4写于乐山
　　1997.1修改
　　附记：
　　本文得到乐山喻仲堃、何孝达先生指正，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