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及峨眉山僧侣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
　　及峨眉山僧侣
　　四川大学历史系 杨耀坤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巴蜀佛教及峨眉山僧侣，过去似无专文论述，本文根据史籍作一钩稽，不当之处，祈望方家赐教。
　　两晋以前的巴蜀佛教，史籍没有记载，甚至隋唐的有关载籍还明确说蜀汉时期巴蜀地区没有佛教。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五说：
　　魏、蜀、吴三国鼎峙，其蜀独无代录者何?岂非佛日丽天，而无缘者没睹，法雷震地，
　　比屋者弗闻哉!且旧录虽注《普曜》、《首楞严》等经，而复阙于译人年世。设欲记述，罔
　　知所依，推人失翻，故无别录。就是说，在魏、蜀、吴三国中，只有蜀国没有经录，旧的经录虽注有蜀的《普曜》、《首楞严》等经，但却没有译人和年代，如果记述它，却又没有依据，所以没有别录。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八道宣等《简诸宰辅叙佛教隆替状》说：
　　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时军国谋猷，佛教无闻信毁。即是说，在刘备、刘禅统治蜀汉的43年中，因忙于军国大计，没有听说他们信仰佛教或毁坏佛教。但是，这仅是指刘备、刘禅等统治者而言。统治者不信仰佛教，不等于民间也不信仰。只不过统治者不信仰，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民间的信仰。同样的道理，经录没有明确记载蜀汉翻译有佛经，也不等于蜀汉就没有佛经的传播。西汉末，大月氏使者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授《浮屠经》，就是口授的。
　　载籍虽没有两晋以前巴蜀地区佛教的记载，甚至还有明确否定蜀汉时期巴蜀有佛教的说法。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四川地区却发现了一些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的佛教考古文物。1940年在四川乐山城郊麻浩及柿子湾发现了东汉后期的崖墓。麻浩的一座崖墓的后室门额上，有一尊浮雕的坐佛像。像高37厘米，宽30厘米，结跏趺坐，头绕圆形项光，高肉髻，身上似披通肩袈裟，右手似作施无畏印(即右手上举，伸五指，掌向外)，左手似握衣端。在此墓附近与其风格相同的一些崖墓表上，发现有汉顺帝“永和”与汉桓帝“延熹”等年号铭文，可证其为东汉后期之崖墓。柿子湾的一崖墓中后室也发现一尊保存稍好的佛像，其造型技法与麻浩佛像大体相同，只是头上肉髻更高些，项光要小些。20世纪40年代初，还在四川彭山东汉崖墓内发现了摇钱树陶座，其底部有双龙含璧图像，身部有三人，皆凸成浮雕状，其中间一像结跏趺坐，高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两侧之像站立而侍。这是一佛二菩萨像，中者为佛，两侧为菩萨。1989年在四川绵阳何家山东汉崖墓中也发现一株摇钱树，树干上铸有五尊形体相同的佛像，各像高6．5厘米，结跏趺坐，头顶有肉髻，头后有椭圆形项光，双眼微合，两耳较大，上唇有髭，穿通肩衣，右手竖掌，掌心向外，作施无畏印，左手握拳执衣下摆④。1986年四川省博物馆在什邡皂角乡马堆子发现一座东汉画像砖石墓，其中有一块残破的画像砖，厚7．5厘米、长21厘米，宽15厘米，从砖的形制和质地看，无疑是东汉画像砖。此砖中间有一佛塔，两边为菩提树，再往两边又各有一佛塔，佛塔与菩提树相间而刻。1981年在四川忠县涂井发掘了15座蜀汉墓，出土器物近3600件。其中5号墓发现一些扁长陶俑，额上眉际有类似佛教的“白毫相”。又在5号墓和14号墓中发现清理出铜树树干十四节，每节树干上均有一佛像，为双范合铸的圆雕佛像，与树干成一体，像为坐式，高5．6厘米，宽3．5厘米，头顶有高肉髻，圆眼高鼻，眉毛隆起，鼻梁修长，两眼平视，神态端庄，身着宽松长衣，结跏趺坐，右手前伸，手掌直立，五指并拢，掌心向外，似作施无畏印，左手握住下垂的襟袖一端。
　　上述发现的佛教文物，在时代问题上，近年又有新的判断，有说乐山麻浩佛像属于蜀汉时期，柿子湾佛像值汉、蜀之际；什邡佛塔画像砖可能晚至蜀汉；彭山摇钱树坐佛像与绵阳何家山摇钱树佛像当在建安至蜀汉时期；忠县涂井陶俑在蜀汉后期。总之，都在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是无问题的。这就说明，东汉后期至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已有佛教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从何而来呢?有说是从南方云南方向传来的，但证据还不充分；又有说从洛阳“经关中蜀道或荆楚江道人蜀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但这也是推测，没有明显的证据。从现有的研究情况看，还无法确定巴蜀早期佛教文化的影响来自何方。至于传播影响的人，可能是外来佛教僧侣或信仰佛教者，也可能是本地人到外地受了影响而带回当地者。但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推测，蜀汉时期巴蜀地区应有外来僧侣，甚至还有本地人出家为僧者。《高僧传》卷一二《释僧生传》载：
　　释僧生，姓袁，蜀郡郫(今四川郫县)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称，成都宋丰等请为三贤
　　寺主。诵《法华》，习禅定，常于山中诵经，有虎来蹲其前，诵竟乃去。《大唐内典录》卷一《历代众经应感兴敬录》亦载：
　　蜀郡沙门释僧生者，出家以苦行，至目为三贤寺主。诵《法华》，习禅定。尝山中诵
　　经，虎蹲其前，竟部乃去。此记载是沿袭《高僧传》的，但都没有说明释僧生的时代。《法苑珠林》(四部丛刊本)卷二六《敬法篇》云：“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从小出家，以苦行，致目为三贤寺主。诵《法华经》。寻常山中诵经时，至夜，每感虎来蹲前，部讫乃去。”可见此西晋之静僧生，即《高僧传》中的释僧生，二者的事迹完全相同。“静”字可能是“释”字之误，也可能“静僧生”为原名，释僧生为后取之名。因中国僧人以释为姓，始于东晋之道安。僧生既是西晋人，应是现在所知蜀中最早的第一个僧人。并由此可知：西晋时蜀中已有出家为僧者，成都也有了佛教寺庙三贤寺，佛教的《法华经》也已在蜀中流传。这些虽然都是西晋时期的事，但绝不可能突然产生于西晋，应有一个发展过程。再考《法华经》，即竺法护所译之《正法华经》，译于晋武帝太康七年(286)，则僧生在蜀中诵《法华经》当在太康七年之后，此时距蜀汉之灭亡仅二十几年，很可能蜀汉时期就有外来佛教僧侣在蜀中传播佛教，并渐渐修建寺庙，剃度僧侣，蜀中就有了本地人出家为僧者。
　　虽然，蜀中从汉末张陵人蜀传授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经张衡、张鲁三世，蜀中的五斗米道已相当流行。《法苑珠林》(四部丛刊本)卷六九《破邪篇》谓张陵所设天师道的二十四治，就有二十三治在蜀地。直至两晋时，赉人李氏统治巴蜀，也宗奉天师道。但天师道的流行，并不影响佛教的传播。汉代人往往并祠黄老与浮屠，!在上述四川的考古文物中，也反映了这种现象。故天师道与佛教可并行流传。
　　文献明确记载的外地来巴蜀地区的僧侣，是东晋时的释法和。
　　东晋哀帝兴宁中，北方名僧释道安躲避战乱，于兴宁三年(365)率领徒众南奔襄阳，行至新野对徒众说：
　　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本，宜令广布。便分散徒众，令竺法汰到扬州、法和人蜀，说蜀中“山水可以修闲”。《高僧传》卷五《释法和传》亦云：
　　释法和，荥阳人也。少与安公同学，以恭让知名。……因石氏之乱，率徒入蜀。巴
　　汉之士，慕德成群。但法和在蜀中更具体的佛教活动却无记载。晋安帝时又有凉州禅僧释贤护人蜀，《高僧传》卷一一《释贤护传》云：
　　释贤护，姓孙，凉州人，来止广汉阎兴寺，常习禅定为业，又善律行，纤毫无犯，以晋
　　隆安五年卒。但贤护人蜀后的影响似乎不大。
　　东晋时人蜀影响最大的僧侣，是东晋名僧慧远之弟慧持。慧持“年十八出家，与兄共伏事道安法师，遍学众经，游刃三藏”。后道安率徒众奔襄阳，令慧远东下，慧持即随慧远到了庐山。在庐山僧众中慧持已很突出，《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云：“庐山莫匪英秀，往反三千，皆以持为称首。”慧持之名几乎与慧远并列。豫章太守范宁，曾请慧持讲《法华》、《毗昙》，“于是四方云聚，千里遥集”，盛况可想而知。
　　名士王殉曾致书范宁问：“远公持公孰愈?”范宁回书说：“诚为贤兄弟也。”王殉又回书云：“但令如兄，诚未易有，况复弟贤耶!”兖州刺史王恭也致书僧检问：“远、持兄弟至德何如?”僧检答云：“绰绰焉，信有道风矣。”就是远在关中的名僧鸠摩罗什，对慧持也很敬佩，“致书通好，结为善友”。后来慧持“闻成都地沃民丰，志在传化，兼欲观瞩峨眉，振锡岷岫，乃以隆安三年(399年)辞远人蜀”。慧远很不愿慧持离去，苦苦相留。慧持却矢志不渝。慧远感叹说：“人生爱聚，汝乃乐离如何?”慧持也悲叹道：“若滞情爱聚者，本不应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正以西方为期耳!”看来慧持信佛教之虔诚还超过了慧远。慧持辞别慧远行至荆州时，又受到荆州刺史殷仲堪及桓玄之礼敬与挽留。而慧持入蜀之心甚坚决，临去时致书桓玄云：
　　本欲栖病峨眉之岫，观化流沙之表，不能负其发足之怀，便束装首路。慧持人蜀后，住于成都龙渊寺，于是“大弘佛法，井络四方，慕德成侣”。益州刺史毛璩也非常敬重慧持。当时蜀中高僧尚有慧岩、僧恭二人，名望也相当高。而慧持至蜀后，二人及蜀中人士均“望风推服，有升持堂者，皆号登龙门”。后来谯纵攻杀毛璩，据有蜀土，自号成都王，又杀害高僧慧岩。慧持便率僧众避难至郫县中寺。谯纵之乱平息后，慧持又率僧众回成都龙渊寺，自此又大弘佛法，“讲说斋忏，老而愈笃”，直至义熙八年(412)去世于龙渊寺。慧持临终时，遗命弟子谨遵戒律说：“经言戒如平地，众善由生，汝行住坐卧，宜其谨哉!”由此看来，慧持是经律并重者。慧持又将“东间经籍付弟子道泓，在西间法典嘱弟子昙兰”。以后道泓、昙兰皆能遵循其师之轨迹弘扬佛法。东晋后期，外地人巴蜀地区的僧侣不断增多，本地出家为僧者当亦不少。如东晋康帝时巴西郡的范材。《高僧传》卷一O《竺法慧传》载：
　　时有范材者，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初为沙门。由于僧侣众多，东晋后期蜀郡已设置了僧官——僧正。《高僧传》卷六《释慧持传》云：
　　时有沙门慧岩、僧恭，先在岷蜀，人情倾盖。……恭公幼有才思，为蜀郡僧正。僧官之出现，说明僧侣众多，需有专职管理。可见东晋后期蜀中佛教已发展到相当程度。
　　南朝宋初，巴蜀地区来了一些禅学高僧，把巴蜀地区的禅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首先人蜀的，当是长安的释昙弘。《高僧传》卷一一《释玄高传》云：
　　昔长安昙弘法师，迁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闻高被
　　摈，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顾栈道之难，冒险从命。是昙弘曾在成都大传其道。但昙弘何时人蜀?所传之道究为何道?这里并不清楚。据上引《释玄高传》所载，玄高出家为僧后，就专精禅律。后又从浮驮跋陀禅师专习禅法，学成后，便隐居麦积山，从其学者百余人，皆“禀其禅道”。此时昙弘亦在麦积山“与高相会，以同业友善”。同业，即指玄高与昙弘同习传禅业。而此时，正是西秦乞伏炽磐在位之时。乞伏炽磐在位时期为东晋义熙八年(412)至刘宋元嘉四年(427)。昙弘与玄高在麦积山友善后便人蜀，故可推知昙弘人蜀约在刘宋之初。再从河南王(即乞伏炽磐)想藉昙弘之高名，特遣使至蜀迎接他去西秦一事看，可知昙弘在蜀中传授禅法之名望甚高。元嘉初，又有禅僧畺良耶舍人蜀，《高僧传》卷三《畺良耶舍传》载：
　　畺良耶舍，此云时称，西域人。……善诵《阿毗昙》，博涉律部，其余诸经多所该综，
　　虽三藏兼明，而以禅门专业。……以元嘉之初，远冒沙河，萃于京邑。……后移憩江陵。
　　元嘉十九年，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按“元嘉十九年”当作“元嘉九年”，“十”字盖衍。《比丘尼传》卷四《昙晖尼传》云：
　　元嘉九年(432)有外国禅师叠良耶舍入蜀，大弘禅观。晖年十一，启母求请禅师，欲
　　咨禅法，母从之。后来昙晖卒于梁天监三年(504)，时年八十三，正与元嘉九年昙晖十一岁相符，畺良耶舍实于元嘉九年入蜀。又从此例还可得知刘宋之初蜀中已有了本地出家的比丘尼。元嘉中，又有禅僧释法成人蜀。《高僧传》卷一一《释法成传》载：
　　释法咸，凉州人。十六出家，学通经律，不饵五谷，唯食松脂，隐居岩穴，习禅为务。
　　元嘉中，东海王怀素出守巴西，闻风遣迎，会于涪城，夏坐讲律，事竟辞反，因停广汉，
　　复弘禅法。
　　又有释慧览，亦在元嘉中人蜀，《高僧传》卷一一《释慧览传》云：
　　释慧览，姓咸，酒泉人。少与玄高俱以寂观见称，览曾游西域，顶戴佛钵，仍于罽宾
　　从达摩比丘咨受禅要。……后乃归，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
　　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移罗天宫寺。宋文请下都止钟山定林寺。
　　还有西游诸地的释智猛，也于宋初人蜀传授禅法，并著《沙门智猛游行外国传》，流传于蜀中。《释迦方志》卷下《游履篇》载：
　　东晋后秦姚兴弘始年，京兆沙门释智猛与同志十五人，西自凉州，鄯鄯诸国至罽宾，
　　见五百罗汉，问显方俗，经二十年，至甲子岁，与伴一人还东，达凉入蜀(按《高僧传》卷三
　　《释智猛传》谓元嘉十四年入蜀)，宋元嘉末年卒于成都。游西有传，大有明据，题云《沙
　　门智猛游行外国传》，曾于蜀部见。
　　从上述记载及《高僧传·智猛传》尚看不出智猛传授禅法。而《高僧传》卷一一《释法期传》云：
　　释法期，姓向，蜀郡郫(今四川郫县)人。……十四出家，从智猛咨受禅业，与灵期寺
　　法林同共习禅。据此，可知智猛在蜀中亦传授禅法。
　　上述诸禅师虽也明律，大概人蜀后仅仅弘传禅法，故元嘉中蜀地僧人感到无好律师。《高僧传》卷一一《释法琳传》云：
　　释法琳，姓乐，晋原临邛(今四川崇州)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专好戒品，研习《十
　　诵》。常恨蜀中无好宗师，俄而隐公至蜀，琳乃克己握锥，以日兼夜。及隐还陕西，复随
　　从数载，诸部毗尼，洞尽心曲。后还蜀止灵建寺，益部僧尼无不宗奉。
　　据此，刘宋初蜀中之律学较弱，法琳之后才渐盛。《法琳传》中所说的隐公，即释僧隐，是元嘉时人蜀弘传戒律、禅法的高僧。《高僧传》卷一一《释僧隐传》云：
　　释僧隐，姓李，秦州陇西人。家世正信。隐年八岁出家，便能长斋，至十二蔬食。及
　　受具戒，执操弥坚。……闻西凉州有玄高法师，禅慧兼举，乃负笈从之。于是学尽禅门，
　　深解律要。高公化后，复西游巴蜀，专任弘通。
　　是僧隐之律学，又学自玄高。玄高是北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魏平凉州后迁到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又于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被杀于平城。则上谓“高公化后，复游巴蜀”之说不实。释僧隐之“复游巴蜀”传授戒律、禅法，当在太延五年(439)前后。而法琳之从僧隐学律学，当在太延五年之后，亦即刘宋元嘉十六年(439)以后。宋孝武帝时，又有释智称专精律部，《高僧传》卷一一《释智称传》云：
　　释智称，姓裴，本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魏冀州刺吏徽之后也。……宋孝武时，
　　迎益州仰禅师下都供养，称便束意归依，仰亦厚相将接。及仰反汶江，因扈游而上，于蜀
　　裴寺出家，仰为之师，时年三十有六。乃专精律部，大明《十诵》。
　　刘宋中期外地人蜀的诸僧中，亦有禅律并传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释道汪。释道汪是长乐(今江苏境内)人，但幼年即随叔父住京都建康(今南京市)。十三岁即投庐山慧远而出家，其后“研综经律，雅善《涅盘》”。后闻凉州玄高法师禅慧深广，欲前往深造，而中途受阻，遂转人蜀郡成都。至成都后，即得蜀中道俗之敬重。征士费文渊即从受学，并为立寺于成都城之西北，名为祗洹寺。于是“化行巴蜀，誉洽朝野”。后因“梁州刺史申坦与汪有旧，坦后致故，汪将往省之，仍欲停彼”，并得益州刺史张悦的许可。费文渊得知后，即上书张悦说：
　　道汪法师，识行清白，风霜弥峻，卓尔不群，确焉难拔。近闻梁州遣迎，承教旨许去。
　　阖境之论，佥曰非宜。鄙州边荒，僧尼出万，禅戒所资，一焉是赖，岂可水失其珠，山亡其
　　玉，愿鉴九俗之诚，令四辈有凭也。张悦即敦留道汪，道汪因此未去梁州。后来张悦返回京都，向宋孝武帝称述道汪德行。宋孝武帝即下令道汪为京师中兴寺主。道汪以疾固辞，因仍留成都。后来王景茂请道汪居武担寺为僧主，于是僧众更为清谨，道俗更加崇归。宋明帝泰始元年(465年)，道汪卒于武担寺。刘思考为其建塔于武担寺门之右。与道汪同时在蜀郡的僧侣，江阳寺的释普明、长乐寺的释道阉，也“戒德高明，蔬食诵经，苦节通感”，也为时人所重。刘宋时期，外地人蜀的高僧除上述外，还有释法瑗、邵硕、释道法等。本地出家的僧侣也还有释僧庆、释普恒等。由于僧侣增多，巴蜀地区之僧尼竟已上万，可谓盛况空前。
　　四
　　齐梁时，巴蜀地区佛教之风气有所转变，从刘宋时的重禅法、戒律而变为重义学。齐明帝时，巴西阆中(今四川阆中)的释宝渊，出家后就想作讲论之主。《续高僧传》卷六《释宝渊传》云：
　　释宝渊，姓陈，巴西阆中人也。年二十三，于成都出家，居罗天宫寺，欲学《成实论》，
　　为弘通之主。州乡术浅，不惬凭怀。齐建武元年，下都住龙光寺，从僧曼法师，禀受五
　　聚，经涉数载，义颇染神。……复从智藏采孺先业，自建讲筵，货财周赡，笃励辛勤，有倍
　　恒日。……乃广写义疏。……因带帙西返，还住旧寺，标定义府，道俗怀钦。于是论筵
　　频建，听众数百。
　　巴西僧人法绍，也长于义学。《高僧传》卷八《释法度传》云：
　　时有沙门法绍，业行清苦，誉齐于度(即释法度)，而学解优之。故时人号曰北山二
　　圣。绍本巴西人，汝南周颛去成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与绍并为齐竟陵王子
　　良、始安王遥光恭以师礼，资给四事。由于蜀中义学转胜，梁武帝初，“梁武陵王出镇庸蜀，闻彼多参义学，必须硕解弘望，方可开宣”。武陵王萧纪便准备选带硕学高僧一同前往，而部属所举荐者皆不合意，萧纪说：“忆往年法集，有伧僧韶法师者，乃堪此选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边服。”伧僧韶法师，即吴中高僧释慧韶。《续高僧传》卷六《释慧韶传》云：
　　释慧韶，姓陈氏，本颍川太丘之后，避乱居于丹阳之田里焉。……十二厌世出家，具
　　戒便游京扬，听庄严曼公讲《释成论》，才得两遍，记注略尽。……乃试听开善藏法师讲，
　　遂觉理与言玄，便尽心钻仰。……寻尔藏公迁化，有龙光寺绰公继踵传业，便回听焉。
　　既阙论本，制不许住，惟有一帔，又属严冬，便撤之用充写论，忍寒连噤，方得预听，文义
　　兼善，独见之明，卓高众表；辩灭谛为本有，用粗细而折心。时以为穿凿有神思也。
　　这样一位独见卓高、神思善辩之高僧，无怪萧纪要选之带人蜀中，慧韶至蜀后，果然“于诸寺讲论，开导如川流”。当时成都讲经之风气甚盛。“法席恒并置三四，法鼓齐振，竞敞玄门。而韶听徒济济，莫斯为盛”。慧韶还率“听侣讽诵《涅盘》大晶，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数集，轮次诵之”。武陵王萧纪也虔心佛学，人蜀之后，“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论，沙门宝彖、保该、智空等并后进峰岫，参预撰集，勒卷既成，王赐钱十万，即于龙渊寺分赡学徒”。后来慧韶一直居于蜀中，直至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卒于成都龙渊寺摩诃堂中。
　　萧梁后期，巴蜀地区之佛教僧侣除重义学外，还重文辞玄理。其中，以巴蜀高僧释宝海与释方智最为突出。《续高僧传》卷九《释宝海传》云：
　　释宝海，姓龚，巴西阆中人，少出家，有远志，承扬都佛法崇盛，便决誓下峡。既至金
　　陵，依云法师听习《成实》。宝海思想敏锐，善于言辞。当时梁武帝崇重佛法，自讲《涅盘经》，并命宝海论佛性义。
　　(宝海)便升论榻，虽往返言晤，而执钥铭香炉。帝曰：“法师虽断悭贪，香炉非钥不
　　执。”海应声曰：“陛下位居宸极，帽簪非纛不戴。”帝大悦，众咸惊叹。
　　后来宝海返还蜀都，住于成都谢镇寺，遂“大弘讲肆”武陵王萧纪人蜀后，对宝海非常敬爱，常至谢镇寺与宝海共宿。某次，二人言谈通夜，“至旦，王将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辉粉壁，状似城中；风动刹铃，方知寺里。”其晨车盖迎王，马复嘶鸣，海曰：“遥看盖动，喜遇陈思；忽听马鸣，庆逢龙树。”宝海之善言辞皆如此。后来巴蜀人西魏、北周，宝海仍受镇将之敬重。
　　释智方与宝海同时，《续高僧传》卷九《释智方传》云：
　　释智方，蜀川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童稚出家，止州廓龙渊寺轮法师所。早与
　　宝海周旋，同往扬都云法师讲下。智方更善言辞，本传谓其“机辩爽利，播名扬越。每讲商略，词义清雅泉飞，故使士俗执纸抄撮者常数百人。”智方曾在京都讲《法华经》，讲至《宝塔品》高妙时，便说：
　　何必昔佛国土有此高妙，即扬都福地亦甚庄严。至如弥天七级共日月争光，同泰九
　　层与烟霞竞色；方井则倒垂荷叶，圆桷则侧布莲花；似安住之居南，类尼怯之镇北。耳闻
　　目见，庶可联街。当时有录得此语者，带回巴蜀后，时人“叹为惊绝”，谓其“语出成章，状如宿构”。宝海对智方的言辞也很佩服，常有意激发其辞。宝海曾调嘲智方说：“三隅木斗何谓智方?”智方即答：“瓦砾污池哪称宝海?”后来智方也回到蜀中弘扬佛法，至九十余岁才卒于蜀中。与智方、宝海大体同时的还有蜀僧释宝彖，也在巴蜀地区广为传播佛经与疏解佛经。《续高僧传》卷八《释宝彖传》云：
　　释宝彖，姓赵氏，本安汉(今四川南充)人，后居绵州昌隆之苏溪焉。……年二十四，
　　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听律典，首尾数年，略通持犯。回听《成实》，传授忘倦，不吝私
　　记，须便辄给。研心所指，科科别致。后又在成都听慧韶法师讲经之深理奥义。当时武陵王萧纪却于龙渊寺摩诃堂令宝彖讲《观音经》。宝彖“初未缀心，本无文疏，始役情思，抽帖句理，词义洞合，听者盈席”。宝彖又将讲说录为疏本，遂广传于世。后来宝彖回到绵州，“开化道俗，外典佛经相续训导，引邪归正，十室而九”。宝彖志在弘传佛法，故“虽道张井络，风播岷峨，而志意颓然，唯在通于正法”。他见《大集经》未在蜀中流传，便“欲为之疏记，使后学有归。乃付著经律，就山修缵”。历时两年，方成传世。宝彖后来还为《涅盘》、《法华》等经作疏。“皆省繁易解，听无遗闷”。宝彖疏解之佛经，后在剑南广为流传。
　　在齐梁之世，蜀中还有高僧释昙凭善于转读。《高僧传》卷一三《释昙凭传》云：
　　释昙凭，姓杨，犍为南安(今四川乐山)人。少游京师，学转读，止于白马寺，音调甚
　　工。昙凭以后又不断研习，终于出类拔萃，名震当时。后还蜀中住龙渊寺。“巴汉怀音者皆崇其声范。每梵音一吐，辄鸟马悲鸣，行途住足”。昙凭还制造了铜钟，据说“庸蜀有铜钟始于此也”。
　　五
　　萧梁后期，巴蜀佛教僧侣众多，大德辈出。当西魏袭取巴蜀与荆州后，由于统治者崇信佛教，即将大批巴蜀高僧迎人长安，使南北佛教得以沟通。《续高僧传》卷一六《释僧实传》云：
　　(周)太祖平梁荆后，益州大德五十余人，各怀经部，送像至京。西魏、北周派往巴蜀地区的统治者，也尊崇佛教，敬重僧侣。如《续高僧传》卷七《释亡名传》云：
　　周氏跨有井络，少保蜀国公宇文俊重之，性爱贤才，重其德素，礼供殊伦，声闻台
　　省。释亡名本是荆州南郡人，为本地望族。早年在梁元帝萧绎府中任职。西魏占领荆州后，亡名即人蜀中出家为僧。
　　初投兑禅师，兑亦定慧澄明，声流关邺。名乃三业依凭，四仪恭仰，雕纯假于禅诵，
　　兴虑著于篇什。故宇文俊人蜀后，对亡名相当敬重。周明帝武成初年齐王宪人蜀后，亦敬重亡名。后齐王宪任满返长安，又带亡名入朝，“帝劳遗既深，处为夏州三藏(僧官)”。而朝廷又以亡名文翰可观，有经国之量，将征调入朝任职。亡名固辞不应，终生为僧。亡名著有《至道论》、《遣执论》、《修空论》、《去是非论》、《影喻论》、《淳德论》、《不杀论》等，皆为传教劝善之作。又“有集十卷，盛重于世”。周武帝天和中，谯王宇文俭为益州总管镇蜀时，还带了天竺高僧阁那崛多人蜀，崛多还翻译了佛经。《续高僧传》卷二《阁那崛多传》云：
　　阂那崛多，……犍陀罗国人也。……以周明帝武成初届长安，止草堂寺。会谯王宇
　　文俭镇蜀(按《周书·谯王俭传》，俭镇蜀在天和中)，复请同行。于彼三年，恒任益州僧
　　主，住龙渊寺。又翻《观音偈佛语经》。北周中期，在蜀中大量传经的有慧远。《续高僧传》卷二八《释慧恭传》云：
　　释慧恭者，益州成都人也。……周未废法之时，与同寺慧远结契勤学。远直诣长安
　　听采，恭长住荆扬访道。远于京师听得《阿毗昙论》、《迦延》、《拘舍》、《地持》、《成实》、
　　《毗婆沙》、《摄大乘》，并皆精熟，还益州讲授，卓尔绝群，道俗钦重，粥施盈积。
　　大概西魏初年已将巴蜀地区之大德高僧多集中于长安，留者无几。故慧远需至长安学经。慧远学成后又回益州大量传播。当时至长安学法的还有僧渊与毅法师。《续高僧传》卷一八《释僧渊传》云：
　　释僧渊，姓李，广汉(今四川三台)人。家本巨富，为巴蜀所称。……午十八，身长七
　　尺，其父异之，命令出家，即而剃落，住城西康兴寺，……与同寺毅法师交游，二人即蜀郡
　　僧中英杰也。相随入京，博采新异。有陟岵寺沙门僧实者，禅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学
　　定，豁尔知津。……渊研精定道，毅博经术。……周氏废教，便还大寺。
　　北周中，巴蜀高僧还有专诵经者，上引之释慧恭即其中之一。慧恭与慧远相别后，慧恭即往荆扬求道。但在三十余年后，慧恭归还巴蜀与慧远相遇。
　　二人相遇欣欢，共叙离别三十余年。……远曰：“大无所解，可不诵一部经乎?”恭答
　　曰：“唯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远厉色曰：“《观世音经》小儿童子皆能诵之，何烦大汝许
　　人也!……岂复三十余年唯诵一卷经如指许大，是非阁钝懒惰所为?请与断交，愿法师
　　早去，无增远烦恼也。”恭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遵敬者得无量福，轻慢者得无量罪，
　　仰愿暂息嗔心，当为法师诵一遍，即与长别。”据说慧恭即于庭前结坛，顶礼升高座诵经。
　　恭始发声唱经题，异香氛氲遍满屋宇；及入文，天上作乐，雨四种花，乐则寥亮振空，
　　花则雾霏落地。慧远乃深深佩服，请慧恭教诲。又如释道积，在周、隋之世唯诵《涅盘经》。《续高僧传》卷二九《释道积传》载：
　　释道积，蜀人，住益州福成寺。诵通《涅盘经》，生常恒业，凡有宣述，必洗涤身秽，净
　　衣法座，然后开之。再如释宝琼，也在周、隋之世唯诵《大品》。《续高僧传》卷二九《释宝琼传》载：
　　释宝琼，马氏，益州绵竹(今四川德阳北)人。小年出家，清贞俭素，读诵《大品》，两
　　日一遍，为常途业。历游邑落，无他方术，但劝信向，尊敬佛法。晚移州治，住福寿寺，率
　　励坊郭，邑义为先。每结一邑，必三十人，合诵《大品》，人别一卷，月盈斋集，各依次诵。
　　如此义邑，乃盈千计。四远闻者，皆来造款。琼乘机授化，望风靡服。
　　如此广泛传诵佛经，在巴蜀僧侣中是少见的。
　　六
　　魏晋南北朝以前，峨眉山是否有佛教僧侣，史籍没有记载，传说又多不可靠，清人蒋虎臣据明人胡菊潭的《译峨籁》续成的《峨眉山志》即载有如下传说：
　　汉永平癸女六月一日，有蒲公者采药于云窝，见一鹿足迹如莲花，异之，追至绝顶，
　　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雾腾涌，联络交辉，咸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希有，非天上
　　耶!”径投西来千岁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祥瑞，于末法中守护如来相教，现相于
　　此，化利一功众生，汝可诣腾、法二师究之”。甲子，洛阳参谒二大师，俱告所见。师曰：
　　“善哉!希有。汝等得见普贤，真善知识。昔我世尊在法华会上，以四法付之：一者为诸
　　佛护念，二者植众德本，三者入正定聚，四者发救一切众生之心。菩萨依本愿而现像于
　　峨眉山也。”蒲归，乃建普光殿安愿王像。菩萨示现始于此。
　　这段传说显然不可靠。永平(58—75年)为东汉明帝年号，当时虽已有佛教传人中国，但仅限于中原地区的上层社会。楚王刘英之崇尚“浮屠”就是一例。关于千岁和尚(又称宝掌和尚)，清嘉庆十八年刻的《峨眉县志》据《诸经发明指月录》谓千岁和尚：
　　中印度人，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生，至唐高宗显庆二年卒，住世一千七十二年，故世
　　称为千岁和尚也。曰宝掌者，以生时左掌握，故名。魏晋间来中国，入蜀，礼普贤，住峨
　　山灵岩寺。仅从这一记述，就可证明上述《峨眉山志》之传说不可靠，既然中印度的千岁和尚在魏晋间才来中国，汉永平中蒲公怎么可能询问千岁和尚呢?而且千岁和尚本人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千岁和尚在魏晋间已来中国，至唐高宗显庆二年(657)才去世，中间已经历四百年左右，这有无可能?加之来中国如此之久的印度僧人，在《僧传》中却又毫无记载。又上述提及的腾、法二师，是指摄摩腾与竺法兰。二人虽在《高僧传》中有传，但中国佛教史的代表作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已加以否认。认为摄摩腾之名字在刘宋以前不见记载，说他是汉明帝时人，是没有根据的；至于竺法兰，则明显是伪造的。如此说来，上述《峨眉山志》所载的有关传说，全不可靠。故周叔迦《法苑谈丛》云：
　　相传古时有蒲翁入山采药，得见普贤瑞相，其实是宋人的附会。原因宋太祖乾德六
　　年(968)，嘉州屡奏普贤显相，因遣内侍张重进前往庄严瑞相。太宗太平兴国六年
　　(980)，又造普贤铜像，高二丈余，建大阁安置。其后屡加装饰，增修寺宇。于是峨眉山
　　成为普贤菩萨的圣地。普贤在峨眉山显灵之说虽是宋人的附会，但峨眉山在宋代以前的确已成为佛教名山之一。两晋时，佛教僧侣已向往峨眉山。前面论述的东晋哀帝兴宁年间，北方名僧释道安为躲避战乱率领徒众南奔中，曾分散徒众，令法和人蜀，说蜀中“山水可以修闲”③，当包括峨眉山在内。其后慧持人蜀，目的之一就是“欲观瞩峨眉，振锡岷岫”；慧持在与桓玄书中也说：“本欲栖病峨眉之岫，观化流沙之表。”不过，法和与慧持在峨眉山的事迹史籍没有记载。而传说慧持到了峨眉山，还修建了峨眉山的第一座佛寺——普贤寺(即今万年寺前身)。但从《高僧传·释慧持传》看，慧持人蜀后，住于成都龙渊寺，大弘佛法，还得到益州刺史毛璩的敬重。后因谯纵乱蜀，攻杀毛璩，据有蜀土，自号成都王，又杀害佛教僧侣。于是慧持率僧众避难到了郫县中寺。至谯纵之乱平息后，慧持又率僧众回到成都龙渊寺，最后还在龙渊寺圆寂去世。《高僧传》却只字未提及慧持在峨眉山之事。如果慧持真在峨眉山修建了第一座佛寺普贤寺，这是何等大事!是不会不言及的。又传说峨眉山顶有老僧树，是慧持人定处。《峨眉山志》卷四《高僧》“慧持”后《附考》亦谓，“按《高僧传》载持卒于龙渊”，“未知孰是”。可能慧持到过峨眉山，仅观瞩而已，并未有佛事活动，故史籍未载。南朝萧梁时蜀僧宝彖大概也曾人峨眉山传经，《续高僧传》卷八《释宝彖传》谓宝彖“道张井络，风播岷峨”。但其详情仍无记载。此外，《峨眉山志》还说晋时有西域僧阿罗婆多尊者“来礼峨眉，观山水环合，同于西域化城寺地形，依此而建道场。山高无瓦埴，又雨雪寒严，多遭冻裂，故以木皮盖殿，因呼木皮殿”。《峨眉山志》还据《杂集》记叙了明果大师，谓明果大师是资州(今四川资阳市)人，幼年出家，曾在大兴善寺见西晋僧人竺法护，回蜀后即居峨眉山宝掌峰。当时峨眉山中还有道教庙观，其中在中峰的名乾明观。观中道士每年三月三日皆作升仙之法，明果大师知是妖孽作怪，便埋伏猎人俟候，果然射中一白蟒，寻至蟒穴，见不少冠簪白骨。道士方悔悟，遂拜大师为师，并将乾明观改为中峰寺。上述这些记载未见其他载籍，未知确否。
　　《峨眉山志》卷三《寺观》还谓黑水寺“创自魏晋肇公”。未知此肇公是否指从鸠摩罗什译经的僧肇。据《高僧传》卷六《释僧肇传》，僧肇乃京兆(治所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人，出家后未离关中，及鸠摩罗什至姑臧(今甘肃武威市)，肇僧始赴陇西。后又随鸠摩罗什返回长安，遂在长安随罗什译经及著述，未曾赴外地，直至东晋义熙十年(414)卒于长安，年仅31岁。是僧肇未至峨眉山建黑水寺。或肇公非指僧肇。
　　峨眉山的佛教僧侣，唐代以后才有较详的记载。峨眉山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也在唐代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