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禅”与重“性”

重“禅”与重“性”

　　——学习太虚法师“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论断的一点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方立天

　　太虚法师(1889—1947)，中国近代著名僧人、佛教领袖。太虚法师长期在上海一带从事佛教弘法事业，1947年病逝于上海玉佛禅寺。太虚法师与玉佛禅寺有着特殊因缘。在太虚法师圆寂60周年之际，上海玉佛禅寺“为了纪念太虚法师的胜行功德，弘扬人间佛教思想，探索佛教应对现代化的经验”，特举办“纪念太虚法师圆寂6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是有特殊意义的。

　　笔者近日阅读太虚法师的论著《中国佛学》，对书中提出的“中国佛学特质在禅”论断，深有启发。太虚法师的论断也推动了我进一步思考中国佛教的特点，思考的结果是，认为中国佛学的特质禅是建立在中国佛学重性，即重人的自性，重自性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重自性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可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篇小文提出这一看法，一是为了推动太虚法师思想的开拓研究，二是为了向同行讨教，以求获得正确的结论。

　　下面拟先简述太虚法师对“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的论证，次述中国佛教重禅定与重自性的关系，再述中国佛教重自性的文化意义。

　　一、太虚法师对“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的论证

　　太虚法师《中国佛学》共设五章，“中国佛学特质在禅”为第二章。第二章全文占全书篇幅一半多，是全书论述的重点。本章又设六节，依次分别论述“略叙因缘”和禅自东汉以来，迄至明清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

　　太虚法师认为，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较，如南洋地区佛法之特质在律仪，日本佛教的特点则在于闻慧及通俗应用。而中国佛教特质是重禅。太虚大师从三方面论证“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的立论。

　　一是概念的界说。太虚法师指出，从中国佛教历史研究角度看，中国佛学有其特殊面目与系统，由此进而确定“中国佛学”概念。具有特殊面目与系统的中国佛学有其特殊素质，这个特质就是“禅”。太虚法师又对禅作了界说，指出禅是静虑之意，即在静定中观察思虑。禅也就是指戒定或定慧之“定”，比禅宗之禅的意义宽广。所以，禅不一定指禅宗，当然禅宗也包括在内。

　　二是历史的描述。太虚法师先述“依教修心禅”，指出依教理修观的禅有安般禅、五门禅、念佛禅和实相禅。次述“悟心成佛禅”，这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书中着重叙述从达摩到慧能的禅法。三论“超佛祖师禅”，这是超佛而惟以祖师之意为中心的禅，着重分述青原行思与南岳怀让两系的禅法。四论“越祖分灯禅”，指越祖的五宗分传禅灯，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与法眼五宗禅法。最后五论“宋元明清禅”。中国禅的历史演变，生生不绝，未曾中断，内涵丰富，历史悠久，构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内容，中国佛学的重要特质。

　　三、因缘的说明。太虚法师认为，中国佛学的特质之所以在禅的因缘有两条：一是“梵僧的化风”。梵僧教化风度仪态端肃、风度渊默、显扬神妙、探索密奥。“当这些梵僧来华时，中国文化已经发达很高，他们从端严寂默之中显其无穷之神功妙智，使瞻仰者起一种高深莫测而极欲探索之心。这在达摩来华后，亦即以此成为禅宗的风化，学人皆从禅中去考究，探索其秘奥，遂即成为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二是“华士之时尚”。“华士”即中国士大夫，思想玄要、言语隽朴、品行恬逸、生活简俭，“同时乐于山洞崖窟，过其简单生活，禅静修养；遇有访求参问者，为示简要而切于实际之要旨。如此适于士人习俗之风尚，遂养成中国佛学在禅之特质”。太虚法师认为，中国佛学之特质在禅的原因，就是这两个方面。

　　二、重禅的思想信仰基础是重自性

　　中国佛教特质为什么是禅?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太虚法师从外来佛教僧侣的教化风度和中国士大夫的习俗时尚两个方面揭示了“中国佛教特质在禅”的原因，也就是强调禅这个中国佛学的特质是外来佛教僧侣教化与本土知识界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我们以为太虚大师的说法是深刻的。

　　我们也认为，作为佛教修持实践方式的禅，决定于它所依赖的信仰价值取向。所以，还有必要追问：是什么信仰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佛教重禅修?在中国禅修的深处，其信仰思想基础是什么?问题的答案，我们以为重自性是奠定中国佛学特质在禅的内在信仰和思想基础，而唐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禅宗的思想正生动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据《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行由品第一》载，禅宗五祖弘忍欲付衣法给慧能，叫慧能夜半人丈室，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句，慧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并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在这里，慧能把宇宙和人生问题都归结为自性，并揭示了自性具有的本原的性质与功能。慧能认为人的自性具足成佛智慧。他说：“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人。”自性生有般若智慧。又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还说：“自性具足三身。”三身指佛的法身、报身和化身。自性具足三种佛身，自性即是佛身，自性即是佛。由此众生与佛的区隔只在于自性的迷悟：“自性若悟，众生是佛；自性若迷，佛是众生。”慧能对人的自性的肯定，是对人的生命本质的肯定，是对人的心性本体和人生实践主体的肯定，这种肯定为人的修持成佛提供了理论基石和内在基础。禅宗就是以用禅修参究的方法，彻见心性的本原为主旨和特色的宗派。自性是成佛的本原，禅修是开悟自性即成佛的方法。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决定了相应的参禅修持方式。

　　戒、定、慧“三学”是印度佛教的修学纲要，由戒生定，由定发慧，三者缺一不可。慧能认为，佛教通常讲的戒定慧，只是适应素质低下的人，对于上等素质的人来说，成佛是悟自性。他说：“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惠。……汝师戒定惠，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惠，劝上人，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惠。”“定”，此指坐禅以保持内心不乱。“惠”，古同“慧”。慧能一方面把戒定慧归结为自性，一方面又强调以悟自性取代戒定慧。悟自性是直指心性，顿然开悟，这是内在的直觉，内在的觉悟，内在的超越，内在的解脱。自性的内在开悟，不是通过遵守戒律和学习义理所能达到的。因此，既不需要外在的严峻戒律的约束，也不需要外在的文字义理的指导。慧能的禅法也不是那种一味坐禅的修定，而是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为禅修方法。这种法门是“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无相，无念，无住是悟见人的本性即自性的参究法门，这种建立在自性开悟基础上的禅法是对传统禅法的新创造、新发展。

　　基于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中国佛学特质在禅”是建立在中国佛学重自性的思想信仰基础上的。

　　三、中国佛教重自性特点的文化意义

　　如果说广中国佛学特质在禅”是奠立在重自性思想信仰基础上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还可逻辑地推论出这样的论断：重自性也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佛教自性与印度佛教自性在内涵上的重要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出了中国佛教重自性的深厚的文化意义。

　　禅宗主张修持应以自性为枢纽，而自性的内涵是一种“本觉性”。慧能说：“白色身中……自有本觉性”，本觉就是一个人先天本来具有的觉悟、智慧。华严禅师宗密更以此表示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空与不空(有)的区别。他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以“性”、“空”对举的角度，把佛教区分为空宗和性宗两宗，并分析了两宗的十种异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两宗“性”字的意义不同：空宗的心性指空寂而言，性宗的心性则“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知。”又说：“空宗以诸法无性为性，性宗以灵明常住不空之体为性。”宗密认为，印度佛教空宗的心性是不觉的、无知的，是以诸法无性为性的，而中国佛教性宗的心性是本觉的，有知的，是以灵明常住不空之体为性的，宗密所说的心性具有现实灵知不空之体的思想，实为隋唐时代中国化佛教宗派天台、华严和禅诸宗所共有，并构成为这些宗派的理论基础。

　　上述慧能和宗密的引文，表明中印两国佛教在心性思想上的两个区别：一是性净与性觉的分殊。印度佛教心性思想的主流是心性本净说，认为心性本来是寂静、明净、寂灭的，和嚣动不安的烦恼不是同类的。心性虽为烦恼客尘覆蔽，但其明净本性是不变的。而中国佛教则提出了性觉说，强调众生本来具有觉悟性，具有成佛智慧。本净说着重就伦理、心理方面立论，本觉说则从智能、智慧方面立论；在修持实践上本净说导致偏于伦理道德修持，本觉说则趋于返本归源，见性成佛。二是性空与性不空(有)的不同。慧能和宗密都尊奉般若空宗思想，慧能因听弘忍讲说《金刚经》而开悟，宗密承认心性有空寂的一面，但更强调心性也有自然常知的一面，并据此实际上不太赞成空宗的诸法无性说，而主张性有灵明常住不空之体。也就是说，主张诸法有性说和心性有不空之体说。应当承认，这是一种性有说，是与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缘起性空说有所不同的。

　　中国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提出“良知”、“良能”说。良知指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和认识本能，良能指先天具备的实现天赋道德观念的能力。此说影响久远。又中国哲学主流思想都不仅主张一切现象是实有的，还认为现象与本性、本质是统一的，一致的，排斥那种把现象与本性、本质对立起来，视现象是有而本性为空的观点。中国固有思想传统和思维方式是否对中国佛教学者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呢?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性净与性觉、性空与性有的对立，是中印两国佛教在心性思想上的重大区别。包含性觉和性有说，尤其是性有说的自性说是中国佛教区别于印度佛教的核心理论，在探讨中国佛教特点方面有着突出的意义。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区别凸现出中印两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印度是宗教国家，重视未来，关注来世的命运；中国是人文国家，重视现实，关注人格的提升。由于这种根本性的文化差异而如何折射为两国佛教在心性论上的思想不同，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