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与玉佛寺的因缘

太虚大师与玉佛寺的因缘
　　上海玉佛禅寺 觉 醒
　　太虚法师是中国近代佛学界泰斗，其出生在浙江的桐乡，由于地理关系，加上其出家之后期的活动，往来于沪浙一带，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个过程中，他与玉佛寺也结下了很深的因缘，这里有他常来驻锡的留影，寺内曾有许多与他相关的人物、事件，甚至也成了他最后的圆寂地。
　　1889年，太虚大师出生于崇德(近浙江桐乡)，俗姓李，因其五行缺金木，故名淦森。1905年出家于苏州木渎寺，旋于宁波天童寺依寄禅敬安(八指头陀)受具足戒。1908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山学习佛学。受其英文老师苏曼殊的影响，倾向革命。1911年任广州白云山双溪寺住持，联络朱执信等革命者，从事反清活动。次年返南京，创立中华佛教协进会，后并人中华佛教总会，继寄禅和尚任会长。1912年其师寄禅去世后，他在上海静安寺为寄禅和尚举行的追悼会上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和教产革命的口号。同时撰文宣传“佛教复兴运动”，倡议建立新的僧伽制度。1918年与陈元白、章太炎等在上海组织觉社，出·版《觉社丛刊》(即后来的《海潮音》月刊)。1922年创办武昌佛学院，首创佛教院校，招收青年学僧，培植佛学人才。1924年在庐山发起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1925年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教会”，并发起筹组“世界佛学苑”。此后兼任厦门南普陀寺住持、闽南佛学院院长、奉化雪窦寺住持、中国佛学会会长、汉藏教理院院长。抗日战争期间，1943年在重庆与冯玉祥、白崇禧等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组织僧人救护队，从事抗战活动。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等。1946年被国民政府授予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因奉化雪窦寺在上海虹口设有雪窦分院，自1932年太虚大师被蒋介石延请担任雪窦寺住持之后，其与上海的交流就愈加密切了。至1946年他将住持之位交给弟子大醒法师的前后十年间，大师到上海来的次数几不可数。他经常在上海开坛讲经说法，接见外国教徒或政要来访，召集或参与佛教界的活动，商议教界及国内大事。在其奔走操劳的一生中，全心全意都是为了中国佛教的未来。他到全国各地，甚至也到海外各国，到处陈情说法，鼓舞呼吁，希望大家都来为佛教能在现代社会生存发展而尽力。他的倡议、他的思想，在当时国内的教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其提出的佛教改革运动最后无果而终，但他揭示的问题、提出的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整个佛教界。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代佛教大师。
　　即以大师弟子印顺法师所编印的大师年谱来看，也难以确认大师初到上海的时间。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考据他与我们玉佛寺的关系。要追踪太虚大师与玉佛寺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人物和事件中找到它们的影子。
　　福善(1915—1947)
　　福善法师是太虚大师的门人，曾任上海玉佛寺监院，在玉佛寺为太虚法师驻锡上海提供了一个讲经说法、宣传思想的基地。
　　释福善，江苏泰兴口岸人，民国4年(1915)出生。幼年家庭贫困，读书不多，乃于13岁的时候，投入邻村万家铺的太平庵剃度出家。在寺中撞钟击犍，清扫佛堂。过了两三年，到镇江鹤林寺受戒。鹤林寺就在竹林寺附近，距离不远。这时是民国20年(1931)前后，竹林寺住持霭亭法师，在寺中开办竹林佛学院，震华法师在院任教，他发现时在鹤林寺的福善，聪明活泼，是个可造之材，就言之于霭亭老和尚，收福善到竹林佛学院受学。这对福善而言，是他生命的转捩点。他在佛学院初尝法味，十分用功。民国24年(1935)毕业，到厦门南普陀寺亲近常惺法师。时常惺任南普陀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乃命他人闽南佛学院继续深造。在闽南佛学院期间，福善努力不懈，学力日进。由于他在院表现优异，当时的《人间觉》月刊请他兼任主编。民国25年(1936)，他获知设于武昌佛学院的“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成立高级研究部，他禀告常惺法师，获准到武昌申请入学，六个月研究结业。同年8月16日，太虚大师由庐山抵汉口，到世苑图书馆巡视，约谈在院的研究员，并为员生讲话，由此认识福善，并指命他作记录，此为福善受知于太虚大师之始。
　　太虚大师觉得福善跟自己年轻时自己的性格脾气都很相像，且其模拟大师的书法也几可乱真，太虚大师由此对他特别器重，命他为汉藏教理院老师，成为当时教理院中最年轻的老师。1941年7月至1945年年底，前后编了四年半的《海潮音》，在当时物质匮乏，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福善法师所编的《海潮音》能如期出版，一期不断，实属不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举国欢腾。没过多少时间，福善少年时代的恩师，此时在上海担任玉佛寺住持的震华法师，来信邀他到上海，担任玉佛寺监寺。福善禀明太虚大师，于1946年初，到了上海，被震华法师聘为玉佛寺监寺，兼上海佛学院教务主任。1946年4月下旬，太虚大师由重庆复员回到南京，5月上旬抵上海，福善迎大师驻锡玉佛寺直指轩。由于自己学生就职于上海玉佛寺，太虚大师来上海时，也多以玉佛寺直指轩为安顿处。
　　太虚大师驻锡玉佛寺期间，震华法师征得大师同意，以福善为他的法嗣。福善之任玉佛寺监院，住持上海佛学院，又为震华法师收为法徒，即是说他在上海有弘法的据点，同时也有了稳定的经济基础，这对他个人弘法前途大有帮助，同时对太虚大师的改革佛教事业，也有互助的因缘。因为上海一向是保守派的势力范围，太虚大师在上海并没有一个弘法据点。如今有上海首屈一指名刹玉佛寺的支持，对大师的佛教改革事业大有帮助。
　　只是不幸得很，1947年2月上旬，福善法师因为幼年未曾出过天花，到三十多岁始被感染，而来势凶险，高热不退。其时太虚大师正在宁波，得知福善染病，2月17日于寒雪中赶到上海，不意爱徒却于2月20日不治而逝。令太虚大师十分伤心，翌日撰写《恸福善》一文，曰：
　　去春，汝转任玉佛寺监院，并主持寺内佛学院院务。我因受玉佛寺请任讲经，后因汝在寺内兼办觉群周刊、佛学分会等关系，我留沪时，遂常于玉佛寺居住，观汝心行，渐臻平实。方喜汝学成而可任事，何期衰慵的我未死，汝年富力强而先死，恸哉。
　　余乍见汝时，即有英俊不下常惺之感……今以汝之死，又不禁哀及常法师之早死，思及常法师而不禁哀汝之更早死。以常法师死年已四十四岁，生平怀抱，已略见展敷，今汝学初成，事业一未开始，而身心俱健，医生检验，亦除痘疹无他病……竟以偶然卒，罹天花而遽化，秀矣竟不能实，为住持佛教，为弘扬佛法，余何能不哀恸哉!
　　福善，你亦是幻想家，你不时流露今惑要怎样孝顺供养我，想象我活到八、九十岁，你那时仍顽健如少年，服侍着老病，以送我的终。现在，风烛残命的我，仍风中烛似残存者，倒转来我来送汝的终，为汝封了缸，恸哉!
　　卅六年二月二十一日灯下在沪玉佛寺直指轩
　　震华(1908—1947)
　　震华法师是玉佛寺第六任住持，除却他的死由太虚大师亲自封龛之外，他实际与太虚大师并无多少直接的关系，他与太虚法师的联系更多也是因福善而起的。
　　释震华，俗家姓唐，名全心，出家后法名乘实，字震华。1908年出生于兴化县唐港村。幼年时家庭贫困，父母相继双亡，震华依兄嫂以活。11岁时，投本县圆通庵依怀莲老人披剃为僧。后怀莲老人送其人私塾读书，学文属对，出语常惊侪辈，尤喜古今轶闻，诵读之余，兼画兰竹。1926年春，其师祖金山寺霜亭老和尚见其聪明颖悟，乃召至镇江人超岸寺玉山佛学社，依守培法师研习教典。超岸寺玉山佛学社，为守培法师于1925年秋创办，对佛教在近代的振兴作出了很大贡献。1942年，震华应邀来沪主持上海佛学院，同年5月继任方丈。
　　抗战胜利后，他被推举担任太虚大师领导的“中国佛学会”上海分会理事长。1946年5月，太虚大师由重庆复员抵南京，继之到上海，驻锡玉佛寺。震华胸襟恢宏，不囿于门户之见，他的师祖金山寺霜亭和尚，1912年时，是反对仁山、太虚改金山寺兴办僧侣学堂的主要人物。但震华对于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主张则极力支持。他为金山前途及佛教和谐，建议霜亭老和尚要面对现实，打破成见。他为调和双方意见，特把太虚大师的门人苇舫介绍给金山寺，做霜亭老和尚的法子；他又征得太虚大师的同意，以太虚的弟子福善，作为自己的法脉继承人。1947年2月20日福善染疫去世后，震华自身的病情也日益沉重，延至同年的3月12日以40岁英年而病逝。而太虚大师竟在为震华法师封龛时，不幸中风，于5日后也上升兜率。令世人扼腕叹息!
　　苇舫(1908—1969)
　　苇舫法师是太虚法师得意门生，他于太虚大师过世后被任命为玉佛寺的第九任住持。法名乘原，俗姓朱，1908年生于江苏东台。家中世代奉佛，信仰虔诚。1922年，年仅13岁的他，即投本县福慧寺出家。1926年于南京宝华山受具足戒。曾先后就读于高邮放生寺、常熟兴福寺佛学院、北平柏林寺佛学院。后因辅佐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入武昌佛学院求学，随侍太虚大师数年。逢太虚大师升座讲经，苇舫法师每为记录。在此期间，他还不惮其烦地编印《净土宗月刊》。其后曾赴汉藏教理院任教，“七·七事变”后，他主持武昌佛学院，编辑《海潮音》月刊。1940年，随太虚大师出访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等国，宣传我国人民的抗日政策。抗战胜利后，奉太虚大师之命赴武汉恢复武昌佛学院和世界佛学苑图书馆。此后受记于镇江金山江天寺，并住持江西庐山大林寺。1949年3月，任玉佛寺住持。新中国成立后，苇舫法师在修建玉佛寺、促进世界和平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文化大革命”中，佛教界深受冲击，为使玉佛寺这座沪上名刹安度险关，苇舫法师耗尽心力，不久颓然而逝。
　　太虚法师圆寂地——直指轩
　　直指轩位于上海玉佛禅寺般若丈室的西侧，是太虚大师驻锡玉佛寺的居住地。1947年3月17日下午1时15分，一代高僧、佛教泰斗太虚法师圆寂于此。当时玉佛寺的住持苇一，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尘空、灯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宽、谢健、沈仲钧、卫立民、杨树梅、过圣严、胡圣轮等均侍候在侧，助念弥勒圣号，祝愿大师上生兜率，再来人间。
　　1947年2月20日，太虚大师晚年最器重的弟子、玉佛寺监院福善因染天花不治，20天后福善的出家师、玉佛寺退居住持，支持太虚大师最力的震华法师也同在玉佛寺去世。两位中青年教界龙象的去世，使得大师身心深受打击，哀伤过度。在为震华法师封龛仪式上，由于当时周围人群嘈杂，在大师欲提高声音说封龛词时，竟然再次中风，延至是月17日示寂。在此之前，大师至少有两次中风，一次是1944年8月9日，太虚于缟云山患轻中风，这是他初次中风。一次是1946年3月7日，大师在圆明讲堂中风，越两月方愈。太虚大师去世后，他的老友善因老法师在南岳闻得噩耗，十分伤感，他星夜赶到上海，19日亲为大师主持了封龛礼。
　　一个月之中，老中青三代龙象，相继在玉佛寺逝世，这是玉佛寺的大事，也是中国佛教界的重大损失。
　　《觉群周报》
　　这是抗战胜利后太虚在上海创办的一家佛教刊物，创刊于1946年7月15日。当时正好是太虚大师驻锡玉佛寺之时，报社就设在玉佛寺内。太虚大师为社长，玉佛寺监院福善法师为编辑部主任，止方为发行部主任。大师成立觉群社，本意为佛教之政治组织。本想为僧伽参政找寻一条出路，不意此举竟招来多重非议。太虚大师经过思想，吸纳众方，乃创“问政不干治”之说。主要宣传太虚的佛教“问政而不干治”的主张。有“一周人世”专谈国内外政治新闻，“一周佛教”报道国内外佛教动态。每逢周一出版，16开本。自1947年8月起，改为月刊。1947年12月停刊，共出57期。《觉群周报》办到后来与一般佛教刊物没有多少区别，与太虚大师创刊的原旨可说是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即是“不干治”的议政方式在当时也是不容易的事。
　　上海玉佛寺已于2000年6月正式创刊《觉群》杂志，从最初季刊改为了现在的双月刊。内容也由原来的单一中文，改成了中、英文的合刊。“觉群”一词，最早就是从太虚法师创办觉群社和《觉群周报》而来的。目的也是想继承前辈高僧的悲愿，用文字来弘化佛法，接引众生。如今，在上海玉佛寺内，“觉群”不仅是其所办杂志名，它同时也是玉佛寺系列文化产品和文化艺术活动的品牌。它以“觉群”命名的文化宣传品就有“觉群文化周”(已经举办第六届)、《觉群》双月刊(已经发行6年)、《觉群丛书》(已出版五辑近40册)、《觉群译丛》(已经三辑)、《觉群佛学》年刊(已出五辑)、《觉群博士文库》、“觉群佛教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觉群学院”、“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复旦·觉群人文精神研究中心”等一系列文化产品。玉佛寺的这一品牌，已经逐渐在教内外形成一定的影口向，太虚大师当年办刊的精神在新时代继续绽放出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