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太虚大师在福建的宏法因缘

试谈太虚大师在福建的宏法因缘
　　◎何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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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虚大师，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别号悲华。浙江崇德(今井入桐乡)人。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幼年失去双亲。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出家，同年在宁波天童寺依寄禅和尚受具足戒。一九四七年病逝于上海玉佛寺。太虚大师在当代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正如台湾著名太虚大师研究者洪金莲在《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书中指出：“太虚不但是典型的传统佛教的继承者，同时他又是开启中国佛教现代化的首议者；他不但是一位行动实践的改革者，同时也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思想家。”［１］太虚大师与福建佛教界关系密切，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积极倡导僧教育
　　太虚大师曾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兼南普陀寺方丈)对办好闽院倾尽了大量心血。闽南佛学院所以成为我国著名佛教学府，至今仍在全国各佛学院中名列前茅，与早期主持院长工作的高僧大德打下的基础有著密切关系。［２］太虚大师为佛教界领袖，一贯高度重视对僧材的培养，在其担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六年中，一直将闽院作为他改革、创新中国僧教育的实验园地。“以后数年中，闽院遂为大师教育事业中心。”［３］在法师的努力下，闽南佛学院面貌为之一变，不仅成为在本省僧人首选学府，也成为全国各地僧人向往的学府，至一九二九年，学僧人数大增，有来自江苏、浙江、四川、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等省外学僧九十多名，分三个班级授课。全国各地学僧请求入学者甚多，而皆不能满足。太虚大师对办好闽南佛学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采取系列措施，对闽院进行调整、充实、改革，进一步提高了办学质量。如将原学院附办的小学迁往漳州南山寺，独立建校，之后于南山寺成立“锡兰留学团”，学习英文以备留学。明确规定闽院三年修业的学制和每学年的修学课程，除以佛学经论为主外，还兼修法文、外语、数学、历史、地理、哲学、艺术、体育等科目。太虚大师还倡议在学院中设立研究部，并将研究部分为“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国佛学系”、“融通应用系”等五个系，从应届毕业生中选择品学兼优的学僧进入研究部深造，并有专门导师负责指导。
　　第二，提出一整套新的僧教育观，极力推动闽南佛学院的教育改革。太虚大师在闽院作了大量专题演讲，较为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如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讲《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一九三零年春讲《建僧大纲》、《僧教育要建筑在僧律仪之上》、一九三一年三月讲《学僧修学纲要》、一九三二年十月讲《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讲《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讲《师生应如何爱护学院》等。在这些演讲中，他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其今后实践僧教育的内容和方向大体没有超出这些观点。如对僧教育没有宗旨、目标的办学方法表示了不满和失望：“中国教育模仿外国，而佛教教育就模仿中国，如“法师养成所”恰与中国士大夫式的教育一样。这在僧教育的立场来批评，他们所办的教育，不是为整个佛教情形所需要来办的，不是为信解行证全部佛教来办的，不是普及佛教教育的，这都是古代阶段式的教育遗痕。”［４］甚么是理想的僧教育目标呢？太虚大师提出：“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学作讲经法师而已，必须要学习整修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泊，要能做排水、扛柴、洒扫、应对，以及处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从前各种僧学出来的学僧，不但不能勤苦劳动去工作，甚至习染奢华而不甘淡泊，这可说是模仿社会学校所得的结果，而误于‘法师养成所’的，以为别种事不可干，除去讲经、当教员、或作文、办刊物以外，把平常事物都忘记了。假若全国的僧徒都来受教育，那末寺院中家常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了。结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灭了佛教，坠落了佛教，像这样教育，还不如没有好。”［５］对于在学僧人，太虚大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守清苦淡泊的原有佛教生活，尤其修学的学僧，要以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为出家人美德。要能勤苦劳动，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僧徒，要格外的勤苦，个人的衣食与各种器具，要能自己动手去做。［６］应该有怎样的僧制？太虚大师提出学僧制、职僧制、德僧制三种，其“学僧制”，即由十八岁高中毕业后，经律义院二年研习戒律，二十岁受比丘戒，再入普通教理院四年(相当大学)，高等教理院三年(相当研究院)，最后再作三年参学。其“职僧制”，即修菩萨行的僧众，任职于各地的布教所、慈幼院、养老院、律仪院、教理院，或文化事业，或教务机关，或参学林等各地从事于服务僧团、整理僧制的工作。其“德僧制”，即经过前二僧制的年长僧众，可进一步选择适宜的山林茅篷，或依止专修林，或杂修林，就自己选择的行门，一门深入的参学修行，并可为参学林的指导师，成为四众归仰的对象。［７］
　　第三，为闽院学僧讲经说法及有关文化课。一九二七年三月，太虚大师为闽院学生讲《行为学与唯根论及唯身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讲《瑜伽真实义品》，弘一大师亦逐日亲临听讲；一九三零年二月，讲《大乘位与大乘各宗》、《佛学之宗旨及目的》、《西洋学中国印度哲学的概观》；三月，讲《弥勒经》；四月，讲《纪念释迦牟尼佛》；一九三一年二月，讲《大乘宗地图》；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讲《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其中有的演讲在太虚大师的弘法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大乘位与大乘各宗》为大师十年来对大乘各宗以客观态度观察后，进行了融合贯通的研究，总结发现其遍共其摄的同共律，指出其特点有“平等门”和“特殊门”、其“平等门”，指凡是大乘各宗，无一不从同一原则上，引共同依据的教理去说明发挥，不得分判谁高谁下；其“特殊门”、指大乘八宗者，在大乘教理上取其一部分为所宗，各站在其自宗地位上以发挥其偏胜之玄诠，显其特殊之理境。［８］其影响较大的还如《西洋中国印度哲学的概观》，法师针对梁漱溟、张东荪对佛教的看法，提出了“本体论——宇宙观”、“知识论”、“行为论——人生观”、“西中印度哲学与佛教”等论题，最后指出“故梁君不须改佛以从儒，但修大乘菩萨之种姓行可地。张君不必虑佛教无共享堆积之理智，求之大乘菩萨之胜解慧亦可得地。”［９］在闽院的讲经中，有的所讲内容法师自己也颇为看重，如所讲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后由胜济、窥谛、东初、灯霞、雪生等合记，成《大乘本生心地观经讲记》，“大师誉此经为《法备五乘，义周十宗》，颇为推重。”［10］
　　第四，阐述对改革佛教的看法。太虚大师许多改革佛教的主张和看法，是在闽院形成并宣讲的。其最著名的如一九二七年九月在闽院所讲《救僧运动》，大师指出，积极的救僧要真修实证以成圣果，舍身利众以重胜行、勤学明理以传教法。消极的救僧则；自营生计以离讥、严择出家以清源、宽许还俗以除伪。［11］太虚大师很看重这个演讲，在《告徒众书》中特意提到“余近日在闽南演说之《救僧运动》，”并介绍了其主要内容。［12］
　　到各地讲经弘法，广播法音
　　太虚大师在福建期间，足迹踏遍福建许多学校、佛教会及古迹名刹，席不暇暖，与广大信众接触频繁，为讲经弘法见缝插针，不遗余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大师于厦门大学讲《缘起性空之宇宙观》、于厦门教育会讲《大乘佛法的真义》。一九二七年三月于福州市，为军政当局开示，并游鼓山、怡山诸胜；十月，游漳州南山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应厦门集美女中之请，讲《佛学的人生观》。后游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参观孤儿院，并住锡开元寺，为泉州民众教育馆讲《从无我唯心的宇宙观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观》，又应晋江见佛教会讲《佛教会是本慈悲心和智慧心所组成的》；一九三零年一月，到南安县雪峰寺度旧年，并应安海养正中学之请讲法；三月，于厦门南普陀寺讲《普门品》；四月，应厦门双十中学讲《民国与佛教》；并应厦大之请，讲《佛学在今后人世之意义》。一九三一年一月，应厦门鼓浪屿武荣中学之请，讲《释迦牟尼的教育》，为中华中学讲《亚欧美佛教之鸟瞰》，二月，应闽南信众请，于蔡慧诚诵莲精舍讲《唯识三十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应厦门新青年会之请，讲《新青年与救国之新道德》，应厦大教授所组文哲学会之约，讲《法相唯识学概论》，一九三三年一月，应厦门大学心理学会之约，讲《梦》；二月，于思明县佛教会讲《学佛先从人做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应中国佛学会闽南分会之请，于厦大旅舍天台讲《佛学会与现实佛化》，又于厦门中山公园通俗教育社讲《佛教与现代中国》。这些演讲内容，不少在法师弘法讲经中有著重要地位，如在泉州民众馆所讲的《从无我唯心的宇宙观到平等自由的人生观》，“以缘起无我说平等，唯识熏变说自由，后乃时时说之。”［13］一些演讲内容太虚大师多年思考的结晶，如于厦大文哲学会所讲《法相唯识学概论》，过去曾初讲于世界佛教居士林，因故而中止：此籍在闽期间得以完备，此论探讨了“虚实”、“象质”、“自共”、“自他”、“总别”、“心境”、“因果”、“存灭”、“同异”、“生死”、”空有”、“真幻”、，”凡圣”、“修证”诸问题，可称为大师代表作之一。王恩洋、张化声、唐大圆、彦明、梅光羲、罗灿、密林、法尊、胡妙观、黄忏华等曾为此论作序。
　　撰写大量佛学著作
　　太虚大师所以会成为中国近代佛教领袖，与其著述等身份分不开的，而其中许多著述，则撰写于福建。一是改编，如太虚大师在闽期间，应世界书局之约，改编《佛学概论》为《佛学ABC》以行世。二是写评语，太虚大师在阅闽院藏书时，写下许多短评，如《评〈西田几多郎〉善之研究》、《书(菊池宽)复仇以后》、《附从译本里研究古禅法及禅学古史考之后》等。三是撰文。如一九三一年二月，作《相宗新旧两译不同论——梅撷之云作——书后》、《维摩诘经中正信会员格言》。四是辨论。如一九三三年二月，支那内学院交来《佛诞纪元论刊定书》，对大师《佛教纪元论》有所指摘，大师故撰《复内学院书》以答复。五是解说经书。最有代表性如一九三一年在南普陀寺所撰《(成实论)大意》。《成实论》有十六卷，大师感慨中国鲜有对此研究者，故撰写了此文，从“十二偈与发聚”、“苦谛聚”、“集谛聚”、“灭谛聚”、“道谛聚”等五个方面阐述了自己观点，可称为师佛学思想代表作之一。■
　　注 释：
　　［１］洪金莲《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东初出版社(台湾)一九九五年一月，339页；
　　［２］何绵山《培养僧材的摇篮——纪念闽南佛学院创办70周年》，《闽南佛学院学报》1995年2期
　　［３］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136页
　　［４］《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印行，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十八册89页
　　［５］《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十八册，90页
　　［６］《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十八册，90-91页
　　［７］《建僧大纲》，《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寻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17册，208-211页?
　　［８］《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83页
　　［９］《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版，307页
　　［10］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191页
　　［11］《救僧运动》，《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第十七册，579-583页?
　　［12］《告徒众书》，《太虚大师全书》，台北善导寺一九八零年流通版，590页?
　　［13］印顺《太虚法师年谱》，宗教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月版，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