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黄夏年
　　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上海玉佛寺举行“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研讨会，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科研机关的学者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觉醒、觉真、陈兵、王雷泉、麻天祥、宋立道、邓子美、严耀中、李向平、姚南强、吴平、黄夏年、王仲尧、李利安、郑晓江、曹曙红、徐孙铭、董群、徐文明、夏金华、刘元春、林国良、辛世俊、刘泽亮、宣方、刘成有、圣凯、温金玉、杨维中、金易明、肖永明、陈永革、王公伟、吕建福、陈坚、陈卫华、戴继诚、韩焕忠、郑涌、韩凤鸣、李虎群、哈磊、胡绍皆，、唐忠毛、张伟然、能利、毛妍君、安虎生等70余人出席了会议。研讨会收到论文57篇。
　　与会学者就佛教现代化与太虚大师的贡献两方面内容作了深入的探讨。学者认为，佛教的现代化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社会实体之宗教形态的佛教面对现代社会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二是作为佛教之内涵的“佛法”如何在现代文化体系中善巧展开、进行“现代说法”，普及大众、广度有缘。前者为“相”，后者为“法”。前者包括佛教寺院、学院、佛教团体，、教会等在管理、制度观念乃至建筑、设施等方面的现代化。后者则是在“法”的层面上，作为佛教之精髓的“佛法”，如何在现代文化、知识、观念体系中切实展开，呈现出佛法超宗教、超时空的普遍性，利益全球化时代的全人类，这正是太虚大师当年的宏愿。人间佛教的所谓人世，也不仅仅指参与政治，应该是积极关注甚至参与社会生活，但又要和现实社会以及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所谓“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东方佛教做出的应对方略：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佛教经济学的产生；佛教民主化的改革；佛教对社会的关心(人间佛教)，如是等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来的现代佛教中正在酝酿和发展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不是宗派性的，而是对社会正义的寻求、反映了社会普遍的诉求，尤其代表了东方社会的中下层呼声，因此它是一场宗教背景的民主运动。它具有极大的世俗色彩，但又往往以原始的佛陀教义为旗帜。
　　佛教现代化的原则是契理契机，既契合佛法的根本真理，又符合时代之机宜。佛法在任何时代展开，都必须对那个时代的“机”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把握。“平等”是这个时代主流文化的主旋律。除非佛教甘愿落后于时代，甘愿“边缘化”，否则，如何将“与时俱进”与“契理契机”的原则与方法结合起来，探索既适应时代要求又契和佛教教理的佛教制度改革方案，是佛教界非常迫切的一项使命。人类进人科学时代，崇尚理性和实证，此乃是时代文化之最大特征。科技的迅猛发展，又使人类在空间上进人全球化时代。在这样一个科学化的全球性时代，传统的神道设教为特征的“神本”宗教已受到严重挑战，现代人的信仰危机日渐严重。而佛教作为建立在“觉性”基础上的“人本”宗教，正可将其宗教形式下内蕴的觉悟解脱之法明白地发扬出来。佛教现代化，乃是在现时代展现佛法真义、具有续佛慧命之重要意义的伟业。传统之宗教，只是外相、形式，佛法之智慧，才是实质、内容。作为人类关于宇宙和人生之正见的佛法，无论四法印、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乃是具有超民族、超地域、超历史文化之局限的普遍真理。佛教的现代说法，正是要将这一普遍真理(遍“法界”之真理)以现代的方式阐述出来。
　　在社会现代化的浪潮中，佛教的现代化不能只是注重物质化，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和心灵的安顿。佛教关心人，主要精力应放在精神的层面。如何在物质主义盛行的今天，关注人的精神问题，是佛教弘法的根本。在这方面，佛教具有独特的优势。佛法的根本是消除人的痛苦，给人以智慧，如果撇开了安顿人心这个根本，佛教的现代化就会迷失方向。唯识学的革命意义，在于转阿赖耶识中的有漏种子为无漏种子，故个人的别业和众生的共业，可以在新生旧灭的“转”中得到改变，从而使大乘菩萨的熟生严土的事业成为可能，此所谓佛道无上、法门无量。因此，阿赖耶识的转依理论，为佛教文化人的改革社会、建设人间佛土，提供了殊胜的理论武器。佛教只有现代化，才能化现代，要想实现人类永久的和平，实现大乘菩萨道普度众生的愿望，就应当团结一切有识之士，充分利用现代科技，采用现代化的组织管理模式，结合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紧紧围绕人们的生活模式，发挥现代传媒的巨大作用，不断提高人们生命质量，以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尽快建立世界佛教的大格局。使佛法广为流布乃至深入人心，成为现代人类的共识。在具体的操作中，要摆脱狭隘的教条主义，紧密结合社会现实，采取丰富多彩的传播方式，提高竞争能力。充分实现产业化进程，深人人们的生活，为大众提供更为广泛的、具有佛教文化内涵：的产品。立足全球，建立宏观战略发展计划，积极推进各国、各地区的佛教交流，加强与其他宗教，特别是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相互沟通和了解，建立高层的宗教对话，在涉及人类安全与发展的各个层面，立足佛教缘起、共生的观点，积极展开研究，提供独特的解决方案。以及建立菩萨学处。
　　学者指出，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命题恐怕就不是对所谓世俗化的担心了，而是一个如何使人间佛教社会化、制度化的问题。一个社会化、组织化的阐释方式，从而能会使人间佛教的“人间”概念，落实在佛教信仰群体、或群体信仰的组织层面。寺院追求的不是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结合，没有社会效益，无法得到社会认同，都市寺院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没有经济效益，寺院无法生存，更不可能发展。都市寺院应该有自己的精神。确立寺院理念也不能流于形式，应该结合自己寺院的现实情况，理智地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同时可用精辟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使其深入到每一位寺院僧职及护法居士的心中，成为每个人自觉的指南。寺院领导集体应该具有年轻、知识、胆识、严谨、认真、进取，团结等要素。只要对弘法有好处，只要能够凝聚信徒的力量，极大地发挥佛教的影响，同时又不违背佛教的基本精神，可以大胆地去做。寺院应注重弘法手段的新颖性、灵活性，弘法形式的多样化、生活化，弘法语言的说服力、亲和力，以朴实的语言、通俗的教理、庄严的形式去感染和教育信教群众，从而创造积极的弘法效果。弘法是一种修持，修持也是一种弘法形式，二者应该实现高度统一。修心乃学佛之根本，应注重对寺院僧众的心灵改造。因此在当代寺院中应该大力提倡“内抓素质、外树形象”的管理原则。把寺院变成学习型组织，推动寺院迅速发展、实现“适者生存”的重要推力。
　　佛教的“超人间”性，或者说佛教超人间的“信仰”部分是佛教的核心，出世的永恒主题是佛教在世生存和具备其宗教魅力的依据。从佛教信仰者来说，绝大多数的正信弟子对佛教的信仰还在于出世了生死，既不是祈福消灾，也不是人世办慈善事业，或者至少不是以此为中心。如果以后者代替前者，或者将后者直接说成是前者，世俗社会的善行无疑可以取代佛教，佛教的根本性格也消失了。从人间佛教的立场出发，本没有绝对的出世与人世之分。出世是觉悟人生的必然，是学佛者的最终归属，人世是奉献社会的觉悟，也是修佛的路径之一。应该肯定，山林曾是怀有宗教理想的人们为避免混浊的世间污染的居所，但当今市场经济已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信息网络无处不在；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与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城市与山林，将很少根本上的差别，如果固守山林气息浓厚的传统，很难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更谈不上佛教的弘扬与发展。都市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也是促使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导力量，而这种力量的源泉则来自于“都市人”的欲望。意在指导都市生活的“都市佛教”应该允许甚至鼓励“都市人”在法律和道德限度内的欲望。都市人的这种欲望一方面因表现为“进取心”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因表现为“烦恼心”而成为个体解脱的(逆)增上缘。一‘进取心”和“烦恼心”是欲望的“一体两面”。“都市佛教”应该充分尊重源自欲望的“进取心”和“烦恼心”从而形成在社会发展和个体解脱之间的平衡视野。“都市佛教”不应该像“山林佛教”那样只顾个体解脱而漠视社会发展，不应该像“山林佛教”那样鼓励看破红尘而逃避世俗，不应该像“山林佛教”那样反对财色名利而流于道德说教，不应该像“山林佛教”那样以“清净心”来排斥“烦恼心”，不应该像“山林佛教”那样提倡陶渊明式的“小隐隐于山”，而应该提倡维摩诘式的“大隐隐于市”，应该是“工作佛教”而不应该是“休闲佛教”，应该是能包容世俗的“都，市佛教”，而不应该是排斥世俗的“皆’非佛教”，应该教会“都市人”在岗成佛，在线解脱，应该教会“都市人”以“进取心”成才，以“烦恼心”成佛，应该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妨碍社会的发展。佛教不仅是和平的宗教，更是健康的宗教，这应当是新时代的共识。健康人人需要，佛法就是良药，这应当成为传播佛教、普及佛法的新口号。从人生佛教到健康佛教，这应当是人间佛教的一种新的解释和理念。
　　明清以来，佛教的世俗化是不争的事实，甚至于在末法时代都在所难免。而人间佛教的改革正是要扭转世俗化这一趋势，而不是推波助澜。人间佛教的所谓人世，也不仅仅指参与政治，应该是积极关注甚至参与社会生活，但又要和现实社会以及政治保持适当距离，所谓“不即不离，若即若离”，任何一个宗教体系都可能建成一个必须的社会组织，建成一个自由结合的精神生活共同体。唯有在一种制度、组织的基础上，宗教才能成为公共利益可靠而不可缺少的基础，参与国家、社会的公共生活，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否则，参与社会建设就是一句空话。所以，如何使佛教信仰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有效的建构，如何使佛教寺僧成为社会建设的一种社会资源，进而把佛教发展与社会建设，佛教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壁垒双向打通，促使中国佛教真正具备“社会建设的行动单位”之结构和功能。按照从信仰到佛教制度的建构过程，佛教僧侣作为其间的中介关系，将直接左右着中国佛教制度的建制形式，至少是严重制约着佛教寺庙的建制形式无法建构为一个完整的制度结构，使世俗权力关系对佛教的建制型教态，产生了不少深远、难以摆脱的影响。依据佛教寺庙的发展格局，可以把佛教的社会认同结构，梳理出寺庙型认同方式、施舍型慈悲认同方式和功利型因果认同等若干模式，并能够在每一种认同模式之中寻找到三种相应的佛教行动模式。在与其寺庙型认同方式相适应的层面上，构成的式一种“空间型认同机制”；在与其慈悲型认同方式彼此适应的形式上，他们构成的是一种“法师型认同机制”；而在其因果型认同层面上，佛教僧侣乃至信徒们建构出来的则是一种“功德灵验型认同机制”。正是这样三种类型的认同模式及其认同机制；可以说是当代中国佛教社会活动的主要模式。‘它们左右着中国佛教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处理，它们制约着佛教寺院在承担部分社会公益事业的行动特征，同时，它们也在直接影响着无数佛教信徒在接近佛教、了解佛教，接受它们的功德文化而信仰佛教。在这些认同模式之中，也许最为缺乏的，就是佛教之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或制度宗教所能够直接建构起来的社会认同方式，进而不得不把佛教信仰的认同机制局限在寺庙或个人化的认信过程之中。况且，中国国家与市场之外的社会空间，一直亦无法得以顺利地建设，从而使中国佛教的生存，不是依赖于国家权力秩序，就是寄托在经济市场之中难以自拔。因此，佛教的社会化制度认同模式常常是无法建构，而只能顺应着个人信仰的表达方法，只能建构出一种以个‘人功德灵验型为基础的认同模式。在人间佛教的旗帜上，慈善事业作为佛教关怀人间、回报社会的重要一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就不能不研究和挖掘佛教特别是人间佛教的慈善思想资源与实践经验。
　　通过研讨，与会各位专家学者对太虚大师的佛教改革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准确的认识，并从中找出了不少对今天实现佛教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大家对太虚大师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达成了若干共识，对佛教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处境和发展的趋向，也作了众多的设想，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内容。与会代表指出太虚大师的佛教理念，应该说是杨文会佛教理念的进一步发展。以太虚、印顺为代表的人间佛教改革运动及欧阳竟无、吕澂等的唯识学复兴运动，则是一种基于理性与革新精神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运动，对促进传统佛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太虚大师将唯识学发掘为具有广泛适应性的文化诠释工具和价值判断体系，用以解读中国传统典籍，论证自由与革命，为人间佛教建立心性论基础，充分发挥了唯识学的认识论、存在论等哲学基础的价值。大师写了《唯识观大纲》，立五种唯识观，通过深刻阐述和发挥唯识观的实践作用，提请国人以唯识之观、联系唯识之教，关注社会现实，关怀自身处境。菩萨行承因引果，是由人乘趋于佛乘的关键所在。人生佛教的核心就是践行大乘的菩萨行，就是上求菩提以大智慧而自利、下化众生以大悲心而利他。大师讲人生佛教，就是要落实菩萨行，实现传统佛教的转型，所谓“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僧寺，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但缘于时节因缘的不具足，教内外条件的欠缺，太虚大师的改革只能滞留于思想层面，无法付之实现。但他当时提出的许多设想，对今天的佛教界探讨佛教如何发挥自身特色，融人当代社会，服从和服务于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如何在社会转型时期发挥佛教特有的精神慰藉、化世导俗作用，更好地、踏实地走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参与构建和谐社会，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身独特的资源功能，具有积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太虚的“人生佛教”的思想，成为当代“人间佛教”思想的先河，可谓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之理念的滥觞。也是我们当代佛教界所提出的“爱国爱教”思想的教理基础。所以，对于大师的佛学思想，我们有深入研究，借鉴继承的必要。
　　太虚大师以反思性为特征的“人间佛教理论”，坚持以佛教为本位、以中国为本位两大原则立场，以此展开其“人间佛教学”建构的“佛教性”、“中国性”、“社会性”、“文化性”和“普世性”，有其鲜明的中国社会认知与佛教弘化的关系意识。根据太虚佛教改革的内在原则——契理、契机，可将其为佛教的近现代转型所作出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分成两个部分：一是人生佛教的契理建构，即其人生佛教理论，这是太虚大师整个人间佛教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其一生的佛教改革实践都围绕人生佛教理论而展开；二是人生佛教的契机改革，佛教的契机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以契理原则为根本前提外，还包括了一系列的配套改革：(一)佛化运动的开展(包括弘扬教化方式的现代化，讲经内容的现代化——用现代西方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理念来诠释传统佛学，以及针对西方学术分类明晰化、条理化的特质，尝试将佛典进行系统的分门选排，使佛法研究和西方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接轨，实施平等对话和交流，同时通过梳理佛法与政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科学、逻辑、数学等知识体系的关系，证明佛法思想包涵万有的特质)；(二)僧伽制度的改革和调整；(三)世界佛教思想与运动的建构与开展。如果认同人间佛教价值取向的寺院、教团，能继续对现状有深入的反思，对未来可能遭遇的挑战有高度的预瞻，积极的应对，那么在21世纪，人间佛教思潮就应当如同20世纪一样，还能继续引领佛教向上。尽管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导的寺院、僧团、社团所安立的佛教理论体系有着真常唯心论与中观论的差别，但这两大体系(唯识论在历史演化中可称为两者间居中状态)都可在原始佛教中找到其蕴含，其根本均为缘起说。尽管他们都有各自特点、特色，而且必将越来越丰富，但只要真正认同人间佛教理念指导，就有积极进取的共同点。可以说，人间佛教思潮正是靠积极进取精神才由小到大，忍受了重重压力，冲破了层层阻力，终于成为当代主流。当代中国的人间佛教建设，也具有伦理的内涵，并且已经在一些应用伦理和社会关怀层面体现出来，就应用伦理而言，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佛教对于生态伦理、生命伦理、经济伦理、国际伦理等方面的看法，就社会关怀而言，佛教表现出了对于人们的心灵关怀和以慈悲为核心的社会慈善事业等等，这些都是佛教在当代的伦理实践。在这一方面，以太虚的人生佛教的伦理观仍然具有指导和启发性意义。
　　正是在新的时代里以判教的方式批判地继承中外佛教史上的优秀成果，抉择中国佛教发展的基本道路，才有了太虚大师在佛教教理思想上的现代创新和建树；而太虚大师的思想实践也使判教这种古老的学术方法和思想方式大放异彩，促成了古老的佛教传统与现代的思想形势之间的无缝对接。“革除”、“革改”、“建设”成为太虚佛教改革僧团组织思想的三部曲，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关涉蓟僧制的问题，亦即是“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可见太虚是希望有一个健全的佛教组织来领导这场革命，让改革佛教的事业能够顺利地进行。在中国，人们称禅宗的实际创始人慧能为中国的马丁·路德，而太虚在辛亥革命之后，为挽救佛教内外交困的危机，公开倡导僧制改革，在佛教人世转向方面，又向俗世跨出不同寻常的一步，以致被人们称为近代的政治和尚。这既说明了太虚对佛教文化的贡献，也反映了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从社会实践意义上讲，太虚被称为中国的马丁·路德也非纯系溢美之词。各个佛教会的探索和实践，反映出了近代佛教制度的最大突破就是，打破各个寺庙之间孤立运行的隔绝状态，最大程度上联合包括各个寺庙在内的所有佛教力量，来振兴佛教，参与社会，转型到团体组织运作的发展路子上来，而这就是作为教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会的实践意义所在。而像正信会的这种在家信众团、体组织以及后来更多的佛教居士林组织，很好的团结了在家信众的力量，为佛教融人社会也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使佛教能更好地关注民生，关注现实，从而超越了寺庙这种制度范围，与中国各种类型的佛教会共同构成了中国佛教的教团组织，充当着佛教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桥梁的角色。太虚的革新僧制的实践证明，佛教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尽可能符合时代的需要，同时又不得不考虑到当时佛教的实际状况，审慎地进行具体实践，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无论是超前还是滞后，其具体的实践活动都将难以奏效，这是留给后人的有益的经验教训。
　　太虚法师真现实思想正是站在佛教的最前沿，对时代诉求所作出的一种回应，提出了让理想的光辉重新在现实中闪现的真现实之思，这与现代社会思潮中具有良知的思想所作的探寻是一致的，其中，存在主义试图将人的存在从物的存在的遮蔽中解蔽出来展现出真理的光明的努力，从现代思潮中最具深度的思想角度，与太虚法师从佛教立场的诠释演绎耦合共振，昭示出太虚法师真现实佛教思想所独具的现代意义，甚至可以给现代社会以一种更具传统智慧底蕴的现代启示。按照太虚大师的设想，中国佛教真正的落实到了“人间佛教”上。这些机构与活动，成为现实社会道德教育、技能教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社会实践必将对社会文明发展有所助益、有所贡献、有所推进、有所提升!这样，佛教成为人生的佛教、人间的佛教，呈现出生动活泼、积极向上的景象，而成为大众深怀敬仰的信仰依托之一了。特别是在这个经济虽然迅速发展而人心却迅速退化，社会环境的污秽成为公害的今天，太虚大师关于建设人间净土的教诫，更显出其不朽的价值。他提倡带动世人，同究佛理，共明佛谛，依佛法净化自心，净化社会，净化环境，使每个人自觉改造，从日常生活行为上转变到最深处，将污秽的转为清洁，乖戾的变成和善，紊乱的整成条理，散漫浑浊的变为严肃清明，养成清净的、严肃的、规律的、和善的习惯，使身之行动、口之言语，皆合于理。久之，由此善良习惯改转内心之七情、六欲、三毒等，使整个心识结构成为清净纯善的。心身清净一分，即世界清净一分；使此心彻底清净光明，则心为佛心，身为佛身，世界为清净安乐之佛国净土。不但需要佛教徒身体力行，而且也应引起社会人士的广泛重视。在认识人生佛教的同时，不但要谈佛教在个人修养完善面，从而导致人类的和平、幸福，作为一个佛教弟子，更要注重的是解脱的更高目标。这就是“人间佛教”与“人生佛教”的意义上的差别。所以认识人生佛教，我们把从神佛请回到人中来了，要明白的是，佛不是神，但也绝不是“凡”人!人生佛教也不仅仅是修福善之人道教，而是解脱一切苦之觉悟教!
　　最后，全体学者对玉佛寺在这几年注意佛教文化的弘扬，支持佛教研究事业的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年太虚提倡的“觉悟群生”的“觉群”思想，在玉佛寺方丈觉醒大和尚与全寺僧俗两界人士的努力下，已经成为玉佛寺佛教文化的标志。“觉群”不仅是太虚所办杂志的名称，同时也是玉佛寺系列文化产品和文化艺术活动的品牌。以“觉群”命名的文化宣传品就有“觉群文化周”(已经举办第六届)、《觉群》双月刊(已经发行六年)、《觉群丛书》(已出版五辑近40册)、《觉群译丛》(已经三辑)、《觉群佛学》年刊(已出五辑)、《觉群博士文库》、“觉群佛教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觉群学院”、“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华东师范大学觉群佛教文化研究所”“复旦·觉群人文精神研究中心”等一系列文化产品。玉佛寺的“觉群”这一品牌，已经逐渐在教内外形成一定的影响，太虚大师当年办刊的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出光芒。这次玉佛寺再次召开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以前瞻的意识关心佛教未来，上升到文化的自觉，为如何续佛慧命作出了一个表率，随着我国佛教文化事业的不断深入，未来的玉佛寺佛教文化将会办得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