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的作者孟诜及其事迹

　　《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并序》的作者孟诜及其事迹
　　作者：杜斗城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甘肃省泾川县发现了国家级文物唐代舍利金棺，但因种种原因，当时的媒介并未宣传此事，其发表的公开报道也本末倒置，重金棺而轻舍利，至于出土的其他文物，就更谈不到了，其《石函铭》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虽有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录文，但录文有不少错讹，特别是对文中的武周新字，未能读识，故留下了许多遗憾，特别是《石函铭》的作者孟诜其人，更无涉及,因为此铭涉及到泾州大云寺舍利的来源等重要问题,很有必要作以重新考察。2004年冬，笔者对此《石函铭》作了进一步考察，发现其文的作者孟诜竟然见于两唐书，而且是敦煌本《食疗本草》的作者。其中意义，不可谓不大。
　　关于孟诜籍贯，两唐书皆载为汝州梁人。其地在今河南省汝州市，唐代以梁县为治所，明代省县入州。《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并序》明载“平昌孟诜撰”。汉、三国均设有平昌郡、县，故地在今山东安丘。北魏设平昌县，地在今河南滑县。总之，古代平昌与汝州为两地无疑。这样一来，两唐书中所记的孟诜与《大云寺石函铭》的作者孟诜是否为一人似乎成了问题。然而，两唐书中孟诜之孙《孟简传》却明载孟简为平昌人。此种情况，绝非偶然巧合，故两唐书和《石函铭》中所载孟诜为一人无疑。古人记其籍贯，常以郡望，或可能有其他原因。
　　孟诜，汝州梁人（地在今河南省汝州市，唐代以梁县为治所，明代省县入州）。举进士。武则天垂拱初年（685-688），迁官为凤阁舍人。《新唐书?百官志》二中书省条下注：“（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改中书省曰凤阁”。隋唐时撰拟诏诰之长官。诜年轻时便好方术之学。有一天，他至凤阁侍郎刘祎之家拜访，见到了武则天赐给刘祎之的黄金，对其说：“这是药用之金，如用火烧，便有五色气出现”。刘伟之一试，果然如此。武则天得知此事之后，很不高兴，因此外放其为台州（今浙江台州市）司马。隋唐州府佐吏有司马一人，位在别驾、长吏之下。后又累迁为春官侍郎等。唐睿宗为天子时，召充侍读。长安年中（701-704），为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唐宋官名，光禄大夫加银印青绶称银青光禄大夫，唐为三品文阶官，只用于封赠，而非实官。神龙初（705-707）致仕（退休），回到伊阳山（位于今河嵩县）中宅第，专心研究药物食疗之方。孟诜虽年事已高，但志力如同壮年，经常对其亲友说：“如要修身养性，保身体健康，必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唐睿宗即位以后，又召其至京城，欲重新起用，但孟诜托词年老，固辞不肯。景云二年（711），诏赐锦帛一百缎，又令每年春秋二时给羊酒糜粥等。开元初（713-714），河南尹毕构以诜有古人之风，改其以前的居所为子平里。考毕构其人，河南偃师（今河南偃师）人。神龙初（705-707），累迁中书舍人。景云初（710-711），召拜左御史大夫，转陕州（今河南陕县）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后授益州（今四川德阳）大都督府长史，兼充剑南道按察使。唐玄宗即位后，拜河南尹，迁户部尚书，开元四年（716）卒。事见《旧唐书》卷一百、《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八本转。毕构以孟诜有古人之风，改其前居为子平里，可见毕构对孟诜之敬重。孟、毕为同时代人，或许他们以前就是好友。后不久诜卒，终年九十三岁。史载孟诜居官，“好勾剥为政，虽繁而理”，还撰有《家》、《祭祀》各一卷，《丧服要》二卷，《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等。
　　上为《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一《名伎传》对孟诜的一段记载。《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传》也为孟诜立传，内容与《旧唐书》大同，但未载孟诜所撰著作等事。
　　《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载《补养方》三卷、《孟氏必效方》十卷，下皆明记为孟诜撰。
　　《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二《孟诜丧服正要》二卷；《孟诜食疗本草》三卷。
　　可见，孟诜的这些著作，当时就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
　　孟诜交游甚广，且多为当时社会名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一《方伎传?孙思邈传》载：
　　（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孙思邈）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
　　《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隐逸?孙思邈传》亦载：
　　（孙）思邈于阳阴、推步、医药无不善，孟诜、卢照邻等师事之。
　　由此可见，孟诜曾尊被后世称为“药王”的孙思邈为师。其还与宋之问、卢照邻被称为“当时知名之士”。
　　宋令文其人，同样有迹可寻。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上载：
　　仪凤四年（679），（吐蕃）赞普卒。其子器弩悉弄嗣位，复号赞普，时年八岁，……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且请和。高宗遣郎将宋令文入蕃会葬。
　　同书卷五《高宗纪》下载：
　　（调露元年（679）冬十月癸亥）吐蕃文成公主遣其大臣论寒调傍来告丧，请和亲，不许。遣郎将宋令文使吐蕃，会赞普之葬。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中载：“宋之问，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父（宋）令文，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高宗时，为左骁卫郎将、东台详正学士。”《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文艺》中载：“宋之问，字延清，一名少连，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时为台东详正学士。……初，之问父令文，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世称‘三绝’。都下有牛善触，人莫敢婴，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颈杀之。既之问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骄勇闻，之孙精草隶，世谓皆得父一绝。”由此可见，宋令文这样文武双全的人物，难怪当时朝廷委其以出使吐蕃的重任。
　　《旧唐书》卷四十七《经籍志》下，《新唐书》卷六十《艺文志》四均载有《宋令文集》十卷。可见，其当时还有著作流传于世。
　　卢照邻，字升之，幽州范阳（今河北大兴）人。年少即爱《苍》、《雅》，博学而善属文。曾任新都尉等官。后因染风疾去官，处太白山中，以服饵为事。《新唐书》本传谓其“得方士率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后又徙具茨山，著《释疾文》、《五悲文》等。颇有骚人之风，甚为文士所重。后因不忍病痛，投颖水而死，时年四十。《新唐书》还说其“疏颖水周舍，复豫为墓，偃卧其中”。“以其为高宗时臣，而尊儒教；武则天崇尚法家，他又独尊黄老之学。由此看来，其还不是一个单纯的诗人，他在政治上不满武则天的统治，便采取极为消极的态度对抗。卢照邻也师事孙思邈，但长期服饵丹药，四十而不忍病痛，投水而死。而孟诜重视食疗养生，享年九十三岁。（详见下文）同在一师门下，差别竟然如此”。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上、《新唐书》卷二百零一《文艺》上皆为卢照邻立传，并载其有文集二十卷留世。《卢照邻文集》（又称《幽忧子集》）、《卢升之集》今传，《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唐十二名家诗》、《四部备要?集部》、《四部丛刊?集部》等书均有收录。
　　以上所考宋令文、卢照邻与孟诜一起被称作“当时知名之士”。
　　《新唐书》卷一百零七《赵元传》又载：（赵）元少负志略，又好辩论。来游洛阳，士争慕响，来造访者，皆缙绅之流。武则天将要称制，元恐其不容，调宜禄县（今陕西省长武县）尉。到职之后，非公事不言，弹琴配药，有隐士之风。自负才学，位不相配。年四十九即卒。其友人魏元忠、孟诜、宋之问、崔琚共谥赵元为“昭夷先生”。
　　这里，孟诜又同魏元忠、宋之问、崔琚等人一同出现，而上述人物，皆为武后时期的重臣。
　　魏元忠，《旧唐书》卷九十二、《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二有传，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人，先后为武后、中宗两朝重臣。武后平徐敬业之乱，魏元忠监军，圣历二年（699），擢拜凤阁侍郎、同凤阁銮台平章事，检校并州（今山西）长史，未几，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左肃政台御史大夫，兼检校洛州长吏，政号清严。长安中（701-704），相王为并州元帅，元忠为副。其在武后时，多次遭周兴、来俊臣等陷害，临刑而神色如常。中宗即位后授卫尉卿、同中书同下三品。不久，又迁兵部尚书，知政事如故。晚年遭贬谪，至涪陵（今四川涪陵）而卒，年七十余。
　　宋之问，可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新唐书》卷二百零二本传，虢州弘农人。即上文提到的宋令文的儿子，史载其有勇力，而工书，善属文。弱冠知名，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又从武则天游洛阳的龙门，以诗文而得赏锦袍。还曾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纂。中宗时增置修文学馆学士，择朝中文学之士，宋之问当选，引以为荣。睿宗即位后，因其曾附张易之、武三思等罪，配徙钦州。先天中（712-713），赐死于徙所。之问被流放期间，途经江、岭，有感而发，成诗为篇，传布远近。其友武平一为之纂集，成十卷，流传于世。《宋之问集》至今仍存，其中主要集其诗作，是初唐最有实力的诗人之一。其诗作见《四部丛刊集编?集部》从以上可知，孟诜与宋令文、宋之问父子两代均有交往。
　　崔琚，博陵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其父崔玄伟，武则天时官至中书令，封博陵郡公。撰《行己要范》、《友义传》各十卷，《义士传》十五卷，训注《文馆辞林策》二十卷等。崔琚本人以文学知名当时，官历中书舍人、礼部侍郎等。事附《旧唐书》卷九十一《崔玄伟传》、《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崔玄伟传》又谓“（崔）琚，亦有文。开元二年（714）诏：‘（崔）玄伟、（张）柬之，神龙（705-707）之初，保义王室，奸臣忌焉，谪殁荒海，流落变迁，感激忠义。宜以玄伟子（崔）琚、柬之孙毖，并为朝散大夫。’琚终礼部侍郎。”崔琚的儿子崔涣，亦博综经术，长于议论。肃宗时迁吏部侍郎、集贤院侍制等。代宗时因不与宰相元载同流，被贬为道州（今湖南）刺史。其子崔纵曾为卞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新唐书》卷一百二十有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博陵崔氏，世为巨姓，唐初仍根深荫广。
　　以上三人均为赵元的朋友，赵元卒后，共议谥赵元为“昭夷先生”。
　　最后，我们还必须提及本文一开始就提到的刘祎之，孟诜至刘祎之家，看到了武则天赐给刘的黄金，以其经验，说了那句令武则天生气的话。此刘祎之，亦见于史传。
　　两唐书皆说其为常州晋陵（今江苏武进）人。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时人号为“刘、孟、高、郭”。唐高宗上元中（674-676），召入禁中，与著作郎元万顷、左史范履冰等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又密令参与政要，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仪凤二年（677），转朝议大夫、中书侍郎等。后因不满武则天临朝称制，又被人诬陷，而被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岁。睿宗即位后，追赠中书令。有文集七十卷传于世。其事详见《旧唐书》卷八十七、《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七本传。
　　从孟诜与上述人物交往的事迹可知，孟诜当时不但社会地位很高，而且影响也很大，所以被称作“当时知名之士”。这样，他受请作《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就很好理解了。泾州当时是畿辅之地，是丝绸之路由关中北上的第一大站。北朝以来这里佛教即很兴盛，至今还保留有国保单位北魏时开凿的南石窟寺和王母宫石窟寺等等。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泾州即被选中。孟诜所作《舍利函》铭即此（详见另文）。两唐书虽未载孟诜在泾州之事，但察其事迹，其可能在泾州作过官，或因其他事情到过泾州。因《舍利函》铭第十一行所记有“维那出法言于司马孟诜”等文可以佐证。此句话中“维那”之“维”，即纲维，为统摄僧众之意；“那”，即梵文“羯摩陀那”之略译，意译为“授事”，汉梵并举曰“维那”，亦称“都维那”，也译作“悦众”、“寺护”等。十六国北朝以后，成了僧官的名称。北魏立沙门统为最高僧官，维那副之。隋朝因之。后“维那”亦为寺院“三纲”之一，主管僧众庶务，位于上座、寺主之下。《百丈清规》卷四载：“维那（意为统摄）众僧，曲尽调摄，堂僧挂搭，辨度牒真伪，众有争竞遗失，为辨和会，戒腊资次，床历图帐，凡僧学内外，无不掌之。”可见维那在寺院中主管的事物是相当庞杂的。“出法”应是这位担任维那僧人的法名。由此可知，当时担任泾州大云寺维那的出法，把大云寺“古塔余基”及藏有舍利的情况报告给了孟诜。孟诜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写了此铭。
　　两唐书虽载孟诜撰有《家》一卷、《祭祀》一卷、《丧服要》二卷（《新唐书》作《丧服正要》）、《补养方》三卷、《必效方》三卷、《食疗本草》三卷著作六种，但多不存。唯《食疗本草》部分今存。
　　《食疗本草》是一部食治本草专著，是对唐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惜原书早佚。《旧唐书?孟诜传》及《新唐书?艺文志》都载此书为孟诜所著。惜其书早佚。宋《嘉裕本草》所引书中刻有此书，其文曰：“《食疗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为二百二十七条，凡三卷。张鼎为唐开元间（713-7741）道士，兼通医术。《宋史?艺文志》载有“《吾玄子安神养生方》一卷，张鼎撰。”“吾玄子”应为张鼎道号。《食疗本草》成书之后，流传了四百多年，最早引其书的是陈藏在开元二十七年（739）所著的《本草拾遗》，其后还见于日本的《医心方》（984），北宋的《嘉裕本草》（1061），南宋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证类本草》）（1249）。《宋史?艺文志》、郑樵《通志》均录此书，但两者所记卷数不同，前者载六卷，后者却载五卷。至《补元史?艺文志》及《明史?艺文志》时，此书已不见著录。可知，此书的逸佚大约在宋末元初之时。明李时珍作《本草纲目》用古代医书甚多，但未列《食疗本草》，然其从《证类本草》转引《食疗本草》多条。
　　由于《本草拾遗》和《嘉裕本草》早佚，后人只能从《医心方》及《证类本草》中窥知《食疗本草》的一些佚文。使人惊喜的是清朝末年在敦煌莫高窟藏洞中又发现了唐人抄写的《食疗本草》残卷。然而，此珍贵的写本为斯坦因窃去，现藏大英博物馆，编号为S.0076号。1924年，罗振玉根据日本人的相片，将此件编入《敦煌石室碎金》一书。1931年，范凤源又将日本人中尾万三整理的《食疗本草》辑本，以《敦煌石室方本草》为名，由大东书局铅印发行。198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谢海洲、马继兴等根据敦煌残卷及《医心方》、《证类本草》编写的全书辑校本。
　　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残卷，前残后缺，后书题名。王国维、唐兰等将其与《证类本草》对校，确认为孟诜所撰《食疗本草》。这样一来，孟诜的这部珍贵的著作才又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
　　敦煌所出孟诜《食疗本草》残卷137行，每行20余字，共2774字，收药26味，朱墨分书。药名朱书于首，右下以小字注明药性（温、平、寒、冷四种），不注药味。下述该药的主治、功效、服食宜忌、单方验方，部分药物还记述了采集、修治、地域差别及生活用途等。如“木瓜条”介绍木瓜性温、主治霍乱，涩痹风气……。又谓“脐下绞痛，可以用木瓜一片，桑叶七枚，大枣三个中破，以水二大升，煮取半大升，顿腹之即差。”等等。总之，敦煌所出《食疗本草》，不但是我国古代研究研究医药学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孟诜这个人物不可多得的史料。
　　两唐书虽列孟诜为方伎或隐逸传，但并未提及孟诜与佛教有关系，考查其一生行为似乎与道家关系更为密切。武则天大兴佛教，作为大臣的孟诜，不可能与佛教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史简缺载而已。然孟诜之孙孟简却与佛教关系甚密。《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三《孟简传》载：“孟简，字几道，平昌（今山东安丘）人。天后时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刺史孟诜之孙……元和四年（809），超拜谏议大夫，知轨事。简明于内典，就礼泉佛寺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简最善其理。”……简性俊拔尚义，早岁交友先殁者，视其孤，每厚于周恤，议者以为有前辈之风。然溺于浮图之教（佛教），为儒曹所诮。”《新唐书》卷一百六十本传也谓孟简“晚路殊躁急，佞佛过甚，为时所诮。”孟简如此佞费，可能是受了先祖影响，孟诜作《大周泾州大云寺舍利之函总一十四粒》铭文并非偶然作为。
　　2004年11月
　　[作者简介]杜斗城，兰州大学博物馆学系主任、历史文学院和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导，甘肃敦煌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佛学》、《敦煌学辑刊》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