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双纸”(禅林句集)与日本近代禅学
“句双纸”(禅林句集)与日本近代禅学
[日本] 粱晓虹
内容提要 “句双纸”(也称“禅林句集”等),为禅语语汇集。因其所收录禅语一般按字数分类编排,从一言至十八言,甚至还有更长者,故实为句集。此乃日本禅林为有助于禅门初学者学习禅林偈诵、语句,练习写诗作文,或为方便入室参禅而编纂的一种实用的工具书。 自室叮时期出现后三百余年以来,此类书籍不仅多被编集、抄录、刊行,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广行于世,不但成为丛林禅僧必备的工具书,而且在俗信徒中也拥有许多读者,影响颇为广远。本文主要介绍了“句双纸”(禅林句集)的体例、内容,并对其历史渊源进行了考察,最后对日本近代丛林多种“句双纸”(禅林句集)相继出现,并广为流传的现象进行了剖析,指出它与当时日本禅学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日本禅学的一些特色。
关键词 日本禅宗 句双纸 禅林句集 禅林工具书 金句集 五山文学
一、“句双纸”(禅林句集)的体例和内容
1.1.所谓“句双纸”(也称“禅林句集”等),简而言之,就是禅语语汇集。因其所收录的禅语一般按字数分类编排,从一言至十八言(一字至十八字),甚至还有更长,超出二十字的,故多非语词,而实乃句集。这实际是日本禅林为有助于禅门初学者学习禅林偈诵、语句,练习写诗作文,或为方便人室参禅而编纂的一种实用的工具书。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原本只是一种为童蒙进入禅门而编纂的入门书,但实际上,自从室町时期这种体式出现后三百多年以来,这一类书籍不仅多被编集、抄录、刊行,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广行于世,不但成为丛林禅僧必备的工具书,而且在俗信徒中也拥有许多读者,影响颇为广远。从室町末期到江户初期又产生了各种“句双纸抄”,则更促使其广为流传。
如此,研究“句双纸”(禅林句集)的意义就不再只限于其本身,通过对其体例内容和发展线索的探讨,我们可以考查日本近代禅学的一些特色,因为“句双纸”(禅林句集)在日本近代禅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是考察日本近代禅学的重要历史资料。
1.2.根据早苗宪生考察(1996),“句双纸”(禅林句集)从体例上可以分成两大系统:句数排列体;内容分类体。
1.2.1。所谓句数排列体,即按句的字数而分类编排。如:由多名无名禅僧写于室町末期,藏于名古屋市蓬左文库的《句双纸》,先有一字、二字、三字,后接单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然后是五言对、六言对、终于七言对长句,共收录1219句。
句数排列体虽以各句字数为基准,但各言之内的排列亦并非杂乱随意,有时也与内容有一定的关系。如贞享戊辰年间(1688)洛桥巽隅山阜巳十子(字毛利斋贞)在以前板行的东阳英朝所编《句双纸》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外句增续)而成的《首书增补禅林句集出所付》,短的有“一字关”、“二字关”、“三字关”,主要为禅典中常用的方俗言词,如“二字关”中有“恁么、与么、什么、作么”等指示代词排在一起;而“三字关”中“曲弯弯、露堂堂、乌律律、黑漫漫、白漫漫”等后缀式ABB的形容词则归在一处,而“太多生、太忙生、太险生、太高生”等在一起的则均带有形容词后缀“生”,另有一个“太粗生”虽不在一起,但也只隔了两个词。较长的则从四言起,后有五言、五言对句、六言、六言对句、七言、七言对句、八言、八言对句。各言之后又均有“外句增续”,即增补者。各言以及各对句之内,也根据内容有大致,如四言中的“一棒两棒、一佩两佩、一举两得、一槌两当、一刀两段”均有数字“一”和“两”呼应;而七言对中的“华意正浓桃脸笑,春光不在柳梢边;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桃花蒲地春将半,杜宇催归月过三;落花只为随流去,便有寻芳拾翠人;行到碧桃花下看,新花良是旧枝非;花到海棠将寂寞,绣衣犹把麝香熏”等则均与花景有关。当然,一般来说,各种”句双纸”(禅林句集)中各言之内语句之间的排列,并没有规定的格式,而只是根据编集者的个人爱好和学识而定,故具有相当的任意性。
根据早苗宪生所记,从室町时期至近代,句数排列体“句双纸”(禅林句集)的各种抄本、刻本很多,如抄本中,广泛流传的一种从一字“收”开始的《句双纸》的版本就有十一种之多。而刻本中,一般都经过几次反复翻刻,特别是巳十子的贞亨版《禅林句集》以后又一版再版,不仅有刻本,还有明治时期的活字版等,共十余种。
1.2.2所谓内容分类体,即按照“句”的内容进行项目分类,每个项目内一般又根据句的字数按顺序排列。这种体例的句双纸写本的句头多附有分类记号。一般认为这种形式大概是为习禅者可根据分类记号,在参禅问答时方便使用着语而重新编成的。如《传大灯撰句集》,三卷。据说为传大灯国师宗峰妙超所写之句集,共分三十七类:(不与么则)、与么则、一放一收、搦、不许认着、许认着、犹是、机用、褒、贬、答褒、答贬、嘲咔、思量、自思量、重说、自重说、他败阙、重诘他败阙、自败阙、误错、平出、自平出、一卷经、看经眼、藏里摩尼、指出看、只恐不是珠、古人与古人是同是别、古人与今人相去多少、与古人是一是二、与先师相去多少、返诘、毕竟党得么、向上还有事么、唤、唤不归。但各项目却未按句的字数顺序排列,杂纂在一起。其所录之句大多可视为初期大德寺派下语、著语的内容。
又如,被认为现存最古之一的《句双纸抄》,是为名《八境界》所作的注疏。根据此书首页,可知“八境界”实际为“本分、现成、色相、截断、直指、为人、机关、大悟”八个项目分类。其本文,若将一字至三字另外区别的话,四字对以下,均于上栏用朱笔加有:本、现、色、截等分类项目,然后大致以四字对、四言单句、五言对句、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顺序排列。
相对句数排列体来说,内容分类体的“句双纸”(禅林句集)的写本传本数量要少一些,从室町时期到近代,约有十种左右。这些内容分类,盖为指示习禅者人室参禅之时,根据禅句的意义和内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而作。内容分类的名称也往往根据禅门各宗派而有所不同。
1.3.尽管两种体例的“句双纸”(禅林句集)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却有着共同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从它们的名称上也可看出来:“句双纸”和“禅林句集”,即可看作是“句”的汇聚,有汉典语句,也有禅语语句。而具体考察其内容,又可以发现它们包括以下方面:
1.3.1.方语俗词。即禅录中经常出现的方言词和俗语词,有的为民间常用,有的本出汉语典籍,因禅宗典籍多用,故需收录。多于“一言(字)、二言(字)、三言(字)”,如“咄、喏、嘎、拶、与么、恁么、如是、随分、瞎汉、太忙生、没巴鼻、不唧〔口/留〕、担板汉”等等。有实词也有虚词。
如一言中的“咄”,本指呵叱或呵叱之声。汉语先秦典籍就有用,如《管子》,如《史记》等。佛经中也多见,如《楞严经》卷一有:“佛言:咄,阿难!”疏曰:“咄,呵声也。”禅宗语录中多用此字,如《祖堂集》卷七《夹山和尚》:“师曰:老僧不动步,你向什么处村寻?对云:咄!堕根汉!”又:“师云:咄!者阿师近前来!”又卷十五《五泄和尚》:“师不祗对便拂袖而出,才过门时,石头便咄。”禅宗常用棒喝之法接引修行者,使之转迷开悟,禅录中“咄”亦有此用。无著道忠《葛藤语笺》卷一“咄”字条下引《碧岩古钞》卷四曰:“下一喝言咄也。咄喝同境界也,一致用之。”
又如二言中的“与么、恁么”,为近代汉语中常见的两个词,“与么”有如此、这样之意。禅宗语录中更是多见,如《祖堂集》卷七《岩头河山》:“百丈垂语云:与摩,不与摩。有人举似师,师云:我不与摩道。便云:与摩,与摩,不与摩,不与摩。与摩会千人万人之中,难得一个半个。”“恁么”可与“与么”同义,如《临济录》:“师乃云:但有来者,不亏欠伊,总识伊来处。若恁摩来,恰似失却。不恁摩来,无绳白缚。”除此,还有怎么样、什么之意。如《六祖坛经,机缘品》:“(怀让禅师)礼拜……师曰:什么物,恁么来。”
又如三言中的“没巴鼻”,也是近代汉语中的俗语侈,犹言没头没脑,无缘无故。也作“没巴臂”、“无巴鼻”等。禅宗语录也多用。如《五灯会元》卷十二《大沩慕哲禅师》:“上堂:月生一,天地茫茫谁受屈?月生二,东西南北没巴鼻。……”又卷十四《天宁禧誧禅师》:“上堂:韶山近日没巴鼻,眼里闻声鼻尝味。”无著道忠《葛藤语笺》第二卷“巴鼻”条曰:“事有根据言巴鼻,无根据言没巴鼻也。”又第六卷“没巴鼻”条引《后山诗话》与《尧山外纪》等典籍,注:没意头、无巴鼻,皆当时俗语。
虽然,此类内容在各种“句双纸”(禅林句集)都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既非词亦非“语”(词组),只是一种“断章取义的类聚”山,如“不好、可也、咄哉、错了也、随他去、近前来、把不住、那里去、君不见、莫妄想”等等。从辞典学的角度,这些都是不应作为词目收入的。但是,“句双纸”(禅林句集)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辞典,而这些掐头去尾的断句,因为在禅录中经常固定出现,有一些还有特定的含义,应为习禅者所知,故被摘收。如“也”只是表示判断的助词,但因为常在一些单字后出现,故一并收入,如“二言”中的“败也、会也、生也、死也、破也”等。又如“三言”中的“未彻在”表示尚未彻悟,尚不契(禅法)。如《玄沙广录》:“师云: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云云:是和尚还彻也未?师云:须与么始得。”“在”是表示强调的助词。二言中还有一个“未在”表示还不行,不对,尚不契(禅法),“在”也如此用。“未在”禅录中多见,有此特殊含义。如《五灯会元》卷十二《永庆光普禅师》:“师人室次,隐曰:适来因缘汝作么生会?师曰: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世谛流布。曰:未在,更道!”
1.3.2.熟语。汉语“熟语”一般指四言以上的成语、俗谚、惯用语,歇后语等。“句双纸”(禅林句集)中此类甚多,如为成语者,有“水到渠成”、“人乡随俗”、“朝思暮想”、“大器晚成”、“改头换面”、“同病相怜”、“掩耳盗铃”、“拖泥带水”、“手,忙脚乱”、“助纣为虐”、“朝三暮四”、“刻舟寻剑”等等;有歇后语、俗谚、惯用语者,如“邯郸学唐步”、“韩信临朝底”、“好心不得好报”、“家丑莫向外扬”、“千闻不如一见”、“强将下无弱兵”、“三人行必有我师”、“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因一事,长一智”、“一不作,二不休”、“不人虎穴,焉得虎子”、“从来柳下惠,无可无不可”、“千里赠鸿毛,礼轻意重”、“大尽三十日,小尽二十九”、“八八六十四,卦中定吉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等;或出自先秦典籍,或源于古代典故,如“朝三暮四”出自《庄子·齐物论》、“邯郸学唐步(邯郸学步)”本于《庄子·秋水》;“刻舟寻剑(也多作“刻舟求剑”)本见于《吕氏春秋.察今》;“三人行必有我师”出自《论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则语见《大戴礼记》八《子张问人官》、《孔子家语·入官》等;“千闻不如一见”也作“百闻不如一见”,则见《汉书·赵充国传》和《陈书·萧摩诃传》等,这些均为长期流传于中国民间,简练生动而又形象的定型语句。
当然更多的部分则仍属于宗门“熟语”,即禅林常用的定型语句,有四言、五言,也有六言、七言,乃至八言。如“赵州道底”、“漏逗不少”、“一场狼籍”、“迷逢达磨”、“疑杀天下人”、“祖师吹漆桶”、“一镞破三关”、“野干鸣师自吼”、“我从来疑着这汉”、“倒骑牛人佛殿”、“三脚驴儿跳上天”、“多口阿师难下嘴”、“挂脚羚羊不见踪”、“佛是西天老比丘”、“前三三,后三三”、“客来须待,贼来须打”、“前不构村,后不构店”、“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等,或为丛林公案,或为禅门熟语,有其特定含义。如:
贞亨版《禅林句集》“四言”中的“赵州道底”,就是赵州三次所说的“吃茶去”,后来成为著名的“赵州茶”公案,以及“直指当头”、“漆桶不快”三句。而巳十子在四言的“外句增续”中自“云门道底”起至“镜清道底”共增补此类内容就有二十二条。江户时代临济宗学僧无著道忠著有《禅林方语》一书,“四言”中从“三祖道底”开始,共收录此类四言句共三十有三,而且道忠还为其尽可能作了出典考证。如“玄沙道底”,即为“敢保老兄未彻在”和“打着我心痛”,《联灯》二十四及《五灯会元》卷七等均见。又如“雪峰道底”,则是“相见了也;主持事繁;漆桶不快”,见《传灯钞》;还有“空手来空手去”,则见《广灯》卷十八和《续灯》卷八等。这些内容均为诸位禅师或接引学人,或上堂传法时说的著名禅语,习禅者不可不知。又如“迷逢达摩”喻指领悟禅旨。而“前三三,后三三”则更是禅家奇特句,指超越数量概念的根本智境地,见于《五灯会元》卷九《无着文喜禅师》、《景德传灯录》卷十三《资福贞邃禅师》、卷十六《雪峰义存禅师》等,而且是《碧岩录》三十五则的主题。“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则见于《云门广录》卷上、《圆悟语录》卷十八、《无门关》二等。“胡”指印度人或西域人,暗示达摩禅师,意谓强中更有强手。如此之类的禅宗典故熟语,实乃进入禅门之前,必须熟悉的内容,不可不晓。这实际是“句双纸”(禅林句集)的主要内容部分。
1.3.3.诗句。这也是“句双纸”(禅林句集)中的重要内容。有中国古代诗人诗作中的诗句,如早期的有《诗经》和《楚辞》中的节句,如“切磋琢磨”为《诗经·卫风,淇风》“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简;而“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则乃《楚辞·招隐士》中之句;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亦见。更多的为后来的格律诗。如五言对句则为十言,如“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为初唐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中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则是盛唐王维《终南别业》中的对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中之句;“久旱逢初雨,他乡遇旧知”则为宋代文豪苏轼《四喜诗》中之句。七言对句则为十四言,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为唐代孟郊《登第诗》中的名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则为唐崔护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是唐末诗人郑谷的七言绝句《雪中偶题》的后二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则出于宋代大诗人苏轼《题西林壁》;而“万事无心一钩竿,三公不换此江山”乃出宋代《石屏诗集,钓台》。
诗句中更多的内容则为佛门法语、禅林偈颂,其形式相对自由,主要为五言,也有四言、六言、七言等。如“四海浪平”出《碧岩录》第三十一则颂。“日日是好日”为云门文偃法师的著名法语;“念念不停流”出《华严经》。“拄杖子吞乾坤”见《碧岩录》第六十则颂;“云冉冉水漫漫”出《碧岩录》第六十二则颂。“张公吃酒李公醉”则《云门录》及《大慧录》等多出;“白云片片岭上飞”则为《五灯会元》卷十一《慧觉禅师》中偈颂。五言对句“雨中看呆日,火里酌清泉”出《联颂集》卷中《赵州平常心颂》;“水上青青翠,元来是浮萍”出《联颂集》卷中《药山闲坐颂》。六言对句“大象不游兔径,大悟不拘小节”出《永嘉大师证道歌》;“天际日上月下,槛前山;深水寒”出《碧岩录》第二则颂。七言对句,如“为报五湖参学者,三关一一透将来”出《黄龙三关颂》;而“一曲两曲无人会,雨过夜塘秋水深”为《碧岩录》第三十七则颂;“百尺竿头进一步,十方刹土现全身”则出《景德传灯录》卷十《长沙景岑禅师》”之偈;“曾惯巴峡猿啼处,铁作心肝也断肠”出自《普灯录》卷二十七佛鉴禅师《十身调御颂》。甚至还有八言长对,如“搅酥酪醍醐为一味,熔鉼盘钗钏为一金”见《普灯录》二、《楚石录》九;“刮龟毛于铁牛背上,截兔角于石女腰边”。类此甚多,不赘举。
也有的是禅宗语录将古籍诗句、佛经典故与禅语巧妙结合而成的诗句,如“手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见转风流”,见《普灯录》卷二十七佛鉴禅师之颂,前半部分出自唐代大诗人自居易的《琵琶行》“犹抱琵琶半遮面”,后半部分却为佛鉴所创。“终日走红尘,失却自家珍”喻迷人在尘境中空走,不识自己面目,即本来清净之心,也就是佛性。此乃源于《法华经·方便品》。
1.3.4.古典语句。有为节略者,如“涅不缁兮磨不磷”,本于《论语·阳货》中之语“孔子曰:‘坚乎,磨而不磷;白乎,涅而不缁”;而“鹄不浴白鸦不染黑”,则为《庄子·天道篇》中“鹄不日浴而白,鸦不日黔而黑”的略节;“五十步笑他先百步”就是后来著名的成语,出自《孟子·梁惠王章上》;而“青出于蓝青于蓝,冰生于水寒与水”则语出《大戴礼记·劝学》。有直接节录者,如“日三省吾身”,则出《论语·学而》;“吾道一以贯之”亦出《论语·里仁》;“道德仁义,非礼不成”为《礼记·曲礼上》中句;“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乃出《论语·卫灵公》;“非规矩不能定方圆,非准绳不能正曲直”则出自《淮南子,说林训》;“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为《史记》卷四十一《越世家》中的话;“当断不断,反招其乱”,本为中国古代道家之语,《史记·齐悼惠王世家》和《汉书,高五王传》有所引用;而贞亨版《禅林集句》最后所添加的《外句增续》中的开头“元亨利镇,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就直接取自宋代朱熹《小学题辞》的起首。这些语句以儒家经典为多。当然,还有很多佛典中的语句,如“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与“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均出《法华经·譬喻品》;而“一毫端现宝王刹,微尘里转大法轮”则源于《楞严经》卷三。除此,有的还取自中国古代的笔记、诗话等等,内容极为丰富。
二、“句双纸”(禅林句集)的历史渊源
2.1.古代“双纸”
“双纸”,也可称“草纸”或“草子”,原本是一种册子,学习用的笔记本。平安朝时期的文学双纸,是贵妇人有教养的一种夸示。因属于小册子,所以人们可将其揣人怀中,或装人口袋。参禅的僧人则经常把一些备忘笔记写在上面,将其放在怀里,用作备忘录。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汇集汉语和禅语语句,为方便初人丛林者而用的教科书。
2.2.早期“金句集”
禅林的“句双纸”(禅林句集)主要出现于室町时期至江户初期,至今仍为禅林所用。从形式上可以说,它是从古代“双纸,,发展而来的,然从其作为语汇集的性质考察,它具有格言集的作用,所以可以认为原是作为早期“金句集”的一种而编纂的。早在古代平安时期,就出现过这样的家庭启蒙书,实际是具有教训意义的警句格言集。其中就有特别从汉籍的经典中收集的“金句”,比较古的有源为宪的《世俗谚文》,镰仓时代则有菅原为长的《管蠡抄》也为人所知。到了室町时代,各种“金句集”开始出现。而这个时期,因为僧侣们也起着作为教育家的社会作用,如此,从佛典中收集箴言的现象自然地就多起来了。另外还有当时东西“五山”致力于文笔活动的禅僧的影响,禅语进入《金句集》的倾向也就多起来了,并逐渐成为其内容的主要部分。如在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一些在日本传教的天主教徒为学习日语也仿照编纂“金句集”,而;出版于文禄二年(1593)的《天草版金句集》中就收录了相当数量的禅语。
2.3.“句双纸,,(禅林句集)的兴盛及其代表作
从用作备忘录的“双纸”、起警句格言作用的“金句集”到广行于世的禅林工具书”句双纸(禅林句集)”,在经过从形式到内容的发展变化以后,于室町末期江户时期直到比较兴盛的阶段,各种“句双纸”(禅林句集)被编纂,据早苗宪生记载,“句数排列体句双纸”不但有抄本,有些抄本还广泛流传,还有一些刻本。如写于室町末期和江户初期,现收藏于某些寺院、资料馆文库以及由个人收藏的抄本就有十几种之多。而一些刻本则更是多次付梓翻刻,流传甚广。如著名的贞亨版《禅林集句》从江户到明治就有九个版本。可见编写和刻印此类语句集之行为,曾经一度颇为兴盛。而且为了阅读像这样收集禅语的“句双纸”,专为其作注解的“抄”也就出现了。现存的各种句双纸抄,时代较早的,有从室町末期到江户初期的写本,均用假名读并加以注解。尤其是从室町末期开始出现了一些对内容分类体的《句双纸》用假名进行注释的《句双纸抄》。它们大都从一字“普”开始,一字到三字一般没有进行内容分类,四言以下大略分成十八类:本分、现成、色相、截断、直指、为人、机(机关)、关(贼意、关贼)、两(两意、两境界)、落扬、举扬(褒)、抑扬、三句(三境界)、大人、知音、大悟、收、境界不定句(通)。诸本名称虽多少有所不同,但其形式到江户时期也就基本固定下来。而且,人们在进行注释抄写的过程中,还不断地增补一些语句,这样就不仅对其流传起了有效的促进作用,而且进一步扩充了容量,从体例到内容均更加完善。
东阳英朝《句双纸》和贞亨版《禅林句集》在诸多“句双纸”(禅林句集)中,我们必须重点提及的是东阳英朝的《句双纸》以及其后己十子的贞亨版《禅林句集》。
《句双纸》和《禅林句集》作为书名之前,这种禅语语汇集还有各种别名,如《语录集》、《省数无尽集》、《释书拔书》、《四海一滴》、《句草纸》以及《敲门瓦子》等。最后基本定名为《句双纸》和《禅林句集》也正是因为东阳英朝和己十子。
东阳英朝(1428-1504)是临济宗妙心寺派僧人,为妙心寺开山关山慧玄的第七代孙,师事妙心寺派中兴禅师雪江宗深,与宗深的另外三位弟子:景川宗隆、悟溪宗顿、特芳禅杰并被时人誉为“妙心四派”,因为他们四人为日后妙心寺禅法的大盛作出了贡献。
东阳英朝五岁就人禅门,在著名的京都天龙寺,作为侍童礼侍玉岫种禅师。年岁稍长,剃发受具足戒。后遍参丛林禅席,闻雪江宗深道誉,挂锡龙安寺,皈依为弟子,得其印可。文明十三年(1481),受诏住持大德寺。一年后,又转妙心寺,住持三年。后美浓创建少林寺,请其任开山祖师,不久又迁大仙、定慧两寺。英朝博学聪慧,住妙心寺时,曾多次开道场,讲说祖录,当时的五山众僧俱来听讲。英朝文才横溢,除了《句双纸》以外,还著有《正灯录》十四卷、《无孔笛》十卷等。敕赐“大道真源禅师”谥号。其门下多有英才,形成“圣泽派”一系禅脉。
关于东阳英朝编撰《句双纸》之事,主要根据毛利贞斋所作跋文和《宗统八祖传》。据毛利贞斋所作跋文:“朝师宗门有功,而自为一派,项门具只眼,照破四天下,擎麒麟一角,张狮子爪牙,可谓作家玄孙也。故如此集行世,尚矣”,可知此书曾颇为流传。
一般认为东阳英朝所编撰的《句双纸》,应为现存最早的“句双纸”。此书分为乾坤二卷。初有佛经及祖禄,兼含儒道百家,撰集禅宗惯用之言词对句。乾卷用一言至五言对句,坤卷用六言至八言。
英朝编纂此书之时,曾冠之以《前箭》之名。如今,书名为《前箭》的“句双纸”(庆长十七年写本,名古屋大学皇学馆文库本)现还存有。但据说英朝的《前箭》后来却是因被命名为《句双纸》而广行于世的。
《句双纸》在初期阶段还有其他一些别名,在抄写流传的过程中,到室町时代末期,基本上确定为《句双纸》。而《禅林句集》之名却是因为己十子编纂增补本,贞亨年间被传习之结果。
根据早苗宪生的考证,己十子的本名为毛利瑚殉,字虚白,号贞斋,大阪人。根据他为《句双纸》所作跋文,他“初学儒典,中被缁衣而参扣祖庭”,后来又还俗。己十子对英朝的《句双纸》非常重视,认为“禅林初学先习之,犹儒门之人小学”,其作用犹如“为阅诸录之梯乎哉”?!但同时又感到“觅本据全句,则恨有卒难寻句矣”。故虽然还俗,但“为报于诸禅德提耳之恩”,在英朝《句双纸》的基础上,对出处进行博搜考证,并付以头注(首书)而完成贞亨版《禅林句集》。共增补324句,加之原有的4048句,全书一共收录4372句。
贞亨版《禅林句集》内题《句双纸寻觅》,板心有《禅林杂句·集句》字样,其字数排列,一字一三字;四字(言)、四字(言)对;五字(言)、五字(言)对;六字(言)、六字(言)对;七字(言)、七字(言)对;八字(言)、八字(言)对;在各字(言)对后,还附有外句增续。其内容,正如他在跋文中所记,有“佛经、祖录、道书、儒典、百家诗文”,可谓之丰富。
贞亨版《禅林句集》后来曾多有再版,故广为流传,是各种“句双纸”(禅林句集)中最具影响者,至今在日本丛林,也是禅僧们必携之书。
无著道忠及其“旬双纸”(禅林句集)贞亨版《禅林句集》之所以能广泛流传,柳田圣山先生认为:因为贞亨为文运上升的时代,当时铁眼板大藏经已经完成,各派维持着学问。妙心寺还活跃着无著道忠、盘珪。贞亨二年,白隐出生。禅林句集也就随着僧俗的关心而高涨。
柳田先生提到了几位活跃于贞亨时代的妙心寺的禅僧,而要追溯“句双纸”(禅林句集)的历史,那么无著道忠就成为又一位必须重点提及的历史人物。
无著道忠(1653—1744)为临济宗妙心寺派僧人。少年即人禅门,随妙心寺龙华院的竺印禅禅师广阅教内外多种典籍,从小就打下了较深厚的学术根基。青年时期又多方参学,求教于诸名家,不仅学佛,学禅,也广学儒、道、歌、历数等外学,故学问领域极为广博。二十五岁就曾于龙华院开讲诸经论。五十五岁之时,成为妙心寺住持。晚年退居该寺龙华院,潜心撰述著书,留有《禅林象器笺》、《葛藤语笺》、《五家正宗赞助桀》、《敕修百丈清规左觿》、《虚堂录犁耕》等约二百五十余部著作,是活跃于江户时期的著名学僧。
无著道忠一生撰写的多部著作中,就包括“句双纸”(禅林句集)一类的作品。据早苗宪生和饭田利行所记,无著道忠曾经编纂有《禅林句集》二册、《禅林句集续编》一册。又著有《句聚》一册,收集从三字到三十六字,共734句;并有《句聚引证》一册,收集四言至十六言,共1709句。又有《四字连》一册,从一字到四字,共收集1567句。还有《禅林句集辨苗》七册,从三言至十六字共收录815句。仅从此简录,也可见道忠在“句双纸”(禅林句集)的编写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无著道忠博学精专,犹精于校勘、考证、训诂之学。道忠所在的江户时期,“句双纸”(禅林句集)的编纂、书抄和版刻已多见,但是道忠却认为过去刊行的“句双纸”(禅林句集)多有文字和训点方面的错误,有慨于此,故他编纂的“句双纸”(禅林句集),注重考证出典,校订讹误,并进行适当的诠释。而其中最能体现其学术特色,研究价值最高的则是《禅林句集辨苗》。
《禅林句集辨苗》作于元文四年(1739),共七卷,分“佛祖、图像、神鬼、肢体、天文、地理、饮食”等共四十类,约八百十五条。按字数分类编排,三言为始,终至十六言。其研究价值主要体现于:与其他“句集”相比勘而言,虽然条数和容量有时不及,但无著以其丰厚的训诂学功底对有关熟语等进行了详尽的溯源考证以及有关文字与词语方面的辨释,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研究“句双纸”(禅林句集)的丰富资料。
三、“句双纸”(禅林句集)与近代日本禅学
中世纪以来,多种“句双纸”(禅林句集)相继出现,并广为流传,至今仍影响广大,这并非是一种突兀的现象,既有其历史渊源,也与当时的日本禅学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3.1从“旬双纸”(禅林句集)看近代日本禅宗的世俗化。
日本禅宗产生于镰仓时代。而镰仓时代是幕府执掌政权、武士统治的开始。日本禅宗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幕府政府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幕府政治在镰仓时代结束后,又经历了室町幕府和江户两个时期。在长约七百年的幕府政治中,禅宗曾随着几代幕府政权的兴衰而消长。故而日本禅宗是在以幕府为首的武士的支持下,得到相当大的发展。所以人们有时说,日本禅宗是武士的宗教。
作为“武士的宗教”的日本禅宗,长期以来,主要以两大派别而出现,即临济宗和曹洞宗。这两派又都在幕府武士中形成了自己的阵营:临济宗主要和幕府上层武士关系密切,而曹洞宗则注重在地方上发展,得到各地领主地头等中下武士的支持。当时流行的“临济将军,曹洞士民”颇能说明这种特征。
作为中世日本禅宗重要派别之一的曹洞宗,因白道元高祖开宗立派的宗旨,就决定了其平凡绵密,即心是佛,无心是道的特色。而中兴祖师莹山绍瑾又改变了道元以来只重视打坐的枯淡的禅风,更进一步致力于禅的民众化,尤其注重对下层社会的教化做出努力,禅也就与一般民众的生活产生了密切的关系。而室町与江户两个幕府执政的时期,曹洞宗的教线更是席卷日本列岛,教法广传下层民间。如本为武士出身,初参临济宗诸高僧硕德,后师事曹洞宗寒岩派万安英种的铃木正三(1579-1655)提出了“世法即佛法”的理论,指导广大的在家修行者在世俗生活中寻找佛的真谛。这样,禅就与士农工商,甚而至于所有的人都有了密切的关系。这种平民的新佛教的精神使得曹洞宗在日本不仅能更大范围地、更加稳固地植根,而且能更蓬勃地发展,显示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作为中世日本禅宗重要派别之一的临济宗;自开山祖师荣西创立以来,一直走上层路线。镰仓末期,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正式制定“五山十刹”之制。从此,被列为官寺的“五山十刹”不仅成为幕府控制禅宗丛林的枢纽,五山官寺禅派的僧侣们还积极参与各种政教活动,在幕府将军的独裁政治中,从军政到外交,都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随着足利幕府势力的逐渐衰弱,临济宗的发展归向于“大灯国师”宗峰妙超开创的大德寺派和妙心寺派。而这两派的主要特色就是在民间传播,在地方上寻求发展,从而教线不断延长,教团不断扩大。特别是进入江户时期以后,大德寺、妙心寺两派高僧更加重视将临济禅风扩及民间,如盘珪永琢禅师总是尽可能利用当时代生动、简明易懂的日语口语,利用假名来说法传教,故其禅法深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在下层民众中流传很快。而著名的白隐慧鹤禅师开法传禅,不仅语言通俗易懂,结合处世之道、日常生活讲禅的精神,而且,为了尽可能争取民众,他还时常借用俚语歌呗等形式,如《坐禅和赞》、《子守呗》等,深受信众欢迎。
其实,无论是长期以来在下层武士中流传广泛的曹洞宗,还是曾经被上层幕府武士依赖的临济禅,虽然两宗有所区别,但仍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世俗化。禅宗在日本发展到近代,更加重视贴近民众生活,甚至从上到下地参与世俗社会,这样就全面推动了禅宗在当时的发展。正如人矢义高先生指出:所谓镰仓新佛教的展开,是在日本思想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局面,而其中作为特别显著的动向,就是向着众所周知的民众教化的高度发展。
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并兴盛起来的“句双纸”(禅林句集),也可以从一侧面来证明这一特色。
因为积极参与世俗生活,所以当时的禅僧不仅是宗教的修行实践者,还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如前已言及的禅僧还起着作为教育者的社会作用。而当时编撰“金句集”正是教育者们从事的具体的工作,从中国儒家著作中摘取一些经典道德训言,并予以系统化,作为教育用书。正因为僧侣所承担的这种特殊的使命,所以,从早期的“金句集”(以儒家警句格言为主的有教训意义的启蒙书)过渡到后来的“句双纸”(禅林句集)(以禅语语句为主的禅宗入门书),乃至后来“句双纸”(禅林句集)的兴盛和广传,都可以说明近代禅林与世俗社会的密切关系,禅僧积极参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现象。
“句双纸”(禅林句集)实际就是禅语语汇集。而是否熟悉禅语,对于禅修行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禅僧师弟闲的交往问答商量,不用日语,而是直接用汉语的禅语。如,不说“どのょぅなのが仏か”,而说“作么生(或如何)是佛”,如此,汇集禅语的“句双纸”(禅林句集)对于禅僧来说,就具有了极为现实的效用,因为它可以帮助禅僧熟悉禅语,时时有用,再加携带方便,所以就成了禅僧必带的教科书。
禅宗的大众化,禅的普及,使得禅语不仅为禅僧所必需,也为广大的在家信徒所爱读。读者的增加,社会的需求也是各种“句双纸”(禅林句集)广被抄写流传、翻印出版的重要原因。另外,也因为其具有简便的特性,深受世人欢迎,所以各种“句双纸”(禅林句集)在被编纂的过程中,不仅内容随之增加,添加注解,而且开始注明出处。这些正是应广大需求者的要求所作出的对策。
3.2从“句双纸”(禅林句集)看日本近代禅林俗文学
柳田先生曾经指出:“镰仓、室町时代(12世纪一直4世纪),从中国大陆传来的禅,不单纯是被作为宗教,而是被作为产生出社会文化性的诸艺的母体来对待的。”随着中国僧人不断东渡以及日本禅僧陆续前往大陆学习,源源不断地输入东瀛的不仅只是中国的禅,而是整个禅文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禅林文学。
中国禅宗与诗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宋两代,既是中国禅宗发展的鼎盛之际,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时,因而,诗与禅的关系之密切就更为突出,禅林文学的兴起就是其直接的结果。许多文人士夫热衷于参禅,向往于吟风啸月,无拘无束,怡然自得的禅僧;而不少禅僧也渐渐从丛林中走出,进入城市都邑的大中寺院,且多与贵族士大夫结交,故文化素养较高。如此,就使得一批既通禅理,又具文才的禅僧自丛林中脱颖而出,禅僧与文人相交,诗文相酬乃成为一代风尚。
北宋之际,随着镰仓末期大批中国僧人东渡扶桑,这种时代风尚自然传入日本。而进入南北朝室町时代以后,中国南宋以来流行的诗文颂古和以骈文创作的禅林文学对日本禅界,特别是五山学僧的影响就更大。
“五山十刹”之制确立以后,因其特殊地位,吸引了各种人才,出现了以义堂周信为学僧、以绝海中津为诗僧等一批热心于写诗作文的僧侣们,他们致力于诗文研究,从而形成了从镰仓末期到室町、桃山江户交替之际(大致相当于中国南宋到明代)著名的“五山文学”思潮。
在“五山文学”的影响下所展开的禅文化运动,其意义并非仅在于培养了一批善于写诗作文的高僧,还在于由此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全方位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更多的禅门僧人,俗家子弟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句双纸”(禅林句集)的另一重要效用也就体现出来,即被人们广泛用作创作诗文的参考书。
如前所曰,各种“句双纸”(禅林句集)中收录了很多语句和诗句,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儒家《论语》到朱子语录,这正是为了更多的禅僧们练习写诗作文作参考而编纂的。五山文学的杰出代表者,义堂周信(1325—1388)曾编有十卷本《重编贞和类聚祖苑联芳集》大部之作,主要收集禅师们著述和语录中的金言佳句,并加以分类整理,就是为自己制作诗文之用而准备的。此书并未在世广泛流传,“句双纸”(禅林句集)的编者们是否利用了此书也难以确认,但《禅林句集》中却屡次引用《贞和集》的略称。而大约于此百年之后,曹洞宗的逆翁宗顺编撰了二十五卷的《点铁集》,不仅从禅录,而且还广泛收录李白、杜甫和苏东坡等文学大家的诗句,按韵分类,超过四万三千句。它可能也曾经作为“句双纸”(禅林句集)的蓝本暗地里被用过。而刻印于天和二年(1682)的《排韵句双纸》上下二册,则更为明显就是为人们练习写诗而准备的。据此书上册开始所记,“自一言至三言句亦不多,故不排韵”,可见重点从四言起。其书体例则为从四言开始,对东冬江支微齐鱼虞佳灰真文元寒删先萧肴歌麻进行音韵分类,并按韵脚顺序排列。上册结束时有署名为塞翁所作《排韵句双纸小引》:“今加排韵二字者,即排其各韵,而便于童蒙检讨。”这也正说明,因为“五山文学”的影响,学习练习诗文创作的人员增加了,队伍扩大了,因此“句双纸”(禅林句集)的作用也就进一步体现出来了。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五山学生的文学素养一般都比较高,“句双纸”(禅林句集)的兴盛,实际上说明,是因为受到了更多的无名僧人以及在家信徒的欢迎。正如柳田圣山先生指出:“句双纸”(禅林句集)是五山文学的学匠和诗人,以中国的禅文学作为素材,热衷于正当的诗文学习和创作之时,周边的无名禅僧所创作的俗文学。
3.3从“句双纸”(禅林句集)看日本近代丛林对“葛藤”的重视
“不立文字”是中国禅宗语言观的独特旗帜,这当然与其创派的法门宗旨、禅法的传授方法、悟道方式密切相关。然而,宋代以后,禅宗标称的“不立文字”事实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禅宗本身的广泛传播和长期流传,中国佛教文献中又出现了一个极富特色的种类,这就是数量庞大的禅宗典籍,其中包括灯录、传记、语录、诗歌等体裁。虽然对主张“明心见性”的禅宗宗门内部来说,应届“葛藤”之类,随着中日两国禅僧相互交流,输入日本列岛的禅中,正有大批这样的“宗门葛藤”。于是,如何读懂禅典,解开这些“宗门葛藤”,就成为日本丛林禅僧面临的课题。然而,对于大多数日本禅僧来说,此并非易事,因为禅宗典籍与一般汉语典籍不同,其语言特色极为明显,如:多用淳朴通俗之口语。禅籍语言中含有很多口语成分,已为人所共知。禅僧们一般不承认经典的权威,不作祖述注释,而喜好临场生智,即兴发挥,用自己的语言来阐述思想;另外,禅师们认为,语言不能表达玄妙禅义,有时甚至还会成为“葛藤”,因而也就无须在语言上徒事修饰与雕琢,相反用平常的话更能说得明白,听得透彻。所以,禅籍中既有流行的俗词俚语,也有方言鄙词,当然还有成语、俗谚以及歇后语等。口语俗词颇多,俗谚惯句甚多就成为禅籍语言的最大特色。又如:多怪诞离奇的机锋语。禅师之间的机锋问答作为接引学人或授受禅法的重要形式,在灯录与语录中多次被记录,几千则的公案也就成为禅林的宝贵财富。禅宗机锋用语,有些怪诞奇特,有些隐晦如迷,后来的有些派别甚至用拳打脚踢、口喝棒敲的方式进行,这是与禅宗特殊的思辨方法和表达习惯有密切关系的。这些语句无法用通常的思路去领会,但在禅门,讲究以口印心,这些非正面的、直接的表述,却能超越言句,隐含机锋,借以触动和引发学人的某种灵性,警醒和启示听者去体验那种自在无碍的悟心,达到心心相印,豁然省悟③。除此,还有如:多色彩绚丽的诗歌语言。禅林中禅师们说法时经常用拈古和颂古两种方式,主要是对禅门公案进行评论解释,其中“颂古”就是专以诗歌来解说前人公案。许多禅师则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经常用诗句接引初学,应对机锋。如此之类,对于想要跨人禅门者,不能不说是难题。各种“句双纸”(禅林句集)均收录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无疑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会有很多实际的帮助。
在以上禅籍语言特色中,对于日本禅僧来说,最不容易的还是其中频频出现的俗语方言。日本僧人长期受汉学熏陶,一般汉学素养都比较高,特别是五山学僧,所以禅籍中出现的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传统古典之句,以及源自佛典的禅语等等,相对来说不会太困难,但是禅典中大量出现的近代汉语俚语俗词以及当时的惯用语句却令他们颇为困惑。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由于日中交通隔绝而缺乏正确的资料等诸种历史及现实的原因,“五山文学”之风也已经衰颓,五山学僧汉文素养低下,许多禅僧不能正确阅读禅典。比较正统的宗乘学者,则虽能读汉文,却又不解宋元以来俗语之义。而要彻底读懂禅典,深刻理解禅宗宗旨,就必须先弄明白它们的意思。所以,各类“句双纸”(禅林句集)都非常重视唐宋口语词、汉语熟语句,将其作为专门禅语收录其中,主要集中一言至三言。除此以外,日本中世禅林中还流传一类名为《方语集》的辞书。这主要就是为了僧俗阅读祖录而编撰的,主要收录禅典中所见的乡谈俚语、方言俗语,基本也是根据句的字数,按顺序排列。这均足以说明日本近代丛林为解除“葛藤”所作的种种努力。
主要参考书:
柳田圣山 椎名宏雄共编《禅学典籍丛刊》第十卷下。临川书店,2000年8月25日出版发行。
山田俊雄人矢义高早苗宪生校注《庭训往来句双纸》;岩波书店《新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2;1996年5月28日。
饭田利行《学圣无著道忠》。昭和61年版。禅文化研究所发行。
无著道忠《禅林句集辨苗》、《禅林方语》禅文化研究所复印本。
《定本禅林句集》,禅文化研究所,1988年版。
木村晟·片山晴贤的《禅林句双纸集》(梅田信隆猊下喜寿记念),1984年版。
柴山全庆《训注禅林句集》,其中堂,1952年版。
入矢义高监修,古贺英彦编着《禅语辞典》。思文阁出版,1991年
VictorSogen Hori《ZEN SAND—The Book of Capping Phrases for KOAN Practice》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粱晓虹,1956年生于浙江永康。1991年获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日本南山大学综合政策学部教授、南山宗教文化研究所第二种研究员、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出版有《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华化佛教》、《日本禅》、《佛教与汉语词汇》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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