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休《献钱尚父》诗案辨

　　贯休《献钱尚父》诗案辨
　　贯休《献钱尚父》诗案指的是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五“贯休”里记载的：“钱镠自称吴越国王。休以诗投之曰：‘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蹈林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镠谕改为四十州，乃可相见。曰‘州亦难添，诗亦难改。然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遂入蜀。”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二十一卷“临安里钱婆留发迹”一回讲得更活灵活现：这八句诗，乃是晚唐时贯休所作。那贯休是个有名的诗僧，因避黄巢之乱，来于越地，将此诗献与钱王求见。钱王一见此诗，大加叹赏，但嫌其“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殊无恢廓之意，遣人对他说，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州”，方许相见。贯休应声，吟诗四句。诗曰：不羡荣华不惧威，添州改字总难依。闲云野鹤无常住，何处江天不可飞？ 吟罢，飘然而入蜀。钱王懊悔，追之不及。真高僧也。后人有诗讥诮钱王，云：文人自古傲王侯，沧海何曾择细流？ 一个诗僧容不得，如何安口望添州？此诗是说钱王度量窄狭，所以不能恢廓霸图，止于一十四州之主。
　　文人颇为诗僧声气，以其狷介高洁、一条直气，贬钱王为短闻末见、胸襟狭隘。后人又有以《禅月集》未收辑这首《献钱尚父》，认为整个诗案都是演义伪托，并不存在。
　　所以这个诗案有很多疑问：献诗是否有其事？钱鏐到底见没见他？他们的关系究竟如何？本文试着对此作一辨析。
　　一、献诗是否存在
　　《禅月集》是贯休亲弟子昙域所辑，曾名《西岳集》，有版本更替，也不是贯休诗全集。诗集在蜀国集成。贯休在吴越无所作为后入蜀，为蜀王极度尊重，这样的情形下，弟子为其隐没向吴越钱氏干谒的献诗当在情理之中。单以《禅月集》未收这首《献钱尚父》就断定整个诗案并不存在，是极不严谨的。《全唐诗》贯休部分12卷545篇，和《禅月集》不重复的诗很多，不只这首《献钱尚父》。
　　宋僧文莹《续湘山野录》、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也有和计有功《唐诗纪事》类似的记载。但是《高僧传》等所载又有不同，赞宁《高僧传》卷三十载：唐乾宁年初（894）贯休“赍志谒吴越鏐钱氏，因献诗五章，章八句，甚惬王旨，遗赠亦丰。王立去伪功，朝廷旌为功臣，乃别树堂立碑，记同力平越将校姓名，遂刊休诗于碑阴。见重如此。”贯休，832—912。赞宁(919—1001)，后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入天台山受具足戒，后住灵隐寺，是吴越钱氏同时当地人，钱弘叔曾任其为两浙僧统。计有功，生卒年不详，蜀地邛州安仁(今四川邛崃东北)人，宣和三年(1121)进士，估计生活年代在赞宁170年后、贯休250年以上之后。相比较而言，所载事件真实程度前者更强。
　　否认献诗案者还一个佐证，就是乾宁初（894）钱镠还归在董昌帐下，即使他俩有一面之缘，也不值得贯休献诗。这说法就更加勉强。光启三年（887），钱镠封杭州刺史，景福元年（892），朝廷置武胜军，以钱镠为防御使。景福二年（893）闰五月，又改钱镠为苏杭观察使，并于当年七月开筑方圆70里的杭州罗城。著名的射潮故事就发生在这时。景福二年(893) 九月钱镠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势力速涨，隐然两浙之主。其实从原诗中可以品味出来，“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时万户侯”，讲的就是钱镠还没最后功成名就，还不够名上凌烟阁，正适合当时的情形。乾宁年初（894）钱镠经营杭州已然颇有成就，境安民丰，市井俨然，颠沛流离大半生的贯休看到了，欣然向往是极其自然的。唯一的疑问钱镠被尊为尚父是贞明二年（916）。这也好理解，古人献诗往往不署标题，比如罗隐的名句“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慢英雄”就是标于卷末。而后人感念钱镠功勋，代缀了个《献钱尚父》的标题。
　　可见献诗一节是确实无疑的，但是其中内由却良多疑窦，因为贯休总归是献诗之后即起身入蜀，一拍两散了。事主双方究竟关系如何？本文拟从时代背景和相关人事出发作进一步辨析。
　　二、时代背景和僧侣转向
　　五代乱世，公侯朝不保夕、官宦狼奔豕突、百姓民不聊生，对僧侣来说，不生产不稼穑，不能偷不能抢，他们的生存压力无疑更大。更有唐末会昌灭佛事件（845）对佛教的社会地位和僧侣生活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会昌五年 (845)四月，唐武宗下令清查天下寺院资产及僧侣人数。五月，又命令长安、洛阳左右街各留二寺，每寺僧各三十人。天下诸郡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包括天下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当时地方藩镇割据，全国各地对唐中央这个命令的执行力度强弱有别，但严厉的政策还是导致僧侣还俗共二十六万多人，释放供寺院役使的良人有五十万以上。当时民生凋敝、物力维艰，不论还不还俗，这些人的生活肯定是非常窘迫的。当时年仅14岁的小和尚贯休就跟着师傅寄身荒芜深山，谋求生存和继续求法证佛。而后，裘甫之乱（唐咸通元年860)、黄巢起义（乾符二年875)，社会如此动荡，更加加剧僧侣的生存危机，甚至使他们对已经习以为常的宗教信仰都产生了怀疑。范文澜《中国通史》中论及禅宗诞生时，列举了旧佛教处于困境中时，僧侣们的的许多奇特言行，但是本文作者认为这些言行也可以理解为是他们在生存困境和信仰危机的双重压力下的自然表达：天然禅师（慧能四世法孙，824年死）冬天取木佛像焚烧取暖，说木头该烧。禅僧义存说：“三世诸佛是草里汉，十经五论是系驴橛，八十卷《华严经》是草部头，博饭食言语，十二分教是虾蟆口里事”。宣鉴（慧能六世法孙，865年死）对门徒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等觉妙觉为二觉，即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教（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塚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 佛法不能保佑僧侣，那么信奉佛祖又有何益，宣鉴骂拜师学佛的人：“到处向老秃奴口里，爱他涕唾吃，便道我是入三昧，修蕴积行，长养圣胎，要成佛果。如斯等等，我看似毒箭入心”。 身在佛门而无以糊口，所以有的僧侣们转身骂佛祖杀人，宣鉴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然后有另一种觉悟，佛也是人，同样有生老病死，活命是第一要务，所以宣鉴又说：“他（大师）是丈夫，我何尝不是，我比谁也不差，为什么整天就他诸方老秃奴口嘴，接涕唾吃了，无惭无愧，苦哉苦哉”、“老胡（释迦）经三大阿僧祗劫，即今何在，活了八十年便死去，与你有什么分别，你们不要发疯受骗”。于是僧侣纷纷行为转向，向世俗世界求生存求法门。范文澜归纳出孝僧、诗僧、高艺僧、茶酒僧等颇具时代特色的特殊僧侣，本文认为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僧侣的角色转换和延伸必然会突破“僧侣”本身。部分僧侣主动巴结权贵豪门、结交官宦文士，也是自然而然的。其中诗僧和高艺僧相对容易被公卿接纳，得到依靠和支持。他们通过献诗唱和、讲经宣法来娱乐权贵，也帮助教化百姓。有些经过还俗或者不还俗直接参与到藩镇势力的具体经营事物中来，做起将领、门客、谋士、间谍来。比如梁相张策、荆州成汭都做过和尚，返俗应举或者入伍。又比如《北梦琐言》记载的：唐太尉韦公昭度，旧族名人，位非忝窃。而沙门僧澈承恩，为人潜结中禁，京兆与一二时相皆因之大拜。悟达国师知玄，乃澈之师也，尝鄙之。诸相在西川行在，每谒悟达皆申跪礼，国师揖之，请于僧澈处吃茶。后掌武伐成都，田军容致檄书曰：“伏以太尉相国，顷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盖谓此也。灵澈大师成就了谋士的事业。还有《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乾宁中，“杨行密将攻杭州，携僧祖肩密来瞰之。祖肩曰：此腰鼓城也，击之终不可得”。这个祖肩就是间谍。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挣扎在生存压力和坚持信仰的矛盾中的贯休来说，向最终占有家乡大地、并保护安定、注重民生的钱鏐献诗是合情合理、合乎内心也合乎潮流的。
　　三、贯休的个性情志
　　贯休是个很有文人情怀的和尚，博学多才、志气高昂。他本身出身不差，昙域《禅月集序》说他家传儒素，代继簪裾。智商也很高，日读法华经千言，过目成诵。既精奥义，诗亦奇险，兼工书画。至十五六岁，诗名益著，远近皆闻。讲起学来寻妙旨於未传，起微言於将绝，於时江表士庶，无不钦风。他作的《尧铭》《舜颂》有句“承天眷命,罔厥矜骄。 四德炎炎,阶蓂不凋”、“大道将行，天下为公。临下有赫，选贤用能”，可见内心很有忧国忧民、祈祷安定的情怀。《唐才子传》说他性躁急，果僧中一豪也，一条直气，海内无双。也许问题就出在这个“性躁急”上。同时代还有一个著名文人，罗隐，《吴越备史》卷一云：罗隐初从事湖南，历淮润，皆不得意，乃归新登。及来谒王，惧不见纳，遂以所为夏口诗标于卷末，云“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慢英雄”之句。王览之大笑，因加殊遇，复命简书辟之。曰：“仲宣远托刘荆州，都缘乱世；夫子辟为鲁司寇，只为故乡。罗隐诗中的“祢衡”是东汉文人，《后汉书-祢衡传》说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游历许下时，祢衡说许昌最出名的文人陈群和司马郎是屠夫小贩的子孙，相友好的孔融向曹操荐举他，他却想方设法侮辱曹操，曹操把他送给不怎么礼贤下士的刘表。刘表因为他侮慢无礼，又转送给脾气暴躁的黄祖，祢衡显露了一番才学后终于被黄祖杀了。“一个祢衡容不得，思量黄祖慢英雄”，谁说这个祢衡比的就一定只是罗隐自己而不是贯休这样的清议自高之士呢！如上文《高僧传》所载：钱鏐对贯休遗赠亦丰、见重如此，而后贯休因为个性躁急，难免狂傲侮慢，对钱氏政治提出种种批评和空想，于是钱鏐说你是颠沛流离大半辈子了，也要考虑乱世的现实，给我点耐心，既然都为了家乡，那你就多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光指指点点图个口舌之快。比如说要天下更多百姓安居乐业，那你先把自己诗里的十四洲改成四十洲啊。贯休觉得不能接受：随便你，州也不能添，诗亦不能改。我和尚本来闲云孤鹤，到哪里不一样逍遥？于是分手散伙。品味钱鏐给罗隐的回复，除了劝慰，实在有一种很浓重的唏嘘自解的味道。走了以后，贯休还写了一首诗：《怀钱唐罗隐、章鲁风》，二子依公子，鸡鸣狗盗徒。青云十上苦，白发一茎无。风涩潮声恶，天寒角韵孤。别离千万里，何以慰荣枯。说你们跟的只是一个战国公子级别的偏小权贵，做的是鸡鸣狗盗的小事，累到秃顶忙到死，也别想什么身后荣光、史册垂名，远隔万里，我替你们着急啊。其言辞跳脱鲁直如此，可不是一般的躁急。四、钱王的意旨钱鏐是个非常能知白守黑的人，著名的《钱氏家训》（遗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莫爱财无厌征收，毋图安乐逸豫，毋恃势力而作威。毋得罪于群臣百姓……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曾子之三省勿忘，程子之四箴宜佩，持躬不可不谨严，临财不可不廉介，处事不可不决断，存心不可不宽厚。……忠厚传家，乃能长久。联系其后代钱叔纳土归宗可见，其恭顺严谨是深沁家族血脉的，其意旨在长久而不在一时贵极。《宣和书谱》说他倜傥有大度，意气雄杰……虽然手下人常针对他的统治锣微时事，而他总怡然不怒，人以大度称之，状貌凛凛，亦人间一英物也。可见钱鏐并不是欧史或私书野谈里说的那么草莽和偏狭。关于钱鏐礼贤下士的作风，史料中以泛泛而谈为主，具体的比较集中在与罗隐的交往中。罗隐是当世才子，穷而弥执，语多讥讽，以一本“他人用是以荣，而予用是以辱，他人用是以富贵，而予用是以困穷”的《谗书》到处干谒求仕，碌碌不得志，被钱鏐接纳后，依然“有可以谗者，则谗之”，但是钱鏐总能够乐呵呵地不以为忤并接受意见。只要是真才实学、合适意见，他是能豁达接纳的。贯休诗里非“四十州，乃可相见”的说法实在不足一辨。
　　但是，钱鏐还有一个施政特点值得关注。他并不太喜欢清议空谈，喜欢实务，召纳的文人能做事就做事，不能做事就请便，若再无礼，甚至杀头。先是隐与桐庐章鲁风齐名。武肃召章鲁风司笔札，鲁风不就，执而杀之（《西湖游览志余》卷24）。具体被杀的原因也许不止于此，但是写写书函文件的工作都不愿意做，这样的才子是钱鏐不能接受的。召罗隐过来，不是拉在身边做清客，而是马上任以“钱塘令”，而后有“著作郎”等职。钱塘令，意味着他的职务包括了行政、司法、财政、文教等等具体内容，而这样的政务常规却被贯休讥为鸡鸣狗盗之事，可见他与钱鏐的意旨差距非常之大。
　　有人认为钱鏐信奉道家，很多史料都说他好吟咏，通图纬学，喜作正书，这个图纬学是河图、易经的学问，属于黄老一派。兴趣和知识结构的差别应该也是贯休和钱鏐不相谐的原因之一。但是钱鏐对佛门的态度确是一贯友好的。比如僧延寿，起初做县库吏，取库银到西湖放生，按法律要判处死刑。但是钱镠感念其虔诚，特下令释放为僧，赐名延寿，并为他建立西方香严殿，以成就他的志向。同时还有一个高艺僧辨光，能诗善文，尤其书法冠绝一时，才名不在贯休以下，他听说钱鏐招贤纳士，便昂然求见。钱鏐对其诗书颇为欣赏，却不许他参预政事，也不过问他的持戒清修，可谓敬而远之。
　　反观贯休去投的蜀国，政风民生都不如吴越，但是贯休却认为是君子之国，并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声誉和至高的地位。蜀太祖王建封他“大蜀国龙楼待诏明因辩果功德大师祥麟殿首座引驾内供奉讲唱大师道门弟子仗选炼校授文章应制大师两街僧录封司空太仆卿云南八国镇国大师左右街龙华道场对御讲赞大师兼禅月大师食邑八千户赐紫大沙门。这些职务主要是官家法事顾问、宫廷礼仪主持和佛教教务总管等。这些百官尊崇、举国膜拜的崇高虚位，还有食邑八千、三品紫袍的巨大实惠是在吴越钱氏那里无论如何得不到的。贯休可谓适得其所，钱鏐则是自取所需。失之交臂是必然的。
　　结论，贯休献诗确有其事，两人曾经尝试交往，但因为个性和志趣的差异很大，于是失谐。就此惹得文人众说纷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