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生画集》的创作理路及其现代启示

《护生画集》的创作理路及其现代启示
　　王振钰
　　(安徽师范大学，安徽芜湖241000)
　　摘要：《护生画集》作为开启近代生态伦理思潮的开篇之作，它从人道主义的高度有机的融合了中国佛教的慈悲戒杀思想和儒家时禁好生之德，使其成为构建当代生态文明可资利用的道德资源。而其中契理契机的进行视角转换的创作理路，内在的彰显了中国未来生态伦理建设的可能走向；
　　关键词：《护生画集》；创作理路；现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J2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176(2008)01-0004-06
　　《护生画集》以人道主义为宗趣，糅合了佛教“慈悲平等”、“戒杀护生”和儒家“天地好生”、“时禁慎杀”的道德资源，将《护生画集》的创作主旨归结到“护生者，护心也”的共同归趣上来，从而使二者都成为构建当代生态文明可资利用的传统道德资源。另一方面，由于创作主体重心的转移和时势的推演，《护生画集》在创作的过程中，在视角转换的前提下契理契机的进行了主题转换。因此，通过分析《护生画集》的创作理路，不仅可以梳理画集的两位主要创作者弘一大师和丰子恺护生观异同及各集创作的主题，还能从中发现中国未来生态伦理建设的可能走向。
　　一、视角转换：从“佛心”到“童心”
　　《护生画集》的创作历时46年，一共分为六集。其中《护生画集》初集及二集，皆由仁者(指弘一大师)主编。后面的四集则由丰子恺一人负责创作。所以，如果弘、丰二人的哲学思想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护生观若有不同，则《护生画集》的内容主旨也会有明显的变化。对此，丰子恺有明确的自觉：我的护生观比起严肃的佛法来讲更偏重于人，所以，我的护生实在是为了人生，而不是为动植物。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护生画集》的创作突出了一种人道主义理念下的儒佛共阐趋势，但由“佛心”到“童心”的护生观转变还是突出的彰显在画集的取材和风格上。而这种转变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着中国当代生态伦理建设的逻辑推演。
　　“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当时国难当头、生灵涂炭的情势，决定了弘一大师在呼吁戒杀的同时面临如何普渡众生的问题。而佛教依正不二、心净则国土净的教义使弘一大师找到了一条救国、戒杀与护法相结合的正道——皈依佛法。另一方面，“佛灭度后，以戒为师”。所以，处于佛门风气陵夷的末世，身人空门的弘一大师一直以严守戒律、弘扬律学作为自己的使命，并最终成为一代律学大师。虔诚的佛教信仰、“不愿苟且偷安，独善其身”的救国情怀、加之对弘扬律学的自觉形成了弘一全面彻底的护生观：“既勿故杀，亦勿误伤。”弘一不但反对人类为了所谓的闲情逸致视物命如儿戏，如《诱杀》，《儿戏》系列，《残废的美》；也不忍所谓善意的杀生，如《蚕的刑具》、《间接的自喂》等。甚至连带“杀”之意的字也不忍刻写。
　　针对外界对弘一大师出家是为了逃避的猜疑，弘一大师不仅从理论上论证“救国必须念佛”，而且还两次燃臂香，以表明自己“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理念。对佛教的彻底信仰，使弘一大师在创作《护生画集》时，虽然主张儒释共阐，但那只是因为儒家的慈悲思想“虽无佛教色彩，而实能包括佛法一切之教义。仁者当能知之”，终归“儒、道诸法毕竟不如佛法之究竟耳”。所以，在最能代表弘一思想的第一集中并没有出现后面所引用的儒家“时禁”理论。因为，“时禁”理论容忍适时的杀生是与“众生平等，皆具佛性”不相兼容的。即使如此，弘一认为单是护生还不够彻底，最终是要使众生跳出三界苦宅，摆脱六道轮回，达到涅盘境界：“吾人修净土宗者，以往生极乐为第一标的”。间据此，他特意强调在第一、二两集都安排《杨枝净水》做为结尾，不仅祈望众生能消除灾难，离苦得乐，而且应以杨枝净水为物灌顶，令其消除业障，增长善根，最终远离苦海，归命觉王。用弘一大师的话说就是“普愿众生，承斯功德，同发菩提，往生乐国。”，因此，我们说弘一完全是从“佛心”的角度来创作《护生画集》的，他严肃的佛教观决定了他全面的护生观。
　　佛法以大菩提心为主，心净则国土净。要建设人间净土，就必须通过戒杀放生，培植善心。在这里，虽然“护生始为究竟”，但通过创作《护生画集》，使读者“爱慕其画，研玩不释手，自然能于戒杀放生之事，种植善根”，培植善心，则是其直接目的。是故，国学大师马一浮在受托给《护生画集》的题词中指出：“故知生，则知画矣；知画，则知心矣；知护心，则知护生矣。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然而《护生画集》的受众毕竟不只是佛教徒，更多的是已接受西方新思想的知识阶层，所以曾留学东瀛、有着西学背景的弘一大师自觉用当时流行的人道主义思潮来阐释佛教的生态伦理资源。由此一来，本来作为佛法补充的儒家的慈悲思想反而因其宗教色彩淡化更契合人道主义思想。皈依佛门却并不拘泥于其“事”的丰子恺对“童心”的执著与守护，恰好在充实《护生画集》道德资源的同时完成了创作主旨从“佛心”到“童心”的转换。
　　“童心但勿失，乐土即文坛”。
　　“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所以人生的本质是艺术的”。因“脚力小，不能追随弘一法师上三层楼，成为宗教徒”间的丰子恺找到了艺术这把“解除一切习惯的迷障，看见万物的天然的真相”问的剪刀。而“学艺术是要恢复人的天真”。r7)所以，接过弘一大师的任务，创作《护生画集》的丰子恺就在佛学扫除一切固存于人们心中的尘俗看法后，开始用艺术的笔触来高扬“童心”的价值。如果说弘二大师是用佛法和儒道等生态智慧来奉劝人们戒杀放生的话，丰子恺的关注重心则由护生转向护心。更确实地说，是在人的德性建设。如此一来，护生就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动植物，而是通过艺术的间接效果——远功利和归平等——将人从附着于人世间的苦痛、愤思、叫嚣、哭泣中拔离出来，品味艺术人生，“使人的生活温暖而丰富起来，人的生命高贵而光明起来”的重要举措。
　　或许在那个战乱纷飞、生灵涂炭的时局中张扬一种艺术的生活心境并无多大的实际价值，但当我们反观“文革”时期因抹杀同情而导致的诸多恶果和改革开放后人们沉沦于物欲的可悲处境，就会发现“失了童心的世间，诈伪险恶的社会里，和平之神与幸福之神连踪影也不会留存的”。由此当我们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时，不是更能感受到丰子恺在苦闷中仍能对生活保持着无限的向往并不是软弱和逃避，相反表明了博爱的永恒价值吗?
　　在抗战时期，正是隐藏在人们心目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激励起中华儿女为了和平和幸福艰难而不屈的进行着抗争并最终取得了民族独立的伟大胜利。所以，面对曹聚仁等关于“《护生画集》也真的可以烧毁了”的质疑，丰子恺在由他开始负责的《护生画集》第三集中的序言中强调说：“护生者，护心也。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了人生，而不是为动植物。”在抗战时期讲究慈悲并不荒唐。因为我们正是为正义而抗战，为护生而抗战的。
　　既然护生不是为了动植物，那么就不应该拘泥于佛教的事。那种太过严肃的佛教观很难被末劫众生所接受，应该多开方便之门，由浅人深，则弘法的效果一定可以广大起来。佛教观如此，护生观当然也比较宽容。丰子恺不但容忍适时的杀生(《毂弱故反之》)，弘一大师在《诱杀》所强烈反对的垂钓似乎也具有了诗情画意(《我来施食尔垂钓》)；而且吃三净肉不再有违慈悲，“杀得快”也成了人道主义之举。由此，《护生画集》中的护生观自然的由弘一大师的“佛心”过渡到丰子恺的“童心”。这种转变既是近代佛教走向人间的必然趋势，也是以人道主义为宗趣的《护生画集》的逻辑结果。
　　“护生者，护心也!”满怀怜悯之心的丰子恺其“率真之天性，高洁之怀抱，仁爱之作风，超逸之思想，早已夙植德本，源远流长矣。宜乎其作品、漫画、音乐之取材，多以儿童为对象，而以爱物护生引为己任也”。无怪乎《护生画集》不仅在当时引起僧俗两界的盛赞，即使今天，每每品味，仍能感受到流露于其中的天真童趣和艺术境界!
　　二、契理契机：儒家生态思想的复归
　　《护生画集》从1927年开始创作，至1973年最后一集出版完成，将近半个世纪。岁月的推移不仅使弘一大师人书俱老，丰子恺的佛教观和护生观也逐渐成熟、定型；更重要的是它为《护生画集》的创作提供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创作主题：这期间不仅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亦有新中国诞生后的和平年代，更有十年浩劫，知识分子备受冲击的“文革”时期。近代佛教“契理契机，弘扬佛法”的内在要求必然使《护生画集》紧扣时代，契合俗机，深深的打上时代的烙印。另则，根据弘一大师“《护生画集》的各集应各具特色、不相累同”的主张而进行的形式上的不断创新，也必然深深的影响《画集》创作的选材倾向和主题基调。
　　第一集侧重于戒杀。画集中所表现的多为生灵遭受人为伤害或摧残的场面。这或许．与原来取名“戒杀画集”有关。联系当时军阀混战、杀机方炽、人怀怨害的社会现实，通过《护生画集》揭示杀生与战争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修罗》)等，使人明白“依正果报，悉有心作”。如能及时忏悔，“改过自新，若衣拭尘，一念慈心，天下归仁”(《忏悔》)，则“兵无所容其刃，兕无所投其角，何复有递相吞啖之患乎”!间对此，弘一大师相当满意，自认《护生画集》“颇能契合俗机”，只是反面太多，令人不忍，所以也就有了第二集的显正，画集所表现的皆万物自得之趣与彼我之感应同情，开卷诗趣盎然，几使阅者不信此乃劝善之书。
　　如上所说，第二集则偏重于护生。一则，“戒杀与护生，乃一善行之两面。戒杀是方便，护生始为究竟也，”另则，为了“导俗”，应以人道主义为宗趣，“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起凄凉悲愍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若纸上充满残酷之气，则令阅者起厌恶之感，仅能令人受一时猛烈之刺激，而不能产生恒久之影响”。故“将来编二集时，拟多用优美柔和之作，及合于护生正面之意者”。闪就弘一本人来讲，虔诚的慈悲心也使他不忍多见杀生之场景，以至于在杀生场面颇多的第一集中特意安排《忏悔》，以示对动物的怜悯之情。以上诸种因素注定了《护生画集》第二集一无凄惨罪过之场面，所表现的多是人类护生、爱物之行为。但毕竟“斯世众生，正在枪林弹雨之中，备受苦厄”，《护生画集》续集不可能逃避对战争的思考，一条“漏网之鱼”让人感受到人类自身正遭受的命运：“身逢争战苦，此情始可想”(《漏网》)。《凤在列树》则从正面含蓄的表达了作者宣扬正义，呼吁和乎的心愿：“凤鸟来仪，兵戈不起，偃武修文，万邦庆喜。”所以，总的来说，“《续护生画集》之出现，可谓契理契机，因缘殊胜。”
　　第三集侧重于劝人行善，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如果说前两集主要体现的是弘一法师的护生思想，第三集则是丰子恺“童心观”成熟后，对佛教观和护生观的重新阐释。《护生画集》前两集出版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是在佛教界，更是广泛流传。这就说明，前两集《护生画集》基本上是以“佛法”为理论依据的。而那些对出家持否定态度的人就可能对《护生画集》的时效性产生怀疑，其中就包括当时的学界名流柔石、柳亚子和曹聚仁等。据丰子恺记述，曹聚仁曾经说过他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弘一大师在世时，曹聚仁许是出于对老师的尊重和对弘一人格的敬佩，并没有向弘一表示过异议，而是同丰子恺就此表示过自己的看法。按说，如果丰子恺是一个真正佛教徒的话，他完全可以对之置之不理，因为从佛教的角度看，《护生画集》的自身理论是圆满自足的。但是，由“童心”而走向佛教的丰子恺却不能置身事外。因为，对《护生画集》存在正当性的置疑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丰子恺执着追求的人类天然真相的“童心观”的合理性，这对于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来说是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为了应对曹聚仁等人对《护生画集》的置疑，改变人们对佛教是消极的错误观念，丰子恺不仅在第三集的序言上专门谈了护生画的宗旨和意义：“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还通过散文随笔不厌其烦的辩解童心与抗战，从而护生与抗战之间的关系：“护生就是护心……救护禽兽鱼虫是手段，倡导仁爱和平是目的。”丰子恺进一步指出：“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人不讲公理，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茶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明确了同情心与抗战之间的关系，丰子恺当然要在《护生画集》第三集中大力宣扬人道主义了!
　　第四集和第五集的创作背景已明显不同于前面几集，而是经历了100多年战争之后和平的降临。此时“万恶社会”已经变成“君子国”了，地狱已经变成天堂了。“天地回春万象新”、“艺苑逢春气象新”，整个社会都洋溢着积极向上，互助友爱的道德激情。丰子恺曾引用过前人的诗句：“恶岁诗人无好语。”想必此时的丰子恺对新生活一定是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的。于是，“题材合现实，表现富热情”、“图写河山锦绣”成为丰子恺艺术创作的自觉。《护生画集》里一切杀生之举都已不在，不仅人类爱动物之心历历可见，就连动物似乎也受了新生活的影响知道感恩报德了，“天地全是一团生意，覆载万物”(《天地好生》)。
　　然而，遗憾的是，丰子恺悲天悯人的同情心似乎能赢得抗战的胜利，换得新中国的诞生，却抵挡不住十年梦魇的“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试图在画中“全部撤消普通世间的价值与阶级”的丰子恺自然就有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嫌疑。尤其是“‘文革’中人心的险恶不但无所改变，反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对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宣扬戒杀、护生，以培养人的同情心为使命的丰子恺的精神造成致命的打击。终其一生执着追求世间真相的丰子恺明白，“天真”已不可能存在于“成人社会”中，绝望的他觉得“知我者，岂惟夏目漱石乎?”晚年的丰子恺翻译了大量的夏目漱石的作品。然而夏目漱石毕竟遥不可及，能够寄托自己情感的大概只有动物和佛教了。所以，在第六集《护生画集》中作者选取了大量古代表现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之间纯洁感情的“义狗”“义鸽”等故事。似乎现实告知丰子恺人道主义对人类并不具有真正的道德约束能力，所以，最后又选取《鱼诵佛号》、《纵鳗》等反映佛法无边的典故来告诫人们不要随意杀生。全部画集最后以多次出现的《首尾就烹》结尾，流露的不仅是作者对动物美德真诚的赞美，更是对成人社会无知野蛮，恩将仇报，是非不明，恶欲膨胀丧德行为的有力谴责!
　　“岁晚命运恶!”历经沧桑的丰子恺认识到“切勿诉苦闷，寂寞便是福”。凹“退一步海阔天空”使丰子恺从“童心”的胜境中无奈的逃避到佛教中寻求灵魂的解脱，丰子恺临终前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重译《大乘起信论》。回顾几百年前的另一个“童心说”者李贽，生前非儒非佛，离经叛道，最后却在完成《九正易因》后，安然对后事做了安排。想必他们都最终发现对世间真相的执着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去体悟，而不能在当下的现实中得到实现，才如此坦然的面对死亡吧?
　　三、《护生画集》创作理路的现代启示
　　《护生画集》创作于20世纪20年代至改革开放前，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了它不可能提出当代意义上的环境生态伦理思想。但其内在的创作理路所蕴含的生态伦理发展逻辑不仅为当代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如何汲取传统文明中的生态智慧提供了难得的理论尝试，更重要的是它直接促成了超越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两大生态伦理观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传统文明尤其是儒家生态伦理之上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虽然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但传统中华文明如果想为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实践做出贡献，也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用生态理性来审视我们的发展原则。《护生画集》“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进行创作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华生态文明的创新找到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如果说，近现代的生态危机是由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肇端的话，那么类似于自然中心主义的佛教并不是最终破解生态危机的不二法门。这一点无论是从《护生画集》创作的视角转换还是从儒家生态思想的复归都可以看到，只有跳出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才可能真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和谐社会。因此，以儒家文明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包括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