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的柳本尊密法与正纯密教无传承关系

分化的柳本尊密法与正纯密教无传承关系
　　胡文和
　　柳本尊是唐末五代初剑南西川一个著名的宗教人物。安岳石羊场毗卢洞和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各有一窟雕刻其生平从事宗教活动的十幅行化图。大足宝顶小佛湾还有一通翻刻的《唐柳居士传》碑①。笔者根据安岳、大足的柳氏“十炼图”题刻和其传碑，试探讨唐末五代四川是否存在中国佛教密宗的传承关系，以及柳氏教派的宗教性质。
　　安岳毗卢洞的“柳本尊十炼图”，宽14．10米，高5．65米，分上中下及顶壁四层。主像为毗卢佛(柳本尊的法身像?)，在岩壁中下层的正中，结跏趺坐在高1．50米的莲台上，坐身高2．90米，莲台由两个现半身的力士托住。毗卢佛左右的上中层岩壁面上各刻五幅图，上三下二，左边的题刻编号为双数，右边为单数，合为“十炼”。顶壁上开有五个直径o．8米的小圆龛，内刻小坐佛像，从西至东，依次是：阿弥陀佛、宝生佛、毗卢佛、阿■佛、不空成就佛。五佛的左边岩壁面上题刻：“本尊教主者，始自嘉州城北，有柳生瘿，久而乃出婴儿，邑都吏收养。父没，继其职，以柳为氏。审详斯义，岂在今之操修。自凡入圣，即法身也。梵语毗卢遮那佛，华言遍一切处。或云种种光明，或云处处清净，或云不可思议法，乃至多种义理，不可穷尽”。右边的岩壁面上题刻：“本尊贤圣者，本自无为，超过诸有，名本尊也。有大菩萨，名金刚藏，了悟本尊无为妙理，修菩萨行，已超十地。常游十方，助佛扬化。悯苦众生，来入浊地。隐菩萨相，现凡夫身。入红尘里，转大法轮。因名本尊教主为号也”。下层岩壁面上雕刻一排男女弟子、官吏、武士像。
　　宝顶大佛湾第20号“柳本尊十炼图”，宽24．80米，高14．60米。图上下两层正中的岩壁上雕刻居士形象的柳本尊，坐身高5．20米。柳氏眇右目，缺左耳，断左臂，右手施说法印。图的顶壁上刻“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八个大字。柳氏左右两边的岩壁各雕刻五幅图，左为双数，右为单数。图下层雕刻一排男女弟子、官吏、武将，左右各七尊。窟额上开九个小圆龛，内刻五佛四菩萨，从西往东，依次是：大势至、普贤、不空成就佛、阿■佛、毗卢佛、宝生佛、阿弥陀佛、文殊、观音②。
　　安岳、大足十炼图中的主像柳本尊，系居士装束，身着交领长衫，头戴平顶四方巾(颇似东坡巾③)；安岳的柳氏形象，脸形丰硕，无须；大足的脸形清癯，腭下有三绺长须。两个十炼图的中心主像完全不同，题刻内容有同有异。
　　一、题刻内容的比较和研究（略）
　　二、关于柳本尊宗教活动的性质和其教派的传承
　　1945年，以顾颉刚、杨家骆、马衡为首的学者所组成的大足石刻考察团，认为宝顶大佛湾造像区是“极富有宗教性的密宗道场”⑦，“祖觉柳本尊传，传述密宗源流，以金刚智传不空，不空传一行禅师，柳本尊接一行，称瑜伽部主总持王，赵智凤为柳嫡传法裔”⑧，云云。那么，唐末五代两宋四川是否有中国佛教密宗的传承关系呢?
　　唐代，中国佛教大乘各宗派相继建立，其中以密宗成立最晚。传入中土的印度瑜伽密教是随着李唐王朝发展到中期，政治渐趋黑暗和腐败而兴盛的。玄宗开元年间，印度瑜伽密教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接踵来华⑨，传密法和经典于中国僧徒。善无畏传密教胎藏大法于一行禅师⑩，但一行之后又传何人，缺乏典籍记载；金刚智传金刚界大法于不空，不空又传中国僧侣惠果⑾。惠果从不空学得金胎两部大法，于长安青龙寺建灌顶道场传授弟子，开中国佛教密宗，所以惠果实为中密首祖。从代宗至德宗，密教在中土传播达到鼎盛时期，除了皇宫中建有密宗的灌顶道场外，还以长安青龙寺为中心，流行在关洛地区和五台山的寺院中。经过武宗会昌法难和唐末农民起义军的荡涤，中国大乘佛教各宗派，除净土和禅宗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而以后能恢复元气外，其他各宗，或是一厥不振，或是传承断绝。依存于宫廷中的密宗沉沦于绝灭，就是五台山的密教僧侣，也大半逃亡。宣宗大中九年(855年)，日僧圆珍等人至长安青龙寺从法全阿阁黎习密法，法全是中国佛教密宗最后一位习金胎两部大法的祖师。其弟子中．除俗居士茂炫为中国人，余为日本学问僧、新罗僧⑿。唐咸通三年(862年)，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四年(630年)入唐的真如亲王后裔，他在中国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登陆，历时三年，于咸通五年五月才到达长安，那时中国天下既无密宗名师，也没有大寺，竟使亲王叹息：“佛寺之大，不如日本东大寺，虽访名师，竞无可及日本空海上人者(即东密首祖)”⒀。因此，所谓“柳本尊接一行，称瑜伽部主总持王”云云，缺乏充分的历史和文献依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唐代，密宗的嫡传弟子是否入剑南三川弘扬密法，不见诸史籍经传。近人有提出：“剑南僧惟城，从惠果阿阁黎授金刚界大法，与日僧空海同为惠果的付法弟子”⒂。故惟城有可能是蜀僧中最早修习印度瑜伽密教的僧侣，并且又是嫡传弟子。但他以后是否又回到蜀地传习密教，不见诸记载。据《续高僧传》、《宋高僧传》的《感通篇》记载，唐代的蜀僧中，有些可能是习密法的，大部份师承于禅宗，少部分师承关系不明。因此，笔者认为：唐末五代，四川是否有中国佛教密宗的嫡传弟子传教，目前尚无确切的文献资料可以稽征⒃。有的学者把《资治通鉴》上记载的“正月，癸酉朔，蜀主登兴义楼，有僧抉一目以献，蜀主命饭僧万人以报之”，这条资料作为密教在五代盛行四川的一重要依据，恐欠妥当⒄。因为从这条材料中，我们实在是找不出此事与所谓密教在四川盛行有什么内在和外在的关系。
　　柳氏的宗教活动，尽管他皈依佛教，诵密咒，练习密法，化水治病，甚至如《传》中吹捧他会驱妖捉怪，等等，以佛教的修证来看，也只算得上是方便法门。十炼中，柳氏燃指供佛，与佛教教义大体相符。至于割耳、舍臂、剜眼诸行为，是释迦牟尼驳斥的苦行外道；而炼阴尤其显得荒诞庸俗。他虽然修习“大轮五部密咒(如其《传》中所述)”，却与唐代中国佛教密宗无任何直接和间接的师承关系。无怪乎中国历代佛教典籍，或与佛教有联系的文献中缺乏有关他的记载，而且佛教大师也不承认他是中国佛教密宗的法嗣。例如：祖觉禅师在《唐柳居士传》中说：“(前略)龙口(智)传金刚智，智传不空，不空传嵩岳一行禅师，称瑜伽宗。传真法者，自非登坛授(以下字大部泐，略)”。祖觉师简略叙列了密教由印度到中国的传承关系，并指出密宗传承必须由阿阁黎亲自登坛传授才能正式成为其门徒(如上引后面所缺的文字)。柳氏虽然习密法，但并不是中国唐代佛教密宗正统的僧侣和该宗的法嗣。正如祖觉接着又记叙的：“居士尝为金刚藏，而非金刚藏之化也”；接着又说：“唐季崩，礼乐大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缺字)使真伪口混，何足取哉”。根据上下文的行文内容，祖觉的原意似应为：唐王朝崩溃了，礼乐大坏，由此也导致了佛教各宗的传承关系发生了混乱，使得真伪不分。
　　柳本尊教派的传承以及宗教活动的鼎盛时期大致是在五代、北宋前期。据《传》记载：柳氏临终时是以“咒■授袁承贵”，袁应是第二代祖师，后蜀孟知祥时期，“应赐名位如故”，“后游南方，莫测所终”。第三代祖师系“蜀广政二十四年■■■■三日”，“又赐杨直京紫授金鱼，俾领主持事”。杨之后是否还有祖师，《传》中不再记载。而且《传》中说：“(前略)主事导公(即王直清)拜其墓于榛莽之间。公顾而叹日：本尊灵异■■■四方■■■■不■■■■■■■■■■■以崇奉之。■乃命本院尼仁辩■■■立■为本尊建塔于墓之上，架屋以覆之”。由此可见，柳氏的宗教组织至迟在北宋末南宋初，即《传》中所述王直清为其修墓之前，就已无传承而衰败了。
　　柳氏教派活动的范围和地区：《唐柳居士传》中有一则记载很值得注意。《传》中说；“汝当西去，遇汉却回，逢弥即止”。“汉”即汉州，治所在雒县(今广汉市城区)，所辖县有唐时的绵竹、德阳、什邡、金堂等县；“弥”即弥蒙镇，在今新都县城关镇北面约十公里处，与广汉县交界。这段记载出自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以上地区从汉至唐，都是道教的势力范围。[唐]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卷下》中记载：“蜀川释宝琼者绵竹人，出家贞素。读诵大品，两日一遍。无他方术，唯劝信佛为先。本邑连比十方，并是米族。初不奉佛，沙门不入其乡。故老人、女妇不识者众”⑧。何谓“米族”，即五米道的信徒。再据《三洞珠囊》卷七“二十四治品”，《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等道教典籍载：“上品八治”有“秦中治”，系“广汉郡绵竹县东”；“中品八治”有“隶上治”，系“汉州德阳县北”；“涌泉山神治”，系“汉州德阳县西北”；“下八品治”，有“后城治”，系“汉州什邡县西北”⒆。根据佛、道典籍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道教在那时绵竹、广汉一带有着雄厚的社会基础。这就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柳本尊教派活动的地区大致是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周围数县范围内。
　　所以，笔者认为：柳本尊虽不是中国唐代佛教密宗的传人，但他是独自以居士身份修习密教的卓越者，他根据自己对密教(以及那时佛教其它教派，甚至道教)的理解和修行，创立了一个以部分密教经典为主体思想的宗教组织，其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其影响有可能达于沱江和涪江流域地区)，为了与唐代正统的佛教密宗相区别，因此笔者将柳氏这样一个地方性的宗教组织暂定名为“川密”。
　　赵智凤与柳氏教派并无直接和间接的师承关系。赵氏五岁出家为小沙弥，十六岁时．到柳氏教派的圣地弥牟(即弥蒙)云游三年⒇。他为什么要到弥牟去呢?笔者猜测，有可能是他见到安岳的十炼图和听说了有关柳氏的传奇故事。不过，赵氏在弥牟寿圣院如何修习，师承何人，不见诸任何记载。南宋淳熙年间(1174一1189年)，赵从弥牟回到大足后，主持宝顶大小佛湾造像的雕凿工程(是否自始自终为他所主持，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他把安岳毗卢洞的十炼图基本照搬于宝顶，却又作了重大的改动。赵氏在大足宝顶十炼图中，将安岳十炼图中的主像改为柳本尊，并删去后者第五图题刻中非常关键的一段："天福(应为'复')三年七月十日呼紫绶金章谓曰吾今去矣，汝当久住，共持大教，所有咒藏咐嘱教授"(以下略)，并在宝顶十炼图窟的顶壁上添刻“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八个大字。而这是安岳十炼图题刻和《传》中所没有的。赵氏又在宝顶小佛湾经目塔（21）第一层刊刻“六代祖师传密印，十方诸佛露家风。大愿弘持入性海，虚名委弃若埃尘。本者根本，尊者至尊”三十六字。赵智凤到弥牟云游与柳氏去世，其间相隔二百六十年。他基于柳氏教派传承断绝，而采用接木术的手段，在大足十炼图的题刻中，既删去柳氏的生卒年，又不提及柳派的嫡传第二、三代祖师，煞费苦心地把自己列为柳本尊临终付法和卒后的嫡传法嗣，可以说目的是为“攀龙附凤”。所以，某些认定柳、赵二人为中国佛教密宗第五、六代祖师(如前所述)是没有充分的文献依据和历史事实的。即便是依照柳氏创立的“川密”教派世系，柳氏为第一代祖师，两个半世纪之后，轮到赵，他也绝对称不上是第六代师祖!
　　关于“唐瑜伽部主总持王”的问题。《传》中记载“(前略)居士持诵，夫人急疾有瘳，蜀主大悦，俱封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太傅内殿持(以下文字至“孟知祥”共风化三十九字)”，前后蜀若封柳氏为“唐瑜伽部主总持王”，绝不会在其封赐名号前冠以“唐”字。若是后唐赐敕，安岳十炼图和《传》就不应漏录这一重大事件!这就说明：大足十炼图中刊刻的“唐瑜伽部主总持王”，应是赵智风对柳本尊的私谥。赵智凤在主持宝顶大佛湾的造像时，最先雕凿的就应是现在编号为第21号的“柳本尊十炼图”窟(至迟也不会是他晚年才雕造的)。这样，他才能借助柳氏的亡灵，使他“僭伪”的教主身份言顺名正。至于宝顶小佛湾毗卢庵中的《唐柳居士传》碑（22），也绝不是赵氏从弥牟寿圣院翻刻来刊立的，因为《传》碑的内容和宝顶第21号窟的题刻是矛盾的(如前所述)，会暴露出他对柳氏教派世系的“移植”和“篡改”。
　　三、结论
　　在唐王朝时期，由善无畏、金刚智两三藏法师所开拓，由不空、惠果二大阿阁黎所弘传、发扬的密教，都是有体系和传承关系的正统密教。但惠果以后，这正纯密教，遭遇武宗会昌法难以降，乃殆归于衰灭。中国密教的经典和与密教有关的经典、法门道具，以及其祖师像绝大部份被日本入唐八家带了回去，形成了“东密”（23）。不过，唐代正纯密教的某一尊(或某些尊)神像，或某一(某些)部密教经典，被晚唐和其之后的宗教人物所创立的宗教团体(或组织)所摄取，仍分化独立持续其生命于各地，终于广被信仰。例如：《唐柳居士传》中记叙柳氏“蔬食纸衣，律身清苦。专持大轮五部咒，盖瑜伽经中略出，念诵仪也。诵数年而功成”。根据《传》中记载，我们可以了知：柳氏既在组织上与唐代正纯密教无任何师承关系，即便是在教仪的研习，以及修行方面也和后者极少有共同之处。因此，这种分化的和中国唐代正纯密教无传承关系的密教，乃是从唐末五代一直演绎到两宋的密教。但两者虽貌似，而“神韵”毕竟相去甚远了!柳氏的“川密”教派就属于这种性质的密教。今天，我们本应认识清楚柳氏教派的宗教性质和理顺其传承关系，揭露赵智凤对柳氏教派所采取的偷梁换柱，如果仍将此二人恭奉为中国佛教密宗“第五、六代祖师”，这恐怕与中国佛教(密宗)史相悖。至于宝顶大小佛湾造像区是否系赵智凤开凿的密宗道场，我们还应该认真研究其造像内容和核心思想，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果仍然囿于前人之见，那只能是与历史事实南辕北辙。但这已不是本文所要论证的了，不再赘述。
　　注：本文原题为《安岳、大足“柳本尊十炼图”题刻和宋立《唐柳居士传》碑的研究》，题目为唐密网所改，转自http://www.bscul.com/boyix/channelboyix/bashu/open.html.aspx?id=9585
　　注释：
　　①⑥参见[清]刘燕庭：《三巴金石苑》、第四本；《大足石刻研究》，第294-297页，(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④详细内容参见《大足石刻研究》第490--492页；安岳十炼图题刻，系笔者亲录。两处十炼图造像内容比较，参见王熙祥、黎方银：《安岳、大足石窟中"柳本尊十炼图"的比较》，《四川文物·石刻研究专辑》，1986年。
　　③东坡巾，又名乌角巾，该巾的式样有四墙，即墙外又有墙，外墙对内墙少杀(稍低)，前后左右各有角(即墙面之角)相向着，外墙之角而介在两眉之上。《东坡居士集》中有"父老争看乌角巾"句，所以该巾名东坡巾。
　　⑤唐、前后蜀，剑南道西川治所、成都府治．在成都县，大致为原成都市西城区所管辖的范围。据《唐柳居士传》碑中说：嘉州(今乐山市)城边一柳树生瘿，瘿破出婴，邑人收养之，遂以柳为姓，可见柳氏系一弃婴。
　　⑦⑧《从中国造像史观研究大足石刻》、《大足石刻概论》，载民国版《大足县志》卷首卷。
　　⑨⑩⑾善无畏、金刚智、一行、不空和尚，分别参见《大正藏》第五十卷第715-716，711--712，732-733，712-714页。惠果生平事迹载"大唐青龙寺三朝供奉大德状"，《大正藏》第五十卷，第294-296页。
　　⑿参见《密教大辞典》第六册附"密教法流系谱·三国相承"，台湾新文丰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10月初版。
　　⒀参见拇尾祥云：《密教史·密宗教史》，第82-83页，《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八辑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版。
　　⒁（23）空海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入中国，元和三年回国，他于(日)弘仁七年(816年)六月十九日上奏章请求赐给高野山建道场；"入唐八家请来法门道具等略表"，分别参见[日]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186、189-192页，胡锡年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⒂《海潮音》第三编五册，《佛教传记》，上海佛学书局，1932年版。
　　⒃⒄《宋高僧传》卷25《唐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慧义寺·清虚传》中载：长安四年(704年)蜀僧清虚曾在少林寺念《十一面观音咒》驱鬼怪，有的学者据此断定"清虚的事迹反映了武周长安年间四川地区密教已经很发达了"，诸如此类的云云。参见《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析》，《文物》1990年6期；《四川石窟杂识》，《文物》1988年8期；《试述大足石刻的历史成因》，《大足石刻研究》，第96页。
　　⒅《影印宋碛砂藏经》第四百六十四册。
　　⒆参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南北朝天师道考长编·设治第四"，第330-333页。
　　⒇参见[明]刘畋人《重修宝顶圣寿院记》，民国版《大足县志》卷一。
　　（21）该经目录塔上刊刻的佛经经名，经笔者校勘，系用的[唐]明俭等于天册万岁元年(695年)撰出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详见《大足石刻志略校注》，《大足石刻研究》，第304-309，321页。
　　（22）见①。民国版《大足县志》卷一也录载之，但字句缺漏较《金石苑》上的多。碑阴刻《宝顶山常住田产记》，碑文大半风化磨泐，为一通清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