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城北朝佛教石造像

诸城北朝佛教石造像
　　作者：韩 岗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在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的儒、道诸家传统思想文化发生了碰撞与融合，遂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逐渐发展传播开来。至南北朝时期，由于统治者的大肆推崇及广大民众对“来世”安定生活的向往追求，使佛教得到迅猛发展，石窟、寺庙遍布大江南北。诸城是虞舜的故乡，“琅邪文化”的发祥地。悠久的历史，发达的文化，加之便利的海陆交通和繁荣的农业经济，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理想的活动环境，成为山东沿海地区重要的佛教聚集地。清乾隆《诸城县志》记：“县东北……五十里，白龙山寿圣寺，康熙八年重修，碑云：‘东汉明帝永平戊午，敕封虹霓山虹栾寺，唐太宗贞观丁亥重建，宋仁宗天圣己巳敕封白龙山寺，改今名’。”汉明帝永平戊午，即公元58年，可知早在1900余年前，佛教文化已在诸城传播开来，是山东半岛见于记载的，最早建立佛教寺院的地区之一。佛教文化为今人留下了丰富的珍贵遗产，精美绝伦的石刻造像，便是其中之一。
　　1988至1990年，诸城市在修建体育中心时，发现一处佛教窟藏遗址，出土石造像残体400余件。其中佛躯体65件，菩萨躯体42件，双脚及榫58件，佛头25件，莲花座8件，飞天、背光、断肢等残片200余件。同时，还出土瓦当、滴水等建筑遗物50余件。造像分浮雕和圆雕两类，有单尊、三尊和多尊三种形式。主要组合为佛和菩萨，身姿有坐像和立像两种。所用材料有石灰岩、砂岩、大理岩等。有文字铭刻者24件，其中4件有纪年。分别为东魏武定三年（546）夏侯丰珞造像，北齐天保三年（552）造像，北齐天保六年（555）造像。造像数量众多，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雕造精细，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其中圆雕菩萨通身配饰华丽的璎珞与彩绘贴金，雕刻之精致，表现之细腻，是中国美术史上所罕见的。这批石造像的研究文章分别在《考古》、《考古学报》及日本国的《古美术》等学刊上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日本、南韩、美国及香港、台湾和大陆的文化艺术界、学术界、宗教界、教育界的学者接踵而至，赞不绝口。
　　诸城出土的这批石造像，时代特征明显，发展脉络清晰。其中4件有纪年铭刻的造像为分期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根据脸形面相、体态服饰和雕造工艺的异同，可分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个时期，而以北齐时期的造像最为精美。
　　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建立了北齐政权。北齐境内自始至终都在崇尚佛教，僧尼人数竟达200余万，“劳役金巨万计”，修建佛寺4万余所。故当今各地出土的北朝造像中，以北齐时期的为最多。诸城出土的北齐造像中，以圆雕为主，大者数米，小者盈寸。佛像螺髻较矮，盛行圆领下垂式佛衣。菩萨戴高宝冠或花蔓冠，束贴体裙。各种佩饰丰富多彩。颈部缠绕华丽的串珠项饰，全身披挂网状的璎珞，并施以贴金和彩绘。这批造像较之北方其它地区的造像，其雕造工艺明显精细。除部分早期造像尚体现出北方民族敦厚豪爽和纯朴刚健的粗犷风格外，大部分都是精工细琢。尤其是在圆雕造像中，越是形体较大者，越是雕造细致。不论是薄衣透体的人体造型，还是华丽复杂的服裳佩饰，皆层次分明，刻工纤巧细腻。在塑造人体身姿方面，比例适度，恰到好处。一些造像的体态作宽肩、隆胸、束腰、含腹，有的臀部丰满，下肢修长，准确地刻划了人体各部富有美感的弧线，宛如婷婷玉立的少女身姿。此种绝妙的造型艺术，一改北朝前期造像中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增加了写实性的生活气息。2004年，有两件圆雕菩萨像被国家文物局选调赴日本参加国宝展，以其优美的身姿和高超的雕技，征服了观众，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在众多的造像中，有四件佛像的服饰较为特殊，所穿袈裟的前后左右绘有方格图案。彩绘保存较好的方格内，可见有佛、菩萨、供养人、须弥山、飞天、鲜花等画面。经考证，这就是北朝造像中罕见的“卢舍那法界人中像”。以前学术界认为，在中国境内卢舍那佛出现于隋唐时期。诸城这批造像的发现，为印证中国在北朝晚期已存在对卢舍那佛的膜拜，增添了新的实物例证。1979年，诸城市原龙兴寺遗址内，出土了一件硕大的石佛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唐开元二十年（732）刻的“卢舍那丈八圣像放光碑”。由碑文可知，此像为卢舍那佛，头高1.10米，最大围2.60米，重数千斤。如此大的圆雕佛头像世间罕见，被专家誉为“山东第一头”。据清乾隆《诸城县志》记，龙兴寺建于唐贞观十三年（639），亦称“石佛寺”。北宋文豪苏轼知密州（治诸城）期间，他在文学作品中多次提及龙兴寺，可见诸城一带对卢舍那佛的膜拜经久不衰。
　　诸城的这批石造像，在向人们展现异彩纷呈的艺术魅力的同时，亦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悬念。是谁把它们埋入了地下？对于这些问题，众说纷纭，各有千秋。其实，我们只要仔细地观察分析出土现场，结合有关史籍的记载，就会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石造像的出土现场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集中出土，数量众多，但无一完整者。从石造像多被砸缺的现象推测，应是有目的的人为破坏所致。二是有规律的坑埋现象，有头和躯体的分别掩埋，有区别个体大小不同的掩埋。而在埋藏坑中均无发现佛像被砸毁时留下的碎石片。以上两点使我们排除了这处寺庙因遭兵燹或年久失修倒塌而导致佛像被埋的可能性。因而可以认为这处寺院应是毁于历史上的一次“灭佛”事件。
　　自佛教传入中国后，曾发生过多起对佛教进行限制、打击乃至毁灭的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史称“三武一宗”的四次“法难”之变。与诸城体育中心出土的造像有关的，应是“周武帝灭佛”事件。史载，北周建德三年（574），周武帝宇文邕下诏废佛，把北周境内1万多寺院及其财产、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并把100多万僧侣及其依附寺院的农户编为向政府纳税的均田户，其中的青壮者则编为军队。北周灭北齐后，继续推行灭佛政策，把原属北齐境内的4万多寺院全部毁掉，200万僧侣皆还俗为农民或军人。清乾隆《诸城县志》载：“丁酉（577），北齐幼主恒，承光元年（577）春正月，周师入邺（北齐都城），恒出奔，县属后周”。由此可知，位于诸城体育中心的这处寺庙应毁于公元577年，县属北周之际。寺庙被毁后，一些虔诚的信徒将被毁的佛像收集在一起，悄悄地埋于地下，直至今日被人们发现。
　　1996年10月，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了一批佛教石造像。青州与诸城相距约140公里，总体上看，两地出土的佛造像属同一体系。但细视之，则又有所不同。诸城造像以圆雕为主，菩萨佩饰繁缛华丽。而青州造像则以背屏式并施以绚丽的彩绘为其特征。笔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差异，是与两地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因而所接受的外来因素的影响不同有关。古代诸城滨海多港，海运发达。北魏前期，诸城为高密郡的郡治，北魏后期成为胶州的州治。东魏、北齐时期仍为胶州州治。可见，在南北朝时期，诸城是山东半岛南部沿海地区的一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海运的便利，与外界特别是南朝的交流非常密切，在佛教造像艺术上较多的吸收了南朝的因素，形成了较明显的自身地方特征。这些特征是北朝造像与南朝造像在内容题材、雕造工艺诸方面相互交流影响及有机结合的结果。可以说，诸城的这批佛教造像，代表了当时南北两朝的最高水平。
　　（作者系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