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中的岭南文化

《坛经》中的岭南文化
　　张伟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上海200433)
　　关于《坛经》与岭南文化，以往已有不少人涉及。1997年初在澳门、肇庆和新兴曾专门召开过主题为“慧能与岭南文化”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随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会议综述中提到：“学者们认为，历史人物的活动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慧能成为禅宗大师与其特定的家庭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唐初新州和岭南特定的社会、宗教和文化环境均有密切关系”’。这当然是对的。只是笔者从个人的专业背景看来，觉得尚有剩义。例如{坛经》及《曹溪大师传》中多处提到的“命似悬丝”以及相关内容，笔者就觉得与当时岭南的地域文化深有关系。显然是典型的岭南地域文化，论者似尚未注意及此。在此特为此文以说之。
　　按《坛经》传世版本甚多，大别之可分为三个版本系统：敦煌本、惠听本、宗宝本。其形成时代分别为唐后期、宋初、元明，字数则分别约为1．2万、1．4万、2万。笔者前此曾做过一番比较，觉得从语言形态上看，惠昕本最为古老’。因此，现在先以惠昕本的内容进行分析。就方便起见，引证时以大乘寺本为据。
　　惠昕本《坛经》明确用“命似悬丝”一词的是两处：
　　1)五祖言：“自古传法，命似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须速去。”(P84)。 2)某甲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P85)
　　这两处都用在慧能自述从东山得法的经过中。其中后一处是自况，前一处借五祖之口说出。前一处特别解释了“命似悬丝’’是因为“有人害汝”，因此，考察这一问题时须将迫害、争斗之类情形包括在内。如此，类似情形则又有4处。其中，叙述得法经过时有两处：
　　3)五祖见众人尽怪，恐人损他，向后无人传法。(P83)
　　4)两月中间，至大庾岭，不知逐后数十人来，欲趁某甲，夺衣取法。(P84)
　　回南之后，出家以前，又有一处：
　　5)某甲后至曹溪，被恶人寻逐，乃至四会县避难。经逾五年，常在猎中。(P85)
　　再后便是慧能临终前预言后事，也有一处：
　　6)师言：法海向前，吾灭度后，二十年间，邪法缭乱，惑我正宗。有一南阳县人出来，不惜身命，定
　　于佛法，竖立宗旨，即是吾法弘于河洛，此教大行。(P108)
　　以上都是明言有危险、受迫害的。此外还有两处，虽未明言，而其实也与此相类。其一是慧能在黄梅得法后，回南前五祖对他的临别赠言：
　　7)五祖言：“南中五年，佛法难起。已后行化，善诱迷人。若得心开，与吾无别。”(P84)
　　所谓“难起”，显然指会有人加害。再就是在南北二宗见性部分，慧能对志诚说的第一句话：
　　8)师曰；“汝从玉泉来，应是细作。”(PL02)
　　一见而将其指为“细作”，无疑怀着很警惕的戒备心理。
　　敦煌本《坛经》因总体上较简略，缺上述第2、5两句。其它各句表述也有所不同。第1句作“气如悬丝”。第3句则相去更远：
　　五祖忽来廊下，见惠能偈，即知识大意。恐众人知，五祖乃谓众人曰：“此亦未得了。”(P12)
　　不过大体意思仍与上引惠听本基本相同，“恐众人知”当然即“恐人损他”。宗宝本《坛经》对此的表述更有意思：
　　祖见众人惊怪，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偈，曰：“亦未见性。”众以为然。
　　仍然是、“恐人损害”，却增加了“将鞋擦了偈”的戏剧化情节。简直象演义。更生动的还有此前的一句铺垫：
　　八月馀日，祖一日忽见惠能曰：“吾思汝之见可用，恐有恶人害汝，遂不与汝言，汝知之否?”惠能曰：
　　“弟子亦知师意，不敢行至当前，令人不觉。”
　　这一句不见于敦煌本和惠昕本。其余各处差异甚微，兹不细述。
　　显而易见，以上内容是一种独特文化观念的表现。反映了说话者对于周围的危险因素很敏感，随时警惕着可能受到的人身攻击和迫害。不言而喻这是由某种特定的环境薰陶出来的，现在需要考虑的是：这一观念究竟有何文化背景?
　　笔者认为，这是十足的岭南特色。证据之一是，在当时其他地区及之前的佛教史传资料中，看不到类似文化观念的存在。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土，到慧能时已经约?个世纪，其间佛教活动主要在北方及长江流域，与此相应，本土高僧也主要出自北方。佛教典籍中记录的，也多是北方人的声音。岭南虽然其交通位置相当重要，但其时在全国的重要性较为有限。在传统佛教史籍中，虽不乏高僧避难之类的记载，较著名的如高僧道安便曾经“避难潜于濩泽”；但那种避难与上述《坛经》中的观念完全是两回事。那种避难一般都是避世难，其压力来自时局，指向并非针对个人。道安避难时便是带着诸多徒众同行的。而《坛经》中的上述“损”、“害”以至“命如悬丝”，其指向性完全是针对慧能个人的。
　　如果说，“传法”是禅宗特有的概念，其他宗派以及宗派尚未出现时的僧传资料不足为凭：那么，禅宗在慧能以前，其活动范围也主要在北方。达摩来华后一苇渡江，游化嵩(山)洛(阳)：慧可在那里奉以为师，然后活动于相、卫(今河北一带)。之后僧璨、道信、弘忍活动地域南移，主要集中于今湖北、安徽交界的丘陵山区。这几代祖师事迹晦明不一，但史传斑斑可考，其中均无受迫害以至“命若悬丝”情事。当代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禅宗到道信、弘忍而正式形成”，显然是有鉴于这期间禅众由微而著的兴旺气象。
　　由此可以证明一点：上引第l句借五祖之口说出的“自古传法，命似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未见得当真是五祖的原话，倒更象是慧能本人对形势的理解。他在东山求法时感到“命似悬丝”，后来回到曹溪又觉得“被恶人寻逐”，可见他无论身在何处，对周围总有一种不安全感。
　　这无疑与他自小成长的地理环境深有关系。岭南豹风土人情，唐前史料中有《南齐书·州郡志》叙“广州”云：
　　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
　　到唐代，又有《通典》卷184总括岭南风俗云：
　　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以富为雄。(原注：父子别业，父贫乃有质身于子者。其富豪并铸铜
　　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又多构雠怨，欲相攻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珠崖环
　　海，尤难宾服，是以汉室尝罢弃之。(原注：汉元帝时，珠崖数反叛，贾捐之上书，言不可烦中国师徒，请
　　罢弃。帝从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轻悍，易兴
　　谜节。(原注：自尉佗、征侧之后，无代不有扰乱，故《萧齐志》云：“凭恃险远，隐伏岩障，恣行寇盗，
　　略无编户。”)爰自前代，及于国朝，多委旧德重臣，抚宁其地也。
　　宋初《太平寰宇记》记广州风俗对此全文引述，并称韶州风俗与广州同。所谓《萧齐志》即前述《南齐书·州郡志》，其引文后三句略见于“越州”序，其地在岭南西南部。《通典》如此处理，显然是觉得其时岭南情势大抵相类。
　　上引两书都是综合性的概述，在此不妨看一条内容较为单纯的史料。柳宗元有一篇名文《童区寄传》，劈头便说：
　　越人少恩，生男女以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盗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
　　， 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么弱者，汉宫因以为己利，苟得僮，
　　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全唐文》卷592)
　　文章的主人公童区寄为郴州人，但它反映的习俗显然与岭南连为一体。因为唐人习以岭南为“越”，如宋之问《玩郡斋海榴》诗称：“越俗鄙章甫，扪心空白怜”(《全唐诗》卷51)；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诗亦云：“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全唐诗》卷351)。由此可见，岭南地域文化中很明显的一个特征便是“多构雠怨”、“恣行寇盗”，以至好“相攻击”、“相贼杀”。成长于这样的环境，对周围的安全因素特别敏感实在是很自然的事。
　　事实上，上引《坛经》中所谓“损”、“害”和“命若悬丝”，还不等于“役属贫弱”、“缚取么弱者”。这方面，《曹溪大师传》’中有两条资料更有助于说明：
　　神会问：“大师，传法袈裟云何不传?”答云：“若传此衣，传法之人短命。不传此衣，我法弘盛。……”
　　门徒问大师曰：“云何传此衣短命?”答曰：“吾持此衣，三遍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若悬丝。恐后传法之
　　人被损，故不付也。”(P121)
　　大师头颈，先以铁鲽封裹，全身胶漆。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迁神入龛。至开元二十七年，有刺客来取
　　头，移大师出庭中，刀斩数下。众人唯闻铁声惊觉，见一孝子奔走出寺，寻迹不获。(P122)
　　学界目前的看法，《曹溪大师传》由慧能后世弟子于建中二年(781)前后完成’，因而它对于慧能研究具有与《坛经》相等的价值。这两句话比上引《坛经》文字说得明白，所谓“命若悬丝”，并不是一般的“损”、“害”，而是性命攸关，在生时“三遍有刺客来取吾命”；及至大师谢世后，仍“有刺客来取头”。这，不能不说有一种很独特的风俗习惯在。
　　笔者认为，这一风俗也就是宋代史料中所谓的“杀人祭鬼”。彭乘《墨客挥犀》卷2有曰：
　　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杀人以祭之。凡得儒生为上祀，僧为次，余人为下。有儒生行郴、连道中，日将
　　暮，遇耕者问：“秀才欲何往?”生告之故，耕者曰：“前有猛兽为暴，不宜夜行，此村下有民居，可以托
　　宿。”生信之，趋而前。始入，一荒径诘屈，行者甚少；忽见高门大第，主人出见客，甚喜，延入一室，供
　　帐赫然，肴馔丰美。既夕，有妇人出问生所，窥其色甚妍，生戏一言挑之，欣然而就。生由是留连数日，
　　妇人亦比夜而至，情意欲昵，乃私谓生曰：“是家将谋杀子以祭鬼，宜早自为计：我亦良家子，为其所劫至
　　此，所以遣妾侍君者，欲以缀君留耳。”生闻大骇，乃夜穴壁与妇人同出。比明，行四十里，投近县。县遣
　　吏卒捕之，尽得奸状，前后被杀者数十人。前所见指途耕者，亦其党也。于是一家尽抵极法。生用赏得官，
　　遂与妇人偕老焉。
　　这条史料开头虽然说的是“湖南”(其时“湖南”仅辖湘、资二水流域，即今湖南东半及广西全州之地)，但正文中则讲是“行郴、连道中”，显然这一风俗并非只存在于湖南，其分布同时也包括岭南在内。《宋史》卷5《太宗本纪二》载雍熙二年闰月乙未，“禁邕管杀人祭鬼及僧人置妻孥”。而《宋史·地理志》进一步概述云：
　　广南东、西路，·。…‘南滨大海，西控夷洞，北限五岭。……民性轻悍。……大率民婚嫁、丧葬、
　　衣服多不合礼。尚淫祀，杀人祭鬼。
　　又，乾隆《广东通志》卷6《编年志一》有云：“淳化元年庚寅秋八月，禁岭南淫祀”；其注引《宋史》称：“禁岭南杀人祭鬼，使州县察捕，募告者赏之”。此条不见于今本《宋史》，不知何据。
　　唐代史料对这一风俗甚少记载，到宋代类似材料才大量出现。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唐代此一风俗并不存在，它只说明庸人对此不以为怪。因为宋代的此类史料都是负面资料，即官方禁止此一风俗的记录。以人类学眼光视之，这一风俗起源甚为古老，它在历史上的分布颇为广泛。仅以传统史籍言之，《左传》载：“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杜预注云：“此水次有妖神，东夷皆社祠之，盖杀人而用祭”；《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称：“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而《续高僧传·惠普传》也提及，“楚俗尚巫”，到唐朝时还“杀为淫祀”。总体的分布变化趋势，是由距中原较近的地方而逐渐向边远地区孑遗。
　　上引《墨客挥犀》提及对用作牺牲的人颇有等差，无独有偶，《夷坚三志》中也有一段相关记载：
　　杀人祀鬼之奸，湖北最盛，其鬼名曰棱睁神。得官员士秀，谓之聪明人，一可当三；师僧道士，谓之
　　修行人，一可当二：此外妇人及小儿，则一而已。
　　须加提醒的此文所谓“湖北”乃是当时对荆湖北路的简称，其辖地从江汉平原绵延至沅、澧二水流域，与今所谓“湖北”颇相参差。
　　由此观之，上引{坛经》和《曹溪大师传》中的一干资料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一般意义上的，为衣法、为祖位而争夺。如上引第1、3、4、6、8句。另外第7句语意含糊，颇难确定。至于第2句所谓“某甲东山得法，辛苦受尽，命似悬丝”，以及第5句“某甲后至曹溪，被恶人寻逐，乃至四会县避难”，恐怕很难单纯地理解为一般意义的争夺，而具有很深的“杀人祭鬼”、以人头为牺牲的地域文化背景。
　　后一点可以从上引《曹溪大师传》的两段文字中看得很明白；·其第二段文字称“刺客”身份为“孝子”，动作为“取头”，毫无疑问其目的在为祭祀之用。由此返观第一段“三遍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若悬丝”，显然“取命”的旨趣也与之相同。所谓“三遍”，很可能就包括“被恶人寻逐”而“至四会县避难”的那一次。
　　无论从哪一层面来理解，此类话语都包含了深刻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就这一意义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坛经》实在是岭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