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门学报》读后

《普门学报》读后
　　韩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起伏跌宕的二OO三年，是那样的令人难忘，给我们留下厂太多的东西，太多的思考。书案上走人第四个年头的《普门学报》，也已经是高高的一大摞，“堆积如山”。从二OOO年在世纪钟声里诞生以来，她就如封面一般，朴实无华却让人感到亲切，从容而平缓地走进大众，定入书斋，走进学界，走向四面八方。如果问她的特色是什么，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雅俗共赏，贴近时代。这个特点，在二OO三年的六期中，风采依旧。所以，我们经历过这一年的恐惧、迷茫和渴望之后，回首反思，就会感到这六期曾经给我们信心、鼓舞，就更能感觉到她厚重的存在，有如靠山。
　　佛在何方?这一年里，有太多的人在苦苦找寻佛陀。因为这一年里，他们有六神无主的恐惧，在四顾茫然中渴望救助。上半年的SARS，曾经揉碎人们年初升起的美好期望，病毒犹如蘑菇云升起，扩散到四面八方，一时人人自危，口罩脱销，消毒剂脱销……：在地铁、公车和一切公众集中的场所，一声轻轻的咳嗽，都会引来众人的怒视，坐在车上，总怀疑邻人是不是SARS患者，农民挖断了城市的出路，旅馆赶走了外来的客人，什么叫“风声鹤唳” 、 “草木皆兵”，这厂子总算有了切身的体会。人们首先想要找到的是一个安全的地方，于是，有人奔向寺院，点燃香烟，真可谓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他们没有想到，这本身就是一种逃避，或许更没想到如果把病毒传染给佛陀……在这乱哄哄的时候，《普门学报》第十七期发表了星云大师的（佛教对“身心疾病”的看法），有如当头棒喝，告诉人们，要正视疾病，科学对待疾病，勇敢面对疾病，要遵纪守法，洁身自好，用智慧点亮心灯。犹如醍醐灌顶的宣讲，让慌张鼠窜的人们勇敢地回归社会，少掉一分害怕，多了一道慈悲，“一个人有慈悲，慈悲就没有敌人，慈悲的人到处行得通：有智慧，能明白一切，就不会害怕；勇敢、自信、正念，懂得转移注意力，就不会害怕” （《普门学报》第十七期，第二七四页）。
　　树立正念，我们不能不为我们的行为惭愧得无地自容。当SARS传来的时候，我们曾经窃窃自喜，囤积居奇，高价兜售感冒冲剂，以为天赐商机；我们曾经以邻为壑，甚至不让救治SARS病人的白衣天使靠近我们；我们曾经动念趁难打劫，发布手机短讯：“最新消息，非典型肺炎主要传播途径是流通的货币，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整理好您家的全部现金，用塑胶袋密封，我将上门回收，并适当收取费用。”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些年的经济高速成长，我们的善良和道德是否也成长了?难道社会的繁荣，就只是物质的丰富?从人情疏离到麻木不仁，我们不正是给自己高速建造富裕的动物园吗?在惶恐不安的日子，我们并没有感到物资的匮乏，而是感到精神没有依靠，无边的空虚迷茫和无尽的乡愁。这SARS如果能够扭转物欲的横流，让我们在悬崖上猛醒，也不失为逆增上缘。我们总不能让这么多人白白死去，还执迷不悟。
　　蓦然回首，人间佛教的意义熠照生辉。佛教自古就在人间，（山林寺院和都市寺院——兼论兰若比丘和人间比丘）是一篇人间佛教的扛鼎之作。宗教诞生，就是为了救世，只有救人，才能救自己。因此，僧侣的修行，足为了更好的救世，宗教不能缺失使命感，一部寺院变迁的历史，说明“弘法利生不分彼此，不管是‘都市寺院’或‘山林寺院’，不管是‘人间比丘’或‘山林比丘’，都肩负著绩佛慧命的使命，可谓任重道远也” （《普门学报》第十六期，第二六四页）。
　　一心想著续佛慧命，我们就能把全部身心融入佛法，融人人间，在无我中解脱，眼前的世界焕然一新，无比美妙，男女平等、器官移植、安乐死、爱滋病……现代社会的诸般问题和苦恼，圆满解决的通途豁然开朗。
　　星云大师每期必有一篇文章或访谈，涉及方面虽广，中心却始终如一，即：建设与时俱进的人间佛教。
　　要开创未来，就要善于从历史吸取养分。佛教虽然源于印度，却盛于中国，一部中国佛教史，就是一部中国佛教形成史，也是一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佛教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影响，既深且广，尤其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最为波澜壮阔的盛世，不在于庙宇华丽，而在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不在于僧徒众多，而在于献身般的热情：不在于寺产丰厚，而在于品格高尚。这段历史，还值得更加深入广泛地总结。我们看到对佛教语言学的探讨，也看到了佛教影响皇室贵族、士大夫共同护持佛法的研究，还看到僧籍管理等方面的论文。我想，研究的面还要更加宽阔。佛教在汉代不能普及而在魏晋南北朝深人人心，关键的一点在于僧人不畏艰苦，犯难涉险，深入民间，深入乡村，把佛法传给最需要救助的下层民众，和他们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还在于僧侣弹精竭虑于弘法，不是单调枯燥地念诵经文，而是有说唱、变文、载歌载舞，塑像造型，讲故事，画图画，耳濡目染，亲切生动，由此形成宗教的语言、文学、艺术、音乐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好好总结。通过佛教史的研究，全面了解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对人间佛教就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为今后佛教的发展提供借监。
　　总结历史，可以看到差距和方向。现在国人对佛教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学和语言方面，而对于艺术、音乐、僧籍制度等方面，不如国外学者热烈。其实，研究的局限，也反映了今日佛教的困境。自从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当上皇帝，缺乏教养和自信的他，便开始用强权扭曲佛教，把僧人封闭于寺院，不得与民问接触。从而造成中国佛教的急剧堕落，僧人素质不高，因此，弘法手段单调，大多局限于敲木鱼念经。时至今日，数量有限的佛教艺术作品，也基本上是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主要不是面向社会，为大众所喜闻乐见。没有艺术的宗教是单薄的。二OO三年岁末，佛光山乐团在上海大剧院隆重演出佛教乐舞，好评如潮，盛况空前，说明“佛法人间化，生活书香化”，“活动艺文化，运动现代化”的目标，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代表著佛教今后发展的方向。寺院活动要艺文化，杂志也要进一步拓宽宗教艺术的方面，更多品味，更多书香。
　　学术艺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写学术考证的文章相对容易，可是，要把学术的东西写得让广大读者明白，读得津津有味，就很不容易。如果进一步要把深奥的道理，用日常语言，三言两语揭示真谛，非有深厚学养不可。（山林寺院和都市寺院）这篇文章，是一个很好的范例。中国自古要求写文章须有义理、考订和辞章三方面的讲究。辞章不光是讲文辞华丽，也指平实生动，简洁明了。要写好文章，还必须对知识有精确的掌握。这一年的论文中，龚鹏程（唐代的文人与佛教） （《普门学报》第十五期）颇有振聋发聩之功。其中与学者的学术讨论，还可以反覆切磋论难，但文章指出一个多见的浮躁现象，就是对佛教不甚了了者，最有瞻量谈论佛教，长篇大论，立马而就。不仅在佛教文学方面，在佛教史学也是如此。（隋文帝发展佛教意识形态背景之探讨） （《普门学报》第十六期）以传闻证史，牵强附会；（北魏都城与佛教） （《普门学报》第十四期）罗列常识，泛泛而谈。这样的文章，有待提高。
　　《普门学报》发表不少外国学者的论文，把各国研究者吸引到这片学术园地来，很有意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学术背景，产生不同的视角和思考，互相激扬启发，颇益心智。而让我深有感铭的，足学报对译文的处理，一律将原文和译文对照排版，表现了对学术的严谨态度。我有许多翻译的经历，不但了解翻译的艰辛，更知道许多东西是不可翻译的，尤其是抽象的语境。所以，这样编辑排版，可以消除许多翻译的障碍，虽然罕见，却难能可贵。
　　《普门学报》有佛理的探讨，有许多学术的资讯和动态，还定期把新书推介给我们，在现代社会遇到的各种困惑，也能够得到解答。放下精神的负担，轻轻走到一片绿地，洒著冬天的阳光，缓缓打开《普门学报》，会带你走进诗情画意的世界，获得身心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