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诗是佛教文学的奇葩

禅诗是佛教文学的奇葩
　　魏承恩
　　中国佛教禅宗创立以后，其思想方法即所谓“禅风”，逐渐发生变化。自“不著语言，不立文字”的禅风演变出“文字禅”和“参话禅”。他们善于“绕路说禅”，专在语言文字技巧上用功夫，并且走向词藻修饰的道路，多采用渴颂诗歌等文人学土所喜爱的形式，由此发展出引人注目的禅诗。以往论者皆偏重于研究禅宗对中国诗歌的影响，殊不知禅诗本身就是中国佛教文学的一大杰出成就。
　　（一）
　　所谓禅诗，就是旨在表现“禅悟”这种佛教主观精神活动的诗歌创作，包括一切以述禅理，抒禅趣，写禅境为内容的诗歌作品，述禅理是指采用直接发议论方式表现禅宗哲理的说理讽嘹诗。例如，唐代诗僧寒山子诗即多述禅理，“大抵佛菩萨语”。有诗说：“世有多事人，广学诸知见，不识本真性，与道转还远，若能明实相，岂用陈虚愿。一念了自心，开佛之知见”，又说“报汝修道者，进述虚劳神，人有精灵物，天字复无文，呼时历历应，隐处不居存，叮咛善保护，勿令有点痕”。又说“我见利智人，观者便知意，不假寻文字，直人如来地，心下逐诸缘，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时，内外无余事”，又说“自古多少圣，叮咛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钝，真佛不肯议，置功枉受困。不知清净心，便是法王印”。又说，“寄语诸仁者，复以何为怀，达道见自性，自信即如来。天真原具足，修证转差回，弃本却逐末，只守一场呆”。寒山诗中如此类者多不胜举，故时人以为“家有寒山诗，胜汝看经卷也”。抒禅趣，这与搬弄禅语不同，而是借抒情咏物来表现禅理。“禅趣”，也称“禅悦”，“禅味”，是指禅定时体验到的那种轻安寂静，闲适自然的情趣，这种情趣体现了禅宗追求“净心”，“任性”，“无念”的宗旨。例如，唐代诗僧皎然《题山壁示道维上人》云：独居何意足，山色在前门。身野长无事，心冥自下言。闲行数乱竹，静坐照清源。物外求知少，禅徒不耐烦”。另一首《送淮上人归洞庭》云：“从来湖上胜人间，远爱浮云独自还。孤月空天见心地，寥寥一水镜中天。”抒发那种飘然物外，从嚣烦的世界中寻求超脱的情趣。王维有一首《终南别业》也是抒禅趣之名作：“中岁顿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三行到水穷处，无略可走时，一般人或兴阑而返，或大为扫兴，但诗人则不然，水穷则止，倘有云起，便坐而看云，坐久当还，偶遇林叟，使与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连，则不能以定还期矣。一切都不着意，都不放在心上，只是随遇而安，决不因水穷无路而扰乱心中的自在平静。“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形象画面，恰当地表现了禅宗“任性”，“无念”之旨。写禅境即寓禅于境。当然其中也有禅理、禅趣，但都隐藏得更深一层。其表层意境则是着力渲染景物风光，正如皎然在《答俞校书冬夜》，一诗中所说：“示君禅中境，真思在杳冥”。这禅中境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的画面。禅理、禅趣皆在其中。杳冥精赜，耐人寻味。王维的山水诗可谓写禅境之极品，如小诗《鹿柴》写：“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寥寥二十个字，择取空山密林之中的一隅，写出光景明天的薄暮，表现了禅宗的色空思想。另一首《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诗中同样写黄昏的景色，而把深山幽林换成了广阔的空间。它用闪烁明灭的笔法，写到了夕阳的余光在秋山上收敛了，天空中竞相追逐着的飞鸟消逝了，一时看到的彩翠分明的山色又模糊了，自然界所呈现的各种景象都是随生随灭。点出一切美好事物尽属光景无常，如同梦幻泡影那样虚空不实，宇宙间万象演变的法果亦终归于寂灭。王维写景的许多佳句，诸如“白云回望会，青霭入看无”、“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逶迤南川水，明天青林端”，“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山”等都是用闪烁而蒙胧的笔调，描写那种似有似无，若即若离，“色空有无之际”的意境，引导读者去领悟自然界的无常和不真实。明代胡应麟《诗薮》曾称王维的诗作“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可见他很善于把抽象的理念寄寓在对自然界的描写之中。禅诗有其独特的意境，独特的风格。在禅诗中感情总是平静恬淡的，节奏总是闲适舒缓的，色彩总是淡淡的，意象的选择总是大自然中最能表现清旷闲适的那一部分，如幽谷、荒寺、白云、月夜、寒松、而不是大漠、阳光、桃花，骏马。就像《竹坡诗话》评论禅诗时说的那样：“幽深清远自有林下一种风流”。
　　禅诗产生的渊源有三：佛经中的偈颂可以说是禅诗的直接渊源。偈颂本身有一定的韵律格式，译成汉语，也采用了诗的形式，多为五、四、六、七言，但翻译询文要兼顾内容表达与询律格式实在十分困难。于是汉译佛经的偈颂虽有整齐划一的格式，却并不讲究音节、韵律。它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诗。中国禅宗兴起后，许多禅师写出表示自身开悟或向别人示法的诗偈，这些诗偈乃是禅诗的先声。如意能所作有名的示法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庆蕴居士善诗偈，有专集行世，其示法偈说：“但自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铁牛不怕狮子吼，恰似木人见花鸟，木人本体自无情，花鸟逢人亦不惊，心境如如只个是，何虑菩提道不成。”灵云初在沩山，因见桃花而悟道，有偈云：“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到如今更不疑”。这些诗偈虽然技巧上尚不纯熟，但已经可以说是很有禅味的说理讽喻诗了。后来许多禅诗创作就是顺着这条路子走出来的，如唐代诗僧拾得就说过：“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仔细”。禅诗的产生还受到民间歌谣的影响。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王梵志的五言诗就包括了许多说理讽喻的禅诗。此外，还有许多禅诗也是采用民歌体创作的，如自在的《三伤歌》——“世人世人不要贪，此言是药思量取，饶你平生男女多，谁能伴你归泉路”。完全取民间口语，取民歌形式，宣传释氏之言。
　　中国自《诗》、《骚》、汉瑰古诗以来的正统诗歌创作也是禅诗的重要渊源。特别是魂晋时期的“玄言诗”和禅诗的关系更为密切。支言诗虽以玄学思想为基调，但在佛教般若文学的影响下，已开始形成一种优游自得，寂静恬适的诗境。谢灵运的山水诗则成为玄言诗向禅诗过渡的中介。如“池塘生春草，圆柳变鸣禽”，“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等名句已见禅心。到了唐代，佛教徒有意识地以禅入诗，以诗参禅，更促进了禅诗的兴起和发展。但绝大多数的禅诗创作仍不离正统诗歌的深刻影响，且不说王维、苏轼这样的文人之作，即使像以通俗见长，把诗作为参禅悟道的寒山子这样的诗僧也仍可见受正统诗歌的熏陶之深。如其诗句，“人生不满百，常怀千载忧”即出于《古诗十九首》“践草成三陉，瞻云作四邻”即出于陶渊明《归去来辞》和《停云》，“屋际何所有，白云抱幽石”则出于谢灵运《过始宁墅》等等。总而言之，禅诗正是在中国正统文学、民间文学与佛教文学的深厚土壤里生长起来的一株奇葩。
　　（二）
　　唐代既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这就促成了禅诗创作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诗人，创作了大量的禅诗。其中最著名者首推王维。王维，字摩诘，太平人。开元九年登第进亡，从此踏上仕途。晚年在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活，以至终老。王维既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大诗人，又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与当时南北宗的禅师交往甚密，特别是结识南宗神会大师后，曾亲聆其传法心要。神会告诉王维：“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不可得解脱”。（见《神会禅师语录》）。也就是说，人们本身就具备清净本性，因此日常生活就是禅宗所理解的修行。只要“任运自在”随心所欲，就可以得到解脱。而如果有意识地“起心存修”，则反而不能达到目的。神会的“大奇”法开启了王维活泼灵动之心。他对人说：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自此以后便烦心南宗，经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故早在生前，他就有“当代诗匠，又精禅理”的名声，死后更被誉为诗佛”。上文已说到王维的山水诗是写禅境之极品。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禅理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得力于他超绝的诗守，能够非常熟练地运用诗歌艺术手段来表现抽象理念。在描绘自然美的生动画面中寄寓禅理的意蕴。禅宗五时法身遍一切境，“田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二八）。他们从一机一境，万物色相中参悟禅理，体验内心宁静的禅趣。在他们看来，以净心对外境，一切外境皆是空灵、寂静、虚淡的。因此在王维笔下的山水林泉无不被赋予某种禅情的意味，表现出他灵魂深处的回声。例如，他写深山便力求显示其空灵：“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声”，（《鹿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鸣鸣涧》），“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他写林薮则薏在渲染其寂静，“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古木无人经，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冶春松”（《过香积寺》）。他写明月便联系到对“虚融淡泊”的精神追求，如“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酬张少府》），又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一个欣然自得的诗人与世隔绝，超然物外，独自在幽静的竹林里忘情地弹琴，时而发出长啸。诗人此时已凌驾于尘世之上，没有任何念虑的牵挂，俗事的缠绕。“一刹那妄念俱灭”，进入了“消魂大悦”的“无差别境界”。这里的“明月来相照”反衬了“深林人不知”，以表达诗人离世绝尘的精神境界。王维的山水诗虽然没有直接谈禅说教，但如同宋人葛立方所说，它们是“心融物外，道契云徽”（《询语阳秋》卷14）。这正是说明了这类作品的佛教文学性质。王维的诗作既含蓄隽永，神韵超然，又平淡自然，深人人心。其禅理、禅趣只在似有似无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非有妙语，难以领略”，（郭沼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唐代还出现了众多的诗僧。他们大多由文人而转入禅宗，往往“一食自甘，方袍便足，灵台澄皎，无事相干……青峰瞰行，绿水园舍，长廊步屦，幽径寻真，景变序迁，荡入冥思”（《唐才子传》），遂成为禅诗创作的基本队伍。这些诗僧现在有姓名可考的有百余人，《全唐诗》四二四O二家，共四二卷，约为唐诗的二十分之一，实际作品恐怕远不至此。虽然诗僧们的作品并不一定是禅诗。但正如刘禹锡所说：“近古以降，释子诗闻于世者相踵，因定而得境，故康然以清。”述禅理，抒禅趣，写禅境毕竟是诗憎创作的主要倾向。据刘禹锡的说法：“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异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刘宾客文集》卷19），也就是说，灵一是第一位知名的诗僧。他生于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卒于宝应元年（七六二）。曾留下《灵一集》l卷，今佚。灵一的诗“思入无间，兴含飞动”，善于创造人境俱奇之境。如有《溪行记事》诗：“近夜山更碧，入林溪转清，不知伏牛路，潭洞何纵横。曲岸烟已合，平湖月未生，孤舟屡失道，但听秋泉声，”沿溪而下，山谷愈加幽深，溪流更加清澈，月未上，已黄昏，山更碧，林更青，寂静无人中，一叶孤舟缓缓飘泊，一片沉静，只听见秋泉淙淙之声，这是多么寂寞幽静的无人之境。高仲武评论他说：“自齐梁以来，道人工文多矣，罕有入其流者。”公乃能刻意精妙，与土大夫更唱迭和，不其伟观?（《中兴间气集》卷下）。不过，话虽这么说，当时最著名的诗僧则还是寒山子。寒山子生卒年代不详。《四库总目》卷一四九《寒山子诗集》提要称其为“贞观天台广兴县僧”。《太平广记》卷五五录杜光庭《仙传拾遗兰》云：“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据近人余嘉锡、王运熙等人考证，皆以杜光庭“大历中”的说法为是。传说寒山子，用桦皮做帽，布裘敝履，或吟咏于长廊，或歌啸于村墅。他曾写道：“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于此也可见寒山那种虚融清净，澹泊无为的处世态度。他的诗常写在竹木石壁和人家的厅壁上。后人把它们编集起来，有三百余首，如上文所说寒山诗多焉说理讽喻诗。这这些诗作“发露化机，规论人事，似近俗而有深意。”（见游潜《梦蕉诗话》）深奥玄妙的佛语禅理皆用浅近的口语和各种比喻，民谚，谐音，歇后语表达出来。通俗化成为寒山诗最显明的特徽。他自称：“有个王秀才，笑我诗多失，云不识蜂腰，仍不会鹤膝，平侧不解押，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诗，如盲徒咏日”。“有人笑我诗，我诗今典雅，不烦郑氏笺，岂用毛公解。不恨会人稀，只为知者寡。若遣趁宫商，余病莫能罢，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可见他完全是自觉地追求这种浅白、自由的的诗歌风格。黄宗义曾说：“夫寒山、拾得村墅屋壁所抄之物，岂可与皎然、灵澈絮其笙簧?然而皎、灵一生学问，不堪向天台炙手，则知饰声成文，虽昔作蔚者，非禅家本色也”（《南雷文约》卷四）。这是说寒山、拾得的通俗诗才是禅诗本色。因为在禅宗看来，一片净心就是佛心，显露真心就是好诗。倘让内心迂于文字雕饰，反而是净心被迷误的表现。故禅法就应当直抒本心，不必在形式上雕饰。寒山子对禅宗通俗诗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拾得是和寒山子齐名的诗僧，大历年间隐居于天台国清寺，和寒山子过从甚密。他的诗传下来的有五十余首。同时国清寺还有一个诗僧叫丰干，和他的诗合为一集称《丰干拾得诗》。拾得与寒山、丰干在中国诗坛有“天台三隐”之称。可知他们的诗风相近，皆有山林幽隐之趣，直抒胸臆，真味可掬。其诗云：嗟见世间人：水劫在迷津，不省这个意，修行徒苦辛”。“君不见三界之中纷扰扰，只为无明不了绝，一念不生心澄然，无去无来不生减”。“无去无来本湛然，不居内外及中间，一颗小精绝瑕翳，光明透满出人天”。“平生何所忧，此世随缘过，日月如逝波，光阴石中火，任他天地栘，我畅岩中坐”。拾得的禅诗近于偈颂，正是反映了禅诗由偈颂演变而来的轨迹。
　　皎然也是大历、贞元之间的著名诗僧。他俗姓谢，是谢灵运的十世孙。从小出家为僧，居抒山。和当时著名的文人颜真卿、韦应物、愿况等多有交往，常有诗歌唱和，时人称为“江东名僧”。皎然的诗作受正统诗歌影响较深，比较讲究形式格律。他的作品编为《抒山集》（又称《皎然集》）7卷传世。无论是述禅理、抒禅趣，还是写禅境皆有不少佳作。例如《题湖上草堂》：“山居不灵划中山，湖上千峰处处闲。芳草白云留我住，世人何事得相关。”如“数呈吴冯”：“世人不知心是道，只言道在他方妙。还如瞽者望长安，长安在西向东笑”。《南池杂咏》：“夜夜池上观，禅心坐日边。虚无色可取，皎洁意难传。若问空心了，长如月正圆”。皆是脍炙人口的名篇。皎然虽以诗名家，但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把禅宗思想引进诗论，其论诗专著《诗式》、《诗议》、《诗评》三种对后人影响很大。在中国诗歌理论发展中有着重要地位。
　　唐代著名诗僧还有贯休、灵澈、齐巳等人。贯休，俗姓姜，晚唐五代时人，七岁出家，日读经书千字，过目不忘，他既精禅理，诗亦奇险，兼工书画。他为人有强梗之性，“一条直气，海内无双。”被称为“僧中之一豪”。故为五代动乱之际，他虽奔走于吴越钱穋、荆南成内、西蜀王建幕下，但身世始终坎坷不平。钱穋自称吴越国王，贯休投诗，有“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之句。钱令其改为“四十川”。他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孤鹤，何天不可飞”？遂入荆南，馆于高季昌处。“感时政，作《醋吏辞》，复诐疏远”。贯休写了不少慨叹人生无常的诗，劝人参禅悟道，超晚生死轮回。如《山居诗》云：“掣电浮云真好喻，如龙似凤不须夸。君看江上英雄冢，只有松根与柏槎。”《偶作因怀山中道侣》云：“是是非非竟不真，落花流水送青春，姓刘姓项今何在，争名争利愁煞人。心竞输他常寂默，只应赢得苦沉沦。深云道者相思否?归去来兮湘水滨”。他的乐府诗颇得古乐府和元白新乐府意趣，立意超拔，奇崛不群，被誉为“所长者歌吟，讽刺微隐存于教化，体调不下二李白，贺也”（《宋高僧传》卷三十）。贯休诗作在音律上也有突破，他改变了中国古询文以两个音节为一音步的节奏，采用了比较自由的节奏，造成奇崛的诗风。如“藏一千寻瀑布，出一十八高僧”（《怀南岳隐士二首》）。“寻班超传空垂泪，读李陵书更断阳”（《灞陵战叟》）。“田地更无产一点，是何人台住其中”（《再游东林寺作五首》）。论者以为这是受偈颂翻译的影响，虽然破坏了声询的和谐，但扩大了诗的表现力。灵澈，俗姓汤，贞元年间云门寺僧，与皎然、柳宗元、刘禹锡、刘长卿、权德与等交游。名振都下，为淄流所嫉，造飞语激中贵，获罪徙汀州。有诗一卷，今存十首，其诗有云：“山边水边待月明，暂向人间借路行，如今还向山边去，只有湖水无行路”（《归湖南作》）。“贯花留净室，咒水度空山，谁识浮云意，悠悠天地间”，（送道虔上人游方》）。”月色静中见，泉声深处闻”（《石帆山》）。皆透露出一种超尘绝世的禅趣。他曾写《东林寺酬书州剌史》讽刺那些佯称出世的达官贵人：“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当时“世俗相传以为俚谚”。齐巳，俗姓胡，晚唐五代时人，在大伪山同庆寺出家，后挂锡衡山东林寺。曾在荆南高季兴处任僧正。有《白莲集》十卷传世。齐巳的诗作题材广泛，但无论咏物，写景，抒情，怀古皆不离“空”、“寂”、“闲”的禅味，如咏《秋苔》有“独怜苍翠文，长于寂寞存，鹤静窥秋片，僧闭踏冷痕”之句；写《严陵钓台》有“夫子垂竿处，空江照古台，无人更如此，白浪自成堆”之句；《书古寺僧房》有“万法心中寂，孤泉石上澄，劳生莫相问，喧然不相应”之句；题《听琴》有“万物都寂寂，堪闻弹上声。人心尽如此，天下自和平”之句。意境超迈，被推许为有“宰相器”（陈汜儒《余山诗话》卷下）。
　　禅诗中另有一类作品更近有询的禅学论文，如真际禅师的《证道歌》和洞山的《宝镜三昧歌》等。真觉禅师是六祖慧能下旁出的法嗣，号永嘉大师。他的《证道歌》把修证悟人禅理用澄澈的笔致吟咏，诗意高峻，波澜层出。吟调时妙趣横生，余味无穷。《证道歌》共一八五八字，是由二六七句组成的古体诗。大体是七言，有时又描入六言句，形成六、七、七、七的结构。全诗用韵巧妙，对仗工整。如“无明实性即佛性，化作空身即法身。”。“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等皆是用极工的对偶句述说禅理。《证道歌》具有自在无碍的构想，丰富多采的词藻。如述禅师在山中静坐的情景：“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阗寂安居实潇洒”。又如写佛徒禅悟的境界：“江月照松风吹：水夜清霄何所为。佛姓戒陈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都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这样的作品决非世间庸流辈所能及的，不愧为中国佛教文学的精品。
　　（三）
　　禅诗对唐代诗人的影响很深，它一扫唐初浮艳的诗风，给诗坛带来一种刻意追求清、寒、幽、寂的气氛。如柳宗元《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完全是一幅空旷幽静寂寞的山水画。杜牧《题宝州开元寺水阁阁下宛溪夹溪居人》：“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干家雨，茫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因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在鲜明的意境中，自有一种远想遐思，精光妙理。韦应物《滁川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鹦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倍受后人推崇的末句更表现了一种茫不知所措，任意东西的玄思。另外原常建的《题破山寺》：“清昊人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皆寂，唯闻钟磬声”。李白《寻雍尊师隐居》：“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树听流泉，花暖香中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俱有禅意。白居易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诗作更多直接的说教。如《逍遥咏》：“亦莫恋此身，亦莫厌此身。此身何足恋?万劫烦恼根。此身何足厌?一聚虚空尘。无恋也无厌，始是逍遥人”。又如《读禅经》：“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炎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白居易的此烦诗作饱含禅味，语言通俗直露，接近于寒山一派。
　　晚唐五代以后，禅宗信徒广泛地借诗说禅。如临济义玄禅师在对答门人时就这样说明，“有僧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师云：“照日发生铺地锦，婴孩垂发白如丝”。僧云：“如何是夺境不夺人?”师云：“王令已行天下遍，将军塞外绝烟尘’”（《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诗录》）。禅师问还用诗句斗机锋，义玄又有一段与风林禅师的对答：“林问：‘有事相催问，得么’?师云：‘何得剜肉作疮’?林云：‘海月澄无影，游鱼独自迷。’师云：‘海月既无影，游鱼何得迷?’林云：“观风知浪起，玩水野帆飘’。师云：‘孤轮独照江山静，自笑一声无地惊’。林云：‘任将三尺挥天地，一句临机试道看’。师云：‘路逢剑客须呈剑，不是诗人莫献诗’。风林便休”。禅师们所用询文，有些用现成诗句，有些则是自己创作。故宋代以后禅师诗作数量激增，但大多单调空疏，诗味索然，沦为禅理的图解。如叶梦德说：“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注注反拾摄摹效土大夫所殁弃。又自作一种僧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石林诗话》卷中）。法眼宗文益禅师也对禅师们用诗说禅的滥俗提出过批评。（见《宗门十规论》）。不过，宋代的文人诗在禅宗思想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倒反而出现了许多极富禅味的佳作。特别是苏轼甚至被誉为“诗禅”。苏轼字子瞻：眉山人。仁宗嘉祐二年二十二岁时踏上宦途。中年以后，生活坎坷，但始终谠言直论，不枉己阿人。苏轼识力超迈，才思横溢。他留下诗作卅二卷，这些作品隽绝雅健，骨力风询并盛，有清逸之询，发高古之音，如行云流水，有巧极天工之概。黄庭坚称：“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蔡绦云：“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三敖陶孙评：“屈注天，到达沧海，变幻百怪，终归浑雅”。沈道潜说：“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适如意中所欲出。”苏轼思想的显著特点是“杂”。儒、佛、道三家思想对他都有吸引力。他既想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儒者，又追求老庄的隐逸生活。青年时习禅，晚年更热心佛教，自称“东坡居士。”故其诗的妙处在于禅心的自然流露。如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观山景悟出世界万物因主体观察角度不同而结果相异的道理，体现了禅宗“彻悟言外”的思想，又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白云自占东西岭，南山云起北山云”，“回头自笑风波地，闲眼聊观梦幻身”，“我今身世两悠悠，青天所逐来无恋”等诗句则表达了人生无常，虚空悲凉的心境。从苏轼的禅诗可以看到他那种以透脱的禅理认识世界，看待人生。飒然超脱的人生态度，因此，历代土大夫对苏轼推崇备至也不是偶然的，他代表了唐宋以来中国士大夫纵横于儒佛道之间的思想倾向。
　　摘自《内明》第2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