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所传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系统

禅宗所传祖师世系与印度佛教的付法藏系统
　　王邦维
　　禅宗所传的祖师世系，以菩提达摩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即达摩之前的印度祖师传承的世系为一部分，达摩之后的中国祖师传承的世系为另一部分。就禅宗史的研究而言，对后者作考察，自然很重要。但是，对于前者的考察，也不是没有意义。因为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佛教宗派，从理论上讲，都可以——不管是符合实际，或是牵强附会——追溯，而且确实被迫溯到印度的某一个源头。这些，虽然未必全是事实，但如果我们要完整地了解它们的历史，其中源和流的关系，也不能不搞清楚。这一问题，学者们已有所注意，并作过一些考察。本文的目的，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禅宗所传世系中的印度祖师部分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作进一步考证和探讨。
　　(一)
　　依照敦煌本《坛经》，如果不算过去七佛，释迦牟尼佛以下，印度祖师一共有28位：
　　大迦叶 阿难
　　末田地 商那和修
　　优婆钮多 提多迦
　　佛陀难提 佛陀蜜多
　　胁比丘 富那奢
　　马鸣 毗罗长者
　　龙树 迦那提婆
　　罗眼罗 僧伽那提
　　僧迦耶舍 鸠摩罗驮
　　阁耶多 婆修盘多
　　摩孥罗 鹤勒那
　　师子比丘 舍那婆斯
　　优婆堀 僧伽罗
　　须婆蜜多 菩提达摩
　　其他禅宗文献中所讲到的传法世系，大多比《坛经》晚出，而且基本的框架没有大的不同，因此不在此作细的列举。
　　(二)
　　过去的研究者中，早已有人指出，上面所列的禅宗传法法统中的印度祖师部分，实际上来自《达摩多罗禅经》和《付法藏因缘传》。
　　《达摩多罗禅经》中的传法世系前一部分比较简单，如果不算如来，有：
　　大迦叶 阿难
　　末田地 舍那婆斯
　　优婆崛 婆须蜜
　　僧伽罗叉 达摩多罗
　　“乃至尊者不若蜜多罗，诸持法者以此慧灯次第传授。”《达摩多罗禅经》的译者，是东晋时来华的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东晋慧远为《达摩多罗禅经》作的序中又补充说明，在不若蜜多罗之后，则有佛大先，“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在佛教史上，达摩多罗与佛大先以及佛陀跋陀罗都是说一切有部的僧人。因此，从内容上讲，《达摩多罗禅经》可以判断属于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系统的经典。与《坛经》中的传法世系比较起来，它是后者来源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实际上，如来之后，最早的五位祖师，是北传佛教讲到部派分裂之前的传法世系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类似的说法，北传的其他的文献中常可以见到。
　　《付法藏因缘传》则有24位祖师：
　　摩诃迦叶 阿难
　　摩田提 商那和修
　　优波毯多 提多迦
　　弥遮迦 佛陀难提
　　佛陀蜜多 胁比丘
　　富那奢 马鸣
　　比罗 龙树
　　迦那提婆 罗眼罗
　　僧伽难提 僧伽耶舍
　　鸠摩罗驮 阁夜多
　　婆修粲陀 摩孥罗
　　鹤勒那 师子
　　天台宗的大师，隋代的智颉，在他的《摩诃止观》一开’始，就完完全全，一成不变地借用了这个传法世系，以此作为天台宗“金口所记”的法统的基础②。禅宗的出现，晚于天台宗，禅宗的法统说，出现更晚。所以，早有学者指出，《坛经》或其他禅宗文献中的传法世系中的印度部分，在方法上比照天台宗，也是根据《付法藏因缘传》的传法世系，同时再略加增减而成。
　　这一变化过程其实并不复杂。如果把《坛经》中所讲的印度祖师的序列，与《达摩多罗禅经》和《付法藏因缘传》中的祖师序列作一仔细的对照，就会发现，《坛经》中的二十八祖，是先把《付法藏因缘传》的24位祖师的名字全部照抄下来，但在提多迦后去掉了弥遮迦(不知为什么会单单去掉这一位?)，还剩23位，再把《达摩多罗禅经》中最初8位祖师中的后5位，即舍那婆斯、优婆崛、婆须蜜、僧伽罗叉、达摩多罗的名字略作改变(“婆须蜜”改为“须婆蜜多”，“僧伽罗叉”改为“益伽罗”，“达摩多罗”改为“菩提达摩”)，接在其后，于是就成为一个新的祖师世系，总起来一共28位。这个新形成的传法世系，在祖师的排列上，虽然看起来很整齐，但其中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舍那婆斯其实就是商那和修，而优婆堀其实就是优波毱多，这两位很重要的祖师在不同位置上用不同的汉文译名实际上重复出现了两次。但这一点，《坛经》的最初的作者似乎并不清楚。这正说明这个祖师世系还比较粗糙，它还处在形成过程中较为早期的阶段。后来稍晚一些的智矩撰写《宝林传》，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作了修正。智矩先把舍那婆斯改为婆舍斯多，然后去掉末田地、优婆崛和僧伽罗，仍然依照《付法藏因缘传》，反弥遮迦恢复到原有的位置上。智矩又依照《达摩多罗禅经》，认为婆须蜜的年代较早，于是把婆须蜜补在弥遮迦后面，然后补进《达摩多罗禅经》中的不若蜜多罗(不如蜜多)，后面再补进一位般若多罗，最后是菩提达摩。这样，问题似乎就解决了，而祖师们的总数仍然保持为28位。智矩以后，如五代时编成的《祖堂集》、宋道元《景德传灯录》等，都继承了这一改动过的传法世系。至于《历代法宝记》，因为撰成的时间看来比《宝林传》更早一些，其中讲到的传法世系，大多与敦煌本《坛经》相同，而且明白说出来自《付法藏因缘传》。不过，《历代法宝记》在最后把菩提达摩和达摩多罗杂糅在一起，成为菩提达摩多罗，其用意似乎是想把二者调和起来，但菩提达摩多罗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显得真有点匪夷所思。
　　不过，不管怎样改动，跟天台宗的情形一样，《付法藏因缘传》中的祖师世系，也成为了禅宗法统说中印度部分的最主要的来源。
　　《付法藏因缘传》一书，是印度典籍的直接的翻译还是“译者”依据各种典籍所编纂而成，过去有争论。我的意见，恐怕其中有一部分是翻译，也有一部分是编纂。但书中记载的传法世系，不大可能完全是编译者随意的杜撰。它们应该有所来源。有关的一些问题，后面还将谈到。
　　(三)
　　比《付法藏因缘传》更早，在汉译的佛教文献中，讲到传法世系的，有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次序是：
　　摩诃迦叶 阿难
　　商那和修 优波钮多
　　提地迦
　　不过，被称为同本异译的梁僧伽婆罗译《阿育王经》卷七“佛弟子5人传授法藏因缘品”中的说法略有不同，在中间加进了末田地。次序是：
　　摩诃迦叶 阿难
　　末田地 舍那婆私
　　优婆笈多 郗征柯
　　舍那婆私即商那和修。这与上面提到的《达摩多罗禅经》大同小异。两部书，讲传法世系，都是到阿育王为止。
　　《阿育王传》和《阿育王经》，实际上属于“譬喻”或者“因缘”类的文献。同类的文献，有Divya^vada^na，其中也有类似的说法。《阿育王传》和《阿育王经》，以及Divya^va^da^na，一般都被认为是说一切有部的文献。
　　不过，东晋失译《舍利弗问经》，从部派归属上讲属于大众部，其中记载的最初五师也一样：
　　大迦叶 阿难
　　末田地 舍那婆私
　　优婆笈多
　　北魏慧觉等编译《贤愚经》，译出时代与《付法藏因缘传》相近，卷十三有《优波颉多品》，提到阿难传耶贳骑，耶贳骑传优波毯多。刘宋时译出的《杂阿含经》卷二十五则提到佛预言优波堀多“当作佛事”。失译附后汉录的《分别功德论》卷二提到阿难的弟子，有摩禅提和摩呻提。
　　译出时间较晚，唐义净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杂事》卷四十也记载了一种传承：
　　大迦摄波 阿难陀
　　奢搦迦 日中
　　邬婆笈多 地底迦
　　黑色 善见
　　这是根本说一切有部的说法。根本说一切有部与说一切有部派不一样，说法有所区别，但区别却又不大，这不奇怪。
　　《根本说一切有部药事》卷九没讲这么详细，但也是讲到佛预言阿难之后有末田地，末田地度近密，近密“作佛事”，最后传法。近密即优波钮多。
　　此外，东晋法显与佛陀跋陀罗合译的《摩诃僧祗律》卷三十二也有一个27人的“闻法”系统。不过，可信度更小，此处就不列举了。但在《摩诃僧祗律》经后所附的中国僧人撰写的《私记》中，仍然是讲从大迦叶到优波堀多五师。
　　(四)
　　文献中，还有一种传法世系，这就是梁僧柘《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僧柘自撰的《萨婆多部师资记》中所列出的祖师序列。僧祐在序中说了，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传承系统。僧祐记载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僧祜自己的记载，应该是得自印度或者西域其他来华僧人的口碑，印度方面的祖师，有53人：
　　大迦叶 阿难
　　末田地 舍那婆斯
　　优波掘 慈世子
　　迦旃延 婆须蜜
　　吉栗瑟那 胁
　　马鸣 鸠摩罗驮
　　韦罗 瞿沙
　　富楼那 后马鸣
　　达摩多罗 蜜遮伽
　　难提婆秀 瞿沙
　　般遮尸弃 罗喉罗
　　弥帝利尸利 达摩达
　　师子 因陀罗摩那
　　瞿罗忌梨婆 婆秀罗
　　僧伽罗叉 优波擅驮
　　婆难提 那伽难
　　达摩尸梨帝(法胜) 龙树
　　提婆 婆罗提婆
　　破楼提婆 婆修跋摩
　　毗栗慧多罗 毗楼
　　毗闍延多罗 摩帝丽
　　诃梨跋暮 婆秀槃头(青目?)
　　达摩达帝 梅陀罗
　　勒那多罗 架头达多
　　弗若蜜多罗 婆罗多罗
　　不若多罗 佛驮先
　　达摩多罗
　　另一种是佛大跋陀罗所传。佛大跋陀罗即佛陀跋陀罗。前面讲了，《达摩多罗禅经》就是他翻译的。佛大跋陀罗所传的内容，与僧祜自己的记载大同小异，但有54人：
　　阿难 末田地
　　舍那婆斯 优波掘
　　迦旃延 婆须蜜
　　吉栗瑟那 勒比丘
　　马鸣 瞿沙
　　富楼那 达摩多罗
　　寐遮迦 难提婆秀
　　巨沙 般遮尸弃
　　达摩浮帝 罗睺罗
　　沙帝贝尸利 达摩巨沙
　　师子 达摩多罗
　　因陀罗摩那 瞿罗忌利
　　鸠摩罗大 众护
　　忧波擅大 婆婆难提
　　那迦难提 法胜
　　婆难提 破楼求提
　　婆修跋慕 毗栗瑟嵬弥多罗
　　比楼 毗阁延多罗
　　摩帝戾披罗 呵梨跋慕
　　披(波?)秀槃头 达摩呵帝
　　旃陀罗 勒那多罗
　　檠头达多 不弗多罗
　　佛大尸致利 佛驮悉达
　　又师以鬘为证不出名 婆罗多罗
　　佛大先 昙摩多罗
　　优婆鞠多(优波掘) 弥遮迦(蜜遮伽)
　　婆须蜜(须婆蜜多) 胁比丘
　　马鸣 毗罗(韦罗?)
　　龙树 迦那提婆(提婆)
　　罗睺罗 鸠摩罗驮(鸠摩罗大、鸠摩罗多)
　　婆修盘多 (婆修架头、婆秀架头)
　　师子 舍那婆斯
　　优婆堀(忧婆掘) 僧伽罗(僧伽罗叉、众护)
　　须婆蜜多(婆须蜜) 菩提达摩或菩提达摩多罗
　　(达摩多罗)
　　《付法藏因缘传》所讲，只与印度佛教早期的历史有关。因此，如果要讲佛教部派方面的渊源，从各方面来判断，不管它是“译”还是“撰”，说它与说一切有部有最多的关系，这一结论，看来大致不会错。禅宗——也包括天台宗——传承中的印度祖师部分，既然绝大部分是从《付法藏因缘传》中得来，因此也就把说一切有部所传的一大批祖师拉了进来。
　　(五)
　　以上完全是北传文献中的情况。在巴利佛典中，则有两种传承世系，一种是律的传承，一种是阿毗达摩藏的传承，但都只到印度阿育王时代为止。下面略作抄引，以资比较。
　　第一种称作Vinayapamokkha(律主)，记载在巴利佛典的律藏的Parivara(附随)中，排列的祖师是：
　　Updli Dasaka Sonaka Siggva
　　MoggaliputtatissaMahinda(Mahendra)
　　汉译的《善见律毗婆沙》从流传的系统讲，属于南传。其中卷一一段与上面律的传承有关，排列的译名如下：
　　达摩悉大 罗睺罗
　　耶舍 僧伽佛澄(僧伽跋澄?)
　　然后，又有6位来自印度或中亚的僧人，也被认为是说一切有部的“师资”，他们是：
　　卑摩罗叉 鸠摩罗什
　　弗若多罗 昙摩流支
　　求那跋摩 佛大跋陀罗(佛陀跋陀罗)
　　然后是20位中国僧人。
　　把《达摩多罗禅经》和《付法藏因缘传》中的祖师的名单与这个《萨婆多部师资记》的名单作对照，前两种书中记载的祖师中，至少有19位甚至更多跟僧祜所记相同。这些祖师是：
　　大迦叶(摩诃迦叶) 阿难
　　末田地(摩田提) 舍那婆斯(商那和修)
　　优波掘(优波崛、优波毯多) 婆须蜜
　　胁、勒(比丘) 马鸣
　　鸠摩罗驮 弥遮伽
　　罗睺罗 师子
　　僧伽罗叉、众护 龙树
　　提婆(迦那提婆) 婆秀架头、披秀架头
　　(婆修架陀)
　　弗若蜜多罗(不若蜜多罗) 佛驮先(佛大先)
　　达摩多罗
　　如果再把后来敦煌本《坛经》中以及后来所传的28位或29位印度祖师的名字与此相对照，可以看到，《萨婆多部师资记》中所记的祖师，用稍微不同的译名出现在禅宗的传承中，而且数量还更多一些：
　　大迦叶 阿难
　　末田地 商那和修(舍那婆斯)
　　优婆离 大象拘
　　苏那拘 悉伽符
　　目犍连子帝须 摩晒陀
　　第二种称作abhidhammacariya(论师)，是5世纪初斯里兰卡著名的佛教学者佛音在他的Atthasa^lini^中所记载的：
　　Sariputta Bhaddaji
　　Sobbita Piyaja^li
　　Piyapa^la Piyadassin
　　Kosiyaputta Siggava
　　Sandehe Moggaliputta
　　Visudatta Dhammiya
　　Dasaka Sonaka
　　Revata(以上印度祖师)
　　Mahinda lttiya
　　Uttiya Bhaddanama
　　Sambala(以上斯里兰卡祖师)
　　Mahinda本是印度祖师，旧传佛教就是由他传到斯里兰卡的。他在这里承上启下，在斯里兰卡的地位颇有些像在中国成为禅宗中土第一祖的菩提达摩。
　　两种传承，前一种肯定更早一些。巴利文献中，没有直接谈到“法藏”的传承。在南传系统中，似乎是把律和法的传承混在一起。这大概与南传佛教比较重律的倾向有关。
　　(六)
　　实际上，在印度佛教的历史上，最早并没有付法藏的说法。形成较早，保留原始形态较多的一些佛经，在讲到释迦牟尼临终时，没有提到将“法藏”专门托付给某一位指定的弟子。例如《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讲，佛临终时告诉比丘们的“四大教法”，是依经，依律，依法，而不依人。Dhigha kika^ya中的经典记载相同。
　　再如《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十七讲到佛将涅槃：
　　“尔时世尊告阿难曰：如是应知，教有真伪。始
　　从今日，当依经教，不依于人。”
　　因此，在释迦牟尼涅架后，虽然有以大伽叶为首的弟子们把佛教继承了下来，但最早并没有一个统一认定的“接班人”。到了后来，佛教发生分裂，出现了互不统属，主张各异的教团，这就是部派。随着佛教传播的地区愈广，部派分化愈多，很多部派为了证明自己继承有绪，从而提高本派的地位，便逐渐各自编制出一些或完整或不完整，或真实或不真实的“付法藏”的说法。说一切有部大概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文献中还有不少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一方面的情况。
　　(七)
　　从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禅宗传法系统中的印度祖师世系，大部分内容与说一切有部的传承有关。出现这种情形并不奇怪，因为大约从公元前一二世纪开始，到公元后七八世纪，在印度西北中亚，说一切有部一直是势力和影响最大的一个佛教部派。它的传法世系，不管是真实的，还是传说的，或者说一半是真实，一半是传说，总之由于在中国流传最广，最后被中国僧人所仿效和抄袭。
　　最后，总结起来说，禅宗——或者扩大而言之，也包括隋唐以后中国其他大多数佛教宗派——所实行的付法传嗣制度，从形式上讲，是对印度佛教所传的付法藏传统的仿效和发展。在具体内容上，其印度祖师的一部分，又特别对印度佛教说一切有部的传承体系作了最多的模仿。这种付法藏的传统，实际上是在释迦牟尼去世以后，当佛教僧团发生分裂，演变为不同部派以后，各部派为了给自己一派争取地位，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而逐渐编制出来的。传法祖师的世系，各部派之间不一样，各部派内部，不同时候，不同的传承系统，也有差异。早期中国禅宗的传法史，倒真和这种情形相差无几。
　　(原载《佛教与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