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重建与现代调适——写在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之际

传统重建与现代调适——写在纪念真禅法师圆寂十周年之际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周 齐
　　在纪念真禅法师这样的当代高僧的时候，会有很多话题可谈。其中，由于这一代僧人是在当代中国佛教承前启后方面负载一定特别意义的僧人，因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话题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研讨内容。
　　一、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时代课题
　　佛教是个要“继往开来”的宗教，要继续延承佛陀慧命并继续发展佛教事业，这不仅使得如何对待传统成为永远的课题，也使得如何面对现代并协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成为永远的课题。事实上，这也是所有传承至今的古老宗教所要面对的重要的时代课题。
　　但是，“传统”和“现代”，却是很难确定定义的术语。对于历史上所经过的当时当代，永远有其面对的传统和现代，在此意义上传统和现代是历时性的具有永恒意义的历史问题。但历史上的历史转折点给了人们界定历史阶段的范围，也使得人们有了比较不同历史阶段的尺度，因而在此意义上，传统与现代是可以通过比较来说明的，是具有一定时效性的有具体意义的现实问题。
　　我们的历史上有很多历史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既分割了历史时空，也使之连贯起来，还使得后人回顾历史时有了一定的参照尺度。由的当下往前推，离我们最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应是“改革开放”，它的前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是“新中国建立”，其间或许还有许多事件可作参照点，不过这两点是极其重大的转折点，其前前后后的历史，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在社会变革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一段历史。
　　这两个历史转折点所界定的历史阶段，其社会样貌，由不同的角度看可以有不同的描述或定义，但所谓历史转折点至少是意味着其蕴涵着社会性质变化或形态变化的意义，因此可由之概括社会样貌变化的特征。比较这两个转折点带来的社会变化特征，则至少可概括为旧社会和新社会，封闭的年代和开放的年代等等特征。
　　但是，我们这段历史在社会性质要素方面的深刻和根本剧变、社会形态的迅速改观等，却发生在短短的几十年之中，这使得传统与现代尺度的界定既有很分明的指标，同时也有很模糊的界线。比如，新、旧社会的社会性质的指标和界线是分明的，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些指标变化则仍在变化进行中。而由置身其中者的角度看，或许，由过去走来者对于新社会以及变化迅速的现代的适应调适问题是其突出的问题，而对于当代者则是如何对待传统的问题成为突出问题。
　　对于当代中国佛教而言，离我们最近的这两个历史转折点，无疑也是佛教发展中最为重要的历史标志。佛教面对过新旧社会的巨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又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空前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的话题，亦是当代佛教经历过的和正在继续的“继往开来”的现实问题，不仅应有丰富的内容，也应蕴涵着值得深刻思索的问题。
　　真禅法师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还是在佛教这条船上，历经了这段剧烈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而成就为一代高僧者。因而与其他一些同时代高僧一样，真禅法师是中国佛教发展的薪火传承者，同时也自然地成为这段历史的一部分，而其独特经历和建树又使之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研究对象。
　　虽然无缘在真禅法师生前与之结缘从而了解一些真禅法师的事迹，不过真禅法师文集则提供了一个侧面剪影，虽然由此只可能是对真禅法师的非常初步的了解，但至少还是可以尝试通过有限的文本文献，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尺度下，对当代高僧如何对待传统和面对现代社会，作一个极其初步的尝试性考察，并以此纪念为当代佛教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的真禅法师。
　　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时代困惑
　　对于像真禅法师那一代经历过我们历史上那两个重大历史转折点的佛教僧人而言，传统与现代的实际内涵在不同时期有着极大的差异，在前一个转折点后，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时代课题是新旧中国社会更替带来的社会性质的根本变化，和伴随着剧烈的政治文化的重新整合而发生的现代调适问题。
　　对于作为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佛教的传承载体的僧人，继承及发扬传统是弘扬佛教继续佛陀慧命的必要途径，也是继续这项事业者的主要使命。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发生巨大变革后，佛教的继承传统的问题，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地突出地成为一个发生巨大困惑的现实问题。
　　众所周知，新旧社会的变化，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转换，宗教的社会角色和意义遭到质疑，诸如宗教是鸦片的理论乃至是帝国主义帮凶等基于现实政治的谴责等等，意识形态作用下的诸多政治由头，使得宗教由辩论到被批判进而彻底遭否定的境地，其程度在“文化大革命”中登峰造极。宗教界及其信徒也在对新社会的欣喜和憧憬的同时，实际地遭际了迎面而来的现实困惑和尴尬境遇，进而则陷入能否继续存在的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事实上，宗教信徒在逐渐失去了继续传承传统的外在可能性的同时，也面对着极大的对于延续信仰传统的内在信心方面的极大挑战，这不仅是对于佛教整体的关于传统与现代问题的时代课题，也是个体的而且是个体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于经历了那段社会剧变的真禅法师那代僧人，其所经历者，无疑是中国佛教发展中所经历的在传统传承问题上所面对的前所未有的困境。
　　真禅法师出家为僧以及年轻时期的修习和信仰的根基是在“旧社会”的那段历史时期奠定的，由真禅法师后来的言论可知，那个时期佛学研究的环境给了真禅法师深沉的影响，使之奠定了深厚的佛学功底并坚实了其正信的佛教信仰。虽然在延承佛陀慧命的意义上，并没有新旧之别，这体现着佛教教理的超越意义和一般哲理意义。但这个传统的传承则要落实在现实外化的具体行化活动中，而诸多重要社会现实因素则无疑地会与秉承传统的宗教行化有实际影响作用，这应是一种交互作用机制，但其中新社会的诸多生机勃勃的因素则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尤其是支持各自理念的根本部分是冲突的。因而，一旦具有一般意义的佛教教理的哲理意义也遭到彻底否定后，对于坚信于此的僧人而言，如何在一种对于宗教持怀疑和否定的环境中继承传统和适应现代社会，可以想像，应该是极大的困惑和挑战。
　　真禅法师的文集并没有这段历史的详细记录，似乎兴衰荣枯尽在因缘，觉醒法师的前言也只以简短的文字概括真禅法师的这段历史经历：“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师与另外五位法侣坚留寺内，以糊纸盒度日，为保护寺院建筑及佛菩萨像免遭破坏而尽心尽力。直至1979年，拨开乌云见晴天，吾师当选为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玉佛寺第十任住持。”但简单的文字亦足以说明在佛教那段不绝如缕的境遇中，佛教中仍有如真禅法师这样的信徒以外在的权变方式应对着现实的动荡环境，同时小心地维护着佛教的慧命传统和个体的内在信念。
　　三、关于传统重建与现代调适的新课题
　　大致概观，在新社会的转折点至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之间的历史阶段中，在社会性质根本变化的环境中传承佛教，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即突出表现为佛教调节自身以适应现代现实社会，而传统传承则是被弱化乃至停顿进而被破坏的状况。因而，在新的改革开放的转折点出现、历史又赋予了佛教新的生机环境后，传统重建即成为突出的问题。而且，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的迅速变换又不断带来新的参数，虽然在新社会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点之后的这两段历史阶段是处于同样的政治体制下，但是社会形态却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佛教的僧人们所要面对的传统与现代的具体问题实际内涵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不断更新的社会变化新参数，则使得传统重建与现代调适空前地成为不可偏废的时代新课题。
　　真禅法师那代人是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又有可能为佛教的复苏而峥嵘头角者，因而可以推想其所面对的传统重建与现代调适的问题也应是十分尖锐的，也正因如此，像真禅法师这样的大僧的相关应对，就更具有典型意义。不过，显然地，仅仅凭有限的文本文集是远远不足以支持这个话题下的议论，好在在此还只是借纪念真禅法师的机缘，暂做一个十分初步的尝试性的管窥。
　　首先，真禅法师十分重视佛学研究。在繁忙的出访和法务活动之余，真禅法师仍然“抽空撰写了一些佛学方面的东西，其目的就是为了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而且说“如果条件许可，我还要继续写下去，为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真禅法师还指出，虽然“现在我们玉佛寺每逢农历初一、月半，进庙人数有二、三万，可说是香火旺盛。但这毕竟是一种低层次的佛教，几百年后，在中国佛教史书中，留不下任何记录。只有撰写一些佛学著述，可以传之后世，代表着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水平”。所以还呼吁“希望一些哲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能重视对佛学的研究，撰写一些佛学著作，这将功德无量”。甚至很坚决地说“重视佛学研究，就是因为我把它看成也是禅学实践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句简单朴素，但意思则深切要点。佛学研究直接关系着佛教的继承和发扬，这个理由已足以说明佛学研究的重要性和意义了。
　　而且真禅法师的对于佛学的探究还很注重研究的学术性。真禅法师有近世华严学研习的传承，但其相关《华严经》和华严宗的探究，已大大的不同于旧时僧人的著述，对于《华严经》和华严宗在佛学义理上关联性的表述，即明显地表现了历史的哲学的学术手法。
　　在真禅法师文论中，还很显著地表现了其很注重佛学研究的应用性。如其在论述佛教关于人生皆苦的基本义理时，即联系到佛教的相关理论对于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和学者，常常从佛教的这一教义中吸取营养，以建立起他们的学说和思想体系”的具体例证。如对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影响，对梁漱溟苦乐转化、迷妄解放之人生哲学的影响等。
　　如其论述佛教净土思想，则不仅将中国佛教所主张的净土即在人间的思想脉络清楚地阐述出来，强调了太虚大师的相关思想对当世的影响，还具体联系现实，指出“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思想，在佛教界是影响巨大的。但是，在他那个时代，人间何处有净土，因此要实现他这种人间佛教的理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种人间净土和人间佛教的思想，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扬”。进而联系到当前社会中，特别指出“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也就是建设人间净土。因此，他们都在竭尽全力，积极工作和劳动。同时，广大佛教徒还以大乘佛教教义中利他的精神，全心全意地做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各项工作。目前，在全国佛教徒中，每年都涌现出一批爱国爱教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他们都在为建设人间净土而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无论是论普贤精神还是讲观音信仰，不仅引经据典，说古论今地阐明佛家的相关见解，也总要联系现实，时刻注意着佛法与世间的联系，所谓“学佛最根本的问题，不外乎‘发心’和‘行道’。”而“我们崇拜观世音菩萨，信仰观世音菩萨，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和救苦救难精神，为佛教事业弘法利生，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尽一个佛教徒应尽的责任”。
　　十分注重在佛法与世间关系的义理与当下现实关系联系起来议论，是真禅法师文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不仅如此，真禅法师之注重联系现实实际，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每每要联系到“我们上海玉佛寺”。
　　如论述“禅宗及其禅学思想为何盛行不衰”的问题，真禅法师不仅很精到地指出了历史上的原因，更是联系到当今的意义，特别强调“我们上海玉佛寺，就是依据禅宗所留传下来的丛林清规的精神，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寺院管理制度，继承和发扬了农禅并重的道风”。并且列举出“我们玉佛寺的管理制度，采取了禅宗的丛林制和现代民主管理制度相结合的办法。全寺最高的民主管理机构，是在上海市佛教协会领导下的寺务委员会……”“由于管理寺院制度比较健全，分工明确，各项工作都能紧张而有秩序地进行。玉佛寺每天平均接待外宾、侨胞和台港澳同胞约有千人以上，初一、十五及佛教节日，进庙人数达二、三万人。如此繁重的接待任务，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与禅宗留下的管理制度分不开”。“玉佛寺还遵照禅宗留下的农禅并重的精神，组织全体僧众、职工，发扬‘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坚持参加素斋部、法物流通处、上客堂等各种服务性劳动。全体僧众也保持了良好的道风。玉佛寺发扬农禅并重的道风，受到海内外信徒的赞扬。正是由于禅宗有一套完整的丛林规制和寺院管理制度，所有佛教寺庙，不论其为何种宗派，都遵守奉行，所以禅宗在中国乃至海外，仍然盛行不衰”。
　　按说这样一些制度的建立和佛门传统的保持，是佛门天经地义应该实行的，但是，考虑到时代环境，这种特别的反复的强调，对于当代的尤其处于都会城市中的佛寺而言，则是意义重大的。至少有一个简单的意义是显然的，即其个体特性的保持是此个体生存发展的基本标志和条件。
　　所以，真禅法师会特别注重“在我住持的寺院中”推行保持寺院特性的一些具体事项，如其所说的，“主要抓好两条：一是重视树立良好的道风，加强对全体僧众的自身建设，要求他们具足正信，勤修三学，遵守戒规，严肃道风；二是重视对佛学理论的研究，教导青年僧人和佛学院的学僧，要他们做到“三懂”，即懂佛教教理和教史、懂法务活动和寺庙管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懂得佛教教理和教史”。
　　这种对于“我们上海玉佛寺”的特别标榜，看似是真禅法师留给佛教界的一个趣谈，但实际上则蕴涵着很重要的信息。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对于处于传统重建和现代调适中的佛教而言，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主自觉的意识，这种认同实际上即负载对于自身传统的认同和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的确认，这不仅使得传统重建和现代调适得以具体落实，而且使得相关意识获得一定程度的共享，使之既可实践在现实行为中，又有了延续的可能。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真禅法师提倡的重视道风和僧众自身修养，重视佛学研究，注重培养僧才和关怀社会的主张，既是在新的社会转折点后，使得玉佛寺对于佛教之传统重建和现代调试方面实际的卓有成效，这些主张也成为玉佛寺的传统，并有了继续发扬的原则。
　　可以说，在真禅法师言论中所表现的既注重传统重建又注重现代调适的特点，既折射了改革开放这个历史转折点后佛教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同时也真切地反映了真禅法师这样精进于佛教事业的一代僧人如何积极地应对时代课题，对于佛教事业所持有的坚定信心。所以，不仅可以看到真禅法师常谈“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还可以看到真禅法师有这样信心十足的话：“我始终认为，佛教是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佛教本身就具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由于有这种功能，使得‘相适应’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得这种‘相适应’由可能变成为现实。”
　　众所周知，对于佛教而言，佛学研究是继续佛陀慧命，僧伽教育是寄托佛教未来，资生福利是耕耘佛教福田，但是真禅法师则还特别具体地强调“爱教必须爱国。爱国才能爱教，两者不可偏废”。一再提醒当今年轻的僧才必须要懂得这“两爱”的关系。同时强调“热爱我们所信仰的佛教，爱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种种理想”。要求年轻僧才要做到“三懂”：一懂佛教教理和教史，二懂法务活动，三懂寺庙管理。
　　在实践佛陀遗教广作福利事业方面，真禅法师强调“佛教的慈悲思想和利生实践与新时代的道德要求有相通之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公无私、舍己救人逐渐成为新的时代风尚”，“为佛教徒从事资生福利事业提供了殊胜的外缘。”
　　而且又由“我们上海玉佛寺’’自身的经验，推导出佛门慈善事业与自身发展间的关系逻辑，即“近年来我们玉佛寺香火旺盛，游客众多，正是因为我们上海的经济建设有了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因此，我们感到，佛教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且只有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我们的佛教事业才能更加兴旺发达”。
　　此亦即佛教自古倡导的“报国土恩”、“报众生恩”、“济三涂苦”的人间关怀思想，所以，真禅法师常说“以人间为依止、慈济为方便，实践佛陀遗教，亦佛弟子毕生修持之行愿”。e的确，与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所不同的一点，佛门的资生福利还负载着宗教情怀的精神方面的人间关怀，这也正是符合现实需求的一种宗教社会角色和相关作用之所在。
　　而像真禅法师这样的一些设计和指导思想，则鲜明地显示了新时代F佛门僧人对于现实环境的积极的适应性的调适，及在传统的保持和重建方面的主动性的应对。
　　传统是已经过去时的和完成时的，而传统的重建则是现在和将来进行时的；传统是被动的，但传统的重建是主动的。现代也是随时成为过去时和现在完成时的，而现代调适则是现在和将来进行时的；面对现代是被动的现实，而现代调适则是主动的。佛教事业的发展，传统重建与现代调适大概是永远的时代课题。真禅法师那代高僧对于时代课题的应对，不唯留给“我们上海玉佛寺’’很多精神财富，也留给后来者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