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佛教博物馆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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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悦童子·弘法
佛教是东方文明的一座宝库,也是文明的象征,佛教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成就是无比的灿烂辉煌。佛教起源于印度, 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几个朝代的传播发扬,到了唐代达于极盛,佛教的鼎盛,给社会人群带来了富强与祥和。
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思想和文化上的表现都各有其特征或主流,诸如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秦与两汉的禁学禁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的玄学;以至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涌现出的各种文化思想,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变革与进步。而隋唐的佛学风行,人们普遍受到佛教的教育,人人自律于“诸恶莫作”,个个精勤于“众善奉行”,因而迎来了盛唐时期。宋明之际,程朱理学的兴起,以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观念,冲破了因果观念,自此社会逐渐衰落。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文化初期阶段,形成了新型的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观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在政治文化各领域的进步都引人瞩目。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扩大,已展示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文化趋于一体化的宏伟蓝图,人们已经把目光开始凝聚到精神文明、理想境界的层面上来,诸如伦理与道德,群体与个人,宗教与信仰,这一系列反映人类社会思想和行为准则的基本问题,都不断地以新的表现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佛教文化是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世界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佛教在其广泛流传过程中与当地的社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众多流派和具有区域性的特征,历史证明,佛教在二干五百余年的岁月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二十一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佛教文化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它既是佛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既是古代的,又是年青的,既有历史性,又有时代性。佛教对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雕塑、绘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尤为深远。到了二十一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佛教也必然以时代特征去积极发展。
中国江南地区自古及今,社会经济的发展比较优胜,文化建设的底蕴也相当深厚,经济与文化互相影响,佛教的发展也与之趋于同步。就苏州而言,佛教自三国传入吴地,经过一千七百多年的传承与发展,留下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寺院建筑的独有特色,耸立棋布的宝塔,虽几经兴废,犹盛展华夏古建之丰采;质姿各异的佛像,展现了吴中历代雕塑高手的杰作;大量的碑刻字画,不乏古今贤达的手墨真迹;千余万卷的藏经以及珍稀善本和孤本;高僧大德留下的著作;法物、法器、史料、实物等均展现出吴中地区佛教发展的丰富内涵。如今苏州市佛教界创办了一所佛教博物馆,将佛教的建筑艺术、古版经书、造像艺术、名人字画、古德业绩等素材,作代表性的展示,这将是为提高人们的思想文化和道德素养,也为对佛教文物的征集、保管和研究,深入开展佛教文化交流,发展佛教事业,所开创的新思路。
苏州佛教博物馆设在报国寺,它与近代高僧,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的关房和弘化社,融为一体,内容丰富,视野开阔。两厢房“主展厅”内,以苏州佛教发展为线索,较全面地展示了历代寺院建筑、造像艺术、藏经版本、历代高僧贤哲的德行懿范和弘法利生事业。
山门东边的“弘化社”,是印光法师于”30年卓锡苏州报国寺闭关的同时,由上海觉园迁移至此,印祖亲理其事,刊印净宗经论百数十种,达数十万部,诸如重印《净土十要);增编(净土五经);重修印行四大名山志等佛教经籍及善书。今日的弘化社正为继承和发扬印祖当年开创的佛教弘化事业,恢复了法务活动。印行经书典籍,复版弘化书刊、讲演说法、社会慈济、买物放生等种种法务,正在积极进行。
大殿西侧的小院,是“印公关房”,有佛堂书房,起居室,叩关室等,均按原样陈列,在此能窥视到印光法师一身朴实修持之一斑。
印光大师,法讳圣量,自署常惭愧僧。陕邰阳县赵氏子,1861年十二月十三日生,幼攻儒书,效韩、欧、程朱辟佛之举,因患目疾,几失明,以兹悔悟前非,顿革先心,决然于21岁出家,22岁受具足戒。受戒前曾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始知净土法门为了生死之捷径,于是自行化他以净土为归,三十余年潜修密证,长养圣胎,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民国元年,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刊载于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读者咸深叹服,而不知为大师所作。民国六年,徐蔚如得大师与其友三书印行,题曰<《p光法师信稿》,后又集大师文二十余篇,题曰<《口光法师文钞),此后渐次增广排印有<增广印光法师文钞)、
举凡《印光法师三编文钞)共十大卷,全是印祖悟道后的真实悲智的吐露;是数十年苦行精修的结晶;是永不磨灭的法身舍利;是当今以至未来研习和修学佛法的指南。自《文钞》问世以来,修学净业之人大都由此起信,即便修学其它宗派或只学为人之道者,一读《文钞》,则无不深蒙启示。以《文钞》所涉义理法法圆备,善导群机,无论从儒教到佛教,从做人到学佛,从家庭到社会,从伦理到教育,从药方到保健,从国民到国家,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从方便到究竟,于一切方面,无不发挥得至精妙,至圆满。印祖的佛学思想和懿行风范,被一致公认为“人天眼目”,“正法眼藏”。诸如名士、佛学大家徐蔚如评曰“宗眼圆明’;许止净评曰“深入华藏性海”;当时(1922年)国民政府徐世昌大总统赐额曰“悟彻圆明”。
高僧弘一大师是一位对待生活真理极其严肃的人,从来不肯随便许人,唯对印祖,尊重极至。他尊印祖谓“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者,决非率而称誉,实为知音所然也。
印光法师佛学思想,是当今以至未来修学佛法的指南,他的修行示范使末世众生易于实践并可以修证的。笔者记得初奉佛时,得一前辈指导,他说:“修学佛法贵乎精专,善于择法,参阅佛经注解及佛学论著,当依藕益大师之前者可靠。因藕师之前曾有诸大德大开讲筵,治偏显正。如智者师九旬谈妙,破前人浅见,显法华圆义。明代藕益大师亲证名字位,具真佛眼,对于有误或不圆满之论述,已予斧正。藕师之后,诸多论著确当与否,尚未可知”。如此教诲非常恳切。而前辈又将《印光法师文钞》荐读,笔者于研习之余,也不免偶有存疑,后来看了(灵峰宗论)(藕益大师著),才确信印祖(文钞)真实可靠,以印祖所述义理与藕师本无二致。且(文钞)摄理深广,融百家于一炉,吐珠至于一宗,传印法师誉之为“一部小藏经”,是实在恰当不过了。
然而,在现时代,缺乏对印祖的研究,尤其是初心的佛教界四众弟子,对印祖还不甚了解,文化界更显得陌生,有的即使知道,但对他还不能如实地正确认识,当然也谈不上对他的遗教有所重视,此乃大有随手可得之宝,而当面错过之憾。而今苏州佛教博物馆的创办与印祖关房和弘化社齐抓并举,同时开放。这对如实地研究和了解印光大师,弘扬印光大师的佛学思想,能起到一点砖石的作用,也无疑将会对继承和发扬佛教优良传统,提高佛教文化品位产生更进一步的良好影响。苏州佛教博物馆的展现,乃是佛教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新课题,它既为苏州文化名城开出于一枝新花,也为中国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谱写出了新的篇章。
弘法:苏州佛教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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