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上海佛教的复兴看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

　　从近代上海佛教的复兴看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影响
　　傅 教 石
　　印度佛教自公元前后傅来中国后，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相融合，不断变化，到隋唐时发展到极盛，形成许多宗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从此以后，其影响渗透到我国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包括哲学、文学、艺术、音乐、音韵、雕刻、建筑）、天文、印刷、医药以及风俗习惯等等。
　　佛教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由盛至衰的过程。隋唐时期形成的各个宗派，宋明以后即趋向衰落。这样，在中国曾经起过重大影响作用的印度佛教，似乎也已失去其固有的魅力。但是，到了近代，特别是在上海，佛教出现了新的转机，呈现出复兴的迹象。不仅新兴寺庙众多，香火旺盛，而且出现了一批从知识分子阶层来的佛教居士，他们大力发展佛教文化事业，研究佛学义理，特别是注意研究法相之学。当时上海佛教界曾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教宗法相，行在弥陀”。意思是研究佛教义理应以法相宗为准，修行实践则应耸奉净土宗。他们中间有的人甚至想从佛教义理中吸取一些对当时社会有利的因素，用以教育人们，改造社会。从这一点上看，似乎古老的印度佛教，不仅其影响长期留存在我国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而且佛教本身，也不会轻易退出中国这个历史舞台。尽管它有时会出现一些衰象，但一旦遇上合适的条件与时机，仍然会在我国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重新发生巨大的影响与作用。
　　正是由于如此，我们认为，回顾一下近代上海佛教发展的过程，对其复兴的标志、特点和原因等等，作些必要的论述，这对进一步认识印度佛教在中国社会中所起的影响与作用，或许会有一些帮助。
　　一、近代上海佛敖复兴的主要标志
　　佛教何时传人上海，由于文献资料的不足，已很难确定。根据历来传说，上海地方的龙华寺塔和静安寺，早在三国吴赤乌年间（一三一八——二五〇）就已经创始。由于佛教文献对此缺乏具体记载，历代志书对此的说法也不很一致，近人对之颇持怀疑态度。一般认为，在南朝梁代，上海地区已出现了不少寺院。唐代，上海佛教已流传很广。但是，上海地区的佛教，既没有像天台、曹溪那样，形成一独立的宗派；也没有像五台、峨帽、普陀、九华那样，成为佛教圣地。它只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出现的名僧不是很多，能撰述佛教著作、弘扬佛教义理的也较少。因此，上海地区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始终不占甚么重要地位。宋明以后，上海佛教随着全国范围内佛教的衰落也一蹶不振。直到近代才呈现出复兴的景象，成为全国佛教发展的中心。其主要标志是：
　　（一）新兴寺庙众多。
　　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前，上海的新兴寺庙已经不少，除原有的数十所古刹外，近代新建的大小寺庙，总数达到一百四十九所，僧尼合计约有三千人左右。抗战胜利时，上海地区的大小寺庙已增至二百五十所左右，僧尼合计约五千人。上海地区的大小佛教寺庙又增至三百一十一所。当时著名的寺院，除龙华寺、静安寺、玉佛寺外，主要尚有沉香阁（慈云寺）、潮音庵、云居庵、三味寺、国恩寺、留云禅寺（海潮寺）、慈修庵、报德庵、法藏寺、海会寺、清凉寺、福慧寺、庄严寺和圆明讲堂等。
　　㈡佛教文化迅速发展。
　　近代以来，上海佛教文化得到迅速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l、佛教著作的大量出版。近代以前，上海地区很少有佛教著作流传于世。近代以来，上海出版了大量的佛教著作。当时除一般的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医学书局、世界书局、有正书局、亚东书局、泰东书局、大东书局、光华书局、华通书局、公民书局和开明书店等，都先后出版发行了一定数量的佛教著作外，还陆续建立了一批专门编辑和出版佛教著作的出版机构，其中主要有上海佛学书局、弘化社、上海大雄书店、上海般若书局、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佛经流通处、上海功德林佛经流通处、上海大法轮书局等。其中仅上海佛学书局一九三七年的统计，该局曾出版和流通佛学典籍（大藏辑要）二千零二十四种，佛教通籍一千二百九十五种，共计三干三百一十九种。即使是一般的出版机构，出版的佛学著作亦不少。如商务印书馆，前后出版的佛教著作多达三十余种，书的质量也较高。其中主要有《西藏佛学原论）、《佛教研究法》、《佛典泛论》、《因明纲要》、《现实主义）、《法相唯识学）、《佛教各宗大意》、《佛学概论》、《佛教概论》、（大乘起信论考证》、《相宗纲要》、《唯识研究》、《佛学研究》、《佛教哲学》、《佛教哲学通论》、《原始佛教思想论》、《因明新例》、《因明人证理论摸象》、《因明大疏删注》、《印度佛教史》、《印度佛教史略》、《中国佛教史》、《原始佛教思想论》、《西域之佛教）、《历代求法翻经录》等。这些为数众多的佛教著作，出版发行，标志着上海近代佛教的复兴。
　　乙佛教刊物的发行。近代上海先后创办的佛学刊物不下三十余种。其中主要有《佛学丛报》（一九二一年十月创刊，狄葆贤主办，月刊）、《佛教月报》（一九一三年四月创刊，太虚主编）、《佛学月报》（一九二一年创刊，上海佛学月报社发行）、《觉社丛书》（一九一八年十月创刊，太虚主编，季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一九二三年三月创刊，太虚、范古农、余了翁先后主编，季刊）、《净业月刊》（一九二六年五月创刊，顾显徽编辑）、《心灯旬刊》（一九二六年创刊，太虚主编）、《中国佛教会会报》（一九二九年九月创刊，圆瑛主持，仁山、钟康侯先后编辑）、《佛学半月刊》（一九三O年一月创刊，范古农、余了翁等先后主编）、《威音月刊》（一九三O年一月创刊，谢畏因编辑）、《佛教特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创刊，邓奠坤编辑，日刊）、《佛学出版界》（一九三三年创办，余了翁主编，不定期刊）、《佛学研究》（一九三五年二月创刊，上海《新夜报》副刊）、《上海慈航画报》（一九三三年七月创刊，刘仁航主编）、《上海慈航周报》（一九三五年三月创刊）、《佛教日报》（一九三五年四月创刊，范古农总编辑）、《佛教新闻报》二九三六年出版，妙性创办，三日刊）、《觉有情》（一九三九年十月创刊，陈法香编辑发行，原为半月刊，后改月刊）、《弘化月刊》（一九四一年七月创刊，钟慧成编辑）、《中国佛教季刊》（一九四三年秋创刊，锡兰克佩兰主编、中英文合刊）、《妙法轮》（一九四三年一月创刊，震华主编，原为月刊，后改双月刊）、《觉群周报》（一九四六年七月创刊，社长太虚，主编负善、邹月耀，后改半月刊、月刊）、《佛教公论》（一九四七年创刊，太虚主编）、《觉讯》(一九四七年元旦创刊，方子藩等发行，丁鸿图编辑，月刊）、《学僧天地》（一九四八年一月创刊，社长白圣，名誉社长持松，月刊）、《佛教英文杂志》（一九三一年创刊，黄茂林主编，不定期刊）等。此外尚有提倡佛教道德，普劝念佛放生、素食，宣扬因果灵验等的刊物《护生报》、《大生报》、《罗汉菜》等。著名的佛学刊物《海潮音》也多次在上海印刷出版。这些佛学刊物的发行，是近代上海佛教复兴的重要标志。
　　3、《佛学院的创办。为培养青年僧侣，上海有些寺庙和佛教团体创办了一些佛学院、学社。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华严大学二九一四年月霞法师创办），以弘扬华严宗教义为宗旨；上海佛学院二九四二年冬上海玉佛寺远尘发起创办，震华任院长），设有佛学、佛史、国文、史地、算术等课程；法藏学院二九四五年兴慈创办），以培植弘法布教、住持佛法的僧材为宗旨，设专修、讲习两班；《楞严专宗学院》（一九四五年圆瑛在圆明讲堂创办一，主要向学员讲解《楞严经》，同时也讲《华严经》、《天台教观》等；静安寺佛教学院二九四五年四月创办，太虚、持松先后任院长”，学制三年；法相学社二九四八年范古农创办一，学员修学课程根据法相宗二本十支—进行授课；兴慈中学附设育僧会（兴慈创办），设有佛学、佛史等课程；圆通讲寺佛学研究社二九三六年灵岩创办，品觉主持教务一，讲授《法华玄义》、《教观纲宗》等课。这些佛学院，虽然办理的时间都不是很长，但却为上海各寺院培养了一批青年僧材。
　　4、讲经和电台广播佛经。近代以来，上海佛教界讲经之风大开，一些新兴的佛教团体，大都定期邀请佛学名流，开展讲经活动。其中主要有：
　　（1）世界佛教居土林。曾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三次请太虚演讲法相唯识学；一九三三年二月起，请圆瑛讲（妙法莲华经观世昔菩萨普门品）和（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一九三五年十月，请宝静讲（药师琉璃光佛如来本愿功德经），一九三七年秋，请弘一讲（律藏）一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请范古农讲（观无量寿佛经），一九四二年九月，请宋培讲（大方广修多罗圆觉了义经）等。
　　（2）上海佛教净业社。于一九二六年二月请兴慈讲（楞伽经），十一月，请谛闲讲（念佛三昧宝王疏），一九二七年八月，请静修讲《请观音经》，一九四一年九月，请缘至讲（华严普贤行愿品），一九四二年九月，请兰溪讲（地藏经），一九四八年六月和九月，请清定、能海分别讲（菩提这次第）和（华严普贤行颐品）等。
　　（3）上海省心莲社。于一九三四年冬，请江味农讲《金刚经》，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四年，先后请范古农讲（大乘起信论）、（观无量寿佛经）、（小本弥陀经）、（净土经论）、（大乘人道次第章）、《八识规矩颂）等。
　　此外，开展讲经活动的佛教团体尚有中华崇德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和十二月，先后请能禅讲《大乘妙法莲华经》、《观世昔菩萨普门品》和（佛说阿弥陀经)，一九三九年四月请兴慈讲（药师如来本愿经)，一九四O年五月请宝静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九四一年二月请应慈、妙池、隆泉、范古农、汪谷人、张纯华等讲四十卷（华严经），同年九月请雪相讲（地藏经），一九四三年二月请圆瑛讲（劝证菩提心文》等。频伽精舍于一九二一年先后请月霞讲《楞严经》、（圆觉经》、《妙法莲华经》等。法明学会，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请汤住心讲（显密二宗大小二乘精义)，一九四八年一月起请本光先后讲（唯识三十颂）和（唯识观修法）等。觉社，于一九一九年三月起，请太虚先后讲（八识规矩颂）、（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论）、（观所缘缘论）等。寿圣精舍，一九四七年请觉澄讲（佛说阿弥陀经）等。上海莲华胜会，一九四二年十月请摩尘讲（妙法莲华经）等。上海净业莲池海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请静权讲（佛说阿弥陀经）等。大法轮书局，一九四五年三月至四月请范古农、钟璞山、陆渊雷、陈海量等讲佛教经论、佛教故事、通俗佛学常识等。上海佛教医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请海山讲《金刚经）等。中国佛学会上海市分会，一九三六年三月请太虚讲《八识规矩颂）等。崇明佛教居士林，一九四二年五月请施宗导、了道讲（普门品）和（释迦应化事略）等。松江佛学会，一九四八年六月请智定讲《金刚经》等。
　　一些著名的佛教寺院也经常邀请佛学大德聚众讲经。如法藏寺，自一九二四年创建以后，每年都开展讲经活动。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二五年起至一九四四年止，兴慈先后在该寺讲（楞严经）、（法华经）、（天台止观）、（坐禅法要）、全（妙门》、（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弥陀疏钞》、《大乘妙法莲华经》等；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六年如三先后讲（无量寿经）和（法华经》等；一九四八年清定讲《心经）、《金刚经）、《菩提道次第）等。圆明讲堂自一九三五年成立后，也经常讲经不辍。除圆瑛自一九三六年起先后讲《楞严经）、（观世昔菩萨圆通章）、（弥陀要解》、（佛教五乘教义）、（金刚经》、（佛说无量寿经）等外，一九四六年请应慈讲（华严要解），一九四七年请觉澄、静权分别讲（弥陀经要解）和（地藏菩萨本愿经）等。玉佛寺，一九三四年请圆瑛讲《梵网经)，一九四三年请宋培讲（维摩诘经)，一九四四年请震华讲《地藏经》等。静安寺，一九四三年请兴慈讲（阿弥陀经)，一九四五年请芝峰讲禅学；一九四六年请太虚讲（弥勒成佛经）等。沉香阁，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间，请兴慈连续讲《华严探玄记悬谈》等。海会寺，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七年，分别由静权讲（药师经），宋培讲《金刚经》等。福慧寺，一九四二年请道根讲（药师经)，一九四四年六月和十月，分别请妙慧讲（阿弥陀经）、兴慈讲（大忏悔文）等。清凉禅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分别请觉澄讲（楞严经）、应慈讲（大方广圆觉了义经）等。报德庵，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请兴慈和应慈分别讲（普门品）和（法华经）、（大乘起信论）等。圆通寺，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五年，请谛闲和海印分别讲（华严普贤行愿品）和（弥陀经要解）等。庄严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请兴慈、应慈、宋培讲（阿弥陀经）等。地藏寺，一九四O年四月请慧登讲（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等。此外，太虚于一九三五年先后在龙华寺、雪窦寺下院讲戒学和《地藏本愿经），一九三六年在观音寺讲（普门品)，成元于一九四一年在上海天台讲寺讲（仁王护国经)，了尘于一九四三年在护国禅寺讲（心经)，圆瑛于一九三四年在西圆寺分院讲《性相通说）等。
　　近代上海的讲经活动，后来还有进一步的发展。一些佛教团体，为了吸引更多的听众，更好地弘扬佛法，利用广播电台播送佛经，盛况空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上海先后有十多家电台播讲佛经和佛学。其中佛昔电台（广播佛经和佛学的专门电台）和华光电台（佛学书局佛化播音会创设）全日播音不停。据佛晋电台一九三四年五月份每天播音的节目单为：上午八时至九时，早课念经；十时至十一时，念（法华经)，下午一时至二时，唱赞偈及讲经；二至三时，播放唱片；四时至六时，文艺节目；六时至七时，晚课念经；七时至八时，诵（地藏经）。后来这一电台还播送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和《无量寿经）等。华光电台的播昔节目单更为详尽。据一九三七年一月该电台每天的播音节目单为：上午七至八时，由慧参、化定播送早课；八时十五分至九时，由佛化、湮名播诵（金刚经)，九时至十时由慧参播讲（成唯识论)，十时至十一时由朱锦华、湮名播诵金曰门品)，十一时至十二时由化定播讲《法华经)，十二时至下午一时由朱锦华、佛化、湮名作佛学讲解和念佛；一时至二时（每逢星期五）由灯霞作佛学讲演；二时至三时由越情播讲《华严经)二一时至五时先后由道根、隆定播讲（楞严经）和（圆觉经)，五时至六时由慧参、化定播送晚课；六时至八时先后由本宽和李仁生、博敬忠播讲（涅槃经）和盒曰贤行愿品)，九时至十时由朱锦华播送通俗佛学讲演。其他如永生电台，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先后播讲了太虚的（佛教与护国》，宝静的（天台宗大意），范古农的《佛学略谈》，宋培的《佛教主义及进行佛教意义）和（拣别人法二执）等。心光电台，一九四六年播讲了翁慧常、钟慧成的佛学讲演·，一九四八年播讲了斯雨的（四十三军经），方子藩的（佛学与科学），余途莘的（佛教与人生），刘昌解的（佛教概要）等。胜利电台，于一九四七年先后播讲了慧舟的（地藏经）和道根的（法华经）等。联合电台，从一九四七年十月起，先后有大悲播讲《八大人觉经），黄涵之播讲净土宗要典，胡厚甫播讲（宝志大师大乘赞），万少石播讲禅宗要典等。李树德堂播音电台，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先后有道根播讲（法华经）、（地藏经》、（楞严经）、（弥陀要解）等。光明电告，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一年，分别由芝峰播讲（弥陀要解），了愿播讲（阿弥陀经）和（首楞严经），慧舟播讲(11一味水忏），慧参播讲（楞严经）等。民本电台，一九四七年由道根播讲（法华经）等。公建电台，一九四八年由大悲、清定、黄涵之、胡厚甫轮流播讲佛学。大中华电台，一九三六年由李仁生、梵行分别播讲《金刚经》、（心经》等。市昔电台，一九三六年由傅敬忠、李仁生讲（弥陀经）等。妙昔电台，一九四一年由道根、慧参先后播讲（法华经）和（楞严经）等。利利电台，一九四一年由慧耀、通贤先后播讲全（祖坛经）和《阿弥陀经）等。民生电台，一九三九年七月由仁慈播讲（楞严经）等。两友电台，一九三九年九月由慧参播讲《妙法莲华经）等。华英电台，一九三九年九月由道根播讲（妙法莲华经）和（梁王忏）等。
　　以上这些讲经活动和电台播送佛经，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标志著近代上海佛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5、大藏经的刊行。近代上海佛教界，先后刊行了多种版本的大藏经。其中有：
　　山（频伽精舍大藏经）。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铅字印刷的大藏经。一九一三年，由宗仰主持，在上海频伽精舍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缩印藏经》为底本，改用四号活字排印，于一九二二年完成。全藏装为四十函十分订成四百一十四册，收经、律、论一千九百一十六部，八千四百一十六卷，以千字文编函号，有总目一册。此藏虽然排印中疏漏较多，但作为第一部铅字排印本，使用比较方便，现为我国常用藏经版本之一。
　　㈦影印日本《续藏经）。一九二三年，由学术界和佛教界人士丁传绅、史一如、梁启超、蔡元培、韩德清、范古农、黄炎培、蒋维乔等六十四人发起，将日本藏经书院编印的（续藏经），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发行五百部，流通全国。
　　——影印宋版（碛砂藏）。一九三一年，由朱子桥、叶恭绰、狄葆贤、蒋维乔、丁福保、释范成等发起，在上海成立上海影印碛砂版大藏经会，然后派人至西安开元、卧龙两寺，摄取南宋《碛砂藏》——片，运回上海政为方册本影印，委托上海佛学书局分期出版发行。一九三六年全藏出齐，共印五百部。影印时缺失部份，以资福本、普宁本、景定陆道源本、亦黑迷失本和永乐南藏本等补入。分装六十函，五百九十三册。其中经文五十九函，五百九十一册，目录一函二册。
　　（4）影印（宋藏遗珍）。一九三三年范成在山西省赵城县霍山广胜寺发现金代雕印的（大藏经），因名（赵城藏）。一九三五年，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叶恭绰选出其中特有而为其他各版藏经中缺少的孤本佛教经籍，共四十六种，二百四十九卷，缩影成方册本，编为上、中、下三集，线装一百二十册，题名《宋藏遗珍》，由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和北京三时学会发行。
　　㈤（普慧大藏经）。一九四三年，上海盛幼叠出资发起成立金曰慧大藏经）刊印会，汇集南、北所传诸经论，校勘前代经本文字之异同，广采各藏未载之重要典籍等。由芝峰、持松、范古农、李圆净等编纂，经过数年经营，印出单行本一百册。内容包括部份其他各版经未收的经、论、疏释及由日释本转译的南传大藏经部分经篇。因未编印完毕，发行面不广。
　　㈤（华严经疏钞）。一九三九年，蒋维乔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推应慈为理事长，叶恭绰、蒋维乔为副理事长，黄幼希等主持编务。一九四一年冬全稿完成，即计划募印五百部，每部四十册。一九四四年春，全书校印完成。新编（华严经疏钞），用各种不同刊本进行参校，较为完善。
　　以上这些大藏经的刊行，标志着近代上海佛教文化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三）中外佛举交流和汉藏佛举沟通
　　l、中外佛学交流。近代上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中外佛学交流的中心。日本佛学非常流行，一些留学日本的学者，也往往对佛教感有兴趣。他们回国后，常寓居沪上宣扬佛学。有些学者受他们影响，开始翻译日本佛教学者的著述。如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了张绂译日本上野清原著（佛教哲学》（一九二五），贺昌群译日本羽溪了谛著《西域之佛教》（一九三三），高观庐译日本高楠顺次郧、木村泰贤著（印度哲学宗教史》（一九三五），欧阳瀚存译日本木村泰贤著（原始佛教思想论》（一九三三）等。中华书局出版了欧阳瀚存译日本神林隆净著八密宗要旨》（一九三九）等。上海佛学书局出版了听云、海秋译日本岛田墨雷、生田德能著仑二国佛教史》（一九三O），震旦佛教会译日本藤宏宪等著（真言宗小史》（一九XX）等。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也是参考了日本织田德能、望月信亨等人所著（佛教大辞典）编纂而成。这些翻译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开始。
　　与此同时，一些去日本学法的留学僧，回国后也大都到上海传法。如大勇在日本高野山寺修密教，传法灌顶，得阿阗黎位。一九一三一年回国后，即在上海开坛传法。显荫在日本高野山学密，受灌顶法后，于一九二五年回国，即寓居上海闸北锡金公所，弘传佛教。谈玄在日本得台密、东密两大支派密教传法灌顶学位，一九三五年回国时携带不少中国早巳失传的佛教经籍和密教应用法物，曾在上海佛学书局作公开展览，颇得上海佛教界的欢迎。持松在日本，于高野山学金、胎两部大法，得真言宗五十一世阿阁黎位。一九二七年回国后即留居上海，于功德林、净业社等地讲经弘法6；此后虽往来于汉沪等地，但大部分时间寓居上海圣仙寺。一九四七年起，任上海静安寺住持。后即在寺内建立真言宗坛场。同时撰著密教著作多种，使久已失传的密法又重新在上海得以流传。此外，到日本学习密法的还有曼殊揭谛与王弘愿，入日本佛教大学学习的有天慧、仁性等。他们回国后弘传佛法，也对上海佛教界有影响。
　　当时，前往印度、钖兰（今斯里兰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留学的僧人也不少。如赴印度留学的僧人有体参、岫庐、法舫和白慧等；赴钖兰留学的有僧人惟幻、法周、慧松、唯实、了参和居士黄茂林等；去缅甸留学的僧人有达居、善观等；到暹罗（今泰国）留学的僧人有悲观、等慈、性教、觉圆等。这些僧人和居士留学归来后，虽然并没有都到上海进行弘法传教的活动，但他们都从各个不同方面，对交流中外佛学思想作出了贡献。如他们传译这些国家的佛学著作，介绍他们的佛学研究方法，整理他们的佛教文献资料等等，都对上海佛教界有影响，从而促使上海佛教界加强了对佛学思想的研究。
　　乙汉藏佛学沟通。近代上海的佛教学者，对单凭汉译佛典来研究佛教，已感不足。于是，开始重视对藏文经典的研究和西藏佛教的介绍。上海的出版机构在不长的时间裹，陆续出版了一批西藏佛学著作，其中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吕激著（西藏佛学原论）二九三三）。中华书局出版的李翊灼著（西藏佛教史》（一九三三）。上海佛学书局出版的妙舟著（蒙藏佛教史》（一九二九），李翊灼著（西藏佛教略史》（一九二九），法宗著（西藏佛教略论》（一九三一）等。另外，（东方杂志）还刊载了张其勤的（西藏宗教源流考》（一九一一），君实的（中国之喇嘛教及回回教）等论文。这些著作和论文的刊行，为汉藏佛学的沟通，打下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沟通汉藏佛学，上海的一些佛教团体，一方面邀请入藏求法的高僧，来沪讲经说法，介绍西藏佛教的情况，如二次入藏学习密法的能海，就被多次请来上海讲演西藏佛法。另一方面又直接邀请西藏佛教的大师来沪讲经传法。如一九二四年，九世班禅应邀来沪讲经，传授释迦牟尼心咒，听众上千人。其后白喇嘛、多杰耸者、安钦、喜饶嘉措等均先后被邀来沪说法、修法、灌顶。一九三四年，九世班禅再度应邀来沪，发起组织菩提学会，弘扬藏传佛教。一九三五年菩提学会成立后，即以译印西藏密教经典为主要任务。在荣增堪布的主持下，先后译出宗喀巴的金口提正道菩萨戒论），月宫的室口萨戒二十颂），安慧的（唯识论释），（西藏文典）以及五种密乘典籍，即（大威德金刚一耸略轨）、（咕噜咕勒佛母成就法）、（迁转心要）、（光蕴迁转法）、《加持舌法）。一九三七年九世班禅逝世后，上海佛教界除举行盛大追悼会外，又于一九四O年在觉圆上海佛教净业社成立班禅纪念堂，由荣增堪布主持。此后常在此纪念堂传修密法。一九四八年能海来沪，在班禅纪念堂讲经，并命弟子清定筹建金刚这场，作为专修格鲁派密法的场所。以后能海等经常在此讲经、传法、灌顶，对上海传播格鲁派密法影响颇大。
　　此外，西藏宁玛派的诺那尊者，也于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五年二次来沪修法、传法。后有其弟子在沪设立诺那精舍。一九四八年，诺那的另一传法弟子莲华正觉（王家齐），又在沪创立莲华精舍。这二个精舍，后即成为弘传宁玛派密法的专门场所，经常在此举办法会、讲经、灌顶，在上海有一定影响。
　　中外佛学的交流和汉藏佛学佛教的沟通，也是近代上海佛教复兴的表现。
　　二、近代上海佛教复兴的主要特点
　　近代上海的佛教，出现了复兴的景象，但它不是我国隋唐时佛教盛行状况的再现，而是带上了许多时代的特点。
　　㈠寺院经济的资本主义化。
　　长期以来，我国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大都是依靠土地收入和地主、官僚的捐献。近代上海的寺院，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巨商、资本家的捐助和房地产收入。有的寺庙本身偶而也经营一些工商业。一些小寺庙则依靠僧人赶经忏来维持。如上海报德庵的建立，主要是依靠第一代住持道源一尼）之父、广东香山巨商徐国林集资百万而成。法藏寺的创建，也主要是得到了王一亭等人的赞助。圆明讲堂的堂址和建设，也是得之于一个居士的资助。而一些较大的寺庙如龙华寺、静安寺、玉佛寺等，其经济来源除了商人、资本家奉献外，主要靠房地产收入。这和单纯利用土地收租的形式作为经济来源的一些寺庙有所不同，明显地带上了资本主义的色彩。
　　㈡佛教信仰和佛教仪礼的变化。
　　近代上海的佛教信仰，出现了佛道不分、佛教和民间信仰混同的现象。有些寺庙，既供佛教的佛、菩萨像，也供道教的神仙像，甚至有民间所传的各种祖师像夹杂其中，关帚和观音同在的情况非常普遍。一般善男信女，对观音的崇拜，超过了对释迦牟尼的信仰。在佛寺中，观昔的地位非常突出。大多数寺院在大维宝殿三世佛后面，都有大型的观昔壁塑像。有的还专门建立殿堂，称为大悲殿（阁）或观音殿（阁）等。观音也被称为“白衣大士’、“南海大士’、“慈航大士’等，被看成是“救苦救难’的化身。信仰的目的，也逐渐由单纯的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转变为同时追求现世利益，祛病消灾，增福廷寿。“有求必应’成为广大民间佛教徒的一种信念，而“临时抱佛脚’成为寺庙进香人多的主要因素。佛教信徒参加放生会和保护动物会，禁止杀生，奉行蔬食。佛教仪礼除诵经念佛外，还特别盛行各种忏法，如瑜伽焰口（施饿鬼）、梁王忏、慈悲水忏、金刚忏、大悲忏、打佛七、做水陆这场等，均以超度亡灵、追悔罪恶、保佑子孙平安为目的。由于经忏的盛行，当时上海曾出现了一批专以拜经忏为业的经忏僧，上海有些小寺庙，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㈢弘传佛教的中心由寺院转向新兴佛教团体。
　　近代上海出现的一些新兴佛教组织和团体，不仅开发广泛的弘法活动，还举办各种佛教文化事业和慈善事业，从而成为弘扬佛教的中心。
　　1、近代上海的佛教组织。主要有：一九二一年四月由寄禅创办的中华佛教总会；一九二六年由施省之、王一亭等发起组织的上海佛教维持会；一九二九年由圆瑛等发起成立的中国佛教会；同年成立的上海市佛教会；一九四二年由正道、关纲之等发起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佛教会等。这些群众性的佛教组织，在团结广大佛教徒，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整理僧伽制度，建立佛教教育组织，推动寺庙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中国佛教会，在抗日战争时期，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如组织僧侣救护队，救护伤兵和难民。
　　2、近代上海的佛教团体。近代上海新兴的佛教团体甚多，其中活动多、影响大的有：
　　（1）世界佛教居士林。一九二二年八月成立。周舜卿、施省之、王一亭、范古农、游有维等先后任林长。林友最多时近三千余人。主要林务为弘扬佛法，包括通俗演讲、流通佛经、研究佛学、出版林刊等。其福利事业有施医、施药、施材、施衣、施米、施粥等。修持则有佛七、水陆、助念等。此外还设有仁惠小学和佛学图书馆等。
　　（1）上海佛教净业社。一九二二年成立。为专修净业的念佛这场。关绸之、闻兰亭、黄涵之先后任社长。设有念佛堂、阅经室、学教部和放生会等。一九二六年起出版（净业月刊）。平时除聚众念佛外，还定期邀请佛学名流宣讲大乘经典和佛法要义。
　　（3）上海佛教功德林。一九二二年四月开幕。原设蔬食处和佛经流通处。前者意在以提倡蔬食来推广佛教，后者则专以流通佛经、法器等为职志。一九四二年起，扩大范围，将原有十号聚餐会改为世界提倡素食会，以提倡素食、戒杀护生、敷扬佛化为宗旨。会内分设修持、阅经、演讲、问答、教经、聚餐六部分，在当时有一定影响。
　　（4）上海市佛教青年会。一九四六年成立。为抗战胜利后新增的一个居士团体。方子藩为理事长。以弘扬佛教、修持佛法、举办福利事业为重点。曾出版（觉讯）月刊，设立佛学图书馆，主办新光讲学会等。会员约有三千人。
　　㈤上海佛学书局。一九二九年成立。原为集编辑、印刷、流通于一身的佛学专业出版机构，因其以提倡佛学、宏扬佛法为宗旨，故在出版发行佛书之外，还附设佛学文会、佛化播音会、佛学研究函授社和佛学流通图书馆等，成为上海弘扬佛教的主要阵地之一。
　　其他佛教团体尚有：“觉社’、“法苑’、“省心莲社’、“法明学会’、“佛教徒护国和平会’、“上海佛教公墓’、“上海佛教火葬场’、“法宝馆’、“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上海佛教同仁会’、“上海佛化医院二“佛光疗养院’、“佛教平民诊疗所’、“慈光施诊所”、“乐园蔬食处’、“净业省修社’、“中国动物保护会’、“上海佛教莲社”、“上海鹿苑佛学会’、‘印心精舍’、“上海中华戒杀救急会’、“上海佛教慈幼院’、“安养念佛堂’、“班禅纪念堂’、“金刚道场’、“诺那精舍’、“莲华精舍’、‘上海劝募放生宏法基金会’、“上海劝募印送经书基金会’等。这些团体，都从各个不同方面开展了弘法传教活动。
　　（四）居士成为弘法传教的主要力量。
　　近代上海涌现出一批知识阶层出身的佛教居士。他们知识渊博，信仰虔诚，与政治界、实业界联系紧密，活动能力强。这些居士，除了组织各种各样弘法团体从事传教活动外，最大的贡献是开展多种多样的佛学研究。标志近代上海佛教复兴的一些著名佛教文化团体，如上海佛学书局、世界佛教居士林、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都是居士组织的团体。为数众多的佛学刊物，绝大多数也都是佛教居士创办、编辑的。近代上海出版的一些佛学研究成果，包括佛学理论和佛教史，有相当一部分出自居士的手笔。特别是有一些居士，他们弘传佛教的目的，除了绍隆佛法，不使佛教衰落外，还想利用佛教教理来教育人们，改造社会，转变不页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表明居士已成为上海地区弘传佛教的主要力量。
　　㈤独立撰述佛举著作，推行现代化的僧教育。
　　l、独立撰著佛学著作。长期以来，一些佛教大德习惯于用注释经典的办法来研究佛教。近代上海的一些佛学大师，特别是一些有真材实学的佛教居土，他们从日本佛教学者那裹得到启发，以新的理论思维方式，现代化的言语，开始独立地撰著对佛学思想有所发挥的著作，从而在佛学研究的领域裹，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尽管这仅仅是开始，真正有价值的成果还不是很多，而且有些著作明显地受到日本佛教著述的影响。但这毕竟有了一个开端。它不仅使佛学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推行现代化的僧教育。中国历来培养僧材的传统，是寺院采取师徒传授、认可的办法。近代上海出现了一些佛学院、学社，它们一改过去师徒传授的旧传统，采用了现代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效仿一般学校，实行上课制。教学内容丰富，除了佛学以外，还兼授其他文化、历史知识。这种现代化的僧教育，标志着佛教培育僧材，已由过去经院式的教育开始向现代化教育发展。
　　㈥不拘一宗一派，推行千方丛林制。
　　l、不拘一宗一派。近代上海僧人，虽然各有传承，如应慈自号华严座主，寄禅、圆瑛传禅宗，兴慈传天台宗，月霞传华严宗，持松传密宗，印光传净土宗。但是，他们大都融通各宗思想，不拘一宗一派之说。如应慈一生教演华严，行在禅宗，早年还得法于冶开和尚，为禅宗临济法派第四十二世。圆瑛曾传临济、曹洞两派法脉，但后来却深信净土念佛法门。平时主张天台、贤首并弘，禅宗、净土双修，尤专精于（楞严经）。兴慈一生，虽教演天台，却行传净土，以弘扬净土为职志。他所创的法藏学院，培育僧材，即依天台教规为指南，以净土法门为归宿。月霞弘扬华严，创办华严大学，但根本却在禅宗，所谓无一日不坐香参禅，无一年不打禅七，四十年未敢一日离开。持松早年会学天台教义，旋又嗣法丹霞，传禅宗临济法系，后来才学真言宗于日本，得第五十一世阿阁黎位。他除著有（密教通关）、（真言宗朝暮行法）等密宗撰述外，还有（华严教义始末记）、（摄大乘论义记）等显教著述多种、。印光一生弘扬净土，被奉为中舆净土的第十三租，但也是一位禅教俱通的人物。一代大师太虚，为法相宗一大家，但对经、律、论三藏，各宗要义，各家学说，无不淹通。至于一些知名的佛教居士，更是不拘一宗一派，对各宗学说全面加以研究，对各派教义平等加以弘扬。如范古农／，初台、贤并弘，后对法相特有研究，同时称扬净土，对三论亦有所论及。江味农，初学禅法，后东渡日本专究东密。但一生教主般若，行在弥陀，曾被推为省心莲社社长。其他如丁福保、蒋维乔、王一亭、关纲之，黄涵之、方子藩等居士，也大都是融通各宗的人
　　2、推行十方丛林制。近代上海的寺庙，大都为十方丛林制。一些原来属于剃度派的子孙庙，有的后来也陆续改为十方丛林制。如云居庵，原为剃度派尼庵，一九O一年改为十方选贤制。三昧寺，原来也是剃度派寺庙，一九四八年改为十方选贤制。静安寺在清咸丰以来，也属剃度派的子孙庙，一九四七年改为十方选贤丛林。龙华寺也是在一九三四年恢复为十方丛林制的。一些新兴的寺庙，如法藏寺、海会寺等，都属于十方丛林。所谓十方丛林，即寺庙的住持，不是师徒剃度相承的世袭制，而是在官方或地方群众的监督下，由十方诸山大德长老推选贤能担任。这种制度，较之剃度世袭制来说，无疑是一种进步。
　　㈦注重法相唯识举的研究。
　　近代上海的佛教界（包括僧人和居士），虽都融通各宗思想，不拘于一宗一派，但一些著名佛教学者对佛教理论的研究，大都注重法相唯识之学。所谓“不教法相，行在弥陀’。一代佛学大师太虚，是举世公认的法相唯识学专家。他在上海创建的觉社，主要弘扬法相唯识之学。他先后在社内讲了（八识规矩颂）、（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等许多法相宗的基本论典。当时上海的（神州报）曾在此发表（中国唯识学之复兴）说，认为太虚“在觉社开讲唯识宗学之纲要’，乃“学术界之好消息”。所著唯识学著作（真现实论）和（法相唯识学），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影响很大。知名的居士范古农、唐大圆等，也都对唯识思想深有研究。范古农不仅常讲唯识要典，而且专门创设了法相学社，以法相宗的“一本十支”作为学员的修学课程。平时常劝人以法相为宗。唐大圆在世界佛教居士林多次讲解唯识之学，同时出版了许多通俗的唯识小册子，如（唯识方便读》、（唯识三字经）、（唯识易简）、（唯识的科学方法）等。在这些著名佛教学者的大力提倡下，一时间，上海曾出现一股研究、学习法相之学的热潮。
　　三、近代上海佛敌复兴的主要原因
　　佛教之所以能在近代上海这块土地上得到复兴，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有：
　　（一）近代上海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为佛教复舆创造了夏好的基础。
　　l、近代上海，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一些商人、资本家在经营中发了财，常常慷慨解囊，对佛教进捐献和资助。而一些小商小贩和个体经营者，为求得生意舆隆，财源茂盛，也经常进庙烧香，奉献香金。这不仅使得一些古老的寺庙都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在不长的时间裹，还新建了一批寺庙和新型的佛教团体。所有这一切，都为上海佛教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2、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近代上海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当时上海现代化的印刷出版事业，始终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为数众多的出版机构和报荤杂志，使出版佛教著作、弘扬佛学思想有了广阔的园地。同时，佛教界本身也凭借着上海优越的印刷条件，创办了一些专门刊印佛教典籍的书局和弘扬佛学的刊物，从而使上海佛教的复兴，有了更为有利的物质条件。
　　（二）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在近代仍有影响。
　　l、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在印度本土虽早已衰亡，但在世界上，直到近代仍有深远影响。这表现在不仅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佛教仍特别兴盛，有的还作为国教，而且在西方一些国家，近代也相继建立起一些佛教组织和僧团。一些思想家和哲学家也开始对佛教及其思想发生了兴趣，从而进行研究，并取得到一些成果。尤其是日本，近代佛教特别舆盛，佛学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他们有大批的佛教学者，为数众多的佛教院校（系）和佛教学术研究机构，发行了各种各样的佛学刊物，出版了大量的佛学著作。近代上海，处于中外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西方世界特别是日本对佛教及其思想的重视，不能不引起上海学术界和佛教界的注意，促使他们对佛教及其思想进行探索和研究，从而为佛教在上海的发展增添了动力。
　　2、印度佛学思想在近代中国曾被一些思想家和革命家用作思想武器。维新派人物谭嗣同，运用佛学中的“无我’、“无畏乙思想，冲击一切封建网罗，最后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大无畏精神迎接牺牲，为维新运动谱写了悲壮的一幕。梁启超认为，只有利用佛教的“大无畏”精神，才能陶冶出轰天震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物。荤太炎认为，搞革命必须“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他根据佛教中“自贵其心，不以他力’的教义，提出了“依自不依他’的强调民族自尊心的思想，发扬了“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勇猛无畏’、“排除生死’的勇敢战斗气概，鼓舞人们去进行革命斗争。这些思想家和革命家从佛教中吸取精神力量去进行变法、革命的言论和行动，给上海学术界和佛教界以深刻的影响，促使他们加强对佛教及其思想的研究，从而推动了佛教在上海的发展。
　　3、印度佛学思想曾受到近代一些哲学家和学者的重视。近代有些哲学家和学者，非常重视对佛教及其思想的研究，有的还把它作为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根据。当时一些重要的文科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和成都大学等，都开始讲授佛学。胡适、冯友兰等在编写（中国哲学史）时，都写进了佛学。熊十力依据佛学写出了他的（新唯识论）。梁启超在讲中国学术史时，也专门讲了佛学。这些都对上海学术界和佛教界有影响，使他们重视佛教及其思想的研究，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上海的发展。
　　4、印度佛教思想被一些人用以教育人们、改造社会、转变不良的社会风气。金陵刻经处创始人杨仁山早就把佛教看作是“济世之方’。上海的一些高僧大德和知名居士，也认为佛法可以用来教育人们，改造社会、转变不页的社会风气。如圆瑛曾大力宣扬佛教的“积极救世’思想。认为佛教是“挽救人心之唯一方法’。他把“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种精神学’，看作是“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认为运用这种学说来“挽回世道，救正人心’，就能“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致社会国家于和平’。二圆瑛法汇》，《讲演录∑太虚提倡人间佛教，宣扬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和教理革命，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用以“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弘一也号召人们“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上海其他一些僧人和居士，大都根据佛教中“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等教义，提倡不杀生，保护动物，建立放生会；并利用讲经会、广播电台，宣传佛教教义，劝人为善，转变社会的不页风气。这一切，也都有利于上海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种种，说明印度佛教及其思想在近代仍有深远影响。这些影响，正是佛教之所以能在近代上海复兴的思想条件。
　　（三）不同阶层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信仰佛教。
　　l、民国以来，战乱不断。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之下，租界林立。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也有一部分，在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不满现实，却又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们既反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它禁锢人们的头脑，阻碍社会的进步；又对外来的西方文化思想抱不信任态度，认为不合中国国情，于改造社会无益。正是在这种无所适从的矛盾状态中，有些人就转向佛教，想从佛教教义中找到一条救国救民之道。
　　2、处于灾难深重中的上海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悲惨。他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们想到佛教中寻求精神上的安慰，思想上的解脱，于是纷纷信仰了佛教。他们拥向寺庙，在佛、菩萨像前焚香点烛，叩头跪拜，既求现世利益，也求死后早登西方极乐世界。
　　不同阶层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信仰佛教，从而加速了上海佛教的发展。
　　（四）各地佛教高僧、佛学名流云集上海。
　　l、近代上海，交通发达，经济、文化发展迅速，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越。各地的佛教高僧、佛学名流，经常应邀来上海讲经说法，收皈依弟子。可以这样说，当时全国著名的高僧和知名的居士，没有一个不来上海进行传教活动的。他们中间，有的后来即长期留居沪上，进行弘法传教活动。他们有的广收徒众，讲经说法；有的著书立说，弘扬佛教教义；有的募捐集资，创办各种各样的新型佛教团体和慈善事业。这样，壮大了信教群众的队伍，增加了佛教活动的场所，进一步扩大了佛教在上海的影响。
　　2、上海的一些佛教团体，有计划、有步骤地把一批佛教学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鼓励他们进行佛学研究，组织他们讲经说法，出版发行他们的佛学著作。如上海佛学书局，把一大批著名佛教学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不仅他们所撰写的佛学著作，都由佛学书局编辑出版，而且组织他们编写佛学讲义，注释佛教经典，撰著佛教通俗读物、专著和论文。还组织他们定期到各有关团体讲演佛学，到特约的电台播讲佛经和佛学论著。
　　正是由于各地的佛教高僧、佛学名流云集上海，才使近代上海的佛教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复兴景象。
　　四、知名佛教人士在近代上海佛教复兴中的贡献
　　（一）近代上海佛教复兴中的著名僧人。
　　1、谛闲二八五八——一九一三二，在一八八四——一八八七年间，曾于龙华寺学教、受记。一八八八年起，在龙华寺开讲（法华经）、（楞严经）等。一九二二年在上海留云寺（海潮寺）佛学研究社主讲（八识规矩颂）、（圆觉经）等。从一九二二年起，每年都到上海净土庵、圆通寺、玉佛寺、佛教净业社、世界佛教居土林等处轮流讲经，宏扬天台教观。近代上海天台宗的舆起，同他的大力宏扬有关。
　　2、太虚（一八八九——一九四七），早年在上海静安寺举行寄禅逝世的追悼会上，曾提出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后又撰文宣传佛教复兴运动，建立新的僧团制度，在上海佛教界引起很大反响。一九一八年在上海与蒋作宾、章太炎、王一亭等组织觉社，出版（觉社丛书主后敢为（海潮昔∑，其专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也开始在刊物上发表。其后，在主持觉社期间，先后在社内演讲仑一十唯识论）、（八识规矩颂）、（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等，弘扬法相唯识学。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佛法僧园——觉苑。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玉佛寺创设觉群社，出版（觉群周报）。所著（真现实论）、（法相唯识学）等发表后，对上海唯识学的复舆有很大影响。
　　3、圆瑛（一八七八——一九五三），曾在上海创立圆明讲堂，组织圆盼莲池念佛会。一九四五年又在圆明讲堂创办楞严专宗学院，招收青年僧侣三十二人，每日讲经。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上海召集苏沪僧界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后为筹集经费支援救济事业，曾二次偕其徒明阳赴南洋各地向华侨进行募捐。一九三九年偕徒明阳回国后，即被日军以抗战分子论处而逮捕，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企图诱使他与日本合作，遭到拒绝，一月后始释放回沪。他在沪期间，经常赴各处讲经。讲得最多的是（楞严经），前后达十三迩。一九四九年开始撰著（大佛顶首楞严经讲义），共一一十四卷，现已出版发行。他的讲经弘法活动，对近代上海佛教的复舆有很大影响，故在建国后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
　　4、应慈（一八七二——一九六五），早在一九一四年，曾协助月霞在上海爱俪园开办华严大学。一九四O年又创办华严学院于上海上滨湾，在院内开讲六十（华严），历时二年。后与叶恭绰、蒋维乔等发起组织“华严经疏钞编印会l，任理事长，编印（华严经疏钞）。一九四三年起，驻钖上海沉香阁（慈云寺），讲解华严经论，从而使沉香阁成为弘扬华严宗的道场。
　　5、舆慈（一八八一——一九五O），一九一八年起，先在爱俪园讲（天台四教义集注），后住上海超尘精舍，讲经传教。一九二四年在上海创建法藏寺，并在寺内设立法藏学院。其间，还创办法云印经会，刻印古德经疏数十种。一九四O发起成立上海佛教同仁会，被推为会长。一九四六年在法藏寺创设慈光补习学校，为一般清寒子弟免费施以初中教育。一九四七年正式创立兴慈中学，培育人材。一九四九年又于法藏寺设慈光施诊所，聘中西医四名，为贫病者施诊给药。所创法藏学院，以天台教观为指南，对天台宗在上海的复兴，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6、月霞（一八五八——一九一七），一九一四年经狄葆贤推荐，到上海爱俪园创办华严大学，专弘华严教义，学员有持松、戒尘、常惺、慈舟等八十余人。后因异教徒的破坏，华严大学不久即迁移杭州海潮寺，月霞也随之离开上海。他在沪弘法时间虽不很长，但因他所创华严大学是近代上海第一所佛教大学，故对近代上海重舆华严宗有很大影响。
　　7、印光（一八六一——一九四O），从一九一八年起，其文稿即在上海（佛学丛报）上陆续发表，对上海佛教界有所影响。一九二二年，为印书事来到上海，住太平寺，居士施省之、王一亭、关纲之、黄涵之等常前往问法，引起广大佛教徒的注意，前往要求皈依者日众，太平寺一度成为他在上海弘法利生的道场。由于他广印净土经书和（印光文钞），皈依者又多，上海的净土宗风即由此而盛行起来。世界佛教居士林的莲社和上海佛教净业社等，都是由于他弘扬净土而相继建立。一九三一年他又创办弘化社，刊印佛书。一九三六年，他在觉圆佛教净业社启建的护国息灾法会上破关说法，前往皈依者千余人，使净土宗风更大振于上海。印光逝世后，在上海觉圆法宝馆成立印光大师永久纪念会，并发行（弘化月刊），更使上海净土宗风持久不衰。
　　8、震华（一九O八——一九四七），一九四二年起，任上海玉佛寺住持。其间曾创办上海佛学院，自任院长兼教务主任，有教师十余人，学僧三十人。后在玉佛寺成立弘一大师纪念会图书馆，收藏佛教典籍，计有王少湖捐赠法相典籍二百余册，丁福保捐赠内外典籍敷千册，以及（续藏）、（频伽藏）、（大正藏）等。一九四三年创办（妙法轮）月刊，任主编，宣扬佛教理论。他在沪弘教时间也不长，一九四七年即病逝，但对上海佛教的复兴也有一定贡献。
　　在近代上海佛教复兴中有所贡献的高僧还有持松、大勇、显荫、谈玄等，他们都为上海密宗的重兴作过贡献，这在前面已有所论及。还有其他一些，也不一一列举。
　　（二）近代上海佛教复兴中的知名居士。
　　l、范古农（一八八一——一九五二，自一九一八年皈依佛教后，即往来于上海等地弘法讲经。一九三一年起，任上海佛学害局总编辑，发行（佛学半月刊），编辑（佛学小丛书）和（佛学百科丛书）等。一九三五年任上海（佛教月报）主笔。一九三八年在省心莲社主讲《三十唯识颂》和净土三经一论。一九四七年组织法相学社，亲自主讲法相唯识之学。晚年被选为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一生以弘扬佛法为己任，劝人以法相为宗，以净土为归。其对近代上海佛教复舆之贡献，在居士中实属少见。
　　2、江味农（一八七二——一九三八），早年在日本高野山专究东密，返国后与人一起在上海筹设功德林佛经流通处，汇集南北刻经处及名山各种经版刻印流通全国，弘法利生。一九三O年秋在上海开讲（大乘止观）。后被推举为省心莲社社长，经常在社中宣讲（大乘经典）。一生对《金刚经》颇有研究，著有（金刚经讲义），出版后受到佛教学者的重视。他对近代上海佛教的复兴有一定贡献。
　　3、丁福保（一八七四——一九五二），一九O五年始读释氏语录，其间结识佛教学者杨文会，闻佛法要义。一九O八年到上海行医，创办医学书局。一九O九年赴日本考察医学，回国后继续在上海刊书行医，并研究佛教，刊印佛书。此后编写通俗的佛经注解多种，先后出版有二切经晋义提要）、（佛经精华录笺注）、同（租坛经笺注）、（佛学指南）等。一九二一年开始编纂《学大辞典》，一九二二年正式出版，在上海佛教界影响颇大。
　　4、蒋维乔（一八七三——一九五八），一九二九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前后执教二十余年。他研究佛教有素，经常阅读、演讲佛经，并“依照佛法，进行修持’。一九二三年，与梁启超、蔡元培、范古农等在上海发起影印月本（续藏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九三一年又与叶恭绰、丁福保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影印碛砂版大藏经会，影印（碛砂藏），委托上海佛学书局出版发行。所著（中国佛教史）、（佛学浅测）、（佛学纲要）、（佛学概论）等，在上海佛教界有一定影响。
　　5、狄葆贤，生卒年不详，一九二一年起在上海开办有正书局，出版佛教经书和佛像数百种，一时风行海上。所办（佛学丛报），为我国近代首创的佛学刊物。曾推荐月霞至上海创办华严大学。一九三一年与叶恭绰等在上海发起影印宋版（碛砂藏）。他以出版佛书，创办佛学刊物、影印藏经等方式，为近代上海弘传佛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6、黄涵之（一八七五——一九六一），对净土宗颇有研究。曾任上海佛教净业社社长、法明学会副会长，为上海近代传播净土宗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所著（阿弥陀经白话解释）、（初机净业指南）等，由弘化社、佛教书局多次出版发行，总数达几十万册，被上海佛教界称为初学者的入门页书，在中下层信众中有广泛的影响。
　　7、唐大圆（?——一九四三），早年因听太虚讲（成唯识论）而对唯识学发生兴趣，后研究多年，终有所成就。一九二五年起，任上海世界佛教居土林名誉讲师，在林内讲（唯识方便谈）等。又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编辑，先后在该刊发表（佛法不坏世法论）、（平心之论）、（出家胜义）等佛学论文。世界佛教居士林还出版了他的（唯识方便谈）、（唯识三字经）、（唯识的科学方法）、（唯识易简）等小册子多种，深入浅出，文笔生动，在上海一般知识分子中起了比较普遍的影响。
　　其他在近代上海佛教复兴中起有一定作用的知名居士尚有连任三、四、五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佛学书局董事长等职的王二争；曾任上海佛教净业社社长的关纲之和闻兰亭；曾任第一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的周舜卿；曾任第二届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上海佛教净业社董事长等职的施省之；曾主编（佛学半月刊）的余了翁；曾任大法轮书局经理的苏慧纯·，曾任上海佛教青年会理事长、（觉讯）月刊发行人方子藩和曾任世界佛教居士林总务部长及副林长、上海佛教公墓经理的李经纬等。
　　摘自《内明》第2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