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坛经》写本跋

敦煌《坛经》写本跋
　　任继愈
　　《坛经》在我国佛教发展史及思想史上有过深远影响，它也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研究者的重视。中国僧人的语录，被后代学人(当然是禅宗一派)尊奉为“经”的，只此一家。隋唐以后，出现过不少伪经，但这些伪经的作者都不敢说出作者的时代、姓名，只能伪托“佛说”，只有《坛经》明目张胆地标明这是惠能的言行录。当年释迦逝世后，他的说教也是在他逝世百年之后才开始结集的。《坛经》记录惠能的言行，汇编成书，需要一个过程，中间经历了若干传播者的手和口，难免有些意思与原意有出入。
　　据日本柳田圣山教授主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所列版本共十一种，它们是：
　　一、敦煌本
　　二、兴圣寺本
　　三、金山天宁寺本
　　四、大乘寺本
　　五、高丽传本
　　六、明版南藏本
　　七、明版正统本
　　八、清代真朴重朴本
　　九、曹溪原本
　　十、流布本
　　十一、金陵刻经处本
　　此外尚有西夏文断片，及金泽文库本断片，及手抄本《曹溪大师传》。
　　现存《坛经》的十几个版本中，分歧较大的莫过于惠能的“传法偈”，这个问题曾引起古今佛教研究者们的注意。
　　神秀偈云：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
　　尘埃。”
　　敦煌本《坛经》记录的惠能偈有两首：
　　(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
　　处有尘埃。”
　　(二)“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
　　处染尘埃。”
　　近人陈寅恪先生有专文论及这两个偈比喻不适当和意义不完备两大缺失。陈文指出，菩提树为永久坚牢之宝树，冬夏不凋，光鲜无变，佛祖在此树下成最正觉，不应比喻变灭无常之肉身，所以说这是比喻不适当。陈文又指出，后一偈开首两句，心身两字为书写者写颠倒了，应作“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极是。根据修辞通例，偈文必须身心对举，言身则为树，分析皆空；心则如镜，光明普照。今偈文只讲到心的方面，而对身的方面，只用了一个比喻作为开头，缺少继续之下文，仅得文意之半，所以说意义不完备。
　　陈文指出，千百年来人们对此偈一味称赞，以为绝妙好辞，而忽略了它的缺失。陈文给后人以有益的启发。
　　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敦煌本《坛经》传法偈的问题。
　　据嵩山少林寺《法如碑》等文献记录，可以推证弘忍死后，禅宗南北二宗传法世系尚未正式建立，所谓顿渐之争还未提到日程上来。
　　禅学自东汉传人后，从安世高介绍小乘禅法起，到菩提达摩介绍南天竺一乘宗的大乘禅法，都是一面静坐，一面思维，用思想的集中以调整呼吸，内观因果，冥想解脱境界(如“四禅”“人道四行”等)，都是身、心配合的宗教训练方法。
　　敦煌本《坛经》，神秀一偈与惠能两偈，说的都是身、心如何训练问题。但神秀与惠能两人的侧重处不同。神秀偈强调坐禅者的主观训练，“菩提树”、“明镜台”都是一种比喻，要求不犯身、口、意等过失，调练身心，尽力防范俗念滋生，使它们像菩提树一样坚牢、光洁，像明镜那样不容灰尘污染。惠能两偈也是讲的习禅训练方法，而侧重于佛教的宗教世界观的培养。“佛性常清净”(第一偈)、“明镜本清净”(第二偈)，更偏于积极树立佛教的宗教世界观，其禅法宗旨不只限于防犯过失，而是致力于树立佛性“常清净”、“本清净”的宗教世界观。从坚定佛教立场看，用菩提树作比喻，不一定算比喻不适当；惠能的第二偈要求习禅者体认佛性的自身清净，以树立其信心，也不一定算作意义不完备。
　　敦煌本《坛经》惠能两偈，后来各种版本的《坛经》都写作一偈，就是现在世界流行，几乎家喻户晓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佛教研究者多着眼于辨析后来各《坛经》版本惠能偈为伪造或篡改。惟神秀偈各本相同，遂信其为真出于神秀之手，而未尝疑其“伪”。
　　喜得近年考古有新的发现，这个五祖传法故事有多少真实性，还值得怀疑。
　　据《法如碑》记载(此碑刻于698年，保存完好，在少林寺)，法如在弘忍门下共16年，咸亨五年(674年)弘忍死后，他才离开东山寺，转到少林寺，后来当了主持。又据神秀碑载，神秀在弘忍门下“服勤六年，不舍昼夜”。以后，离开弘忍。弘忍死时，神秀未在身边，惠能早已离去。这就是说，弘忍单独传法给惠能(无论有无衣钵为信)，固然出于后人附会；单独传法给神秀，同样出于后人的附会。各种版本《坛经》的传法偈，都是法如死(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后约半个世纪以后的事。这些是非都是弘忍的再传门人分别门户，制造出来的。当然。这种争论也不排斥．各派争取统治者的支持、争夺寺院财产的继承权等因素在内。以今例古，其理不殊。又据《唐大证禅师碑》(《金石萃编》卷19)、《唐少林寺同光禅师碑》(《金石萃编)卷8)、《法如禅师碑》(《金石萃编》卷6)，各派虽都以传得道统自任，却还未见有独占法统，自称嫡系，排斥其他系统为异端的记载。按法如死后又过了17年(神龙二年，公元706年)神秀死。张说为神秀撰碑文，亦说“东山之法，尽在秀矣”，未说神秀是达摩以后的惟一的嫡传法嗣。只是到了神秀死后又过了30年(736年)他的弟子普寂、义福才正式为神秀争得六代祖师地位。神秀死后，又过了39年(745年)，神会在滑台大会又为惠能争得六代祖师的地位。
　　《坛经》各种版本的传法记载，都是禅宗后代传人逐渐增补的。所有佛经，每卷开头都是“一时佛在舍卫国(或其他地点)……”，有时对国王说法，有时在龙宫，有时在林中，有时在山上。佛说经都有时间有地点，以示可信。事实表明，凡佛说经，都是后代佛徒“结集”成的，所谓“结集”就是后来的学派按照他们各自的理解来编凑的“言论集”，把它挂在释迦名下，称之为“经”，虽无其事，当有其理。唐中期以后，禅宗风行海内，蔚为大宗，其门徒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主张，“结集”师说，汇编为《坛经》，自在情理中，尽管敦煌本与后来的各种版本出入较大，却不能说后来的各种版本的《坛经》为篡改或伪造。
　　现在的敦煌本《坛经》产生的时代约为780年，上距惠能之死，已67年。现存最古的禅宗史《祖堂集》编于五代南唐保大十年(952)，上距惠能之死为239年，距敦煌本《坛经》为172年。《祖堂集》记录的这个传法偈，神秀偈一首，卢行者偈一首(不称惠能)，神秀偈与传世各本相同，惠能偈为：
　　“身非菩提树，心境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有
　　尘埃。”
　　文句与后来通行本略异，而主旨不差。此偈早于北宋《景德传灯录》50年。
　　各本《坛经》都认为神秀偈没有彻底了解禅宗的宗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只有对惠能偈(不论是敦煌本的两首，还是后来各版本的一首)持肯定态度。惠能偈为惠能后学所编制，自无疑问，神秀偈是否即神秀所作，似未见有人提出疑问。从神秀当时的活动及关于其弟子普寂、义福的记载中，却看不出他有作此偈的可能。如果没有弘忍传法于神秀或惠能的事实，当然没有传法的偈颂。史传记载，弘忍门下千百徒众，传法人不只是一个神秀，或一个惠能，而是有一批继承者，其中也有相从最久、享有盛名的法如等。从敦煌本《坛经》开始流布之日起，就带有张大惠能学派的倾向。我们可假设，所谓神秀偈，只是为了作为惠能偈的陪衬，为了显示神秀的“不了义”，反衬惠能的彻悟和高明而制作出来的，它与神秀及其弟子无甚瓜葛，倒是与惠能及其弟子的关系甚大。正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用作陪衬的神秀偈，诸本《坛经》尽同，而用作正面教材的惠能偈，却由惠能后学们一代一代地踵事增华，而变得完备起来。可以说，《传法偈》就是为了争禅宗六代祖师的正统地位才创制的。不打破神秀的垄断地位，就难以确立惠能的六祖的嫡系继承醛。因为神秀经历了几代皇帝的吹捧，号称“两京法王，三帝国师”，势力太大了，法海、神会等惠能门徒必须把神秀作为靶子来打。先丑化对手，再说明自己的正确，这种事情，古来屡见不鲜。要警惕唐代名气很大的政治和尚，并不那么天真可信。 ‘
　　做翻案文章，必先有一个“正面”文章作为靶子，翻案文章才好做。缺少这个靶子，翻案文章即无从做。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神秀的偈在前，惠能偈即显不出它的精辟。历观佛教思想发展，如没有小乘的一切有部，大乘空宗的破相就成了无的放矢；没有大乘空宗的挥斥八极扫荡一切的作用，后来的大乘有宗的圆成实性，也无从区别于小乘有部。人类思想就是沿着这条不断地否定之否定的途径前进的。
　　敦煌本《坛经》，写成的时代约为780年。惠能传法偈与后来诸者有异，从敦煌本《坛经》到最早的《祖堂集》的中间相距约170年，后30年乃《景德传灯录》的《传法偈》，于是惠能传法偈遂成定论。禅宗不立文字，而重在直观的体验，敦煌本《坛经》错别字连篇累牍，说明传抄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是个小知识分子，但其中道理却不可低估，见解是深刻的。弟子们记录内容有出入，有详略，但各种版本的《坛经》确实是惠能南宗的言行录，不容置疑。敦煌本《坛经》的发现足以表明，禅宗思想当年传播的广泛程度。从常情推论，内地关于《坛经》的记录当不止一本，惠能弟子除去法海外，尚有多人，神会就是比法海活动能力更强的一个。各种抄本内容有出入，是自然的。如“风幡之辨”不见于敦煌本《坛经》，而见于《历代法宝记》，该书成于大历年间(766—799)，略早于敦煌本《坛经》。敦煌本《坛经》足以说明禅宗势力已远及河西走廊，中原地区流行的其他版本和说法还不能由此一个版本就作出判断，认为其他版本都是伪造的。
　　禅宗早期不重著述，大量著述是在五代以后，语录已泛滥成灾。早期禅宗多为口传心印，以后各种版本《坛经》虽达十余种，而基本思想完全是惠能一派的，而不属于神秀、普寂、义福以及《禅源诸诠集》中所收集的其他流派。我们今天研究惠能的思想，敦煌本《坛经》给人们提供了较早的一件有价值的资料。但也要考虑到，此后的其他版本，成书迟，其中包含的思想可以很早。此种事例，中外不乏先例。如《老子》成书于战国，其中有战国的时代痕迹，但此书基本上可以代表老子的思想，这一事实已被学术界所承认。从《老子》一书的完成上溯到春秋时的老聃本人，达一二百年，比敦煌本《坛经》的写定惠能传法时期要长得多。再如《山海经》一书写成图文并存的定·本，约在晋朝，其中许多事迹多为史前传说，利用《山海经》以解释远古史地，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依据。远古史前传说到《山海经》的汇编成书，当在几千年以上。因此，运用敦煌本《坛经》同时兼采宋以后的现存各种版本的《坛经》作为原始资料，说明慧能的禅宗思想，指出它的思想特征，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至于弘忍从《楞伽经》转授《金刚经》，敦煌本《坛经》已有明证。拙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后，见解未变，这里就不再重复说明了。然据《法如碑》，法如从弘忍接受《楞伽经》，这也足以’说明弘忍以《楞伽经》为主要经典，弘忍开始兼授《金刚经》，法如专主《楞伽经》，惠能专主《金刚经》，学术流源，痕迹显然。
　　(原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