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语与西域胡语文献中的佛教神话研究

梵语与西域胡语文献中的佛教神话研究
　　主持人：王邦维
　　神话是东方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东方的神话研究以往在东方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领域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然而，曾经广泛流传的佛教神话（特别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重镇的西域地区所流传的、用西域胡语书写的佛教神话），这方面的研究却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课题。本课题《梵语与西域胡语文献中的佛教神话研究》，以印度梵语以及西域胡语书写的佛教神话为对象，其研究意义与学术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可以突破目前国内的佛教文学研究仅仅停留在汉译佛经层面的局限，开拓新的文学文献领域。简单说来，除少数学者外，以往的佛教文学研究基本上围绕着古代的汉译佛经以及为数寥寥的几本当代汉译，很难涉及到用印度的梵语和西域的胡语（包括吐火罗语、粟特语、于阗语、回鹘语等）书写的佛教文学文本。本课题恰恰以后者为主要的取材对象，无疑能够进一步扩大新史料的范围。比如，讨论佛经故事中的神话因素，如果不能将Mahàvastu-avadàna（《大事譬喻经》）、Avadàna-÷ataka（《譬喻百颂诗集》）、Divyàvadàna（《天神譬喻经》）、Jàtaka -màlà（《菩萨本生鬘论》）等数量不菲的梵语佛经善加利用，那么，显然无法对相关问题做出综合性的判断。
　　第二：可以将“梵汉对举”的研究方法发扬光大。长期以来，包含神话在内的佛教文学研究，基本上算是汉译佛经翻译文学研究，所利用的基础史料就是汉译佛经。虽然在佛教文学研究的早期阶段，陈寅恪、周一良、季羡林等先生的研究是以“梵汉对举”为特色的，真正做到了自由出入梵汉两种文本世界之间，但是，当代某些学者的研究虽被冠以“梵汉对举”之名，却无“梵汉对举”之实，因为其所谓的梵汉对举中的“梵”，不是出自印度的真正的、原典的“梵”（和“胡”），而是经过了翻译中介的、以汉译梵的“梵”。且不说这两种“梵”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单就其论述的范畴而言，只取那些有汉译本的史料，而无法将没有汉译的其他多种梵胡语言史料为己所用。本课题的研究遵循王国维以来的现代学术研究的“三重证据法”，既有出土的梵语和胡语文献，也有外来的思维观念，再加上一些相关的图像叙事的史料，可以形成双边和多边的对证，以消除单纯依赖汉译佛经的倾向。
　　第三：在充分挖掘佛教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相当丰富的神话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佛教神话的源头、结构、神系的演进以及神话的叙事方式等，一方面可以为古代东方的宗教神话研究提供一个研究的范例，另一方面可以为建构东方古代宗教神话研究资料集奠定基础。佛教神话的哲理智慧、宗教情怀、冒险精神、浪漫色彩和其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及情感，至今还部分保留在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印度智慧的一部分。本课题将佛教神话放在文化史、文学史与文化交流史的大“网络”中进行分析，既将佛教神话与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神话、耆那教神话进行比较，也可以将佛教神话与东方其他地区的宗教神话（比如：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中国的道教神话等）进行比较，还可以梳理印度佛教神话对西域多个民族的神话以及汉地佛教文学的影响。因此，本课题对了解印度神话的完整体系，研究印度乃至东方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形态，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四：从学科的发展而言，东方文学学科目前正在形成东方文学史（以书面文学为主）、东方文学理论（诗学）和东方民间文学三足鼎立的局面。本课题可以为新兴的东方民间文学研究，提供实证性的研究范例。用口头传统的眼光，去重新审视和反思佛经文本中所包含的神话内容，根据文本外在表露出的“重复与程式化”特征，试图勾勒并还原某一个佛教神话具体的口头流传的原生形态，揭示口头传统与书面传统二者之间的互动在佛教神话的动态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具体作用。因此，这个课题对东方民间文学的学科建设将起到推进作用。
　　印度佛教神话，特别是涉及梵语与胡语的佛教神话，其研究属于多个学科交叉的范畴。其研究现状需要从以下几个学科领域去梳理：
　　第一，就印度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金克木先生的《梵语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是一部叙述印度古代梵语文学成就的专著，其中第二编第三章为“吠陀文献中的神话传说”，第三编第二章为“往世书的神话”，该书第二编第五章为“佛教和耆那教文献中的文学成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均没有涉及佛教神话。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印度古代文学史》对佛教文学的论述增加了分量。Winternitz的《印度文学史》（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和Jan Gonda主编的多卷本《印度文学史》（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将佛教文学纳入视野，但对佛教神话论述较少。K.R.Norman的《巴利语文学》（Pàli Literature）和Oskar von Hinuber的《巴利语文学手册》（A Handbook of Pàli Literature），对南传巴利语佛教文献进行了梳理，为了解南传上座部的佛教神话提供了资料。同类的著作还有郭良鋆的《佛陀与原始佛教思想》。此外，就译著而言，季羡林译的《罗摩衍那》、金克木和黄宝生等译的《摩诃婆罗多》这两部印度史诗，以及黄宝生等译《佛本生故事选》、巴宙译《弥兰陀王问经》、黄宝生等译《〈故事海〉选》、郭良鋆译《经集》等译著，为进一步研究佛教文学提供了直接的史料或者可资比较的参照系。在印度神话方面，[英]韦罗尼卡?艾恩斯《印度神话》，孙士海、王镛译（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收入《东方文化集成》丛书。“该书系统介绍了印度远古诸神、吠陀诸神、婆罗门教神话、印度教神话、佛教神话和耆那教神话，特别详细介绍了印度神话的主体印度教神话，配有与神话内容相关的印度雕刻或绘画插图，并提供了神话涉及的印度民俗信仰等大量的文化人类学材料。”艾恩斯指出，佛教神话的产生吸取了印度上古的各种传说，佛教神话的重心是对佛陀神圣出身的神化，佛教宇宙论与万神殿的形成也基于多种新旧信仰的融合，“大众化的佛教是大乘与印度教万神殿和宇宙论的奇异混合物。”邓殿臣主编的《东方神话传说》第五卷为“佛教、耆那教与斯里兰卡、尼泊尔神话”，选登了佛教文献中的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因为体例的关系，该书只提供故事，而没有什么研究和分析。国内对印度神话的研究基本上是偏重于印度教神话，这方面的论文不少，比如，魏善浩《南亚神话面面观——印度文化溯源》（《扬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魏善浩《从南亚神话到史诗——印度文化源头论》（《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赵建国《印度中期神话与超自然神的崇拜》（《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史锦秀的《论印度神话中的人文关怀》（《河北学刊》2002年第4期）等。郭良鋆的《佛陀的神话观》（《南亚研究》1997年第1期），在考察梵文、巴利文和汉文佛经的基础上，归纳出“恶魔在心中，天神在禅定中，这是佛陀神话观的两大特征，也是原始佛教神话的精髓。”该论文对本课题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直接涉及印度两大宗教的神话比较的论文是韩廷杰的《婆罗门教神话和佛教神话比较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1期）。该文认为，印度古代的神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婆罗门教和佛教之间的相互斗争和相互影响的情况，并归纳了佛教神话的培育方式，“如果婆罗门教的神形象已很发达，佛教就直接继承。如果婆罗门教的某些神形象还不大发达，佛教则加以改造和发展。” 任远《论〈宝髻本缘〉和宝髻的施舍》，基于梵语文献的分析以及与汉语译本的对比而展开论述的，该故事属于佛教的“本缘”体裁，但其中有神话的因素。这是一本与本课题有密切关系的参考著作。
　　第二，在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领域内，近年来，关于西域神话的研究日趋增多，但总的说来，研究还处在起始阶段。西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活跃的舞台,西域各民族在各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故事也拥有各自的独特的特征。李雪荣《浅析西域神话故事特征》（《塔里木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通过论述用各种形式流传于西域各民族的神话故事的主要特征，试图说明西域神话故事的地域特征。仲高《西域神话意象的文化意义》（《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将西域诸民族神话从总体上分为天地开辟神话、族源神话和文明起源神话。作者指出，这些神话中出现了混沌、模式数七、生命树、汉日天种、龙女、神鼠等意象，这些意象是西域民族早期文化的象征性标记,其中蕴含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起源。谭蝉雪《西域鼠国与鼠神摭谈》（《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将于阗的神话与民俗、传说等结合起来讨论。刘振伟《西域神话研究之现状及其意义》（《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对西域神话研究的现状作出评述,并在总体上说明了西域神话研究的重大意义。
　　佛教神话对西域多民族文学有所影响。那木吉拉就佛教神话对蒙古文学的影响，发表了多篇论文。那木吉拉《蒙古神话和英雄史诗中的印度日蚀月蚀神话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指出蒙古神话和英雄史诗作品接受印度神话影响时并不是消极的全盘移录，而是在接受影响的同时有所改造创新，在固有的神话故事或史诗作品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本来。那木吉拉《蒙古神话与佛教文化关系研究综述》（《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蒙古神话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从13世纪佛教在蒙古地区流布以来,佛教文化乃至印度、藏族神话从多方面影响了蒙古神话.国内外学者很早就关注这一课题，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一是佛教神话和印、藏神话对蒙古神话的影响,二是佛教文化对蒙古神话的影响的时间和程度问题。”那木吉拉《蒙古创世神话的佛教神话文化影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指出“在蒙古文献记载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创世神话的诸类型,颇受佛教神话或信仰佛教的印度等跨国民族和藏族等国内兄弟民族神话影响.这是因为蒙古族在皈依藏传佛教过程中,佛教或上述信仰佛教民族神话影响了蒙古神话,从而蒙古族创世神话蒙上佛教或信仰佛教诸民族神话文化色彩。”
　　第三，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内，近年来的佛教文学研究进展神速，主要的专著有：
　　孙昌武的《文坛佛影》和《汉译佛典翻译文学选》、侯传文的《佛经的文学性解读》、李小荣的《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陈允吉的《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陈允吉主编的《佛经文学研究论集》、吴海勇的《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弘学编著《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王立的《佛经文学与古代小说母题比较研究》、王青的《西域文化影响下的中古小说》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青的另一部专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信仰与神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观世音信仰与相关神话的源起与发展”，对观世音神的由来、观世音神话的纪录与传承等进行了分析。观世音神话是近年来海内外学界关注的话题，在美国任教的于君方（Yu Chun-fang）出版了专著Kuan-yin: The Chinese Transformation of Avalokitesvara（《观音：观自在菩萨的中国化转变》），对观音的神话形成及其形象在中国的转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为研究其他菩萨形象提供了参照。台湾学者在佛教文学方面的研究也成绩突出，比如，丁敏的《佛教譬喻文学研究》、梁丽玲的《〈杂宝藏经〉及其故事研究》和《〈贤愚经〉研究》等，近年的一些硕博士学位论文也开始讨论一些佛教神灵形象。比如，张雅惠的硕士论文《汉文佛典夜叉形象之研究》。夜叉源自于印度神话，印度神话中的夜叉形象被佛典所吸收、变化，佛典汉译后夜叉形象又被中国化。该论文以夜叉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企图经由归纳汉译佛典所见的夜叉的人物形象，对夜叉形象作全面且深入的探讨。朱秋敏的硕士论文《汉译佛典中帝释形象的叙事研究》，旨在探究出汉译佛典中帝释的整体形象、定位与角色功能；呈现出汉译佛典中帝释生命型态的建构及其故事的文学叙事特色；诠释出帝释在汉译佛典中所象征的深层宗教意涵。此外，在比较文学视野下，邓晓芒和肖书文《东西方四种神话的创世说比较》（《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冷和平《中印创世神话刍议》（《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等将印度神话与其他文化的神话进行了初步的比较。
　　第四，在西域出土胡语文献的解读方面，H.W.Bailey、R.E.Emmerick等人的贡献非常突出，相当重视解释某一个写卷或者某类文献的解读，但对西域神话缺乏整体的关照。段晴在德国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Aparimitāyuh-sūtra und das S.2471（《<无量寿宗要经>与S.2471》），讨论了于阗语《无量寿宗要经》中的龙神形象。Markus Mode在论文“Sogdian Gods in Exile ——Some iconography evidence from Khotan in the light of recently excavated material from Sogdian”（Silk Road and Archaeology 1991/1992）中，论述了粟特神祇与于阗的关系，这说明古代西域的神话以及神祇体系的组成情况，除了从文献中去考察之外，亦需要从图像史料中去作艺术史的分析。在汉语历史学研究界中，目前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是姜伯勤的专著《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该书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壁画、丝织品、近年大量出土的墓葬石棺画像资料等，结合传世文献的记载，用“图像证史”的方法，再现了祆教艺术与华夏礼乐文明的交融互动。书中多处涉及了祆教神灵的图像表现、祆教神灵崇拜及其信仰传播的历程，这对进一步了解西域地区的佛教神灵与其他宗教神灵的混同情况，有相当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