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台湾之开展

佛教在台湾之开展
　　广眼
　　随著汉人移民抵达台湾，政治、经济、文化也跟著活跃起来，尤其宗教活动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著。整个宗教活动可以说表现了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以及内心的得失、困顿与期望。
　　明永历年间，郑成功移师台湾。反清复明的千秋大业已经渐渐的遥远，汉人忠耿的节义，一时无法接受清廷统治的现实，在战乱、鼎革之际、人民颠沛流离，内心的失望与苦闷可想而知，不少人遁入佛门礼佛诵经，以纪家破人亡之痛，或者习禅闭静，对生命再度的内省与检讨。在金门岛，就有卢饶研“为释衲装，灌园自给”：杨期演“僧帽道披，晦迹后溪郁”；杨秉机“削发为僧”；许达翼“僧衣襄袖”闭户自晦，励节以终”。也有人“削发为僧”以利行止。这当然和僧、道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有关。如郑成功东渡之初，“兵部司务林英”便削发为僧，从云南到厦门，再由厦门东渡台湾，向郑成功报告西南情势，以及在路上所得到的永历帝为吴三桂所掳的消息。
　　郑成功之后政治气氛愈是抑郁，然而并不妨碍佛教之开展。当时知名人物，诗、书、医术多有精通，更有茹素念佛之佛门弟子。国亡家破的沉痛和反清复明的挫折，对于当权的郑氏权贵而言，恢复难期的无力感，使他们更接近了佛门，以佛门为精神上之寄托。郑成功的参军陈永华，于郑经继嗣后任“总制”，郑经西返大陆响应三藩之役，委国政于永华，永华建圣庙、立学校之余，在开山里赤山庄（今六甲乡） ，建立了一座崇祀观音的“龙湖岩”，寺前有龙湖潭，周围环绕遍植荷花，约有里许，左右树列成行，游之者比拟为辋川图画。郑经时代所辟建之其他寺院尚有“弥陀寺”，可能是郑氏建洲子尾别墅时期；所建。后经时日，历尽沧桑，乏人照应，年久倾圯，僧徒散去，成为荒寺。在康熙末，有正彝山僧名一峰者立志重建，四处募化，五十七、八年问重建中殿、阎君殿、三宫殿和僧房。此外，街有“准提堂”、“万福庵”、“观音堂”、“观音亭”、“观音宫”和竹林寺等佛寺。
　　台湾在郑氏延平王国经营下，佛教已有了初步的开展。直至清施琅东征平台，在台设一府三县：宁靖王朱术桂之宅院交给僧圣知改设为观音寺，后经整修，祀妈祖于正殿，后建有禅寺，付住持僧。
　　郑经为其母董氏所建的“北园别馆”，入清后曾荒置，当时台湾总兵王化行等把郑氏名园改为梵刹，就其故址建为寺宇，佛像殊胜，住僧云集，据王化行所撰的“始建海会寺记”载曰：
　　“台湾版图新辟—惟少一梵刹福祐海天。附郭大桥头有废舍一所……是三宝地也，何不就此立寺招僧伽以修胜果……会有僧志中者，自龆龀之年皈依沙门……从江右云游，来闻其事，愿募缘成之，于是同人各捐俸资……始于庚午八月七日，成于明年四月八日，名日海会。道场丕建，法筵宏开。瞻妙相之庄严，雷音寺见于东上：听法华之朗颂，只树园来自西天……沙门者、弱门也。佛法虽大，王法卫之……入世制之以王法，出世超之以佛法，显微之旨，殊途同归。故凡天下梵刹，皆赖士夫护持。后之游于此、宦于此者，肯一瞻礼，悉皆龙华会上人。少存菩提心，即见金刚力；其造福于海邦，岂有量哉?”志中和街深知：佛法虽大，王法卫之；入世制之以王法，出世超之以佛法。因此，既然台湾主政者有护持梵刹之意，于是共建“海会寺”，成为临济宗在台湾的大本山，循泉州开元寺之旧惯，亦称“开元寺” （即今台南市内之开元寺） 。康熙以来，曾经有“榴禅寺”、“海靖寺”等别名，却仍以“开元寺”著称于后。
　　临济宗在台湾的大本山除了开元寺以外街有竹溪寺。竹溪寺景致优雅，规模宏大，堪称台湾第一观。当时曾有“涧引远泉穿竹响，鹤期朝磬候僧餐，夜深佛火摇鲛室，尔里槟榔缀法坛。”之咏句。
　　其次是李茂春的“梦蝶园”，在郑氏时代已经“易以陶瓦，清流修筑，日增胜概”，崇祀准提佛母而称“准提庵”，沧桑之际曾经“僧归花落”而荒废闲置。当时在台的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曾以寺后旷地二甲零为“香灯费” ，康熙四十七年凤山知县宋永清又增建前殿和钟鼓楼。得到知府、知县的护持，以“法华寺”之名称著称于世，为曹洞宗之海外名刹。
　　在郑氏时代里，佛教已相当普及而且也影响著民众的生活。当然，其中或有混迹佛门中的不肖之徒，就如任何时代，佛教兴盛之时，总有许多附佛之外人，常为敦外人士之误解。或者，有下能容受佛教发展之他教者，常有“距佛”之心态。在《台湾府志》风俗志中曾有记载：“佞佛谄鬼，各尚茹素，或八九斋、朔望斋或长斋、无论男女老幼，常相率入礼拜堂，讲经听讲，僧俗罔辨，男女混淆，廉耻既丧伦常渐乖，故异端之教不可下距也。”
　　因为移民来自内地，佛教亦是随著移民而来，故许多岁时风俗也和内地相仿佛。如：“四月八日各院僧于阅月前沿门索施作龙华会，俗谓之洗佛。”则与内地相似。在《安平县杂记》中，有如下的记载，节录之：
　　“台之僧侣多来自内地，持斋守戒律者甚少，出家之人下妻、不茹荤，台僧多娶妻茹荤者……。”台湾僧家娶妻并不是台湾特有的现象，而是随著移民自福建移出区传播到台湾来的。
　　“台无丛林，惟大北门外海会寺（即开元寺）有小丛林之称。今已废坠……大约台之僧侣，有持斋、不持斋之分。佛事亦有禅和、香花之别……禅和派惟课诵经忏、报钟鼓而己：香花派则鼓吹喧阗，民间丧葬多用之……乡下僧少，均用道士，间有请禅和者。”僧家之娶妻，不持斋，想是在家居士自建佛堂诵经礼佛，久之成为寺庙气候。或者是佛、神共处寺庙之管理人常住于寺庙中，于佛、道之敦理并无认知，而为敦外人士所不明之误解。否则僧侣有“持斋”、“下持斋”之分；佛事亦有“禅和”、“香花”之别，二者圣俗分际明显，应不致混淆。
　　“菜公，菜婆者，即佛经优婆塞、优婆夷之类。有龙华、金台、先天等名目，不茹荤，朝夕诵经礼佛，别为一派，另筑精舍，佛诞日大众一会焉。初入菜堂者，领小乘牒文：二、三年者，领中乘、上乘牒文。闻有秘密咒语，不入其教者，不得而知也。菜公亦能做香花、禅和诸佛事。延请者，下索谢金，送手巾、折扇而已。此近于儒家者流也。”此即俗谓之“菜堂”与“菜姑”之流，其中金幢派康熙中东传，龙华派于乾隆中来台，而先天派则迟到咸丰年间始东传，虽后至而发展迅速，尤其是日据时代，成为台湾“道场”之主流。
　　“七月盂兰盆会，各里庙亦有请僧侣建醮，施放瑜珈焰口，以拯幽魂。”
　　当时的佛教有些下尚严格的道理分际，亦有下少只重形式不究道理的低俗者流，故当时的佛教寺庙多有儒、释、道三家杂处融合之现象。例如：黄檗寺中前祀关帝、后祀观音三宝尊佛；法华寺前殿祀火神：宁靖王故居改建之“大妈祖庙”后有禅室、有僧住持：观音堂原为五帝庙，康熙末改祀观音：鹿耳门妈祖庙前殿祀妈祖，后殿祀观音，两旁建僧舍六问，僧人居之以奉香火：弥陀寺中有“间君殿“和“三宫殿”；“乡厉坛” （台湾县民所建）则前祀厉鬼（大众爷） ，后祀观音。
　　另外临济宗的和尚胜芝和茂义、茂伽、普机也于康熙二十八年（一六八九年）来台，到达今天高雄市左营的龟山山麓，搭盖草亭“登山伐木烹茗济竭行人”，一面“募建寺宫、崇祀佛神、护官庇民、安海行舟”：一面“劳苦勤耕、筑田、盖店以资香灯”，就在左营建立了临济宗名刹“兴隆寺”。据兴隆寺“开山碑”的记载，他们也得到当时凤山知县和南路营守备的资助。兴隆寺是凤山县最早的佛寺。
　　台湾北路，诸罗县佛教之传播，最早的佛寺是前述郑氏时代陈永华营建之龙湖岩观音寺。设县之后，僧德功得候补通判何廷凤捐地，康熙三十七年二六九八年）在咸水港募建一座观音寺，而康熙五十二年建于今嘉义市内的关帝庙也是前祀关帝，后祀观音。
　　到了康熙六十年，台湾发生“朱一贵事变”，全台陷于混乱。朱一贵利用佛教作乱，蓝鼎元随族民南澳总兵蓝廷珍东渡平乱。当时把总陈宋“望门投匿，欲剃发为僧，因魁伟多髭，僧不纳”；把总张文学“往狮子岩为僧”：把总周应遂一往黄檗寺为僧”，并在寺中密制大清旗，与千总康朝功、把总李先春、韩胜等谋为内应：千总何太武—削发为僧，与黄檗寺谋内应一。
　　同时，黄檗寺僧寄渊为康朝功等人“密送饭食”，得以下死：把总陈喜为朱一贵党林曹所获，也得到僧寂兴的保护而得免一死处。官兵利用佛教“避难”，而黄檗寺更成为反抗朱一贵的秘密活动中心，响应东征的官兵。似乎在康熙末年，佛教在台湾府城的盛况，几乎可与福建的福州和漳、泉两地相比了。
　　综合观之，康熙年问由于新朝士夫的护持，开元寺、法华寺、竹溪寺、黄檗寺相继成立，福建的禅宗法派：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和武夷山僧都东渡台湾弘扬佛法。在弘法的过程中，佛教和道教、民间信仰等中国传统的大众信仰在当时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彼此相容，互不排斥，是以佛教在府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同时，佛教寺庙中有道教和其他宗教神祗供奉其中；而道教和其他信仰的寺庙中，也有佛教的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供奉其中，这些寺庙中也有不少备有僧舍、禅房或由佛教僧侣主持。成为神道设敦的祀典信仰，以及佛教和道教跟其他的民间崇拜融合的混乱现象。
　　当时的士夫常好结交方外，或者吟诗论道，或以诗文会友。或者游山访寺，礼佛修静，图个清静闲情。更有僧人精于医术，行医济人，还有占卜算命者，僧人中也多有饱学诗书，多才多艺者。当然，除了超凡脱俗的僧侣之外，也有和大众生活相结合的僧侣，例如：有些专与人堪与、看风水、荚卜、梦占等，更有于中元节为人施于“焰口”佛事者。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四月，日本统治台湾二十年，经历一连串的抗日事件之后，台南吧咩、甲仙埔等地又爆发了由余清芳、江定、罗俊等人所领导的大规模武装抗日事件。这个事件和台湾传统宗教—特别是菜堂有密切关系。抗日份子以西来庵为连络中心，所以此事件亦称为“西来庵事件”。
　　“菜堂”是隋、唐以来佛教中土化之后再度深刻儒化而产生的新兴佛教信仰形式。先天派的菜堂（先天道）在日本人统治台湾期间，因为该派的领导人取得统治者的信任而得到充分的发展，成为唯一能与外来宗教—尤其是日本南传的佛教竞争的本上敦派。
　　台湾佛教的发展，可说是随著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统治者的关注而开展来。
　　摘自《僧伽》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