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研究的方法与史学理念——邓子美先生笔谈录

佛学研究的方法与史学理念——邓子美先生笔谈录
　　赵 汝 明
　　提问及整理
　　简介
　　邓子美，江苏无锡人，一九五一年生。于一九六五年小学毕业后即遇文革浩劫，历经磨难，自学不辍。七九年毕业于江南大学中文专科，八六年问在苏渊雷教授指导下专攻文化史与佛学。八九年获华东师大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江苏无锡轻工大学（教育部直属高校）历史学副教授，兼上海大学东亚佛教文化研究中心、普陀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无锡吴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与岭东佛学院客座教授等。研究主要兴趣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与比较宗教。已著有：《论清代诸学术史名著之编纂》、《道教文化辞典》、《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及《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此外，有相关研究的论文凡三十余篇。
　　问：先生曾著有《论清代诸学术史名著之编纂》与标校《浙东学派溯源》，对所谓“学术研究的方法论”，自然会有很深切的理解。在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里，跟自然科学与其他实用性的科技学科，也许会有差异。中国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有学者认为倘若要揭现其“价值内涵”，就必须符合一些理念，譬如：要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研究法”。这个意恩，先生觉得怎样呢?而忻谓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人文学科的领域，亦必须符合某些具体的条件，譬如：“论据要充分”、“推论要严谨细密”等，你多年来对人文学科都花过不少时间去探究，这里请详谈一下个人的心得，供予行内方家参详好吗?再者，要说评价前人，借鉴别人的问题，历来都有不同的取向和见解。古人谓“尽信书不如无书”，然而有人指出造句话的含义，乃是需要时常保持“批判”的精神，以免盲从附和，人云亦云。评说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个问题，先生觉得我们应当取决哪种态度呢?批判的精神在研究的理念中又有何重要性?而对不同学说的取舍，是否都需要建基于对错之上来考量呢?
　　答：人文学科，尤其传统国学研究如果缺乏“一套自成体系的方法论”，是很难“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语）的，即难成“大家”。这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大多遵从公认的定理与方法确实有差异。当然，我在近二十年的学习与采究中也试图摸索出一套适应个人治学条件的方法，不妨请方家指正。
　　总的来说，我的方法论以历史学为本，参取多学科。研究一定要有所本，我的宗教研究无非是将经正规训练的历史学方法栘用于当时还近乎处女地的近现代佛教史领域。脱离其本而东沾一点、西沾一点的话，终将一事无成。但现代人文学科打破专业畛域，相互渗透、借鉴也成为一大趋势。故我也应用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现代多学科方法透视同一主题，仅比较宗教学之方法，就采用了功能主义与结构主义两个不同角度观察。自然，这与拘守历史学方法呈现了明显的差别，但必须指出的是对非本专业的方法，应当在充分消化后才能应用。在史学研究法中，历来也有两条途径，或曰两种基本方法。一是采用常见公开史料，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论点，或对前人成果进行补充与修正。一是依靠并垄断一部分史料，对这部分史料不断开掘与阐发。这两种方法都可成名成家。后一方法省事省力，大陆许多单位如档案馆、方志编纂委员会、高层研究部门、甚至大图书馆都是这么搞。资料不公开共享，其工作人员“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有的表面上读者也可查阅，但设置种种关卡，或高额收费，使人望而却步。这一方法我没有享受的福份，只能靠前一方法即综合。综合法也师承苏渊雷先师，其前提是把握学科前沿成果。在目前要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尤其是在工科大学，教学任务重，与研究又无甚大关联，校图书馆几乎没有有关资料。地方公共图书馆因经费紧张，基本不进新的学术著作。当地书店因本地无文科大学，学术著作怕卖不出去，故也很少进。故我一般都在选题确定后，挤时间专程列上海华东师大、复旦大学或南京金陵刻经处找资料，买书也列外地去或邮购
　　学科前沿成果基本掌握后，下一步就是对此鉴别分析。所以综合法也下排除分析。这就需要您所讲的批判精神了。批判的前提是怀疑，怀疑与理性气质、哲学修养分不开。所以，人文学者不论研究那一类课题，培养不盲从权威的理性精神，培养在对各派哲学有基本了解的基础上的个人哲学见解都是必要的。否则便无立场，无法形成“家法”，无法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取舍。而取舍并不建立在简单的对错之上，尤其是人文学科。即使整个结论错了，但某一部分住往也含有思想的闪光点。论点基本可取，其中某个环节有错也是常见的。我重视思想亮点甚于老生常谈的正确结论。自己应有“家法”，前人的“家法”也须尊重吸取，因为其中内含著前人的思想体系与治学经验。后人如能在吸取的基础上起步，其起点就高了，即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又下能胶执前人“家法”，因为其中也内含著前人认识上的偏差，对此纠正或重新立论，正是后人的学术职责。例如，我对马克斯·书伯的现代化内核即理性化的论断不但认同，而且吸取为自己一系列学术论断的前题。而他与余英时同样，把已经“走出中世纪”的西方文化与还停留在“中世纪”的中国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争其孰优孰劣。对此，我颇不以为然。（参见《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代自序》）在书伯来说，如此比较即使证明了新教伦理比儒教伦理优越也没什么可夸的，正如把信息高科技产业已高度发达的现代西方文化，与尚靠狩猎采集为生的非洲原始部落文化（如今也还存在）进行比较，甚至以己之长比人之短，然后得出西方文化优越的结论。这只会令人忍俊下禁。在余英时，尽管他勉为其难，利用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文献的不熟悉，以及海外华人对儒家文化怀有的民族情结尽力发挥，然而以偏概全的手法没法瞒过内行。
　　至于论证的具体方法，还要根据论点与能够尽力搜寻到的资料而定。根据近现代佛教史研究与资讯现状，我较多采取“层层深入”与“以点带面”两法，但有时也运用统计学与社会调查方法。这里并无也不需定法。
　　问：当我们著手草拟初步的研究计划时，构思的理念是重要的一环。谈及订定研究计昼，当然会涉及具体的内容与理念，依先生之见，所谓“具体的内容”，除了主题和目标、方法和步骤之外，尚有哪些要关注的呢?说构恩的理念之重要，你认为它的作用是哪方面?资料的搜集是实际的工作，在这方面先生可否陈述一些体验和见解，给予印证呢?
　　答：这使我想起了渊雷师常引用的“致广大，尽精微”。论点的提出与论证应如此，理念的形成与应用也是如此。所谓理念，我想可指终极关切与现实的切人点。关切人类命运与社会前景是人文学科下言而喻的要求，即使标榜纯客观的西方实证主义背后，也有基督教文化的终极关切影子。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佛教的人间净土也属终极追求。如果缺乏这一观照，许多问题、弊病、障碍就难以发现，而问题意识、忧患意识、前瞻意识在学术研究中是获得重大成果的先导。当然，理念与理想的乌托邦不能混同，它的形成源于社会需要，基于理性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因而能够对人文学者“安身立命”与学术研究两方面起著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至于具体的构思理念，我想是为学者的根本理念服务的，是其中的一环，体现学者学术思想的一方面。那些随波逐流，或者风吹两面倒的人则称不上学者，只是学术界的过客。在学者想要表达的理念指导下的具体内容中，除了您所指出的以外，我想还应关注本文（著作）要解答哪些理论与实际问题，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在哪些方面对前人成说有所推进等等。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篇文章，或著作中的每章每节都有新论点或新史料。大陆近年佛学论著出版发表不是很多，然而其中“炒冶饭”不少，甚至还未“冷”已重新“炒”了起来。虽然这对佛学普及多少有作用，但无法否认此乃学术资源的浪费。
　　问：谈及哲学研究方面，也许会认为理论的建构是核心的，而这些跟哲学史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对于哲学与哲学史的理念研究，先生有何心得?思想史（intellectuehisbrv）与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有人指出跟史学理念的探究是很有关系，其理由乃是两者更具时代的实质意义。先生在佛教思想发展史上作过很多探讨，理解某一观念在不同时代或历史环境下的转变，想会抱有很充实的看法，请就这个问题表述二一好否?中国史学研究的内涵取向，你觉得恩想史与观念史两者对其是否有充实的作用吗?
　　答：对哲学理论，因我凡事都习惯想想其是否真有道理?故较为偏爱，但毕竟不是哲学专业人士。至于哲学史与思想史方面，则由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称多涉猎。我认为思想史不但与观念史有关，其实质还建立在社会生活史的基础上。因为现有思想史大都从思想家到思想家，寻究其间的思想演变脉络。其实当时思想家不仅受前代思想家影响，更多地还受当时生活与社会普遍观念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思考很多以当时普遍观念为前提或对象，从当时时代与社会需要出发。而这些对古人来说，都是很明了的，而现代人下甚了了，搞得现有思想史的表述多有勉强，尤其是中国思想史。大陆葛兆光教授（清华大学中文系）已注意到在思想史中补上观念史的缺环。生活史与法律思想史结合方面，我认为还是瞿同祖先生在四十年代撰写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较好。但兼顾思想、观念、生活演变的著作并非像一般思想史那样躲在书斋里就能写好的。
　　关于一般观念的转变，就所接触到的近代佛教史料而论，我觉得必须具备至少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生活条件，二是社会心理条件。如太虚大师早在世纪初就提出了教理改革与佛教现代化。其事业之所以屡遭挫折，与其眼光超前而那时中国大多数人、包括僧尼的整个生活方式并无多大改变有关，因此难以被认同。先驱者的观念被大众普遍接受还须具备社会心理条件，即大众也从生活条件的改变中切身感受到依新观念才行得通。社会心理往往滞后于社会生活。如今海峡两岸人民的生活条件已有巨大改变，因此佛教现代化的提法已被基本认同。但尤其在大陆，大陆对佛教的观感依旧。尽管观念慢慢也在变，然其性质决定性转变的社会心理条件尚未较充分地具备。
　　问：佛教恩想的历史发展，有海外华裔学者提出需要开展多种层面来阐释，这样才具生机。他们这个意思，就是要说明揭现多重侧面，可以对历史脉络的进展有深刻的了解。中国佛教恩想的历史发展，跟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是息息相关的，要彰显中国佛教恩想的内在涵义、社会涵义，乃至历史涵义，我们是否需要固定于某个“共识的层面”，还是多个“共识的侧面”来考察呢?近世中国佛教的进路与内涵的诠释方向，我们应是否要进一步把握“思想”与“观念”的实质内涵，来给予解说呢?
　　答：以学者的立场与佛学研究繁荣的要求而言，我赞成“多个共识的层面”。只有如此，各抒己见，不被“一个共识”所缚，宁可能从多角度揭示中国佛教思想的多层次内涵，佛学才能进一步吸取现代观念，并使之转换为佛教“自得之学”。同时，从各宗派弘扬与个人信仰出发，我也不反对“一个共识”。只有如此，才能重建坚强的信仰，诸宗争竞，迎来佛教的繁荣，创造出有利佛教现代化的氛围。总之，如《华严经》所言，一多相容。不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侧重。就目前而论，一须服从多，宗派弘扬服从佛教全局。
　　从历史上看，佛教繁荣多以佛学兴盛为先导。然而，不论现代佛学研究的深入或者普及，我认为需要进一步重视的是要以现代人比较能接受的形式与方法甚至逻辑架构，进行其“思想”内涵的开掘与解说。至于栘用重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模式研究近现代佛教史，这恐怕会令人失望。精英思想转化为大众观念的过程往往也是“桔”变为“枳”的过程，因此也产生了种种流弊；如果这类“观念”进而演为生活事实，甚至会变成对其思想的讽刺。这是其开创者如果在世的话也大多不能忍受的。幸而开创者在世时这类过程照例不会发生，因为只有在他死后，才能神化他，仰仗其偶像促进“思想”转化成“观念”乃至事实。而且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可操作性越大，引起的失望也成正比。再者，思想与观念的相互影响要在“长时段”（借用法国年监学派术语）中才能看出，就近现代佛教史而言，历时未免太短。进而，引起思想家思考的民间观念与生活背景在近现代除了年轻人外，一般人都了解。因而重建古代思想史的必要在近现代并不存在。如与近现代佛教大师阐述的思想对应的民俗佛教观念不但他们自己明确，读者也比较明确，无必要节外生枝。至于就大师们思想引导与民俗佛教观念转变的关系作一些个案研究，如星云大师思想与佛光协会信徒观念的对照研究等也未尝不可。不过，假如坚持客观立场并花大力气，也许会吃力不讨好。总之，古代思想史模式不一定适合近现代思想史，冷静的客观的史学成果必要在“恩怨消尽”后才能获得。其实，以佛教史而言，所谓思想史与观念史的关系也就是精英佛教史与民俗佛教史的关系。因而，在宗教思想、宗教观念、宗教生活三者之中，我认为治近现代佛教史的学者还应以思想研究、理念引导为主，当然能拓宽视野也是好的。
　　问：中国史学研究在中国人文学科之中是重要的部分。史学与史科两者是有密切的关系。有学者明确地解说：“不同的观点与角度会直接影响史家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诠释”。这个讲、法，即是意味著历史事件的诠表是有各个侧面，先生对此未知有何意见?史学研究是指涉史料的理念与史学的方法，如何掌握史料与方法学，无疑是很重要的课题·刘知几在其《史通》曾提出颇有系统的理论，章学诚也曾进一步表述史学研究的理念，这些见解对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遍及人文学科领域）皆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先生可否就此评析一下这个看法?关于整理佛教古籍原典文献方面，先生也许曾恩考过一些方法和理念。如何在这些历史文献作恰当的整理，这是需要一套工夫和方式。日本佛学界的经验也许值得借鉴，未知先生以为怎样?对于中国佛教界整理的方法，你有何意见?对中国古籍的编纂，你又有何具体的期许与看法呢?请分述之。
　　答：在资料的搜集方面，我首先注重长期积累。同时利用一切机会，如出席会议、编纂辞典等搞资料。有时也先起草论著，而后有目的地专程查访资料。特别在最后一种情况下，备有与熟悉较多工具书给我带来方便下少，避免了无的放矢。
　　在史料的诠释方面，历来是各取所需，但这并不意味没有公论。众所周知，有效的民主选举虽然不一定能使才德之士当选，却能令恶人不能长久在位。读者的评判也就像民主制度一样。尽管其有效性暂时也许不能显露。但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它能去芜存菁，哲学史、史学史、文学史都能证明。好作品被埋没的情况虽有，但在现代，随著资讯的发达与竞争基础趋于平等，这类现代将越来越少。
　　在史料的整理、鉴别与考证方面，我很赞赏方广锠先生借鉴日本佛学界的经验，用于藏外文献整理。在中国近代佛教史史料具体运用上，我也注意到古今僧传因受中国宗法制的影响，多虚美隐恶之病。其实训话、辨伪、校勘诸学我都较熟悉，但我认为对研究近现代佛教而言，当务之急还不是史料的鉴别考证，而是史料的抢救、发掘与阐述：其一，历经沧桑的老一辈高僧大德已不多了，如下抓紧他们尚在世的时候抢时间了解过去，将是难以弥补的损失。其二，由于大陆学界对宗教的轻匆以及有关部门的各自为政，许多佛教史料尚被封锁著。能接触它们的人很少懂其价值，了解其价值的人又难以接触到，造成大量史料被湮没，有的甚至已散失。其三，已公开的史料中的不少，其价值也有待发掘、阐述，如《净土圣贤录》中甚多大德济世利众之事就反映出信仰与社会的关系。除了近代大德高僧著述、传记外，汇辑整理出版其他类型的近现代佛教史料集也是必要的，可惜大陆很少出版社愿意冒此风险。
　　论及史学与史料的关系，我主张“史学本是历史编纂学”，我所谓历史编纂学即您所谓以史学理念贯彻历史编纂，同时力求忠实客观的运用史料；既纠正傅斯年等唯科学主义的“史学就是史料学”之偏，又反对克罗齐一类唯意志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前者的纯客观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做到，后者则难免把当代史学家的观点强加古人之嫌。当然也要吸取两者的合理因素。对历史编纂学我是有研究的，《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的体裁下尽借鉴他人。我认为刘知几强调的学、识、宁三要素，章学诚提出的记注之学、纂辑之学、撰述之学的区分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在史学领域，“学”就是对史料与前人成果的把握，“识”主要指理念，“才”则指较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吸引读者的能力，也包含一定的文学素养。古人文史哲打通一片是有道理的，今人强调专业分工，但即使史学专业工作者，其哲学、文学素养也都需要。大陆过去受苏联教育模式的影响，过分强调专业化造成许多历史系学生忽视这方面，结果论点缺乏创意，文字晦涩。这样尽管治学刻苦也不可避免被限制。但幸亏还有章学诚讲的记注之学与纂辑之学，这是史学的基础所在。任何人只要肯下功夫，在这两方面都能有所成就。纵观近年海峡两岸佛学研究，这两方面的成果都不小，只是不可多得的才、学、识皆备之人才往往也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基础工作方面，尽管目前很需要而且功德无量，但就个人才具发挥的效能看未免可惜。在大陆，好像人才浪费甚至被埋没都已见惯不惊。我还是幸运的，能找到佛教史研究这块宝地发挥专长——除渊雷师授予佛学之外，刘寅生研究员（华东师大中国史学研究所）在历史文献学与史学史方面，王树民教授（河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来新夏教授（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等在史学方法论诸方面对我的教诲、奖掖等终于结了果。此外，我由大学中文系毕业，了解中外文学与文学史。“转承多师乃我师”，我之所以获一点成就，是与避免了大陆学界“近亲繁殖”毛病分不开的。如教学与研究能够结合，那潜力还可挖掘。不过，许多佛学研究者都出于信仰或业余爱好……。
　　摘自《海潮音》总第80卷10期